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粹 | 安东尼•吉登斯 著 肖瑛 译：风险与责任

我将从声明我的资格限制开始这个演讲。我不是律师，我的法律理论充其量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不能保证我下面说的内容能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感兴趣，更别说能给大家提供教益了。我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风险的，据我目前所知，风险在法律文本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关于责任，我会谈得少一些，它同法律平时关注的内容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是，我将努力表明，风险和责任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密切关联的。

我的演讲从提出一个问题开始。我想问在座诸位，如下现象之间有何共同之处：疯牛病（BSE）、劳埃德保险协会（Lloyds）、尼克·莱森事件（Nick Leeson affair）、全球变暖、喝红酒、精子数量下降？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同科学和技术对我们的日常活动和物质环境的影响捆绑在一块儿。当然，现代世界被科技发明的影响所形塑的进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是，随着创新步伐的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生活的核心；我们所感觉和体验的越来越多的东西被置于科学的聚光灯下。

这种情景并没有带来世界的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提升——在一些方面恰恰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就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特别强调的，科学不能生产证据，也从来只能做接近于真理的工作。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相信科学可以生产建基于牢固基础上的知识。波普尔则相反地认为科学建立在流沙之上。科学进步的第一原理是：即使人们最珍视的理论和信仰也通常是可以修改的。这样，科学就以一种内在的怀疑努力，卷入对各种知识宣称进行不断修改的过程。

科学的怀疑的、易变的性质长期以来隔离于更大的公众领域。只要科学和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受到相对限制，这种隔离性就会继续存在。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定期地、惯例性地同科学创新特征发生联系。譬如，研究者们曾认为，喝红酒对健康会带来大体上有害的后果。但新近的研究表明，适量喝点红酒利大于弊。那明天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会不会说红酒即毒药？

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所有人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稳定且复杂的科学宣称和反诉框架做出反应。生活在英国的人们，该不该吃牛肉？谁能给出一个答案？其健康风险看起来是轻之又轻的。但是，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内，至少还是存在爆发与疯牛病有关的疾病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这同样适应于各种各样新的风险情境。以精子数量减少为例。一些科学研究发出了男性不育现象增多的权威报告，并将其症结追溯到环境毒素的作用上。但是，另外一些科学家争辩说不存在这种现象，更别说给这种说法以理由了。但是，我们也不缺乏下面这样的专家，要么断然否定存在地球变暖现象，要么认为地球变暖现象是由长时段的气候波动造成的，而非温室效应之产物。

劳埃德公司的保险市场目前看来已经走出了灾难性的金融麻烦，这些麻烦已经困扰了它很多年。这些麻烦曾被广泛描述为同阶级紧密相关，即同其公司大名及其经纪人踌躇满志的前景展望密切关联。但事实上这些困境根本上源于风险性质之变动。除了其他因素外，劳埃德遭受的打击来自于在石棉产品中发现的毒性，以及一系列自然灾害——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可能压根儿不是“自然的”，而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产物。在过去大约十五年中，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台风、飓风以及其他气候失常现象的数量都在上升。同其他较小的保险公司一样，劳埃德的金融能力任何时候都可能被那些由新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可预见的消极后果摧残。

蒙蒂费奥利（Simon Sebag Montefiore）曾就尼克·莱森和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冒险活动做了非常有趣的解释。他提出，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巴林银行发生的事件（很像劳埃德银行的事件）。一方面，是阶级加衰败（class plus corruption）的解释。根据这一观点，巴林银行溃败是因为它的执拗的上层阶级的管理同正在推展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诉求背道而驰。

蒙蒂费奥利对这一解释表示质疑。他指出，那些在金融系统外缘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未来市场——即复杂市场，在这里，交易会以向来没有发生并可能从来不会发生的价格突然变动——中工作的人同宇航员很相似。它们溢出了银行家和金融专家的领域——它们在没有救生索的情况下溢出。尼克·莱森是离所有坚固的基础越行越远，但大多数银行还能将自己固定在太空舱上。

