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河长唱知青歌

薛天云知青问题研究

我把《云岩河的歌》书稿一连读了两遍，伏案而思，感慨万端。读到许多知青对当年艰苦经历的描写，不由人热泪盈眶，感同身受；读到他们对乡亲和第二故乡的诚挚感情，使我这个云岩当地人愧感有加，自叹不如；读到他们对那段插队经历的理性客观的认识，刻骨铭心的记忆，无怨无悔的表述，使人肃然起敬，感佩之心油然而生。

全书39篇文章，全部用事实说话，真人、真名、真地点，记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观点，都是那么活灵活现，都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写照，让人读后觉得叙事实在，犹如身临其境。字里行间，言谈之中，无矫揉造作之词，更无哗众取宠之意。正因为这都是说真话、表真情的文章，才能沁人肺腑、感动读者。他们对那次上山下乡插队中的个人经历和感受原汁原味地记录，已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记录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本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的久远而更加彰显其光彩。

读《云岩河的歌》时，过去的许多事情，一幕幕、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一直停课“闹革命”，该招生的没有招生，该毕业的没有毕业。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此时，全国各类大学暂停招生，初中和高中学校的“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学生，是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劳动，是城镇户口的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

1969年元月12日下午，数辆大卡车把4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送到陕西宜川县云岩公社院内，公社革委会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宣布了分配到各大队插队的名单，知青们就跟着各队来接的人连夜进村了。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云岩大地白雪铺盖，寒风刺骨。知青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踏着吱吱作响的雪路，走着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山下洼，艰难地行进在云岩南北二塬的山山峁峁上。那时农村的道路都是二、三尺宽的小路，并无公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中修成公路）。他们中不少人穿着塑料底鞋，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在地。最远的村，离云岩镇三十多里，他们足足走了五六个钟头。他们在这几个钟头内，走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山路、雪路，多数人也是第一次走了这样难走的路。对他们的第一场考验，竟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雪路漫漫!云岩人民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心痛难受，不少人为之抹泪。云河也记住了从冰上走过的知青，为他们的壮举吟唱赞行。

我是宜川中学高“六七”级的学生，在1968年10月回村劳动，对他们自然是“惺惺相惜”、倍感同情。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回过头看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我认为，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号召的本身动机而言，虽不能妄加猜测，也能清楚地看到，他是要让知识青年经风雨、见世面，历经磨难，提高抵御能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予这一代人身上。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民家中“上农村大学”，并号召当时到延安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非常注重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文化大革命”前多次倡导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锻炼。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并非始于“文革”，而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以来的一贯主张。从孟夫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害怕人生遇到苦难的磨炼，而把这种“磨炼”看作天赐的人生机遇。毛主席本身就是历经苦难折磨，才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所以他很重视让青年人“吃苦、磨炼”。

1969年初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几年之后，大多数在国家招工、招干、上学中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极少数留在农村的知青，当地政府都进行了妥善安置。知识青年们回城以后的际遇不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也有差别。多数知识青年对自己在农村受到的锻炼持肯定态度，认为对自己一生是有益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千百万人的实践活动，都是伟大而复杂的，都是需要历史根据当时留下的资料去记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的实践活动，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教训，只有这个实践活动的主体——知识青年本人最有发言权，《云岩河的歌》就是切肤深刻的体会，中肯恰当的评论。云岩河两岸人民群众对北京知识青年历久不衰、弥足珍贵的记忆，对知识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评价，更是人间正道、千古评说！

我是回乡青年，有家有舍，有亲人关照，不需做饭，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对插队青年的艰苦生活没有身历其境、甘苦自尝的经历，自然体会不深，但我从自己接触知识青年的过程中，以“旁观者清”的方位，看到了他们的难处，体会到了他们的苦衷。

