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与乔治亚州的投票风波：被剥夺的少数族裔投票权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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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rryl Pinckney
1963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向参加“进军华盛顿”运动的群众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整个1960年代，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让我的父母不停拨打长途电话。1965年《选举法案》通过时，南方只有78名当选的黑人官员。在20年后，在公民学校、选民教育项目、自由之家，以及全国黑人的民选官员人数上升到5160人，但黑人只占全国民选官员的1.1%。1982年，黑人的投票比例首次超过了白人。在1984年和198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白人群体中受到了更多的支持，这着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1983年，民权运动领袖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提出，反对种族隔离的大规模抗议必须转变为争取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运动。他担心黑人的议程将变得过于狭窄，无法建立一个进步的联盟。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的竞选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多样化的选民。我的父母因为在养老院缺席了投票，他们在第一位黑人总统就职后不久就去世了。奥巴马的当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黑人在美国地位的提升，尽管他们并不指望这位总统能解决那些令他们感到遗憾的问题。我父亲曾经说过，我们的投票权是他能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美国联邦是通过黑人手中的投票权被拯救的，而在他小时候，我的祖父母还没有投票权。
2013年，最高法院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废除了《选举法案》，该决定取消了联邦政府对南方19个州的监督，这些州有剥夺黑人选民选举权的历史。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一份赞同意见中认为，选举监督是违宪的，因为南方各州的歧视已不复存在。然而，国会在2006年最后一次投票延长《选举法案》时收集的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托马斯说过，他想削弱选举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投票的力量。选举只能证实白人的权力和黑人的无力，因此黑人不应该参与。他声称要保护黑人不受白人国家的影响，并通过限制白人国家对黑人生活的参与，来鼓励种族的自给自足。托马斯关于投票权的论点根源，是对黑人分离主义（black separatism）与种族隔离的错误怀念。黑人和那些坚持认为“因为托马斯是黑人，所以黑人必须支持他”的朋友存在冲突。托马斯认为有色人种协进会对他提名的反对是一种背叛。他在回忆录《我祖父的孩子》中断言，这给了白人自由主义者和工会诽谤他的许可。
1948年，托马斯出生于乔治亚州的针尖镇（Pin Point），很快就搬到附近的萨凡纳市（Savannah），度过了不安全和充满饥饿的童年，他的母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和弟弟。在被祖父母收养后，他必须学会用很少的水和洗衣粉洗澡。当他抱怨说：“如果我停下来擦鞋，就没法准时履行祭坛职责”，他的祖父给了他一巴掌。上四年级后，他开始每天在祖父的油罐车上工作，在驾驶室里取暖，却连一副手套都没有。此外，他在全黑人的班上被称为美国最黑的孩子。离开乔治亚州后，托马斯再也没有生活在一个黑人的环境里。种族隔离的伤疤留在了最高法院。
作为马萨诸塞州圣十字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in Massachusetts）黑人学生会的一员，托马斯凭奖学金进入了这所白人学校。托马斯写道：“我是一个愤怒的黑人。”他声称，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融合程度的联邦政策让黑人学生永远无法摆脱少数群体的身份。他进一步指出，种族融合与历史上黑人大学带来的好处相悖。1970年，他因醉酒后参加哈佛广场的骚乱而感到羞耻，这表明他并不同情革命。托马斯表示：“我向全能的上帝保证，如果他能清除我心中的愤怒，我将不再充满仇恨。”对他而言，安·兰德的“激进个人主义”比他的左翼朋友们更有意义。尽管托马斯完全有理由为美国黑人的遭遇感到愤怒，但他没有权利将集体的痛苦与自己的经历混为一谈。人们可以预期，美国黑人群体是“充满愤怒”的；但托马斯不愿再扮演“愤怒的角色”。托马斯承认，他宁愿被视为弱势群体，而不是黑人。
