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上山下乡运动是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新中国是建立在十分落后又长期经历战乱，一无所有满身创伤的基础上的。1955年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期后，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国力还相当薄弱，完全靠国家来解决就业问题是十分困难的。
当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社运动，报刋为此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报道。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讲的这样的故事。毛主席看了这篇报道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在报纸上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里有毛主席一贯大力提倡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想告青年人，不光是参军、做工人、当干部才有所作为，当农民照样可以大有作为。毛主席这里没有明着说，当农民是解决城镇毕业生就业难题的必要途径，但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主席是想鼓励有知识的青年人朝着这个方向走，从思想上指明方向来推动运动的发展。1968年10月我下乡的时候，大家还是在用这条语录来指引方向。
1956年1月中央在《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就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号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第一次在国家文献中使用“上山下乡”这一词句，这也就是我们知青常讲的上山下乡这一词的由来。这个《纲要》讲明国家那时的能力，只能解决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部分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剩下的只能上山下乡。
1957年2月至4月、刘少奇在京广沿线考察处理升学就业、学生请愿的事件。请愿说明当时就业的矛盾就已十分突出，刘少奇回京后亲自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刘少奇毫不掩饰的告大家按当时的国情，中小学生毕业不能升学、就业就得准备当农民。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它不是毛主席头脑发热刻意发动的一场运动，更不是一批热血青年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虽说冠以要培养无产阶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目的，但实际就是国家没能力，经济条件不充许，没有办法的办法。
1958年大跃进，城市工业膨胀式的发展，全国各地大量需要劳力，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大跃进的冒进对中国的工业破坏性大，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就业问题更加困难。
60年代上山下乡再次提到日程上来，1964年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也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机构。这可能就是知青这词的由来，下乡青年有了统一的简称：“知青”。安置办的建立就有了管理上山下乡知青的机构，从此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就在全国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64年开始连续报道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人主动放弃升学和就业机会，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先进事迹，大力宣传鼓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上至下开始动员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大量的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62至63年己有10多万知青下乡，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随后又有更多的知青奔赴农村。
1964年我国已走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但国力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城镇毕业生就业问题，1964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安置城市下放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召开六个大区的小组长会议，周恩来总理指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大事。各大区、省、市自治区都要编制15年安置规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到国营农、牧、林、魚场，再其次才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根据总理的指示，这次会议就是要在全国开始有计划、有方向的安置知青上山下乡。为什么要制定15年规划？我想这是周总理对解决城市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预期。从1964年开始算15年后也就是1978年，总理认为经过15年的经济建设，中国才有可能解决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就业的难题，这15年之内的毕业生就得要与祖国同甘共苦、共患难。上山下乡运动止于1978年这正好是15年，周总理他老人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数的，他的预期也非常准确。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从不同时期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文件、文献中，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的批语和指示中，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己经被纳入国家的重要国策。几十万知青满腔热情为国分忧奔赴农村，誓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一切，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农民一起劳动；办夜校在农村扫除文盲；组织宣传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科学搞试验，要让穷乡僻壤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了一个好头。
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广大青年学生出于一种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参加“红卫兵”，扫四旧、造反、串连、武斗热情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就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没有停止过，反而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有一批学生聚集在一起，召开动员誓师大会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我们十八连的黄承忠、李广顺、孟祥柱等人就是在这个高潮当中（1966年10月）下乡的。