知青来到这黄土高原上宜川农村插队，首先要过“两关”，即“生活关”和“劳动关”。开始时，生产队派人给知青做饭、打柴、驮水，后来他们自己轮流做饭，自己上山打柴，下沟驮水，还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做饭的活儿虽不重，但天天、顿顿做饭，却是人生很难的一件事，而且要把饭做得好吃，更不容易，许多人一辈子都办不到。进山打柴，那是农村最累的劳动，把柴边砍倒边拢到一块，就是农民要做到这一点，也得几年实践。把柴砍好后要捆起来，再从沟底背到塬边回村的路上，一般都得爬几百米的坡，背柴时肩膀酸疼、汗如雨下，不习惯的人一天也砍不回一捆柴。每次下沟驮水，来回要走几里路，碰到连阴雨天，就得把天上降的雨水集起来，用它烧水做饭。队里给的粮食要在石磨上磨成面粉，小麦、豆类、玉米等粮食各有各的磨法，不然磨成的面粉便不好吃。磨面时，知青们请村里的大娘、大嫂帮忙，有些女知识青年也像农村的妇女一样，拢着头巾，浑身上下弥满了面粉。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天天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打交道，天天刷锅洗碗，我认为是天下最难的事，可许多北京知青却把这种生活过了好几年。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爱讲卫生，但农村的水来之不易，连烧水做饭都不够，哪有洗澡、洗衣服的水？他们就把衣服拿到沟里小河边去洗，等天热了到云岩河僻静处泡个澡。这样艰难的生活，他们大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习惯了，熬过来了。

至于参加农村劳动，并不像体育锻炼那样轻松愉快，对各种农活都有一个学习、习惯的过程，像豫剧《朝阳沟》中银环初学劳动的体验，北京插队知青人人都亲身经历和体验过，但是他们挺过来了，有的还成为庄稼活的行家里手。我们南海村有个知青程伟明，他的乳名叫“小毛”，乡亲都亲切的叫他小毛。小毛每天做三顿饭，天天参加三晌劳动，社员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年的出工数不少于农村的壮劳力。晚上还要看一会书，遇到有兴致的人和事，便写诗作词，抒发一番诗意。后来他被调到南海峁生产队，我村人隔三差五去看望他，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在北海村插队的几个女知青，他们天天下地劳动，唱着歌上工，唱着歌下工，女知识青年童广兰还被社员选为妇女队长。后来我到县上参加了工作，下乡中每到一个小山村，总有那么几孔窑洞，糊着雪白的窗纸，窑畔上挂着几串红辣椒，门口放着几把锄头、镢头，看似普通的农户，实际是北京知识青年的住处。他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子。此情此景，让人感到由衷佩服，更有所思。

北京知识青年在过好“生活关”、“劳动关”，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很快和村里农民融为一体，农民夜校有他们的读报声，田间地头有他们矫健的劳动身影，农民炕头有他们盘腿而坐亲切拉话的场景，一些艰难险阻的关头有他们带头冲锋的英姿。他们理智地思考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公道地评说农村的是与非，虚心学习农民的善良品德，积极参与生产队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他们敢为天下先，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们有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艰苦创业于斯，愤发图强于斯。

纵观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在云岩插队纪实，我认为他们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

知识青年组织农民上夜校、学文化、读报纸，给农民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和黑板报，文化生活贫乏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活跃了起来。每年冬季，公社革委会把有文艺特长的知青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到各村巡回演出。知青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说村里事，演农民身边事。久违了的文艺演出，又来到偏僻农村，农民看完节目能议论好几天。知识青年成了党和政府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起到了桥梁作用。