蒙蒂费奥利以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短语来描述这一场景。他说尼克·莱森和其他同他一样的人“在秩序化世界的外缘行走，在现代技术的尚未开化的终极前沿行走”。换言之，他们被卷入到他们自己也没有理解的系统中，新兴的全球电子经济中的急遽变动是如此具有戏剧性。我想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可以将这个讨论做进一步推进。不只是尼克·莱森和新的金融企业家这样的人生活在现代技术的未曾开化的外缘。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这样。我想这一点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谓的风险社会的必然特征。风险社会是一个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高科技前沿的社会，高科技前沿是一个没有人能彻底弄明白的领域，是一个产生多种可能未来的领域。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两个根本转变。每一个转变都跟科学和技术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联系在一起，虽然并不全然由科技变革决定。第一个转变可称为自然的终结，第二个转变可称为传统的终结。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说一个自然环境消失的世界，而是指到现在为止，物理世界中几乎不复存在未被人类干预的方面。自然之终结是在相对晚近时期才到来。当然，这个日期不可能得到精确界定，但我们毫无疑问可以大致测算自然终结何时发生。当人们从一种过去常有的对自然的焦虑转变到一系列新的担忧时，自然的终结就发生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忧心忡忡于自然会对我们做什么——地震、洪水、瘟疫、庄稼歉收，等等。但在一个特定的点上，大概是五十年前的某个点，我们停止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担忧，转而更担忧我们对自然做的一切。这个转折是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风险社会是一个生活在“后自然”中的社会。

但是，风险社会也是一个生活在后传统的社会。生活在传统终结之后，本质上就是生活在如下的世界中：生活不再是命中注定（fate）。对很多人而言——在各种现代社会中，这仍然是阶级划分的来源——生活的不同方面是由传统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命中注定。一个女人的命运就是生命中的主要时间都被置于家庭环境之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男人的命运就是要外出打工，直到退休，然后在退休之后没多久不可规避地走向衰老。在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再生活于命中注定中。生活在后自然和后传统的社会同工业社会的早期形式确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工业社会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知识传统得以发展的基础。

为分析何谓风险社会，我们需要作出一系列的区分。首先，我们必须区分风险与灾难（hazard）或危险（danger）。风险本身同灾难或危险不是一回事。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讲并不比现存的各种社会秩序形式更危险或更冒险。在这个语境下，追溯“风险”概念的起源是是有益的。生活在中世纪是有危险的，但那时没有风险概念，而且，事实上，在任何传统文化中都找不到风险概念。之所以如此，在于人们所经历的各种危险都是既定的。它们要么源于上帝，要么更简单地起于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某个世界。风险观念同人们的控制欲，特别是同控制未来的观念休戚相关。

观察很重要。“风险社会”观念可能暗示了一个变得更具危险性的世界，但这一点并不必然如此。相反，它是一个日益关注未来（以及安全）的社会，它产生出风险概念。有趣的是，风险概念最早被西方探险家使用，他们在横跨世界的旅途中冒险进入一片新的水域时使用这个概念。从探索地理空间起，慢慢转变到对时间的探索。风险这个词指涉一个我们既在探索又在寻找规范化和控制之路的世界。本质而言，既然“风险”也指规避不希望出现的结果的机会，那么它通常也有一种消极的含义。但是，从在面对有问题的未来时采取无畏的主动性这个角度看，风险通常又被赋予积极意义。无论是在探索领域和商业领域，还是在登山运动中，成功的冒险者都受到广泛尊重。

我们还要区分风险与灾难，并必须在两种类型的风险之间做出区别。工业社会出现后的第一个两百年是被“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所支配。外部风险，用务实的术语表达，就是一个个风险事件，这些风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说从外部）出其不意地打击个人，但就人口整体而言，其发生是有规则的，并且规则到可以做出明确预测，从而适合采取保险措施。同工业社会的出现相适应的有两种类型的保险：私人保险公司和公共保险，后者是福利国家最关心的内容。

在1945年之后，福利国家成为左翼的工程，被视为取得社会正义和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但总体来说，这不是它的源起。它发展成为一个安全国家，一种防范风险的方式，在这里，集体保险比私人保险更不可或缺。同私人保险的早期形式相像，集体保险也是建立在对外部风险的推定的基础上。外部风险能够得到充分的测算，即能够画出精算表格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怎样给人们投保。疾病、失能和失业被福利国家视为“命运中的意外事件”，应该为人们提供集体保险。

一个与后自然和传统终结相伴而生的世界，其特征是从外部风险转向我所说的“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人造风险是由人类发展进步特别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创造的风险。人造风险指各种新的风险环境，面对这类风险，历史很难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应对经验。我们通常并不知道真正的风险是什么，更别说如何根据概率量表来对它们进行精确计算了。