1967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外出串连，此时大、中、小学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他们仍然滞留学校之外，与社会上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夺权、批斗，甚至参与武斗。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人民日报还传达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教育革命”。那时停课已久的学校领导班子不健全，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不可能马上开学。要说进行教育革命那是大专院校的事，那里有所谓的“学术权威”需要斗批改，中小学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础教育，老师也就是一般的老师不是什么权威，中小学教育大纲又不是这些老师制定的，中小学复课就是把学生稳在学校里等待分配。从没有提倡过大专院校学生上山下乡，所以我认为此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斗、批、改”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其中一部分，它仍然是国情所决定的和文革混乱造成的。
复课闹革命学生都回到学校，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废除考试制度，大学、高中无法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就积压下大量学生，小学开学后六年级毕业的学生又无法升入中学，小学积压又无法正常招收新生。1967年10月22日也就是复课闹革命通知下达10天，教育部在反映复课闹革命情况材料中，把毕业分配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急待解决，就说明复课也不能闹革命且没时间限制。复课闹革命这个期间仍不断地有学生不等分配自愿下乡或自谋出路。这里有的人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也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找出路。
1968年中学的毕业压力就更大了，已经不止是66、67两届，68届也到了该毕业分配的时候了。中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己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上半年全国才从混乱中陆续成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使得这个问题到了有可能去解决的时候了。1968年4月最早成立省革委会的黑龙江省给中央打了《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中央转发了此报告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这就是说我们“老三届”中学生不能升学，全部都得进行毕业分配。中央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进行分配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四个面向”。
我们十八连68年10月以前来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知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乡的。那个时候说是四个面向，其时我们不但没有升学的机会也很少有进工厂和去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可能：工厂闹革命都停了工不需要人，下基层那是给大专院校毕业生讲的，没有我们中学生的位置。我们中学生只能选择农村、边疆、下矿挖煤。黑龙江、内蒙等边疆农场因为缺人首先到城市招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愿选择去八五八农场的。说自愿也有不能升学和不能在城里就业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热情走的。在十八连的回忆录中，张力、高非、吴琪、孙锦国、张广兴、贲贵琴等人都是怀着热情自愿下乡的。“老三届”的说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那会儿下乡讲的语录还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了农村还受到热烈欢迎，而不是“接受再教育”，我们与以前支援边疆的内地青年一样，被当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支边青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落户。编者按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一下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极左思潮驱动下达到了高潮。不讲任何理由，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十八连知青施忠敏、谢虹、张佩中、顾毅君等人的回忆录都讲述了这一段：你若不报名下乡，老师和工宣队就到你家去办学习班，直到把你户口迁走为止。1968年12月22日应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后便没志愿了这一说，一律都得走；下乡不再是“大有作为”，而变成了“接受再教育”。我那时刚下乡不久就听到这个最高指示，心里就觉得下乡意义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当年全国就有几百万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十八连69年下乡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知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农村的，最可怜的是十八连赵双菊她们那些69届毕业生，本应66年升初中，因文化大革命晩了两年，中学没念多少书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69年小小的年纪的她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也得下乡。这些人中，响应号召自愿下乡的只是少数，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下乡的。
70年代初大专院校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工农兵学员，69届以后的毕业生也只能学到初中就得毕业下乡，据有人统计，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共有1800万知青下乡。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城镇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乎每个城镇家庭都有下乡知青，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才完结。这么多的人口下乡，这是一个好大的社会群体，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关系到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我们应尊重历史，务请文人墨客嘴下留情。
三、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
我前边已明确阐明我的观点：上山下乡的原因就是经济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不是毛主席刻意发动的一次政治运动，也不是一群头脑发热的热血青年一时冲动的产物，更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发明的新生事物。因此现在也不应该只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上山下乡运动。
