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给知青赴云南支边50周年

吴建新知青问题研究

翻过2020年，是知青赴云南支边50周年，不经意间，我们支边快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已年近七旬，互相邀约在2021年以组团、自驾等出行方式重返曾经支边的“第二故乡”以纪念支边50周年。　　

虽然知青早已成为历史，远离社会的视线，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总是会被很多知青惦记着，每当有这些知青活动，便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社会的视角。

近年来时常观看央视“国家记忆”节目，那些解密的国家故事告诉国人，新中国初期贫弱的困境以及全民族几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強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这些史迹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离我们虽远犹近。　　

感动中时常自问：我们这一批赴云南支边知青能够以具有家国情怀的群体进入“国家记忆”吗？我们这一批支边知青有什么值得为社会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

赴云南支边知青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响应“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到云南支边，无论从个人的主动申请或被动接受来讲，客观意义上都汇入了国家战略的时代洪流，为国家分忧解难，对国家的贡献无疑是肯定的。广大知青是在新中国初期贫弱之时与国家共度时艰的一代人，国家今天的富强有知青的默默奉献，也是知青的一份荣耀。

但若论赴云南支边知青群体以“具有家国情怀”存史于国家记忆里，却似乎有些纠结，这种纠结在于我们赴云南支边知青的伤痕文化酿成的后果。在知青自已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给社会、给国家、给世人留下的是被迫害、被下放、被流放、被摧残，是极尽苦难的控诉。　　

这些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无视当时的国情需要，无视客观存在于广大知青中艰苦奋斗、默默奉献、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被极尽苦难渲染的文学作品导向成了知青的主流精神文化，却是很悲哀的，这就是赴云南支边知青群体是否具有家国情怀的尴尬。

从知青大返城至今已逾4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由贫弱到富强，这里面有之前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默默付出，知青也在其中。改革开放也让我们打开了国际化的眼界，知道治理国家的艰难，更加知道今天的和平年代来之不易。因为曾经与国家共度时艰，当年的知青甚至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奠基者之一份子，这一份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但就我们这批赴云南支边知青作为一个群体而言，若诩以具有家国情怀，似乎有愧当的纠结。因为我们云南支边知青基于为国分忧的家国情怀被矫枉过正、言过其词的文学作品及年轻人不成熟心理时期的调皮捣蛋行为的所谓传奇故事替代了，尤其是知青早期的伤痕文学作品，因为是由主流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知青对国家的贡献完全被扫出了历史。

我的人际关系中除知青外还有旧故新交，因我是知青便难免会涉及一些知青话题。

有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同志说：看了很多知青的书和影视作品，你们云南知青完了，咋个尽是些打打杀杀、偷鸡摸狗的，没有意思。

有人说：你们云南知青好不安逸，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每天跳丰收舞。

一位大型国企的政工干部说：看了很多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就两个字：控诉，控诉什么？难道除了控诉就没有值得说的了！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了生活走南闯北，你们云南知青离家远了就闹麻了，比起他们娇气多了。

一位守卫海防的兵哥哥说：感觉你们云南知青故事灰暗、消极、不阳光。

一位乒乓球友听我讲当知青得到的锻炼，对我竖起大拇指：别怪国家！

与几个农民朋友讲起现在有不少知青返回云南边疆旅游，到原来的生产队回访，其间有人调侃：原来逃都逃不赢的地方，现在成了好地方，当地人还欢迎你们吗？网上传的有知青回到支边的“第二故乡”打造知青康养基地，似乎功臣还乡，希望当地政府给予特殊照顾，提供优厚的条件。这些被调侃的话里藏着的尴尬不便深说，附合笑笑了之。

人是应该有些经历的，人更是应该有些精神的。

1991年，《青春无悔》出版发行后，我们连队的一位女知青对我讲：书里咋个没有你的文章？你要是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不晓得好多人要哭惨！我没有想到，我把自觉自愿承担的辛苦劳累当成锻炼，当成做好事，在不知内情人的眼里成了受迫害。

我们连队有一位个子最小的女知青是猪场的饲养员，因为是才组建的新连队，养猪的条件非常差，三天两头要到几里地外去打猪草，猪场是在原始森林里新垦的一片泥巴地上，晴天猪粪便臭气熏天，雨天脚踩在猪屎尿的烂泥塘里，其他人都收工休息了，她还在为猪赶时间剁下一顿的猪草，我觉得她是很苦的了。回城以后知青聚会时，我跟她提起当年养猪的辛苦，她平静中带着乐呵地告诉我：不苦啊！我不觉得苦。这种韧性，是我们知青面对艰难困苦的常态。

坦然地面对，对应了知青回城后很豪壮的一句话：有了八年支边的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喝下去。这其中蕴含着人生历练的启示。

对待份内或艰苦的工作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大量知青题材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将知青正常的人生磨练“深度解读”为对人性的摧残和人权的迫害，是不客观的、枉顾事实的。广大知青基于平凡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因此被抹杀了。

兵团（农场）是搞生产的。刚到边疆的前两三年，年轻人尚处在有激情、易冲动、争强好胜、逆反心强的生理和心理不成熟时期，有些知青不好好干活，旷工、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影响生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时有发生，这样就会与连队的管理产生矛盾。因为这些矛盾产生的冲突是有前因后果的，知青若是将自己列为外来人群而选边站队来判别是非，是有失公正的。

在重庆的表妹说：听重庆的支边知青讲，你们在兵团的知青很惨，被当地人随便捆绑吊打。我回她话：敢随便捆绑吊打？想想都不可信，太夸张了，有也是事出有因，而且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知青跟当地人相处是好的，甚至有深厚的感情。

家人、朋友跟我回当年的生产队，听农场职工讲知青当年艰苦奋斗的故事，理解了我们的知青情结：你们那时候真的不容易，怪不得边疆的人对你们这么好。

在瑞丽的莫里分场，当年知青开荒种植的橡胶树还没到割胶的树龄就大返城了，这些橡胶树后来成为当地农场职工的经济支柱。他们告诉娃娃：你们啥子都可以忘记，就是不要忘了知青。

还记得我在1986年第一次重返云南瑞丽农场时的情景，但凡见到的农场职工，都讲起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正值橡胶树开割的季节，知青胶工的突然离弃给农场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讲述者和我眼里都含着泪水。

1996年，瑞丽市政府邀请当年的知青回“第二故乡”欢度泼水节，回到原生产队的知青哪一个眼里不是含着思念与重逢的热泪？真情流露出来的人性泪光，值得知青作家们挖掘。

一位曾经生长在农村的年轻朋友给我讲：她们生产队原来也有插队知青，跟农民一样的下田劳动，还办墙报，办图书室，当赤脚医生，当老师教娃娃，做的好多的好事，老一辈的人现在都念知青的好，你们云南知青那么多人，应该也做了很多好事噻？我告诉她：我们支边知青做的好事多得很，只是我们自己讲做好事的人太少了，更主要的是写文章的人认为知青做好事的故事不悲情、不猎奇，不能成为受关注的热点。

一位大型国企的年轻干部听我讲知青开垦原始亚热带雨林种橡胶以及在艰苦生活中磨练的故事很受感染：你们好传奇啊！如果还有上山下乡我也想去。我告诉她：我们上山下乡是因为国家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你现在上山下乡也是可以的，是去当村官，用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时间教我们读历史。我想，我们云南支边知青是否有所反思？或者说，我们云南支边知青就甘于成为“可怜的祥林嫂”喊冤叫屈？甘于成为没有家国情怀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