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丨作为一种社会语法的“网格”

2020年3月25日，印度政府宣布全国禁足令。牛津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疫情控制政策跟踪系统给这一政策打了满分，因为它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行政命令之一。它比中国武汉的封城更加激进，因为它是全国性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典型的“板块式政策”，即一刀切，全观一个板块，没有地区和人口上的区分。这一政策的最明显的后果，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蜂拥回家。由于公共交通已经全面停滞，很多人不得不抱着行李、带着家眷途步走回农村。很多人要走十天才能走到家乡（United Nations News，2020等）。到3月30日，根据新闻报导，已经有22名民工就因为交通事故，甚至因为极度疲劳和饥饿在路上死去（The Wire. 30 March 2020）。

印度封锁后，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徒步返乡

印度农民工2020年的长征，让我想起了中国2003年的非典。从2003年4月16号到5月15号的一个月间，约400万农民工因为非典离开了城市，回到农村（农业部，见“人民网”，2003）。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国很大的反响。印度和中国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所以引起特别的关注，是因为公众和政府认为，大规模、集中、拥挤的长途旅行正是疫情期间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群体间差异造成的“链式反应”

印度和中国农民工在疫情间的匆忙返乡，可以被概括为是他们对疫情的“链式反应”。链式反应是指，社会不同阶层对疫情的认知、应对能力、以及最后做出的决策是不一样。某个阶层对疫情采取的行动，不是这个群体对病毒的直接判断，而更可能是因为其他阶层对疫情的反应。所以在疫情和行为之间，有一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作为中间变量。

面对疫情的链式反应的典型情景是：中产阶级对疫情的认知程度高，对个人健康风险敏感，应对能力也比较强，选择余地较大，比如他们可以不出门、可以请假、可以自己驾车而避开公共交通。这样，他们反应及时，而且会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突然强调疫情的严重性，抗非典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公共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被认为是高风险区，大面积停顿。在2003年5月份，北京约有70%的餐馆关闭（杨滨，2003）。

而在这些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工作的农民工，和疫情则是另一种关系。他们对疫情的认知程度低，特别是主观敏感度低。我在2003年和农民工访谈的时候，就明确地意识到，很多人离开城市并不是出于对疫情的害怕。对他们来讲生计是最重要的，小概率的被感染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些农民工发烧咳嗽，恨不得自己得的是非典，因为只有非典可以得到免费或者优惠治疗。由于来自政府的压力，雇主要求有轻微症状的农民工去医院治疗，不管什么症状，都先当作非典对待。疑似的非典病人，要由特别的救护车送往指定医院，而在确诊之前，病人必须支付救护车服务的费用。在北京，救护车的费用从救护车停车场开始计价，到病人住所，再到医院，每公里收费2.5-3.5元。门诊检查费用至少200元。一位被雇主送来治疗的农民工在听说账单后从医院逃跑。另一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因为发烧住院，尽管在两天内就退烧了，他仍被医院拘留两周，最后证明不是非典，费用高达5000元人民币。他借了钱结账出院；还债成了一个大问题 （《京华时报》，2003年5月29日）。农民工的应对能力弱，他们的“选择”就是能留就留。但是娱乐场所和建筑工地被停顿后，他们既失去了收入，也没有了居住地，不得不回乡。

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中产阶级对疫情防范程度高，但是事实上面临的风险是低的，而农民工防范程度低，其客观的被感染和感染他人的可能性更高。这样，农民工成了大家警惕防范的群体。2020年回乡的印度农民工也面临这样的情况。以前长途车到村口时，亲戚邻居都会出来相接，而现在村里人一脸尴尬。

总之，“链式反应”的概念强调，城市居民和政府对病毒的反应，引起了经济上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在被感染风险上、经济损失上、和所受到的社会歧视上都成为主要的受害者。

那么为什么在2020年中国没有出现链式反应？因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一刀切、板块式的政策，以地毯式、拉网式的办法对全体人口进行检测和实行隔离。这样全覆盖、一体性、无差别式的战役性反应，把群体差别性暂时抹杀了。和非典期间很不一样，这次除了关于复工的文件中提到农民工，其他绝大多数措施都是无差别地针对所有居民。

