四川省达县地区知青上山下乡概述（下篇）
【编者的话：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的达县地区，幅员面积3.08万平方公里。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全区所辖11个县先后有近十万名知青在这里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受到锻炼、作出贡献。客观、全面记述一个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发展梗概及其运行轨迹，对于填补省域之下、县域之上的地（市）域知青历史研究的缺陷或空白，丰富中国知青史料建设，拓展当代中国地方专门史研究内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孙成民研究员博采史料、精心爬梳、潜心研究，铸就《四川省达县地区知青上山下乡概述》一文。此文3万余字，分上、下两篇刊出，现发出下篇，以飨读者。】
四川省达县地区知青上山下乡概述（下篇）
七、对下乡知青实行集体安置
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本身就包括知青安置形式的调整与改进，即由过于分散的插队安置到集体安置的调整变化。
自大规模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以来，达县地区即以插队安置为基本形式安置下乡知青。就各县知青安置情况看，山区县如万源、通江、平昌、南江、巴中县安置知青相对集中一些，其它县如大竹、渠县、邻水等县知青安置知青相对分散一些。而随着“三招”政策的实施，全区分散安置知青的情况在不断扩大，不少地方出现了“过于分散”的状况。
根据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达县地区对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作出新规定：插队的，要建立青年点，已经下乡插队过于分散的，要采取补充和合并的办法适当集中；各县要积极试办和推广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积极试办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通过建立知青点、试办知青场队进行安置，实际上都是强调要对知青实行集体安置。而在统筹解决中对没有专用住房的老知青进行建房补助，以及对新下乡知青提高住房补助标准，都为集体安置、集中建房提供了现实可能与条件。
因地制宜地建立知青点，全区大致可分为补充建点、合并建点和新建点几种情况。补充建立知青点，就是在原有知青点的基础上补充新老知青建点；合并建立知青点，就是以原有分散插队中条件较好的地方为基础，吸收安置不落实的老知青或新下乡知青组建知青点；新建立知青点，就是由全部新知青建点，或新老知青一起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建点。这几种形式一般都仍建立在“队为基础”之上，大多地方是户口、劳动到生产队，生活、学习在知青点。地区还总结推广了一批巩固发展知青点的好经验，其中万源县罗文公社何光辉知青点的经验材料，在全省知青代表会上印发。
开江县自1974年冬以来，对新下乡知青坚持集体安置，对原有分散插队知青进行合组并点工作。县委首先在红岩公社进行集体安置的试点，全社10个大队的121名下乡知青，除结婚的以外，与当年新下乡知青一起，全部安置在大队建立的“四集中、两到队”知青点、知青队。从建立知青点，到建立以安置知青为重点的青年队，再到建成四级农科网中的大队知青农科队，开江县经过了两年实践。到1976年底，全县136个大队办起了知青农科队，集中安置知青1700多名，受到四川省委的肯定和国务院知青办的推广。
1976年底全省集体安置知青现场经验交流会以后，达县地区掀起知青集体安置热潮。达县于1977年6月中旬在石桥区召开现场会，参观了4个公社8个不同类型的青年场队，总结交流经验，制定发展规划。会后，全县13个区都召开了两天专题会议，研究落实集体安置工作。石桥区决定在9月底前将现有的52个点合并为46个，抓好建房扫尾工作，为30个场队修好沼气池，年底前实现青年场队沼气化。大树区、赵家区实行划片定点，包干负责，在一个月内，实现集体安置。刚从达县析置出的达县市1977年在市郊农村建立知青点11个，安置知青88人；1978年知青点增至22个，对新下乡的71人与此前下乡未集中安置的573人，一并实行集体安置。
巴中县委在1977年7月初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介绍和推广县委书记盛永堂在蹲点的甘泉公社抓集体安置的经验，强调全县一定要在秋收前后基本实现集体安置。在这段时间里，凡是县委召开的会，在家的县委领导都要结合布置知青集体安置工作。该县花丛、城关、恩阳、顶山等区在8月份基本实现集体安置。到9月前，全县集体安置知青的场、站、队由原来的69个发展到335个，其中知青农林茶药牧场27个、知青农科队（站）308个，集体安置知青由原来的520人增加到2100人，占应集体安置知青的90.6%。1977年国庆节，达县地委、地革委向基本实现知青集体安置化的达县、巴中两县发去贺信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达县地区还注重抓好已建知青场的巩固发展工作，地区知青办对宣汉县大成公社青年园艺场、黄金公社青年果场、黄金公社7大队青年茶场，以及万源县白沙公社1大队青年茶果场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出这些场能够巩固发展的主要经验：一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实践证明，没有一个敢于吃苦、敢于脱皮、敢于掉肉、敢于创业、坚忍不拔的领导班子，是办不好青年场的。二是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山区建青年场，是以粮为主，还是以果茶药为主，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以短养长，长短结合。三是落实投资和收益分配等政策。这些场所在的社队，坚持实行公社办场由公社投资，大队办场由大队投资的原则，不甩担子，不卸责任，使一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促进知青场的巩固和发展。