人造风险正扩散到人类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它同科学和技术的一个侧面有关，但工业社会早期的理论家们总体上来说没有预见到这个侧面。科学和技术所创生的不确定性与它们解决的不确定性一样多。这些不确定性不能以进一步的科学进步这样的简单方式来“解决”。人造不确定直接干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不仅限于集体性风险场景。在一个人们不再能简单地倚靠传统而在一个给定的情境范围内确定去做什么的世界中，人们要适应他们的关系和复杂情况，就不得不采取更为积极的和充满风险的行动。

风险社会的兴起产生了多个有趣的后果。这些后果关乎每一个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疯牛病讨论或者我在演讲开始提到的任何一个情节感兴趣的人。

随着人造风险的扩散——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用贝克的表述，即随着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就出现了因应对风险而产生的新风险（a new riskiness to risk）。各种新技术正在慢慢影响我们的生活，对处理事情的理所当然的方式的无休无止的修正接踵而至。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未来变得日益有令人着迷但同时也晦暗不明。通往这个未来的直接线索除了“未来剧本”（future scenarios）外，再难找到其他的了。

我们最近注意到切尔诺比利核灾难发生十周年纪念日。没有人知道，遭受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影响的人数是数以百计还是成千上万。这些长时段的影响无论如何都很难跟踪，因为这些影响只要存在就可能扩散。我们几乎是在不停顿地置换环境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模式。甚至许多显而易见是好的习惯或者发明也会变味——正如风险相反地通常被高估一样。以吸烟为例。在三十多年前，吸烟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而被医生推崇。当时没有人知道吸烟这颗定时炸弹正在引爆。疯牛病则可能有一个相反的结果。可能最终会证明疯牛病对人没有影响。新型风险的特征在于人们甚至在争论它们到底是否果真存在。

在风险社会中，有一种新的政治道德氛围，其特征就是在一方面是对扰乱民心者的谴责另一方面是对欲盖弥彰者的痛斥之间展开拉锯战。现在，大量的政治决定都与管理风险有关——风险不是起源于政治领域，但不得不通过政治手段来管理。任何人——政府官员、科学家，抑或非专业人士——只要严肃地对待某种既定的风险，就必须坦诚布公地论及它。它必须被广而告之，因为必须说服人们相信这种风险千真万确地存在——人们必须为对此大惊小怪。但悖论的是，一旦这种大惊小怪被制造出来，而这个风险又被证明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么，那些涉嫌参与这个风险的宣传和制造大惊小怪的人就会被谴责为扰乱民心者。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做假设：官方决定指出某风险并不很严重，就如英国政府处理疯牛病那样。在这种情形中，政府宣称：这件事我们已经得到科学家的支持；不存在严重风险；我们的日子可以照旧进行。但事情之发展走向了另外的方向。这样，政府理所当然会被批评为欲盖弥彰者。

悖论的是，扰乱民心对于降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果真在这个方面“成功了”，那看起来就坐实了扰乱民心的罪行了。艾滋病（AIDS）就是一个例子。假设政府和专家在防范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方面扮演公众角色，促成人们改变他们的性行为，艾滋病也没有如最初预测的那样广泛传播。那带来的反应很可能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来恐吓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这种政治两难现象乃是一种常态，还轻易找不到直面这一两难的可行路径。因为如我在前面指出的，甚至到底有没有风险这种问题看起来都是争执不下的难题。我们不能事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确实是在“扰乱民心”，什么时候不是这样。

风险社会的涌现不完全是关于灾难规避的，原因前面也已作过交代。从积极的角度看，风险社会就是一个机会扩张的社会。现在，显而易见的是，选择权是根据阶级和收入进行分配的。譬如，随着自然和传统对社会的控制的放松，一些不能生育的女性可以通过购买新的生殖技术来怀孕生子，而其他的人就没有这种机会。我们知道，在某些去传统化的社会场景中，一些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而其他女性则比以前生活得更富裕。技术革新常常会扩大选择的范围；传统的消失也会带来如此效果。随着习惯性的做事方式成为问题，人们必须在许多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所统治的领域进行选择。吃就是一个例子：再也没有传统的日常饮食规定了。

风险社会的到来对于我们反思这个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政治议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人造风险的凸显预设了一种新政治，因为它预设了对各种价值的再定位，以及对与追求这些价值相关的各种策略的再定位。甚至不再存在不要参考某一价值就能描述的风险。这一价值尽管通常会更为复杂，但可能只起着维护生命的作用。但当出现不同风险类型的冲突时，就会出现价值冲突，并直接导致一系列政治问题。

