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角度审视知青上山下乡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动员、组织的一项伟大的青年运动。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社会各阶层，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五光十色的光环。对此社会舆论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在这种环境和现象中，找出它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四川知青史》（三卷本）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从宏观和微观、正确和错误、经验和教训的乱丛中，找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阶段、运动的发展脉络、运动的发展规律。从众多的实践活动、调查访问、文献资料中，作出理性的阐释，正确地解读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释放了这一运动的正能量。用翔实、全面、客观的丰富材料，突显出信史的特点，向当事的知青群体以及他们的家人亲属，向国家、社会和民族作出了明确无误的回答，很好地起到了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以史传承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部惠及当代、启迪未来的力作。
从战略的角度来审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包含有三大战略目标：
第一，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渗入到全国就业安置的战略目标中去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就业关系到百姓民生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的重大战略问题，这是中外政府当今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处于前工业社会，人口众多、工业不发达，就业门路较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就业形势也严峻起来。我们曾经推行过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干部）下乡、到基层，使数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基层；返送过进厂当工人的农村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使数百万进城当工人的青年农民返回农村家乡；动员鼓励过城镇无业的居民和进城无业的干部职工家属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鼓励过大中专毕业生到边疆、到农村、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业创业等，都起到过很好的作用。就是这样，我们仍然面临着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在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城镇就业愈加突出。
从1966年到1968年之间，工厂大多停产或半停产，基本停止了招工；大学停课停招，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未能正常进行，数百万毕业生等待分配就业；大、中专学校已有三年停止了招生，全国积累了四百多万高、初中毕业生等待升学或就业，仅四川就有39万多人，他们当时处于入学无门、就业无路的境地。
另一方面，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就业空间巨大，而且有着这方面实践基础和经验：即干部下放农村和基层锻炼的经验；返送新进厂矿的青年农民返乡生产的经验；动员和鼓励过城镇无业居民和职工家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有近十年前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积累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因此，在当时现存的条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一项不得不为而又不能不为的艰难选择，也是一个具备条件而又可能实现的必然选择。这样，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动员号召下，各方面齐抓共管，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很快奔赴农村得到安置，四川各市地州县也先后安置了一百多万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缓解了当时城镇就业的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国家特定时期就业安置的战略目标。
第二，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去
中国是一个大而穷的农业大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轨迹是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特色。为此，党和国家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总战略。搞好农业，夯实农业基础，是这个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我国第一代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带头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农副业生产的新领域，促进农业全面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党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规划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展工作，将其纳入国家计划，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战略规划的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边疆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治山治水、改变贫瘠落后面貌结合起来，确确实实为农村、边疆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目标中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和引导工作，使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和“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分别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给当代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1942年他用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教育鼓励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示和号召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改造思想，发挥才干，作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他说：如果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出大事业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理论到实践，都成功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青年运动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1）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工农为基础、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和桥梁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组织。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党十分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已成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对青年学生、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努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十分警惕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的图谋，为此开展了争夺青年的斗争。他要求少年儿童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号召在学校的学生要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提倡学生要“德、智、体、劳”全面发展，制定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共产党内的变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在五条标准中最根本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工农群众的态度问题，对青年学生和知识青年寄以厚望，并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不变色的百年大计的宏伟事业。
进入60年代后期，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广大知识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的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踊跃上山下乡，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去。
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广大知识青年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大有作为。他们学习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将学得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理念教给农民，移风易俗，改变农村面貌，同时使自己也很快地成长成熟起来。在全国和四川都出现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全国有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在四川有李敏其、孙传琪、巫方安等，更多的先进知识青年被输送到了大队、公社、县的领导班子中去，充实了基层领导班子。粉粹“四人帮”高校恢复考试制度后，一大批知识青年考入各类大专院校学习科学和技术，后成了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进入了各级各类的领导班子。“知青”经历在各级各类领导成员的履历中格外引人瞩目。这些进入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知青”中，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和优良的品格；那就是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方向，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崇高信仰，有锲而不舍的奋斗意志，有无限深厚的群众感情，有艰苦朴素的工作生活作风，更有挥之不去的知青情缘。实践已经证明，我们的干部队伍薪火相传，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突显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的极大的战略成果。
（作者李声禄，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本文摘自作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略寓意---评孙成民著<四川知青史>》一文， 刊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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