为巩固和发展知青场队，达县地区总结推广了开江县通过落实党的政策来推进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在农科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方面，县委规定农科队既要有专人、专田，又不能单独核算，实行“土地各队凑，劳力各队抽，投资各队筹，收入各队分，盈亏各队摊”，农科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的户口、分配落实到生产队。在农科队中贫下中农和知青之间的关系方面，县委决定每个生产队推选1名思想觉悟较高、热爱科学、关心知青的贫下中农社员参加农科队，并保持相对稳定，一年一轮换，为生产队培训科研骨干。全县已选派2270名贫下中农进入农科队，占农科队总人数的60%。在知青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方面，县委规定安置在农科队的知青的口粮分配，由大队确定分配标准和品种；农科队按每月35斤贸易粮拨给知青食堂支用，年终与生产队决算找补，不足部分由知青补助粮填平补齐。还明确规定，知青点养猪、养鸡、养鸭和种菜等收入，不纳入农科队参加分配等。
在这期间，全区推广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的经验，给知青集体安置和巩固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地区要求各动员单位实行“四对口、三带”的原则，有计划地与县、社、队建立固定挂钩关系。按省里的规定，除本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外，重庆市南岸区作为达县地区的主要对口安置区，并从1975年开始固定下来，到1980年以前基本不变。为作好对口安置工作，开江县强调对口集体安置，要求安置经费和物资向对口点拨；知青除回老家的以外，按对口点分；户口、粮食等手续按对口点办；不准任意挂钩，跨口落户，搞乱计划；建房地点，由安置地区和动员单位共同协商选定。
全区各动员单位特别是重庆市各对口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当地党政作好集体安置、教育管理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行厂社挂钩后，仅宣汉县就建立起以经营农林茶果牧为主的知青场队66个、知青点40个；南江县建立27个农林茶果牧知青场队、5个知青点。巴中县芦山公社集体安置重庆城建局的15名知青，组建知青队。对口单位与公社党委紧密配合，在1974年建队当年获得粮棉丰收；1975年在大旱面前，知青们与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仍夺得粮食亩产800斤以上的好收成，还推平了一个小山头，改土5亩多，新栽果树3000株。
到1977年12月底，全区建立以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青年场队1144个，建立安置5人以上的知青点338个,还有一大批知青安置在社队办的老农林茶场、农科队及社队企事业中，全区集体安置人数为18492人，占年底在乡知青人数的47%，占应集体安置人数（不含已婚、回老家等情况）的62.8%,比全省同时期平均48.6%的比例高出14.2个百分点。全区安置在知青场队中的广大知青，同干部群众一道，战天斗地，至1977年10月底，先后开垦荒田荒地1.5万多亩，种植面积达6.3万多亩，共生产粮食1390万斤，饲养生猪、耕牛4700多头，农副业总产值达550万元，并涌现一批跨《纲要》、超千斤的先进单位。
八、城乡配合加强知青的培养
知青安置形式的调整与改进，对培养教育知青创造了良好的安置条件，而党委重视、各方配合、完善措施，则是加强知青培养教育的基本内容。
在贯彻执行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中，达县地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把知青工作列入各级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地委确定一名书记分管这项工作，并建立由有关部门领导、知青代表参加的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充实和加强地区知青办公室工作。全区县以上知青办事机构得到加强，如巴中县原来只由县文教局的4名干部抓知青工作，县委专门成立知青办公室，并充实3名干部。从1973年8月底到12月20日，全区地、县两级知青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由61人，增加到75人，其中地区9人、县级66人。全区安置知青的公社、大队基本建立有干部、贫下中农、知青代表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为了总结经验，培养典型，推动工作，地委确定原则上每两年召开一次知青代表大会，各县也大都定下每年召开一次知青代表大会的制度，一批知青先进个人和集体，以及动员、安置单位和社会、家庭教育的先进个人和集体，通过会议、报纸、广播、书籍等得到广泛宣传。在实际工作中，达县地委第一书记李香山以身作则，到农村调研时，经常探望或过问下乡知青的安置教育情况；地委分管知青工作的书记霍光深入社队时都要看望下乡知青，帮助基层和知青解决实际问题。各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大都建立自己的知青工作联系点。如开江县委书记李长柱坚持在红岩公社蹲点，住在4大队农科队，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搞科学实验，并亲自动手，做知青的培养教育工作，研究解决农科队的实际问题。