譬如，布莱尔（Tony Blair）用现代化（modernisation）一词来表示将英国带入日新月异的进程中。布莱尔是工党内的现代主义者的原型；但更为基本的是，他渴望对英国的各种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现代化在这个国家的言外之意是：英国在很多关键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工业社会。现在，这就有点像蒙蒂费奥利提及的对巴林银行倒闭的第一个解释——执拗的旧制度丧失了同现代世界的关联。

跻身上议院的任何人都能看到现代化工程中的某些事物，因此也可以理解。但在风险社会中，现代化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风险社会就是走向自己确立的各种限制的对立面的工业社会，其中，那些限制以人造风险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更多的相同”（be more of the same）。

这里我们需要对简单现代化和反身性现代化做出区分。简单现代化是旧式的单线性现代化；相反，反身性现代化则意味着对现代秩序的各种限制和矛盾的适应。这些在与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相关联的诸新政治领域中表现得特别清楚。它们明显地出现在高速公路抗议中，争取动物权利的游行示威中，以及很多食品恐慌中。第二阶段的现代化——作为反身性现代化的现代化——看起来与第一阶段现代化不一样。我想，在我们国家要有政治讨论的机会，这可以让我们在这方面走到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的前面。我很期待这一情况发生。反身性现代化就像更为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完全不只是一个消极的前景，而是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我们今天同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与工业社会早期的特征大不相同。在西方社会，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作为一种传统而发挥作用。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克服传统的力量，而事实上它自身变成了理所当然的权威。它是某种被大多数人尊重的对象，但却处在他们的生活之外。外行人从专家那里“汲取”意见。科学和技术进入我们的生活越多，这种外部视角就越少。相比于过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政府当局和政治家——同科学和技术有也不得不有越来越多的对话或者参与关系。就是因为科学家之间频繁地发生意见不一致现象，特别是在人造风险场景中发生这种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科学家们创造出来的各种发现“照单全收”（accept）。现在，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前面描述的科学本质上的怀疑主义特征。每当在决定吃什么、以什么食物为早餐、喝低咖啡因咖啡还是普通咖啡时，人们都是在相互冲突的情境中以及易变的科学和技术信息之间做决定。

找不到逃离这一情境的路——即使选择“装作无知”，我们还是被束缚在这一情境中。政治必须会为这种对话性参与提供一些制度化形式，因为目前它还只关注特定利益群体，而他们大多是在主要政治领域之外斗争。我们今天亦缺乏一种制度用以监控技术变化。如果已经建立起关于技术变化及其问题性后果的公共对话，或许我们已经阻止了疯牛病的泛滥。鲍威尔（Enoch Powell）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比技术变化更影响我们的生活了。他是正确的。但是，这类变化完全处在民主系统之外。更多的参与科学和技术的公共手段虽然并不能消除或者扰乱民心或者欲盖弥彰的两难，但却有助于我们减轻（mute）其带来的某些破坏性后果。

上述考虑同反思福利国家也有关联。福利国家是在自然还是自然、传统依然是传统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譬如，这一点很明显地体现在1945年之后的福利国家的性别条款中，这一条款完全假设了“传统家庭”的连续性。它也很明显是依据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增长来设置的，这一服务制度是因应被理解为外部风险的疾病而建立的反应机制。

处在一个更积极地参与到医疗保健、身体、婚姻、性别和工作的世界即人造风险时代，意味着福利国家不再能够按照它基于1945年确立的方案而发展起来的模式持续发展。福利国家的危机不纯粹是财政上的，它是被新型风险支配的社会中的风险管理的危机。

这些观察所得同阶级分化也紧相关联。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所谓的“知足文化”（culture of contentment）有那么一点流星的样子：压根儿就没有知足文化。许多中产阶级和职业群体决定从公共福利计划中退出的理由之一同对风险管理的特定态度休戚相关。在风险社会中，中产阶级将自己从公众供应中撤离出来，他们的这一举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供应只是适应于关于风险的不同阐释和情境。当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更为积极的定位时，他们也就不得不更积极地定位风险管理，所以，那些能支付起风险管理费用的人们倾向于从现存的福利制度中退出就不足为怪了。