一个国家解决就业，就得有一定的投资量、有一定的增长速度(GDP) 、有一定的固定资产规模(经济总量)来作支撑和进行平衡。这些条件在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达到相适应的水平。投资没钱，财政收入只有一、二千亿元，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都等着要钱，还得要应付敌对势力在朝鲜、越南、台湾、西藏的进攻挑衅，还欠苏联的外债，仅有的那点钱还得发展基础工业，为今后发展打基础。反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发展军事搞两弹一星，哪一块没钱能行？如果那点钱都投到解决就业上也不够用，还发不发展基础工业了？现在中央财政年收入己近十三万亿元，是过去的一百多倍，解决就业都很吃力，何况当年呢？GDP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前也是不慢的，没办法，因为基数太小、经济总量不大。这里有僵化的计划经济和经验不足的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底子薄才是根本原因。有人说那时不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并提到没发展旅游业，这些事实的确如此，可那时工资水平才几个钱？谁敢下饭店、去旅游，还吃不吃饭了？外国人说我们不搞城市化建设反而把城里人往外赶，我们就有的人把这种理论当成否定上山下乡的依据。那时不敢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原因，不光是没有钱，最主要的是还没有粮，还有面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威胁准备打仗，不敢扩大城市化建设反而加强了三线建设。
为了稳定粮价保证供应施行统购统销，就这样征购，那点粮食还不能完全保证城镇居民的供应。我国那时还是农业国家，好几个农民还养活不了一个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多了就吃不上饭了。当年我们兵团亩产200多斤就算高产，现在亩产是1000斤，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没钱没粮怎么去搞城市化建设？
我们的周总理己经是很能干的人，还在国外留过学，看见过城市化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制定15年知青下乡规划？因为他老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邓小平算是总设计师吧，他也没敢大张旗鼓的设计城市化建设，在他的设计下，我们很多返城知青不也找不到工作吗？有了工作不又下岗了吗？直到江泽民后期才敢提出城镇化建设。因此我的结论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国分忧，全都下乡是受文化大革命所害，所以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应当同情，不需要表扬但也不该贬低，更不该不顾客观条件地贬低它，以此显示自已有多么高明。
四、下乡是“无怨无悔”还是“蹉跎岁月”
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回答，要分为总的层面和单个层面来回答，才能完整确切地解答。
总的层面是：上山下乡运动和我们知青这个群体，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和名词。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家一穷二白时的无奈办法，为了建设的发展和今后不再有知青这个群体，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当成国策来抓，这也是为明天更好。对此，我们已下过乡的知青也不该有什么怨气去后悔，只能怨我们早生了几十年，我们曾为国家分过忧也算尽到责任，我们在广阔天地经过锻炼，比城里人吃的苦多没啥好说的。
五六十年代正是亿万中国人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以艰苦奋斗为荣的年代。老一代人，比如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吃的苦比我们多。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行，祖国的每一次困难我们都会饱受磨难，这些我们都挺了过来。忽然来了一伙人叫我们这些老知青怨天恨地的否认自己的过去。怨什么呢？悔什么呢？儿不嫌母穷，我们这一代有信仰、有理想，崇拜英雄最爱国，我们下过乡吃苦经受过锻炼，最了解中国穷，人民好。“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国家分忧我们吃过苦，就该说无怨无悔，反对他人说三道四。“十八大”后的为民路线，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有四位下过乡的知青，他们曾扎根于人民，最知中国穷、农村苦、老百姓好。如果能有机会问他们：下乡你们有怨气吗？后悔吗？我想他们一定会说：经受了锻炼，了解了国情，决不会怨天恨地的说后悔。
从单个层面来讲答案就会是各种各样了，由于我们知青这个群体下乡去的地方各有所不同，那里的生存环境有所不同，各地的领导好坏不同，欢迎去的和不欢迎去的有所不同。我们去兵团、国营农、牧场和林场的，要比插队落户的好得多，我们有正规的领导组织机构，每月32元工资，吃集体食堂，活累点条件差点，如不是远离父母跟工厂也差不多。难道那时没有下乡而去三线工厂和当兵的人就不艰苦了吗？当然，即使是在兵团农场也是大有不同。我下乡在四师三十四团十八连，那里有一个战斗英雄的老连长和十几个转业官兵，他们爱护、教育、帮助知青，以身作则，传、帮、带影响着知青，十八连就象大家庭和战斗集体，团里的现役军人多数都象徐团长那样既严厉又体贴关怀。所以我们十八连知青的回忆中有很多乐观美好的东西。
可我姐姐薛克平和我一起下乡，她在四师三十五团和同样的连队，她在“一打三反” 中与现役军人意见不一致，领导竟以一些小事诬陷我姐姐把她看押了起来。我们两个团紧挨着，我也在“一打三反”中对领导和现役军人作法有意见，可我们团领导能和你交换意见谈心，最后我还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同是兵团，我和我姐姐处境竟有那么大的区别。70年“11.7” 大火，我姐姐被瞎指挥送进火海，英勇却无意义的牺牲了。如果我姐姐活着，她对下乡的感受肯定和我不一样。
插队的知青的处境也大有不同，条件有好有坏，有的欢迎有的不欢迎。像去老区插队的和去落后地区的不一样，同样是环境艰苦，可是有些地区知青得到关怀帮助，有些地区是打击迫害，甚至出现奸污女知青，有的农民把女知青当成天上给他们掉下来个林妹妹。那么对这段的回忆和答案肯定会有不同。像边疆地区如黑龙江省人少地多，急需人力和知识，就欢迎知青插队；插队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有所作为、做过贡献，感觉就会好一些。如果那里不欢迎，人多地本来就少，肯定没人管你吃不上饭，这个地方知青的答案就不止是磋砣岁月了。知青自身的努力也不同：你在农村吃苦耐劳干了一把受到了锻炼，还是偷鸡摸狗混了几年，答案也是会不一样的。70届以后下乡的因兵团、农场、林场人已满足不再招收，去地少人多的农村又不要你，有些企业或单位就自办知青点，这又有点像没离开家一样，这些人的下乡体会又是一种心情。总之，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这么复杂的答案到底以那个为准？我看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不然根本就没有答案。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命题？谁先提出来的？用意何在？像我们18连知青，以58年转业官兵为榜样，在他们带领和影响下，在艰苦的环境中艰苦奋斗过，为建设北大粮仓平均贡献过8年多的青春年华。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们为全国人民能吃饱饭，开荒种地艰苦创业，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终身、又奉献了子孙，他们的功勋光耀共和国史册，全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以苦为荣无怨无悔，我们凭什么说怨叫悔呢？有些人想让我们说怨叫悔，那是对北大荒精神创造者的侮辱，是对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的决定不敬，是对我们知青们青春年华的否定。
文字的历史，那些文人墨客们可以随便写；而真实的历史是应该由那些创造历史的劳动者书写的和讲述的，是谁也篡改不了的。
（作者薛克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五八农场十八连知青；本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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