在这期间，全区各地大都较为注重从政治上关心知青的成长进步，积极慎重地培养和发展符合条件的知青入团、入党。邻水县不少公社的党、团组织分别举办以知青为对象的建党、建团学习班，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他们争取政治进步，县委组织部还专门召开如何在知青中发展党员为主题的座谈会。大竹县庙坝区召开70多名知青参加的训练班，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为发展党员作准备。不少地方还在实践中给知青们压担子、交任务。据1973年3月的统计，仅重庆市到全区插队落户的知青4.1万多人中，就有26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5288人参加了共青团，担任生产队以上干部的有2949人，其中34人被选为地、县、社党委和革委会的委员，还有1.7万多人担任了生产队的宣传员、科研员、业余教师等工作。
各地大都较为注重把关心政治上的培养教育，与组织和辅导下乡知青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不少地、县部门吸收下乡知青参加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专业学习、技术培训，组织他们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开江县委在组织知青学习科学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县先后办起28所 “共大”“五七”农校，开设政治、农技、农机、畜牧、财会等课程，采取“课堂教学、田间实习、回队推广、总结提高”的教学方法，培训了800多名知青；还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先后开办种籽繁育、杂交水稻、微生物肥料、植保、畜牧、农机等20余期专业训练班，对750名知青进行了技术培训。仅1977年，这个县的知青农科队就繁育推广了25个水稻、小麦、油菜优良品种，促进了全县主要作物的良种化。开江县委培养教育知青、发挥知青作用的经验材料在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印发，县委副书记刘昌喜出席了这次会议。
各地还大都较为注重把关心知青政治上的成长进步，与关心生产、生活上的问题解决结合起来。巴中县委多次组织检查组和慰问队，由县领导带队，分片深入社队，检查安置情况，指导问题解决。在县委的重视与推动下，全县绝大多数社队每年至少都要检查一次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各地还涌现出一批关心下乡知青成长进步的基层单位。如大竹县姚市公社关心解决知青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全社85名知青中，没有缺粮户，还储备了3650多斤粮食；在燃烧方面，除与社员一样分稿秆外，公社还请运输部门将煤运到公社就近的公路旁，由队里组织人力帮助担到知青家里。
城乡配合做好知青慰问工作，并通过这种形式宣传知青政策、关心知青成长、检查知青工作、解决知青问题，这是全区知青培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内容。自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达县地区各级党政都要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对知青的慰问活动。在地、县一级，一般由党委、革委、部队（军分区、武装部）向下乡知青发出慰问信，并组织由党政领导干部带队，有相关部门、动员单位、学校老师和家长等参加的慰问团队，深入农村社队开展慰问活动。在县以下的慰问中，一般与对口安置的重庆市知青慰问队组一起开展工作。如1973年3月到达县地区开展知青慰问活动的重庆知青慰问分团共有319人，他们来自南岸区、市中区、沙坪坝区、北碚区4个区，由市慰问总团副团长、南岸区委常委路斌武为达县地区分团团长，并随团带来了市杂技团、放映队等。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到公社一级召开慰问大会，组织座谈，了解情况，个别访谈，倾听意见，解决问题，鼓励广大知青安心农村锻炼成长。
城市抽调带队干部到安置地区配合当地党政做好下乡知青的工作，这是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自1974年初以来，除达县地区各动员城镇选派干部到农村协助做好知青工作外，重庆市抽调了一批又一批带队干部到对口地区及知青场队，协助农村社队做好知青的教育、管理、保护等工作，帮助解决知青在生活、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到1979年止，仅重庆市对口地区就6批共抽调上千名带队干部到达县地区工作，其中有副市长、副区长带队蹲点；各县建立带队干部工作组，与县知青办合署办公。1978年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以后，派驻达县地区的带队干部联络组针对在乡重庆知青的实际情况，提出知青带队工作要在加强知青管理教育的同时，重点抓好知青回城安排特别是1972年底以前老知青的工作安排上，其中要特别关心街道纯居民子女回城安排的问题，并取得较好成效。这些带队干部一头连着在乡知青，一头连着知青家长，他们承担着动员地区的重托，又担负着安置地区的责任，发挥着其他干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与全区主管知青工作的专门机构关系较大。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1964年即被任命为地区安置办主任，这位老红军不仅满腔热忱地做好知青的安置、教育、培养等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到安置在大巴山腹地的知青场、队、点，帮助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关怀知青的健康成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自1969年初以来，宋国仕带头将3个子女先后送到农村，并教育子女安心农村锻炼，正确对待“走”与“留”的问题，受到广泛赞扬。197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踏遍巴山育新苗》的通讯，介绍了他的事迹。在1973年9月召开的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宋国仕受到省委的表彰。