托马斯可以接受别人说，“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做得很好”，但无法接受他可能是因为身为黑人而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平权行动”迫使他与自己及周围所有人的看法作斗争，即托马斯不及他的白人同学。他认为自己无法摆脱“受到种族优待的污名化”。他再一次感到愤怒。他憎恨那些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但也对那些假装要提供帮助，却只会伤害他的人心怀怨恨。“那些家长作风的大城市白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却要你小心翼翼地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会对那些“忘记自己位置的黑人”进行打压，耶鲁的经历被视作是“一个错误”。
《我祖父的孩子》伪装成一种叙事的转变。自身的经验说服托马斯抛开他作为一个黑人所接受的观念，他声称：白人社会不是所有黑人问题的根源，并自称勇敢地谴责主流理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和反对平权行动的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在里根时代的黑人保守派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1980年在旧金山费尔蒙特会议上发表演讲后，他为黑人保守主义带来了一种在智识上受人尊敬的形象。索厄尔的许多著作都认为社会工程不是政府的目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当时也在费尔蒙特酒店，他作为密苏里州参议员约翰·丹福斯的助手，已经是共和党的内部人士。
黑人保守派喜欢让人注意他们受到的迫害。他们把民权运动说成是一种思想暴政，强调反抗这种暴政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托马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己非常清楚他在黑人问题上的独立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加入了右翼，仿佛加入右翼就能结束他在多个方面的痛苦。他有着广泛的人脉，把自己的事业和命运连结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前进。
另一方面，乔治亚州的选举也面对着诸多情况。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曾经与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有过交锋：她在2018年的州长竞选中以微弱优势输给了后者。坎普当时是乔治亚州的州务卿，这意味着他需要负责选举，而他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当时，黑人区的投票机遇到了技术困难，有些投票机没有电源线。此外，黑人选民的投票排队时间长达5小时。乔治亚州的强制性政府身份证法在2006年被推翻，但在2017年，该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所谓的“严格匹配法”（exact-match law）。坎普在2018年扣留了5.3万张选票，以选民登记文件上的名字与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不完全一致为由，取消选民资格。最终，艾布拉姆斯以54723票失利。她指责选举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并采取了行动。
2013年，艾布拉姆斯作为乔治亚州众议院议员，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奥巴马医保，创立了“新乔治亚州项目”（New Georgia Project），但她已不再是该组织的成员。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议程中提出了增加乔治亚州黑人投票人数的紧迫性。新乔治亚州项目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非营利性、无党派、多种族的公民参与组织，该组织现在有超过125名全职工作人员和近400名兼职拉票员，通常还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此外，它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志愿者来做电话和短信游说。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该组织在乔治亚州登记了80万新选民，黑人选民目前占乔治亚州总选民的29%。乔·拜登以11779票的微弱优势获胜，他是自1992年比尔·克林顿以来首位赢得该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为了对抗“严格匹配法”，过去七年来新乔治亚州项目的首席执行官恩塞·乌弗特（Nsé Ufot）采用了她所谓的老派方法，即通过“老式的数据科学”去匹配“数千万条数据”。她的工作人员在选举期间的不同时间段要求政府提供乔治亚州所有159个县的选民名单。然后，他们向官方投票名册的保管人，即州务卿发出公开档案请求。新乔治亚州项目的工作人员对名单进行比对，发现哪些选民被除名了，要求了解他们是因为什么被除名。乔治亚州是仍然在选民登记投票时收集种族数据的州之一。他们将被清除的选民名单与州务卿所提供的名单匹配，然后与每个县的登记选民名单相匹配，按种族拉出登记率，并将其与被取消资格的选民比率做比较。结果，黑人和拉丁裔选民、女性选民以及改变姓名的人被清除的比例过高。新乔治亚州项目起诉要求恢复这些人的选民资格，但州政府在庭外达成和解，给了选民额外的一年时间来证明他们的身份，并且要与州务卿名单上的身份匹配。
