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防控23种可预防性致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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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 陈万青

“cancer (癌症)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crab (螃蟹)”，早在400多年前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注意到人体内有种肿物能够在体内迅速生长，并在扩散的过程中该肿物会伸出许多像手指一样的触角，形似螃蟹，因此描述这些肿物为蟹状(crab-like)，或“cancerous”，crab一词便一直沿用下来，在英文中逐渐演变成了cancer。至今，人们对这一词已不再陌生。据最新的肿瘤登记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癌症392.9万例，死亡233.8例[1]。随着我国人口的激增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这一数字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如何有效降低我国的癌症负担是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2005年后，我国陆续启动了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淮河流域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农村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早诊早治项目以及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有效改善了某些癌种的生存率和显著降低了我国癌症的死亡率。但这些都是针对某些特定的癌种，当前大部分癌种仍缺乏效果十分明显的治疗方法和早诊早治技术。从根上降低我国人群的癌症负担，必须将重点着落于一级预防。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通过有效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完全可以避免，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意识，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降低相关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是预防癌症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本研究[2]针对常见且可避免的23种致癌因素，按照来源被分5个大类，分别为：行为因素、饮食因素、代谢因素、环境因素和感染性因素等。分省市量化不同癌种的归因风险，更直观的显示危险因素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为不同地区制定预防措施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

23种可预防性致癌因素

行为因素：

吸烟、二手烟、饮酒、缺乏体育锻炼

饮食因素：

摄入水果、蔬菜不足、饮食中纤维含量较少、钙摄入偏少、红肉、加工肉制品和腌菜食用过多

代谢因素：

体重超标、糖尿病

环境因素：

PM2.5、紫外线暴露

感染性因素：

幽门螺旋杆菌、乙肝病毒(HBV)、丙肝病毒(HCV)、人乳头状瘤病毒(HPV)、EB病毒(EB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人类疱疹病毒 8 型(HHV - 8)、华支睾吸虫感染

主要发现：2014年，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中至少有100万例癌症死亡与探讨的不良生活方式或感染因素有关，其中男性占71.6%，女性占28.4%。男性和女性的主要致癌因素存在明显不同，男性前3位的致癌因素为主动吸烟(占男性全部归因死亡人数的35.9%)、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水果摄入不足等，女性前3位为水果摄入不足(占女性全部归因死亡人数的15.6%)、HBV感染和主动吸烟。各省市的首要致癌因素在男女性也有所不同，主动吸烟是所有31省市男性的首要致癌因素，而各省市女性首要致癌因素则分别为水果摄入不足(14省)、HBV感染(7省)、主动吸烟(6省)、体重超重(3省)和HPV感染(1省)等。

由此看出无论是分性别或分省市，吸烟都是男性首要的致癌因素，尤其对肺癌而言。烟草中含有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其中多数是极强的致癌物，对人体产生极大的损伤。美国通过严格执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共场合全面禁烟，提高烟草税收等措施，总体癌症死亡率与1991年相比降低了27%，这主要归因于吸烟率的下降[3]。而我国的控烟效果较差，至2015年，我国的烟草消耗量仍居全球首位。对女性而言，水果摄入不足是致癌的第一大危险因素。在中国，常说癌症是吃出来的并不是没有科学依据[4]。许多人每日膳食中的蔬菜、水果远远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推荐的食用量，而钠的食用却明显超标。因而，为了健康，每个人应严格要求自己，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饮食习惯做出相应的调整，做到合理膳食，以形成健康的饮食意识。

分癌种来看，各癌种可归因于23种致癌因素的比例存在巨大差异。男性中，可归因比例超过70%的癌种依次为卡波氏肉瘤、鼻咽癌、肛门癌、口咽癌、肝癌、喉癌和肺癌；女性中，可归因比例超过70%的癌种则依次为卡波氏肉瘤、宫颈癌、鼻咽癌、肛门癌和阴道癌。

各个地区的归因比例差异也十分明显，例如，青海省肝癌的归因比例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为91.3%和85.0%，而这一比例在江苏的男性中仅为52.8%，女性中仅为37.3%。总体来看，大多数癌种的归因比例在男性和女性中是相似的，尤其是在以感染为主的癌症中，如肝癌和鼻咽癌。

数据显示：可归因比例超过70%的癌种均是与感染因素密切相关的癌症，例如EB病毒和HPV病毒，分别可能导致鼻咽癌和宫颈癌。因此，要从根本上降低其发生，必须强调疫苗的重要性。我国从2002年实行乙肝疫苗常规计划免疫，肝癌的发病率显著下降。此外，日常生活中需注意个人卫生，不食霉变食物，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以降低感染因子的暴露水平。就不同地区而言，我国癌症发病呈现明显地理分布特点，这与不同地区饮食习惯息息相关之外，感染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广东省鼻咽癌高发，本地区的居住环境、饮食文化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与EB病毒的归因风险达到93.5%是当地鼻咽癌高发的关键。