为什么印度的“板块”政策导致了链式反应？

印度每年有900万的州际人口流动。大量的流动是周期性的。农民几个月在城里打工，几个月回乡从事农耕（Indrajit 2016）。研究显示，越是低收入和低种姓的农民，越倾向于在不同州之间做年度性的周期流动；而收入高的农民，则倾向于短距离流动或者在城里定居（Keshri and Bhagat 2013: 181）。

印度的“板块”政策导致了链式反应。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令人吃惊地遵从了政府的指令，大型商场、城市中心很快就变得空荡荡；加工、建筑、服务业纷纷停业。城市中产足不出户，农民工纷纷返乡。为什么板块型政策没有导致板块型反应？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从就业方式上看，印度的农民工的工作高度分散。印度所有工人中的89％属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种包括：搬运工、小贩、保姆、人力车夫、收垃圾的、出租车司机、砖窑工、建筑工、守夜者、门童等。他们随时会失业，失业后没有任何保障。

其次，从居住方式上看，只有少数在经济开发区里的大型企业提供宿舍，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的贫民区里租房而居。他们一旦失业，不能交房租，就必须离开。

第三，这种就业方式和居住方式结合在一起，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性生计提供了基础。贫民窟里的生计是高度流动的，因为非正规服务业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比如建筑工的妻子当小时工、或者帮助别人做小买卖。当丈夫没有工作时，妻子的流动性就业可以补贴家用。在禁足令下，丈夫因为工程暂停失业，而妻子则因为不能流动而没有收入 （Suresh 2020）。

第四，最重要的是，印度缺乏基层的网格管理机制。假设这些贫民区是被纳入到像中国的街道-居委会这样的网格式体系，那么街道、居委会会出台暂时的规定、提供暂时的帮助，使这些流动人口在短期稳定下来。网格长、网格员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德里市政府相对快速地向失业流动人口提供免费食品和住宿，但是由市一级政府出面组织，把住宿和食品发放点设在几个学校。这立刻引发了在城市内的大规模流动：大家纷纷涌向这几个学校，在那里形成了高密度聚集，所以市政府又不得不把发放点再分散 (Naik 2020)。中国的网格可以把问题有效“消化”在各个角落。在2月底开始复工的时候，没有宿舍的企业往往和居委会合作，由居委会监督外来员工的居家隔离。在14天隔离期满之后，由居委会向这些租住在他们社区中的外来员工颁发证明。

网格辩证法：平面性和垂直性，封闭性和传递性

网格不是自发形成的居住空间和社会组织方式。网格之所以在这次疫情控制中发挥有效作用，是因为它有两组带有辩证意味的特征。第一组特征是网格同时具有平面性质和垂直性质。网格是社区、是基层、是草根，是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个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的空间，当然具有平面性。居委会、物业、网格长、网格员和居民的关系，不管是行政的、商业的、还是熟人性质的，主要是水平关系。但是水平的网格不能自发组织和动员。从武汉的经验看，社区变得重要，首先是政府的任务下沉。政府要求所有居民就医、甚至要出门，都必须通过居委会批准，由居委会和医院联系。在公共交通全面停止之后，政府发配的车辆服务也是给居委会的。居委会在短期不堪重负。于是有了第二步，即人员下沉。大量的公务员，以及教师等公职人员被派驻到社区。当然网格的具体政策，也都是根据政府的统一规定为标准的。网格能够在居民间形成平面式的联系，是在垂直的调控之下进行的。

网格的第二组辩证关系体现在它的封闭性和传递性上。社区在这次疫情当中的最大作为就是封闭：里面的人不能出来，外面的人不能进去。各个社区通过互相隔离，自我封闭来达到自我保护。但是同时，网格式的管理又有极强的传递性。一个社区的做法，立刻被复制到另外一个社区。类似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很快地被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就像电网网格和公路网格。

所以，网格化管理在整体上的板块效应是通过平面性-垂直性、封闭性-传递性的交叉而达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网格是跟我们通常说的社区邻里很不一样。在网格内部，具体的人和人之间，家户和家户之间关系其实是相当弱的。但是网格是一个有效的盒子，不管这些盒子里面的土豆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盒子可以盖上盖子，把所有的土豆包住，可以随时被提领起来。