九、鼓励知青在农村发挥作用
自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数万名知青活跃在大巴山区，一大批知青在农业生产、科研活动、农田基建、文教卫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表现突出的知青受到当地党政的表扬与宣传。
首先，较为注重引导知青参加农村各项生产实践，利用多种形式宣传他们在平凡的劳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如1969年5月到邻水县向阳公社插队落户的重庆知青李莉，努力磨练自己，争干重活、脏活、难活，很快学会犁田、栽秧、挞谷等生产技能。几年来，平均每年收入现金120元以上，还坚持每年饲养两头肥猪。1973年4月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同年7月10日的《四川日报》头版刊登了她的事迹。又如1964年下乡在通江县光荣公社落户的重庆知青黄泽君，1971年秋被选为生产队保管员，每逢大小春粮食收打和翻晒入库的时刻，她都带头苦战在田间晒场。几年来，她保管的集体粮食没有发生过霉变差错，受到群众赞扬，1973年8月11日的《四川日报》刊载了她的事迹。仅在1973年7至12月期间，《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通川日报》就先后刊载了10余篇达县地区知青锻炼成长、发挥作用的先进事迹。
在这期间，四川省知青办与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选编题为《我们这一代新农民》的书籍，汇集全省11名知青在农村刻苦磨练、大有作为的事迹，其中达县地区就有孙成民、黄泽君二人入选。达县地区知青办还编印出《广阔天地育新人》两本学习资料，印发全区知青学习。此后，地区和各县大都举办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图片、实物展览，对一大批知青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了宣传。
其次，较为注重发挥知青有知识、肯学习、爱钻研的长处，鼓励他们在农业科学实验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渠县城东公社五井大队的科学实验小组24人中，除老农、干部外，知青就占了5名。这个组在选育品种等方面做出了成绩，由于科学种田搞得好，这个大队连年高产，1972年全大队平均亩产1411斤，是全县产量最高的大队。又如1969年10月到达县赵固公社落户的重庆知青蒙云，同其他知青一起建起农科小组，几年来先后为生产队引进和培育32个小麦和40多个水稻良种，并选出10多个适合本地生产的优良品种，逐步扩大种植面积，1974年全队水稻产量比上一年增产11.8%，1975年在严重旱灾的情况下又比上一年增产13.2%。
开江县把集体安置知青与建立四级农科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知青在科学种田中的生力军作用并取得成效。1977年，分布在该县农村的136个大队农科队的知青，与干部社员一起，搞了110个科研项目，成功65项，涌现出一批早稻亩产上千斤、晚稻亩产700斤、杂交中稻亩产1200斤、红薯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典型，有76个农科队亩产超“纲要”，11个队上千斤，1个队跨“双纲”。在农科队试验成功的科研项目中，春播紫云英、杂交水稻制种、水稻多孽壮秧、改造冷浸田等项目在全县得到普遍推广，为全县粮食超历史水平作出了贡献。该县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坚持科学种田，1976年繁育推广了11个水稻、小麦、油菜优良品种，粮食平均亩产达到1200斤，并向全公社推广8万多斤优良品种；1977年又在“攻关田”中实行小麦、水稻杂交化，改两熟为三熟，每亩粮食产量达到“吨粮田”的水平。
第三、较为注重组织知青参加治山治水、改变山河面貌的战斗，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发挥知青积极作用。如1969年到宣汉县大城公社插队的重庆知青李世华，几年来，努力锻炼，勇挑重担，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带领群众积极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农业丰收，受到群众赞扬。1975年组织上决定她到大成青年园艺场担任党支书兼场长，她又带领几十名下乡知青和10名社员，在乱石林立、土地贫瘠的荒山坡，用钢钎、二锤和两只手，钻眼放炮，开石改土，栽雪梨、苹果、柑桔等，种上粮食，饲养生猪，开展副业项目，建立起以果为主的青年园艺场。又如在邻水县红岩公社卫星大队落户的知青肖翠英，担任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副队长以后，她带头开山放炮，打夯抬石。初学打二锤，锤头不听使唤，几次打在腿上，她咬紧牙关继续干。为加快工程进度，她发动铁姑娘队的青年们都来学石工技术。在她的带领下，铁姑娘队的38名女青年，都学会了打石、放炮技术，提高了工程效率。