北京知识青年到云岩插队，为云岩大地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风，注入了许多新风尚，这是促进云岩社会进步、风气革新的一次里程碑和显著标志。他们穿戴的衣帽款式、平时的言谈举止、见人嘘寒问暖的礼貌语言，都成了当地人学习的榜样。在知青未来插队之前，云岩本地人穿的衣服还是解放初期遗留下的老款式，男女都穿大裆裤，女人多数穿右襟袄。到了冬天，农民穿棉衣时，内衬就只是一件背心、一件短裤，没有内衬的长衫和长裤；棉衣外也没有外套，棉衣一旦穿上，就得到明年换季时才脱下来。从古历9月底穿上棉衣，一直到第二年清明节前后脱掉棉衣，要穿五至六个月，棉衣内外都很脏。家境好的，过春节时换穿新棉衣，有半数家庭无衣可换。这固然有经济落后的原因，也是一种老习惯使然。有些围着锅台转的妇女，棉袄襟上有一层厚厚的、硬硬的污垢，有的小孩的棉衣袖上也布满了污垢，可以擦着火柴。自从北京知识青年来插队后，这种穿衣习惯逐步得到了改变。先是年轻人跟着学，过了二三年后，老年人也改变了原来的习惯。人们棉衣内都穿长衬衣，棉衣外都穿外套上衣和套裤，农民把它叫“罩衫”、“罩裤”，过上一个多月把衬衣和外罩洗一下，既卫生又美观。原来的大裆裤换成了西式裤，年轻人把圆帽壳换成了军帽，妇女们穿上了对襟袄，很少见到穿右襟袄的人了。

不要小看这生活习惯的改变，须知许多文明、革新是从吃饭穿衣这些生活细节上开始的；任何大改革、大的社会进步最后是否成功，要体现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上，就如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再也见不到穿长袍马褂的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知识青年敢于破除迷信，开风气之先。许多当地陋习是在北京知识青年插队之后逐渐消失的。他们在当地的生产活动、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邻里交往等事体中，注入了大城市的新风尚，使人们远离了不少陈规旧矩。受到最大冲击的旧观念、旧习惯是“男尊女卑”。当时生产队掏羊粪时，不许女社员进羊圈干活，只能在外边把羊粪往地里担送，说女人进羊圈不吉利。可那些北京女知识青年就敢破除迷信，挑战这种“男尊女卑”习惯，她们带头进羊圈掏粪，让男社员往地里担运，事后并没有不吉利的事发生。诸如此类“男尊女卑”的事例，自北京知识青年插队后就少了许多。

二、知识青年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知识青年对农村各条战线的发展，都起了带动和促进作用。他们倡导引水上塬、修建公路、新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他们为引水上塬等事业购买材料、争取投资，带头参加劳动；他们创办幼儿园、当“赤脚医生”，有的还到农村学校任教；在大搞农田基建、平整土地、兴修水利事业中，更是一马当先，带头冲锋。有的知识青年还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公社革委主任等职，在战天斗地、改变面貌中带领群众前进。1973年，谷堆坪大队女知青殷丽丽担任了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陕北的早春二月（古历），冰水依旧刺骨。为疏通谷堆坪村前的一条水渠，殷丽丽率先跳进水渠，挥舞着铁镐，大干起来。其他社员跟着跳下去，清理渠水中的石头、淤积物。两个多小时后，水渠畅通，使一片小麦田得到灌溉。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两个女儿钱祖玄、钱民协原在孟家塬村插队，后来调到云岩大队。云岩大队办了一个猪场，一年换了几任饲养员，依然没有起色，猪越来越瘦。后来大队就让钱氏二姐妹去办猪场，渐渐有了起色，越办越好。1972年我在宜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我们通讯组把钱祖玄、钱民协办猪场的事迹写了篇报道，曾在《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这个稿件的那天，钱三强同志正在“五七”干校劳动，他听到广播后十分高兴，因为稿子的开头语就是“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女儿……”，他既为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这意味着他可以得到“解放”，又重回科研工作岗位上了。后来钱三强同志还给我们通讯组送了一套《马恩列斯选集》，表示感谢。

　　云岩河流淌了多少个世纪，从来没有人整治过它的河堤。1975年云岩公社党委决定整治云河河堤，当时北京知青梁和平担任云岩公社革委会主任，他按照公社党委决定，发动云岩公社群众学习大寨精神，连续两年秋冬会战，筑起了从泥湾村至呼家河村的二十里云河石头长堤，并把河堤以上2000多亩高低不平的川地平整为水地，从而使云岩面貌焕然一新。在这两年会战中，梁和平背石头、打炮眼，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事迹，至今还是云岩人民传诵的佳话。虽然那时因财力不足，导致质量不高，石垒大堤后来被洪水冲了不少，也因镇村两级管理不善而被人为地拆了不少，但毕竟给云岩川道人民造福多年，至今多处遗迹尚存，使后人从中看到那个年代的人们是如何的激情满怀、干劲冲天，当年的北京知青是怎样的为云岩大地奉献美好的青春年华！