网格和网络

Antonella的文章（后文）展示了海外华人群体中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长期以来，不管是在民间、是学界、还是政策界，都认为国际移民群体的最大特征是他们的网络性（networks）。所谓网络，是指自发形成的，基于文化认同合作关系。网络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没有清晰的结构，但是可以是非常顽强高效的。海外华人的网络又往往被认为是特别强的。

Antonella自己的多年的研究也显示，在意大利普拉托（Prato）的华人企业能够成为成功的承包商，在意大利的时装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网络起到作用。但是在这次疫情中，意大利的华人有令人惊讶的出色表现，靠的不仅仅是这种网络，而是网格。网格和网络的差别，就在于后者的两组辩证性特征。在意大利的华人中间，中国大使馆牵头进行自上而下的、通过等级关系积极开展协调动员。同时，各个社团负责自己的地区，随时掌握各地的华人群体的情况，复制彼此的做法。在垂直的协调之下，大家水平地协同。那么，自发形成的、具有高度弹性的网络，会不会越来越转化为具有垂直特征的网格呢？回到中国城市社区中，网格中会不会重新长出更有机的邻里网络？这是后疫情时代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Keshri, Kunal and Ram B. Bhagat. 2013.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India: A Regional Analysi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9 (2): 175-195
Naik, Mukta. 2020. “Firefighting the pandemic is inadvertently teaching India how to govern migration.” In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 COMPAS,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firefighting-the-pandemic-is-inadvertently-teaching-india-how-to-govern-migration/
Priyadarshini, Anamika and Sonamani Chaudhury. 2020. “The Return of Bihari Migrants after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Ranabir Samaddar (ed.) Borders of an Epidemic. Kolkata: Mahanirban Calcutta Research Group: 66-75. 
Roy, Indrajit. 2016.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Bihar -IGC,” https://www.theigc.org/project/rural-urban-migration-in-bihar/.
Roy, Rajat. 2020. “The Sudden Visibility of Returnee Labour”. In Ranabir Samaddar (ed.) Borders of an Epidemic. Kolkata: Mahanirban Calcutta Research Group: 76-82.
Suresh, T.G. 2020. “Mobility Prohibitions and Shantytown Workers in Delhi” In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mobility-prohibitions-and-shantytown-workers-in-delhi/
The Wire. 30 March 2020. “22 Migrant Workers, Kin Have Died Trying to Return Home Since the Lockdown Started.” https://thewire.in/rights/coronavirus-national-lockdown-migrant-workers-dead
United Nations News. 2020. “India: Migrant Workers’ Plight Prompts UN Call for ‘Domestic Solidarity’ in Coronavirus Battle”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0922.
《京华时报》，2003年5月29日。“北京逃走的一例被确诊为肺结核，费用问题引人思考”
人民网，2003年5月15日，《农业部副部长刘坚：非典没在农村大范围蔓延》，，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3586/200305 15/992928.html。
杨滨：《北京餐饮业大洗牌 ，非典可能导致5000家出局》，载《北京晚报》2003年6月4日，转引自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jinji/32/180/20030604/100 8289.html

普拉托市市长将此归因于当地中国人树立的好榜样。本地的媒体也对当地中国人表达了感谢。当地媒体在过去二十年中曾刻薄地指责中国人损害了当地居民利益，占据了普拉托工业区。

2020年一月底，中国移民是在意大利最早因为疫情关门结业的。据估算，大约80％的中国商店在二月中旬停止营业，比3月9日总理下达的封锁令要早很多。中国媒体还报道说，华人社区向包括米兰尼瓜达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医院捐赠了防护服，口罩和金钱。中国移民提供的实际帮助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他们将口罩放在普拉托公寓楼的所有信箱中。在这个充满焦虑和恐惧的日子，意大利公众不再视中国移民为“意大利的华人”，而是“华裔意大利人”。

尽管这种转变令人欣喜，但值得一问的是，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国”还是“中国移民”