1976年冬以来，开江县委决定对洪涝成灾的新宁河中段进行改道，沿河的红岩、金鸡、新民、杨柳、永兴等5个公社的400多名知青参加战斗。他们与社员群众一道，不怕苦和累，战风雪，顶严寒，把饭抬到工地上去吃，晚上挑灯继续夜干，这样连续奋战40天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共挖土1.2万多方，平均每人50方。在大竹县新生公社4大队落户的24名知青，与干部社员一道，自1975年以来连续苦战3个冬春，修建大寨田，打岩石5000多立方米，削去两个山头，开出大寨田10多亩。
第四、较为注重对经过一定锻炼的知青压担子、交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开江县红岩公社知青孙成民，刻苦学习，大搞科研，带头苦干。1976年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后，仍坚持不脱产，不拿工资拿工分，带领公社党委“一班人”制定发展规划，组织水利会战，改造冷浸田、建设条田6000多亩，修机耕道20多华里，修排灌渠2万多米，使全社旱劳保收农田达到70%以上。1977年，这个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达到938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李福生1964年从重庆下乡到宣汉县方斗公社社办林场，后插队落户在本社冉家山。1973年初，被推选担任生产队长后，他带领社员群众土地加工，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大积大造肥料，1973年粮食总产比上一年增产2万多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4年战胜旱灾粮食产量仍比上一年增收3000多斤；还新建两处养猪场，发展生猪38头。郑丽萍于1964年由重庆下乡到达县社办农场，后插队落户到黄庭公社落户。她所在生产队的140多亩田土分布在3梁4沟1个岩上，粮食亩产长期在500斤左右。1975年3月她被推选担任生产队长以后，依靠干部群众，在大旱的1975年，夺得了粮食丰收，平均亩产首次跨过《农纲》。1973年插队落户到渠县水口公社的女知青王碧恒，1975年担任生产队长后，带领社员群众大干苦干，带头开山打石、耕田犁地，一心扑在生产上。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到1979年，该队粮食亩产达到900多斤，人平口粮1000多斤，劳动日值上升，一个落后的生产队变了样。
对知青的培养与使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年来，全区抽调一批在农村表现突出的知青参加当地的一些中心工作，如三线建设襄渝铁路的慰问宣传，重大节日的文娱宣传、体育活动，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等。在扎实搞好基层工作的同时，一些优秀知青还提拔担任了上级部门的负责人。如孙成民担任省知青办副主任，庞德兰、李莉、孙志先分别担任地区妇联、团委、贫协副职负责人；李世华担任宣汉县知青办副主任，裴丽珍被推选担任团省委委员。据1978年底的统计，全区下乡知青中已有8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5万多人加入共青团，3000多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一代新人得到锻炼成长。
自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来，全区一批知青先进个人和集体受到表彰，其中部分知青受到地委及以上表彰或出席全国性会议，如1973年9月四川省委92号文件表彰的知青有李莉、孙成民；1975年1月庞德兰、李莉作为知青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5年11月孙成民被四川省委、省革委授予知青先进标兵称号；1977年11月达县地委、地革委授予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标兵的有：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宣汉县大成公社青年园艺场、达县张家公社西鹤山林场、大竹县清河公社农科站、南江县沙坝公社茶场、万源县白沙公社1大队青年茶果场、巴中县红岩公社2大队青年农科队、平昌县云台公社10大队金山青年队、达县市南外公社红旗大队青年队等9个先进集体标兵，授予冯德君、陈德吉、鲁代蓉、李富泽、王道富、李明春、李福生、张发玉、马金河等9人为先进个人标兵；1978年10月王碧恒出席共青团全国第十次代表大会。
十、放宽知青留城与回城政策
在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达县地区的知青动员、安置、管理、回城等政策在基本稳定中有所调整，其中调整变化较大的是贯彻执行1973年8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以后。随着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达县地区按照“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解决知青吃、住等基本生活问题，以及加强培养教育、坚持集体安置、发挥知青作用等方面有较大调整以外，还在知青动员对象、留城范围、招调回城等政策方面有诸多变化。
如知青动员对象上，对免下的对象作出明确规定，即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下乡对象的年龄，由过去的“年满16周岁”，调整为“年满17周岁”。