“老三届”学生是一群“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理想主义大群体，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邪恶的大无畏精神，有一种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北京知青能够经受艰难困苦考验的根本动力。他们对地方工作没有成见，不计个人私利，敢于揭露落后，敢于建言，有新思想、新观念。1969年冬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给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了延安老区人民生活贫困的实际情况，周总理读了信后几次难过的落泪，深感对不起老区人民，这才有了1970年春延安人民重新学习贯彻毛主席在1949年给延安人民“复电”精神的热潮，有了北京市支持延安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和整体国民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和行动，有了北京市派出大批干部支援延安建设壮举，有了周总理1973年关于延安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总产翻一番”的指示。北京知识青年这次“上书言事”功莫大焉，利在当今，功在千秋，是解放以来对延安建设的一次最大推动。

贯彻“复电”之时，云岩公社把我从皮头初级中学调到云岩公社机关工作，一方面管理职工灶，一方面为公社革委会搞些文字工作。当时公社革委会办了一份小报《云岩通讯》，我是主编。收到了各队北京知识青年写的大量稿件，除了选登一些外，我把原稿都送给当时的公社领导传阅。我记得张忠智主任有一次给我说：“北京知识青年的文章写的好，有观点、有思想，关键是能说真心话，使咱们对原先不了解的情况知道了真情。他们有些建议，提得太好了！这些娃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有了他们，就不愁了。”

在那次贯彻“复电”中，云岩的首战是实现“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和启动兰水月小型水电站工程建设。在通有线广播中，在各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村的北京知识青年接线、安喇叭，几乎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们干的。有的知青还在接通公社到本村线路的同时，给村里也置办了一套播音设备，他们自己写稿件，当播音员，发布本村消息搞宣传。不到10天，云岩公社实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安喇叭”。北京知识青年的建议和积极行动，为云岩公社贯彻“复电”、落实“三变五翻”指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知识青年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

北京知识青年学习做农活，不是简单地学习镢头怎么用，犁耙怎么扶，而是着眼于如何改革耕作制度、如何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从科学创新着手学习农业生产经验。“农业科技实验小组”、“实用技术推广小组”、“高产粮棉试验小组”，在各村的北京知识青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们有文化，接受科学技术速度快、胆子大，敢于实验，很快就出了成果。1970年，谷堆坪村知识青年和蹲点干部贺生力试种的一块密植良种玉米，亩产超过千斤（当时一般田是200多斤），成为全公社观摩学习的榜样。1972年云岩北塬东片有一个村以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为主的科学实验小组（我对村名记忆不清了，但对这件事记忆清楚），搞条播小麦试验，亩产突破400斤，成为全县塬区小麦亩产最高的田块（当时一般田块亩产小麦70多斤）。谷堆坪插队青年于大华，利用公社卫生院一个淘汰的高压灭菌锅，土法上马，试制成功植物生长刺激素“920”，还试制成功“5406”菌肥和“杀螟杆菌”等微生物制品，应用于大田收到良好效果。于大华把这些微生物制品试制成功后，被请到县农技站讲课，在全县推广。当时知识青年这些农业科学试验，有力地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旧习惯，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解放了思想，为宜川县以后大搞科技推广，起了开路先锋作用。

四、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架起了世代相传的桥梁

知识青年在插队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农民、基层干部的善良品德和吃苦精神。在插队的风雨之中，他们和当地群众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系。《云岩河的歌》中的文章，大部分反映了这一点，热情的歌颂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老百姓的乐善好施行为。事实并不像有些文艺作品或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农民都是“自私自利”之人，基层干部都是些“色利之徒”，农村一片“黑暗”。知识青年插队之时，党和各级政府对插队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是十分欢迎的，《云岩河的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基本事实。