在流行病之前，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早已经成为意大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的后代大多都出生在意大利或在很小的时候就移民，上意大利的学校。此外，当全球化改变着制造业的劳工制度和地理分布时，中国移民在意大利时装业的结构调整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意大利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到达意大利。其中绝大多数人成为意大利时装业的分包商。由于他们高度灵活和低成本的工作，他们使意大利保持她全球时尚产品重要出口国的地位，不至于在中国成为强大竞争对手时急速下降。因此，中国的承包商是意大利时装业应对时装市场全球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是，意大利仍然不愿将中国移民看作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因为中国成为了意大利最激烈的竞争者和时尚全球化的赢家（Gereffi and Frederick 2010）；其次，因为在普拉托，中国移民得以自己扩大规模并成为制造商，赚取了若在其他地方会由当地人获得的利润。因此，十多年来，意大利一些公众混淆了中国（作为制造和出口的重镇）和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作为成功的企业家）这两个概念，从而把中国移民看作是对意大利带来危险的挑战。

等级-网格制下的出色协调行动

出人意料的是，在疫情期间，中国人被认为是“模范社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意大利社会的融入，而是因为他们遵循了中国人的方法：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协调，跟随精确的等级制，采取一致的行动。这包括积极动员和掌握华人群体成员的行踪，特别是通过由中国大使馆发起，由意大利全国华人社团执行的“中国海外华人网络”。“传染病紧急情况领导小组”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法，创建了微信群以进行监控，交流信息，相互支持。当有中国人被隔离时，他们及时保证食品供应。在2月中旬过完春节后，有六百名中国工人返回意大利。那时，他们在意大利没有被隔离的地方。一些工人以前住的工作车间现在已经关闭；其他人平时虽住在雇主提供的合住公寓，但他们现在显然不受到室友的欢迎。正是华人协会在远离市中心的亚平宁山脉租用了公寓，甚至包下整个酒店，供他们进行隔离。

在意大利的学校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集体协调。2月中旬，当意大利校方担心中国孩子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疫情）受歧视时，中国父母已经采取集体行动，把孩子留在家里。

因为更中国，所以更意大利？

在分析中国移民融入意大利经济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强调中国移民脱离于地方经济，是意大利国土内的域外群体。我们对这个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们反对将中国移民在制造业的高剥削性工作安排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现行的劳资关系模式（可参见Ceccagno 2017）。我们一直采用“混合嵌入的角度”来强调移民、全球过程、输送地和接收地都有其自主性，它们彼此相互作用，而不是像主流叙述那样把中国移民描绘成与社会经济背景脱节的群体（Ceccagno 2015）。但是这次我们相信，大多数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在疫情间的行为与中国应对流行病的模式有关。

从表面上看，意大利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类似：追踪、隔离以及自上而下实施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结果截然不同，因为在整个社会实际实施这些措施的方式是不同的。意大利华人与中国合作的结构被认为是实施这些措施的最有效手段。

项飙将这种中国模式称作“网格反应”。“网格反应”是一种包含每个人、无差异的战略。这似乎恰好是中国移民在意大利所遵循的模式。在意大利现在也逐渐出现一种说法：中国正引导世界走出流行病。

因此，我们目睹了一个悖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帮助意大利成为意大利的中国人并没有被视为中国意大利人；但当世界各地的流行病正加剧民族主义情绪时，中国人的行为比以前更加“中国”时，中国人反而更加被认可、受欢迎。随着全球霸权的争夺和对抗性的宣传战争日趋激烈，这一不寻常的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Antonella Ceccagno，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最新著作有《城市建设与全球劳工制度》和《中国移民与意大利快时尚产业》。

Alessandra Salvati，意大利普拉托的学校管理员，最近与Antonella Ceccagno合作，关注在意大利时装业中为中国雇主工作的巴基斯坦工人。

本文由涂珈颖翻译、注释和整理

References:
Ceccagno, A. (2015). ‘The Mobile Emplacement: Chinese Migrants in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1/7, 1111-1130 | DOI: 10.1080/1369183X.2014.967755
Ceccagno, A. (2017). City making and global labor regime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Italy's fast fashion industry. Basingstoke, Hampshire.
Gereffi, G., & Frederick, S. (2010).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trade and thecrisi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Paper 5281).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769/ WPS528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