各种生态问题准确地体现了一个生活在后自然和后传统中的世界。在早期工业社会不见踪影的各种生活政治形式发展起来。不久以前抗议者还在对小牛犊在有限的人工条件下被转运到欧洲大陆而大惊小怪。他们的批评者称他们多愁善感。但根据疯牛病经验，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不仅仅是感情用事。抗议反映了一种感觉，即当食品的工业生产远离自然时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说曾经是自然的食品生产意味着什么。在特定意义上，对动物权利的道德承诺是一种客观理智的政治。毕竟，即使在狭义的经济术语中考量，疯牛病危机也是一场灾难。据估算，英国经济为此付出了60亿英镑甚至可能更多的代价。

不能把风险社会与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后现代阐释认为政治已经终结：随着现代性的发生，政治权力直接失去了其意义。但随着人造风险的到来，现代性并没有消失；相反，还在持续的现代化呈现出新的意义和精微之处。反身性现代化预设和生产政治。这种政治不完全是在议会范围之外展开的。社会运动和特殊利益群体不能提供议会政治所提供的东西，包括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手段、根据相互关系来实现不同风险之间的平衡。我讨论的这些主题都要求被更为直接地带入政治领域。一个能中肯地处理这些议题的政党将会在未来几年就会展开的各种政治冲突中占据一个最好的位置。

风险始终同安全性（security and safety）关联。它也时常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向一个被人造不确定性而非外部不确定性所支配的世界移动时，出现对责任性质的重新讨论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对“责任”（responsibility）概念的广泛使用也是新近发生的。尽管“负责任”（responsible）一词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责任”看起来只是到18世纪晚期才进入英语词典。这又是一个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出现的术语。就其在今天的使用情况看，“责任”是一个充满歧义或有多重内涵的有趣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事件负责的人也可以被说成是这个事件的制造者。这是“负责任”这个术语的原初意思，这个意思将这个概念同因果性或者施动者（agency）连接起来。责任的另一个意思是：如果他或她以一种符合伦理的或者对自己行为可以做出说明的（accountable）方式行动，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负责任的。但是，责任也意味着义务（obligation）或者责任（liability），而这是同风险对立的最有趣的意思。

风险与责任的关系至少在抽象层面可以很轻易地确定。只有根据此前给出的理由而做决定时才存在风险。责任观念也预设了做决定。把责任概念带进来意味着一个人做出了一个有着各种可辨别后果的决定。

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变造成了责任危机，因为风险、责任和决定之间的联系改变了。这是有着消极和积极特征的责任危机，同风险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大致对应。考虑到人造风险的很多情境所内在的模棱两可性质，以及这些情境所内在的反身性，责任会轻易地被认为既非可归因的，亦非可承担的。这一点既适应于责任意味着限制风险的情况（如生态风险或健康风险），也适应于风险是一个激励原则（金融市场）的情况。

各种后果如下：

1. 贝克所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涌现。这意味着存在各种人为制造的风险，在作为这些风险的主体的意义上，人和组织肯定是“负责任的”，但是没有人承担明确的责任。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涌现了出来。谁来决定有毒产品是怎么样的，这些产品会制造出什么样的副作用，何种层面的风险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充斥着有争议的知识宣称和可能性的世界中，怎样来确定“充分证据”？如果一些损害要赔偿，或者要做一些维修，那谁来就赔偿和对未来的控制或者调控的适当形式做决定？

大部分关于风险和责任的“社会审讯”（social interrogation）是通过外部风险和简单现代化这面棱镜而发生的。譬如，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基于过去的趋势，希望精算师能预测风险，并据此评估责任；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设想一个人能简单地求助于专家获得解决办法。应对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情境看起来在法律、保险和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一点很难做到精确化，因为人造风险的很多环境具有完全无法估量的特征。扰乱民心或欲盖弥彰的两难是这儿涉及的各种问题的根深蒂固性的直接表征。

2. 一些人提出，应对人造风险出现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选择“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来限制责任。预警原则这个术语好像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的德国，是在当时德国发生的生态讨论中涌现出来的。最简单地说，这个术语提出，尽管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还是需要在环境议题（以及由此推到其他风险形式）上采取行动。这样，在1980年代，在多个欧洲大陆国家，若干应对酸雨的项目得以建立。但在英国，缺乏确凿的证据来正当化自己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污染问题上的不作为。但是，作为应对各种责任问题的手段，预警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连可应用性都不具备。“与自然同在”（staying close to nature）的戒律，或者限制而非拥抱创新的戒律，通常都不具备应用性。原因在于，从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变化中获得的收益和危险的平衡是无法估量的。在支持科学创新或其他形式的变化方面，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勇敢而非小心翼翼。