　　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深刻地亲身感受了处于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群体——农民的生活，懂得了基层，懂得了农村社会，知道了什么叫“劳苦”、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磨难”，这对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作决策的思路、干工作的作风，都会有极大影响，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无论是在普通的劳动岗位上，还是在领导岗位上，这批知识青年都是有特殊经历的人。他们现在大多已年近花甲，有的已退休了，但对儿孙们讲起插队经历，还是津津乐道，趣味无穷。事实证明，云岩知识青年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某个地区的领导，所在单位的骨干，国家栋梁，与他们的插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我国各地知识青年插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就有四名有插队经历，其中习近平、王岐山就是当年在延安插过队的知识青年。1994年习近平同志回延川县梁家河探望乡亲，言谈之间，对他那几年的插队生活很怀念，对梁家河乡亲当年对他的帮助非常感谢，还说，当年插队的磨练对他十分有益。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云岩的父老乡亲都十分珍惜他们和知识青年朝夕相处、风雨为伴的经历，以及相互之间结成的深厚友谊。1984年春，我在云岩公社党委工作，有一天去崾崄村下乡，和队长交谈公有资产的管理时，队长说：“原来的公窑大部分都卖给了个人，个别的承包给个人。只是原来北京知识青年王丽华住的窑洞，大伙不让卖也不让承包，要让队里管理，给大家留个念想。”我们去那孔窑院看时，窑面右边的土崖上用镢刮了个方框，刻着“知青窑洞”四个大字。王丽华是1971年离开村子，至1984年已经10多年了，群众还记着她。这朴实无华的感情，真是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

　　我和北京知青聂新元同志（原宜川县团县委书记）通过多次电话，说起西迴村时，他用的词是“我们村”。这让我一下子回忆起和许多知识青年的谈话，“我们公社”、“我们村”、“我们邻居”等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离开村子四十多年了，还用“我们村”，可见感情之不一般！他们离开村子后，眷恋故乡，眷顾乡亲，关注农村，和乡亲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紧密无间的联系，给村里、乡里、县里介绍项目、联系资金，还把自己看作村里一员。乡亲有了难事，找知识青年帮助，有了病找知识青年联系医院。知识青年回到北京或到其他城市工作，乡亲们就感到自己在北京或哪个城市里有了亲戚，娃考不上学就找知识青年到城里去打工。知识青年在工作中有了成果，乡亲们就像自己的子弟有了成果一样，照样感到自豪。这种联系，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

总之，我们回顾北京知青插队的历史，正确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革命理想高于天，困难面前不弯腰”是知青上山下乡最精彩的写照。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否则将是一句空话。写到这里，我愿所有的知青和云岩人民，不要忘记那艰苦的岁月，不要忘记那有益的砥砺，不要忘记知青和乡亲们的浓厚情谊。“老三届”知青有特殊的经历，有超凡的思维和创举，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将留下可歌可泣、永放光芒的一页！伟大的黄河和它流经延安的支流，当然也包括云岩河在内，一定会长唱知青歌！

（另记：这里，我要通过《云岩河的歌》给在我村——南海村插队的北京干部费嘉麟同志说句话，你为南海画的毛主席像还完好的保存着，乡亲们至今感谢你。我还要告诉所有知识青年，为北海和云岩献出宝贵生命的王长翠同志，是在1969年12月27日遇难的，至今北海村乡亲逢年过节都在祭奠她。）

【作者薛天云，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南海村人，高67级毕业后回乡，先后担任云岩镇党委书记、宜川县副县长、延川县常务副县长、子长县县长、延长县县委书记等职，2007年在延安市农业局退休；本文写于2013年1月13日，摘编自《云岩河的歌》一书。】

（后记：2015年5月，作者薛天云和北海村群众在北海村头水池旁给王长翠敬立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