乌弗特指出，在特定的话题上，人们更容易被有影响力的人说服，而不是被专家说服。了解人们是如何了解周围的世界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专注于在我们想要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同时思考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自2022年的1月马丁·路德·金日以来，新乔治亚州项目已经拜访了100万户家庭，但乌弗特的目标不仅是“达到某个人数”，而且是让社区把他们视为“政治家园、组织家园，一个让他们可以找到与他们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能够思考社区和学区的未来的地方。”作为对右翼学校董事会接管大量州政府的回应，“新乔治亚州项目”希望鼓励知情且自信的首次投票者投出自己的一票。
民权运动家艾拉·贝克（Ella Baker）在20世纪60年代的想法是，政治转型是个人的事，民主行动主义的本质在于出席并参与。斯泰西·艾布拉姆斯1973年出生于亚特兰大，那一年该市选出了第一位黑人市长，她毕业于斯佩尔曼学院，后来又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乌弗特出生于尼日利亚，在亚特兰大西南部长大。她于2002年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拥有戴顿大学法学院的学位。尽管新乔治亚州项目努力拥抱科技，但它也是两种基层传统的调和：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途径，以及来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直接行动倡议。
现在，在乔治亚州，如果事先没有得到官方许可，向在投票站排队等候的选民递上一瓶水，或者帮助别人填写选票都是违法的。新乔治亚州项目为潜在的投票站志愿者举办了在线培训课程，主题包括如何成为一名送水员以及如何收集和跟踪可能导致选民困惑的信息。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试图通过《2021年选举诚信法》（2021 Election Integrity Act）来抑制投票，包括让各县可以选择取消周日投票，但去年5月，乔治亚州的提前投票在初选前激增。黑人教会准备将他们的“灵魂投票”交通服务从周日转移到周六，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发生。
在乔治亚州这样的战场上，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个夏天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如果他们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特朗普不会原谅他们，而他们也不想疏远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因为选民可能仍然支持特朗普。坎普试图避免在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对2020年选举的调查中作证——这正是该问题的缩影。不幸的是，共和党的体系一直在支持坎普，因为共和党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乌弗特说，她的团体仍然没有听到关于团体向司法部提出的有关2018年选举问题的反馈。她表示自己欢迎国内有一个强大的，代表真正支持者的利益的保守党，但共和党已经被劫持了：“他们都屈服了。特朗普在电视上大放厥词。这真是太荒谬了。”乌弗特寄希望于被激励参与投票的选民。罗诉韦德案将让街道上的白人女性和关心我们权利的人沸腾起来。拜登政府的学生贷款大赦并不像她希望的那样慷慨，但它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为借款人做的都要多，它也许能激发年轻选民的热情。但乌弗特说，如果人们对中期选举最坏的预测成真，那么乔治亚州将会是一个例外，因为这里有黑人选民的选票。她没有体会到特朗普与沃克的关系有多深，但美国可能会有第一位黑人女州长：斯泰西·艾布拉姆斯。乌弗特表示，“由于我们展开的组织工作，我们有机会获胜。但他们将试图偷走胜果。”对乔治亚州八个县的选民名单发起挑战显然是为了扰乱选举进程。
预测是没有意义的。没人能够真正肯定地指出，选民是否关心通货膨胀或身份政治。乌弗特指出，民意调查是有缺陷的，我们很少能找到一个对有色人种进行适当抽样的民意调查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新乔治亚州项目开发了一个寻找新登记的选民的模型。乌弗特说：“我把民调当作指南针，而不是GPS。”我们说每一次选举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输掉一场战役并不等于输掉整个战争，但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还有另一件严肃的大事：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卷土重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乔治亚州在提前投票开始的首日就打破了该州的投票率纪录。
小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 Jr.）在他的回忆录《南方：吉姆·克劳法及其后生》（The South: Jim Crow and Its Afterlives ，2022）中认为，吉姆·克劳法可能已经消失了，但白人至上，这种幻想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问题的全部。里德既驳斥了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也驳斥了“有倾向性的断言”，即一切都不会改变。虽然他没有贬低社会正义运动的胜利，但他争辩说，这些运动没有触及“支撑阶级制度的底层”。部分黑人现在处于以前只有白人可以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部分白人现在占据了曾经被认为是黑人的位置，在里德看来，这表明“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框架”在打击不平等方面有着诸多不足。