虽说如此，但预警原则的各种修正版仍然是重新引入责任的重要路径。譬如，该原则的一个修正版是：生产商品的公司在这些商品投放市场或者使用相关的技术过程之前应该仔细考虑整个生产流程。这样，在布伦特·斯帕（Brent Spar）案例中，公司在第一步建造石油平台时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个流程的最后一步，即有效且合理地安全处置。

3.  在很多风险场景中，各种人造风险情况改变了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很多情况中，个体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但这不同于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条件下的不可定罪性。在后种情形中，是通过外部风险或者被动风险这面棱镜来检视责任而得出的结果。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健康风险。很多人不是因他们自己的错而患病的。但疾病的很大一部分同实际的生活方式和“被造环境”这一些更宏大的条件都有关系。但若设定这些环境中的责任整体上都是集体性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努力降低吸烟率一样，对责任的这种积极假设变成了风险场景界定的一部分，并因此成为责任再分配的一部分。类似的情况适应于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当大多数风险都是外部的时，这类责任就是相对有限的：自然在整体上是完整无缺的。现在，我们对后人的各种责任彻底地融入到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各种决定中，这些决定是我们改变自然的结果。、

4. 上述思考同我们时代的主要政治议题之一即福利国家的未来有关系。所有国家的福利国家历史都很杂乱。福利国家在某些方面是作为抑制穷人的各种欲望和控制这些欲望的手段而涌现的——在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有其根源。但是，如前所述，最近几年，左派把福利国家当作是他们的专利。这样，围绕福利国家的讨论就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它在限制或者降低不平等方面扮演的角色。但是，福利国家更正确地是被看作集体风险管理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在其作品中有力地提出：福利国家应被理解为一种“安全国家”或者“深谋远虑的国家”（provident state）的观念。福利国家被牢牢地同现代性的若干基本假设捆绑在一起：安全来自于人类对他们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更为有效的控制。

福利国家的危机通常呈现为财政危机。如果福利国家出了麻烦，是因为人们支付的税额不足以为福利制度提供充分的资金。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更富启发性的是将福利国家危机看作风险管理的危机。福利国家建立在外部风险或者被动风险的假设基础上。如果你失去了工作、生了病、失能或者没了家，福利国家就会过来保护你。福利制度现在必须面对大范围的人造风险，改变风险与责任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大量关于要把权利与责任挂钩的讨论，这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个人对于他们所面对的风险不要承担任何责任时，无条件的权利看起来就是合适的，但在人造风险情境下，这一点就不再适应。

5. 在一个社会缺乏有效手段来处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地方，其结果通常不会是没有一个人是有罪的。恰恰相反，人造不确定性的代价可能同“诉讼社会”（litiginous society）的涌现紧密勾连。在共同的“责任契约”破裂的地方，有罪就可能无处不在地弥漫。在这里，赔偿同因果关系已经彻底分离。比如，如果某人在我的花园小路上跌倒后受伤，我就得承担责任。

6. 责任主题必须与对风险的两个面向的关心整合在一起。人们常常在讨论风险的消极面向和积极面向，好像这两个面向是相互分离的一样。这种讨论转化为两大文献之间的分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研究环境风险的作者从未提及金融或者企业风险方面的文献，反之亦然。譬如，过去十年中出版了两本最负盛名的风险著作，一本是贝克的《风险社会》，一本是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的《同诸神一较高低》（Against the Gods）。但这两本书压根儿就没有相互参考。

风险通常是一种积极的或激励性现象这一事实同上文讨论的大多数的风险场景和责任关联，而不仅仅是同经济风险有关。这样，要创造一个更有效的福利国家，关键在于，在某些情境中，人们能够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冒险做可能失败的事情（take risks）。个人完全迷恋于福利或者不愿意冒险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或更大的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个好结果。这一点同样适应于身陷功能障碍或者狂暴关系的人们。风险不仅仅同责任紧密联系，而且同主动性和新视野拓展相依相附。这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概念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第一次出现时的那个起点上了。

责任和罪责这两个主题对于律师惯常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我希望我至少就如下问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启示：为什么法律理论家和法律从业者都应该关注风险的观念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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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林淑萍 吴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