在调整后的动员政策中，达县地区按省里的政策对执行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化。如对独生子女已下乡的问题，要求在其父母所在城镇按国家计划招工（包括集体所有制招工）时，分期分批地予以照顾安排；如家庭确有困难，必须下乡子女回家照顾、当地招工指标又一时解决不了的，可允许迁回等。又如对“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问题，规定多子女已下乡或在本市、县城以外工作，身边只有1个子女的，可不下乡；多子女中有残废，生活不能处理，需要照顾的，可以留1人。多子女身边无人，对已下乡子女可在招工中照顾，如家庭确有困难，可允许迁回1人等。再如对患有较严重疾病久治不愈，不能下乡的，经一定程序，可发给免下证明；对知青父母年老多病或死亡，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而又无亲属照管的，可以缓下或免下等。此后，全省出台“有三个以上子女在农村应抽调一个子女回城”（即“三抽一”）政策，以及从1976年开始实行“职工子女可以顶替”的政策等，知青回城面进一步扩大。
据统计，从1969年至1977年期间，达县地区按政策批准允许留城人数共8006人，其中独生子女799人、“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4286人、病残2102人、特困等819人，留城人数占同期动员下乡知青51117人的15.66%。这些留城人员大多数是1973年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后被批准不下乡的，而在1974年至1977年期间，全区动员下乡知青人数为1.67万人。
扩大留城范围与放宽知青招调回城渠道是同步进行的。通过“三招”回城是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在厂矿企事业招工上，从1974年10月开始，四川省革委发出《关于冶金、石油等单位招收工人的通知》以后，全区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招工大门进一步打开，1975年全区有3642人被招工回城，1976年为5994人， 1977年为6582人，这3年全区知青被招工回城的人数是1972年至1974年这3年招工人数的2.5倍。在大中专学校招生上，1973年至1976年这4年间，全区知青入学人数为4341人，比1969年至1972年这4年的1060人，增加3.1倍。在征兵入伍上，从1971年至1975年，全省知青中有1551人通过当兵离开农村，一直到1976年，“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政策出台后，这一年全区通过征兵渠道调离农村的知青增加到1719人，比前5年知青当兵总人数还多10.83%。
还有就是拓宽病退、困退等方式回城的渠道。在大规模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刚开始不久的时候，病退、困退问题就反映出来并开启了一些口子。一批已下乡知青通过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方式被批准迁回城镇，据1973年底的统计，全区通过这些方式回城的知青已有2030人，其中开江县有142名知青被批准迁回城镇，其中通过病残迁回88人、特困等迁回54人。1974年12月，达县地区按照省革委相关精神对知青病退、困退等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规范了审批程序，明确了回城范围，从1975年至1976年的两年间，全区知青通过病退、困退等回城的共有1453人，其中病退983人、困退等470人。
在这期间，达县地区通过“三招”及病退等渠道离开农村的知青明显增加。仅在1974、1975、1976这3年，全区通过各种渠道调离农村的知青就有17729人，平均每年5910人，比1973年调离的2110人，增加1.8倍。如万源县1974、1975、1976这3年中，共调出知青1646人，其中招工982人、招生305人、征兵132人、病退等227人，平均每年调离农村的人数为549人，比1973年调离的243人，增加1.26倍。
需要提及的是，达县地区系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国防军工、铁路运输以及本区煤、铁矿产开采等，急需调配大批劳动力参加建设。在国家“三突破”期间，知青被招工的人数相对较多，如1972年全区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为5952人，与1976年的招工5994人基本不相上下。其中万源县1972年招工调离的知青就有826人，高于1976年招工调离人数39个百分点。1972年全区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大多数，属于下乡两年以上的“老三届”中的插队知青。也可以说，全区自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在1969年至1972年期间共动员下乡知青33851人，到此时，已有23900人调离了农村，即有70.6%的知青离开了农村。
据1977年的年报统计，达县地区本年批准留城人数为3695人，占全年应上山下乡人数6526人的56.62%，也就是说，经过1974年放宽留城政策的逐步实施，到1977年时全区已有一半以上的城镇青年因各种原因被批准不动员下乡。在这一年经批准留城的人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多子女身边选留一个子女”，共2904人，占78.59%；病残、特困等留城613人，占16.59%；独生子女178人，占4.82%。同样是1977年，达县地区采取多种方式调离农村的知青共8687人，其中招工调离6582人、招生调离946人、征兵调离646人、提干调离23人，还有因病残、特困、独生子女等原因迁回490人。此时，年度调离农村的人数远大于当年实际下乡知青2429人的数量。
到1977年底止，全区在乡知青人数为39367人，从下乡时间来分，“文革”前下乡的3585人，1969年至1972年下乡的9954人，1973年至1975年下乡的16514人，1976年以后下乡的9314人。全区已婚知青人数为6251人，其中与农民结婚2379人，与知青结婚2228人，与职工等结婚1644人。全区知青结婚比例相对较高，这与该区“文革”前下乡知青人数相对较多有一定关系。
以达县为例，该县是全区知青动员安置和招调回城的大县。从1964年至1978年底，全县调离农村的知青共11130人，占同期接收安置知青总数13390人的83.12%。在调离的知青中，招工8106人、招生1102人、征兵985人、病退特退762人、其他175人。在此时，达县已有4/5以上的知青通过多种方式调离农村，其中招工调离的人数占到72.83%。