五大致癌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占全部癌症死亡人数的比例在人群中年龄趋势变化也不相同。反映出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不同危险因素的“偏爱”程度并不相同。

老年组人群在行为因素中可归因癌症死亡人数比例较高，男性中最高峰出现在50-54岁，女性中最高峰在65-69岁，这反映出行为因素对人体的作用是逐渐累积的。例如吸烟，当机体暴露于烟草等致癌物质后，并不会立即致病，而是在致癌因子的不断作用下，超过一定年限后才进展为癌症。另外也不能忽视出生队列效应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吸烟率达到高峰，人群健康意识不足，在这一时代出生的人群暴露于这些危险因素的可能性较大，且作用时间长，会对结果的估计产生一定的偏差。感染性因素中，30-54岁的男性和女性均具有较高的归因比例，最高峰在35-39岁。饮食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可归因比例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代谢因素中，男性和女性归因比例最高峰所在年龄分别为40-44岁和50-54岁；并且在50岁之前，这一比例在男性中高于女性，而在50岁之后，这种模式发生了逆转，即女性高于男性。

长期研究结果表明癌症的致癌因素可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前者包括性别、年龄、家族遗传史、种族等，后者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等。而大部分的癌症均是由外界因素导致的。只要防控好这23种致癌危险因素，中国有45.2%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我们根据相关危险因素和癌症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通过采取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来降低可能的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呢?

第一、戒烟戒酒

国际癌症协会早已把吸烟、饮酒归类为一级致癌物，研究表明20%-30%的癌症发生与吸烟有关，其次是饮酒[5]。一项前瞻性研究亦表明酒精和癌症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对大脑产生一定的损伤[6]。烟草和酒精的有效控制可能是益处最多的干预措施。

第二、保持健康体重，加强体育锻炼

大量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肥胖是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7]，而且还是导致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21世纪由于生活节奏较快，压力大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步入肥胖队列。肥胖已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运动是维持良好体重的最佳选择。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以显著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8]。

第三、控制HPV、HBV、HCV等病毒的感染

目前已经研制出的HBV疫苗和HPV疫苗，可有效的预防肝癌和宫颈癌发生。实际生活也需要注意个人卫生，日常饮食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饭后洗手，有条件可以实行分餐制，可显著降低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

第四、减少加工肉制品、腌制蔬菜的摄入，增加饮食中膳食纤维的摄入

加工肉制品指经过盐腌、风干、发酵、烟熏或其他处理、用以提升口感或延长保存时间的任何肉类(词源百度百科)，如热狗(香肠)、火腿、肉类罐头等，这类食品以及蔬菜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或硝酸盐，进而生成亚硝胺，这些物质对人体危害极大。此外，现代膳食中食物过细，消化过慢，食物在肠道中停留时间过久，与肠壁接触时间延长，无形中增加了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因此，饮食中需有意识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少吃烧烤腌制类食品，尽量达到平衡饮食，合理膳食。

第五、预防日晒

癌症的防治策略始终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降低癌症的发病率，一级预防是关键。虽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得癌症，但可以大大降低患癌的风险。因而，在个人层面，需要注意饮食卫生，提高自我保健意识，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国家层面，在普及疫苗接种，加强落实控烟限酒的同时，还需根据不同地区好发的癌种和该地区常见的危险因素，因地制宜的制定防治指南。总的来说，健康是可以经营的，选择合理的生活方式是维持健康最低的成本，当今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不断学习新的健康知识，将健康生活的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

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参考文献：

[1] 郑荣寿, 孙可欣, 张思维, 等. 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J]. 中华肿瘤杂志, 2019, 41(1): 19-28.

[2] Chen W, Xia C, Zheng R, et al. Disparities by province, age, and sex in site-specific cancer burden attributable to 23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J].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2019, 7(2): e257-e269.

[3] Siegel R L, Miller K D, Jemal A. Cancer statistics, 2019[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19, 69(1): 7-34.

[4] Grosso G, Bella F, Godos J, et al. Possible role of diet in canc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ultiple meta-analyses of dietary patterns, lifestyle factors, and cancer risk[J]. Nutr Rev, 2017, 75(6): 405-419.

[5] Katzke V A, Kaaks R, Kuhn T. Lifestyle and cancer risk[J]. Cancer J, 2015, 21(2): 104-10.

[6] Topiwala A, Allan C L, Valkanova V, et al. Moderate alcohol consumption as risk factor for adverse brain outcomes and cognitive decline: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J]. Bmj, 2017, 357: j2353.

[7] Picon-Ruiz M, Morata-Tarifa C, Valle-Goffin J J, et al. Obesity and adverse breast cancer risk and outcome: Mechanistic insights and strategies for intervention[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17, 67(5): 378-397.

[8] Moore S C, Lee I-M, Weiderpass E, et al. Association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Risk of 26 Types of Cancer in 1.44 Million Adults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Risk of 26 Types of Cancer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nd Risk of 26 Types of Cancer[J]. JAMA Internal Medicine, 2016, 176(6): 816-825.

——本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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