然而，相当一部分白人，以及想要投票支持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群体，宁愿毁掉这个国家，也不愿看到它为他人服务。这种愤怒似乎已成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更有可能讨论种族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种族主义的后果。一项反对将1619计划纳入公立学校课程的州法律和反移民专制主义，在右翼政策的名单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些人所说的替代理论，即白人对被非白人超过的恐惧，一直是美国白人政治生活中最容易被操纵的部分。
也许美国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意动摇事物的基础。我们害怕暴露太多，仿佛人们会因此失去信心，但人们早就失去了信心。乌弗特建议，也许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Letitia James）对特朗普的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这种信仰。进行广泛的刑事调查和揭开阴谋需要时间，她也表示，调查组不必以社交媒体式的超快速度推进。然而，她并不期待人们会被1月6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所说服。尽管她怀疑听证会的“影响力”，但毫无疑问，听证会必须举行。乌弗特强调：“在这个时刻，我们的超级力量是我们的记忆。我们要记住1月6日发生的事情。”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不像是一场胜利，但维护我们的制度对公民社会至关重要。乌弗特认为，“这一切并不令人兴奋；它不是另一张刺激性支票，但它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盛大而严肃的听证会重申了政治主流对民主的承诺。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8日，美国亚特兰大市，志愿者Deontrea Jones在游泳馆和娱乐中心的投票站外举着标语。
当你没有孩子或学生时，你可能会失去自己在生命链条上的位置。在你的头脑中，你还只有二十几岁，还是那样缺少安全感。有一天，一个真正的年轻人帮你填好选票，他没问你就勾选了“年长”，你对此感到惊讶。你回想起父母的感受，你曾让一个老人感到遗憾，因为当他在你这个年龄时，黑人是无法投票的。现在，你体会到了年长者的感受。与恩塞·乌弗特交谈后，我可以在黑人历史的时间轴上找到自己，有勇气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记者玛莎·格森在《生存的专制》（2020年）中说，特朗普“对美国政府系统的战争”建立在四百年的白人至上主义之上，这是一种“基本的例外结构，断言白人男性的权力高于其他所有人”。特朗普不是一个反常现象；他是这段历史的“逻辑结果”，也是包括奥巴马在内的过去政府将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的产物。特朗普呼吁并激发出他的选民中最坏的一面，尤其是那些感觉被边缘化的白人选民。格森的经历，让他说出“制度救不了你”。但因为有新乔治亚州项目这样的组织，我不认为特朗普像格森所说的那样，已经扑灭了美国政治中的“团结语言”和“公共福利理念”。重要的是“恢复国会的理智”，但法西斯主义对破坏美国社会，那毫不妥协的、无所谓态度是其吸引力所在。
导演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即将上映的电影《内战》（Civil War）部分拍摄于亚特兰大及其郊区，故事发生在将来的美国。他说，这个故事是关于四名记者：两名记者，两名摄影师试图穿越一个当时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从纽约到岌岌可危的华盛顿特区。加兰德说，他让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成为同一个分离主义领土的一部分，以混淆我们目前的蓝州/红州的期望和解释，双方都破坏了对代议制政府的信任。他的目的是描绘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人们扪心自问如何避免全面的暴力。两极分化、缺乏沟通、极端主义、政府关闭、对自由政治生活的威胁。这一切都因为加兰所说的中心主义共识的退化而加速。
美国黑人的周期性历史观最终也在来来回回中前进，要形成一个更完美的联盟就要做到包容、扩展、增加。20世纪60年代，我在家里和学校里接受的进步传统让我确信，美国政治的边缘是会被平衡的，由明智的、多数派与中间派的力量维持着。激进的改革在进入美国的氛围时可能已经放缓，但向好的改变总会到来。在一个为谁有权定义规范而斗争的社会中，这种模式的价值是什么？当美国白人沉睡的时候，务实的中心派已经消失不见。现在已经没有中间派了，只有对立的双方。曾经在政治上属于边缘的群体现在成为了主流，捣鼓着盾牌：曾经被奴役的黑人要求赔偿，而曾经风光的白人则要求政治复辟。最终，这些曾不被重视的人将为世界带来恐怖。
（翻译：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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