达县地区放宽知青留城与回城政策，是按照1973年8月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而逐步推进的，也是在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程中稳妥实施的，这为进一步解决全区知青问题而努力创造着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与现实条件。
十一、知青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定把知青工作重点从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置上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四川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是这年12月23日结束的，而达县地区则在1979年1月3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标志着全区知青上山下乡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对知青动员安置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遵照中央关于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和省委关于“一般县城和小场镇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以及矿山、林区、地质勘探和石油系统的职工子女，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地辖市原则上要继续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个别有条件能自行安排的，报经省革委批准，可以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定，达县地委研究决定：全区13个县、市（区），除达县市需继续动员一部分知青上山下乡外，其余县（区）从1978年起，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在这里，确定不再动员知青下乡的县（区）“从1978年起”而不是“从1979年起”，其基本原因是自1978年起全区知青留城人数继续扩大、下乡人数持续减少，而且在乡知青招调回城人数大增等综合因素促成的。
达县市需继续动员一部分知青上山下乡，地委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的规定：对于留城对象，一户有两个子女的，不动员上山下乡；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大学、中专在校生和参军的子女，可不算身边的子女；一户有两个子女在乡的，可再选留一人。对新下乡知青的安置形式，地委要求不再搞分散插队，主要是改建地区“五·七”干校为知青农场；同时根据绿化城市的需要，兴办集体所有制的造林队，实行不下户口，吃商品粮。
全面部署下乡知青的回城安排问题。地委明确提出从1979年起的两年内基本解决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老知青的问题，并确定把解决插队老知青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安排中去统筹与布局。对下乡、留城知青和城市待业青年，要在城乡广开门路，积极、有计划地逐步把他们安排好。到1980年底前，全区尚需安排就业的4.2万人，其中下乡知青1.23万人、城镇待业青年1.1万人，1980年底前新增高初中毕业生1.87万人。
解决在乡知青回城安排的主要办法有：城市积极开辟新的行业，大力发展商业、服务、工业、建设、交通运输和农林牧副渔等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组织部分留城和下乡知青参加城市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大中专院校、技工校招生和参军；做好在职职工的退休、退职的子女顶替工作；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招工时，对下乡知青要适当放宽招工年龄和扩大招收女知青的比例，统筹安排下乡、留城和其他待业人员的比例等。
本着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的原则，地委对就业渠道作出初步安排，发展商业服务行业，全区计划安排10000人；扩大基建队伍，计划新增2000人；做好在职职工退职、退休的补员，计划安排5000人；发展县办“五小”企业，计划安排5000人；社办企业计划安排10000人，主要安排在二轻系统所属单位，二轻下放企业和城镇街道工业，实行户口转城镇，吃商品粮，工资待遇按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对待；大中专、技工校和征兵，计划安排5000人；文教卫生系统，计划安排2000人；在农业系统的场、站、厂，计划安排3000人。以上各项计划1979年安排2.2万人（其中下乡知青1万人），1980年再安排2万人。
在具体安排中，地委要求：本着“先下先安排、先留先安排、困难大的优先安排”的原则，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以动员单位为主，分级负责，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办法，把工作做细做好。首先要把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5800人安排好，鉴于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文化较低，多数已婚，又有子女拖累，具体问题很多，在安排时，不能按一般招工对待，要作特殊处理，要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同情，从实际出发，因人因事，逐人逐户地妥善安排。同时，对1973年以后下乡的知青，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要有计划地逐步把他们安排好。
对全区现有90多个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地委强调，要按中央规定在1985年前实行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担负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的政策；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农业部门要统一规划，加强领导；银行要准予开户贷款；农机部门要负责供应机械设备；安置经费重点用于扶持知青场队发展生产，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前途较大的场队，更要有计划地重点给予扶持，对其中办得较好的，还可报经批准，在场劳动和工作的人员，可承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等。
在解决知青回城安排的进程中，地委强调，加强对在乡知青的培养教育，积极解决在乡知青特别是老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已婚知青住房有困难的，用现有知青空房调剂解决，无空房调剂的，每人补助建房费300元，由知青部门统一掌握使用。与此同时，提高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知青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每人补助费增加到580元，增加补助的100元，主要用于知青的建房、农家具、生活、医疗、学习材料补助等。
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达县地区动用结存知青经费及物资折价款，重点解决老知青的就业安排问题。1979年大竹县在集中安排2000多名下乡知青和城镇待业人员就业的基础上，动用历年知青经费及物资折价款15.1万元扶持县皮革厂、县美术陶瓷厂等企业增加设备，扩大生产，安置全县剩下难以安排的下乡知青57人。对一些已婚知青因生理缺陷或患有慢性病等情况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即除尽可能就地就近安排在社队、街道企业外，其余部分鼓励个体开业。其办法是：将这些知青的户口转为吃商品粮，并按政策带一个子女；在此基础上，征得本人和社队同意，由知青部门一次性地补助解决其设备和投资经费，从事理发、缝纫、修理、摆水果摊等个体经营。在支持知青进行个体经营上，1980年开江县动用结存经费2.5万元扶持回城知青个体开业，扶持知青191人。
到1979年底，达县地区安排本区在乡老知青回城就业3000多人，占1972年底以前本区在乡老知青人数的一半以上。据1979年7至12月的统计，全区通过“三招”调离的重庆知青有2676人，其中老知青1657人，年底仍在乡的重庆知青为2105人。达县在1979年共安排重庆、本县知青回城1932人，占1978年底在乡知青2260人的85.49%。宣汉县1979年安排本县知青1000人回城，占1978年底本县在乡知青1299人的76.98%，其余知青于1980年安排207人、1981年安排92人。南江县对自愿申请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的30名知青，按每人再补助400至500元的安家费和建房费，并允许将1名15岁以下子女转为非农业人口，鼓励他们留下来建设山区。
在这期间，达县市继续动员部分知青上山下乡，采取就地、就近一次性就业安置，到1981年先后安置到知青绿化队、园艺场、知青农工商联合公司等单位共318人。与此同时，对1976年以前下乡的573人，全部作出妥善安置。
1981年，按照省委的统一安排，达县地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宣告结束。地区知青办未尽工作纳入地区劳动部门日常管理。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期间，达县地区99875名下乡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不同时期奔赴农村，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改变大巴山区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
（全文完）
注：本文地名、幅员、建制、区划、辖区等基本情况仍沿用四川省达县地区在知青上山下乡时期所指名称、范围等不变，全区辖达县、宣汉、开江、万源、大竹、渠县、邻水、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个县；1976年由达县析置达县市，1979年由万源县析置白沙工农区。达县地区在1968年9月以前为达县专区；今达州、巴中两市全部和广安市的邻水县属其所辖范围。
（本文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曾担任达县地委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本文202个注释从略。作者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2017年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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