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否已到退出之时？
上半年中国经济先降后升，经济稳步有序恢复，但从消费和投资数据来看，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明显，受全球疫情和国际环境影响，下一步经济恢复仍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市场普遍关心，当前形势下为维护下半年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应如何发力？着力点在哪里？还面临哪些挑战？政策是否已到退出之时……等问题。基于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专题研讨会，对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内外部挑战以及应对措施进行深入讨论并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中财办副主任、CWM50学术成员尹艳林、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煜辉在会上做主题发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渣打银行北亚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高盛高华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宋宇、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等专家做专题发言。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认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冲击恢复进程已从由负转正的阶段进入逐渐趋近潜在增长率的阶段；经济运行的短期矛盾由国民经济循环不畅转入总需求不足的阶段。从经济本身恢复的力度和幅度来看，随着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的减弱和外部经济环境的相对恶化，第三、四季度将面临较大挑战，经济虽继续回升，但势头减弱，相对增速放缓。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先行指数特别是信心指数回升，高频指数反映出经济社会从一季度停摆状态开始快速复苏，从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速、出口等数据可以看到二季度较最低点的回升幅度十分迅猛，说明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比预期要好。他表示，行政性的复工复产是这一轮各类数据反弹的一个关键动力，对于高频数据的反弹不宜过度解读，其快速反弹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活动的常态化，复工复产完成也不等于产能利用率恢复。当前，供给侧的复苏远大于需求侧的复苏，如果复苏不均衡过度，其后续的支撑力可能就会减弱。此外，价格参数持续回落，进一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而且就业问题还没有完全显化，未来面临压力依然严峻。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上半年经济形势具有生产端恢复比需求端快、需求端中政府推动部分的投资增长较快、物价下跌、就业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储蓄率上升五个特点。此外，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潜在增长能力今年可能会有0.5%的下降。他认为，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还是疫情本身，居民消费和民营投资恢复速度慢的重要原因是疫情本身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此外，疫情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等也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刘煜辉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状态是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人口、制度成本、产业链、世界和平友好的环境这些要素供给和要素质量带着加速度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目前甚至更早已经进入非稳态的状态。他认为，得益于前期的金融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等政策，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非常低。由于目前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多，他认为下半年的政策主基调可能是控制宏观杠杆率，促进复产复工复商复市。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表示，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正增长，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同时要关注美德日等国家经济冷、金融市场热的反差。在贯彻落实政策方针的同时，要重视宏观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防范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退出后可能引起金融机构不良率上升、债务违约增加、信托业风险事件等金融风险。另外，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环境下，我们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盟友，东方不亮西方亮。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但下半年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弥合供需缺口压力较大、就业和中小企业面临较多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四方面风险和挑战，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中国二季度率先复苏，复工复产领先全球，给全球的必需品供应链提供了供给的安全感，更给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环境下需求的避风港。但是，进入7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似乎显示复苏步伐放缓，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他表示，中国经济的复苏目前仍面临海外疫情反复冲击中国外需和国内就业压力依然严峻两大风险。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二季度的中国经济恢复情况超出市场预期，主要得益于出口的强劲表现。他表示，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的防疫措施先后次序把握以及应对政策不同，导致二者经济复苏存在不同特点。从反弹时间点上看，中国首先被疫情影响，首先从疫情中走出；从反弹力度上看，中国是唯一一个完美V型反弹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不完全反弹；从反弹结构上看，中国的供给侧比需求侧复苏更早、更快，而欧美国家更多的是消费端复苏早于生产端。
下半年展望与政策应对
陈昌盛指出，我国经济恢复面临需求侧恢复明显滞后于供给侧、保市场主体任务艰巨、重点人群就业压力大等突出问题。下一步，要注意观察资金直达基层这一创新机制下政策对扩内需的效果，此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还要加强。总体而言，目前还不到谈政策调整和退出的时候。稳住政策，做好市场沟通，依然十分关键。
刘元春指出了五个下半年经济恢复的关键问题，一是中小企业的救助和复苏，二是民营企业复苏和民营企业投资，三是在快速复工复产之后要快速地缩小供需缺口，四是要让“双直达”在基层发挥救助功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刺激需求，五是有效对冲三四季度外部冲击。他认为，下半年政策要保持力度，特别是在三季度，力度要有所强化。财政政策方面，不应是简单规模性调整，而应是实施主体和发力点的一些调整。
祝宝良认为，要引导中长期贷款利率下降，同时出台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他表示，可以从三个方面改进财政、货币政策，一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农村的农民工以及推动绿色复苏，二是将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低碳结合起来并鼓励发行绿色债券，三是解决地方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资金问题。从长期来看，须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区域间的发展战略。他强调，此次疫情应对不能造成2008年危机应对后出现的三期叠加问题，特别是对于财政政策投向要认真考虑，使之发挥较大的乘数效应。
王一鸣对下半年政策应对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宏观政策重心应转向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从中长期看，更重要的是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守住保企业、稳就业的底线，对大学生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需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三是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不为以后留下隐患，四是更加注重依靠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潜能，抓住“数字复苏”的战略机遇，形成更强大的创新活力。
邢自强认为，目前政策的支持应该延续，确保实现“六保”，特别是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从政策发力角度，应从货币和金融政策逐步把接力棒交到财政政策手上。他表示，疫情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境外消费在回流，这是打造“内循环经济”的低配版的基础。为打造内循环的高配版，对内要挖掘潜力，加大新基建和智慧城市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打造下一阶段的都市圈；对外要扩大中国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通过产业链的开放和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中国资产的投资。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特朗普为挽回落后的支持率，可能会进一步制造中美摩擦。对于我国自身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被美国当前策略牵着“鼻子”走，保持冷静非常关键。从京东大数据来看，消费恢复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一二线城市消费好于四五线城市，高收入人群人均消费增速增长，低收入人群消费下降，二是疫情对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非常显著，隐性失业较多，三是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差异较大。下一步的核心是促进正向消费，其中最核心的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促进保就业、保市场主体。
朱海斌认为，下半年整体经济复苏会持续，但是整个力度会放缓。下半年政策要注意三点，一是对于低收入人群的纾困政策要进一步加强，二是中美关系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复苏也将面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三是生产端的复苏快于需求端可能会带来通缩风险。因此，他认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仍然会维持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从外需、内需、劳动力市场和南方洪水四个维度提出了对下半年的担心。外需方面，各国疫情控制和复产复工不均衡、疫情相关出口品需求饱和；内需方面，国内此起彼伏的疫情可能使得服务业产能无法全面恢复；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较大，对消费将产生一定影响；南方的洪水还没有完全结束，对农产品供给和价格可能也有一定影响。她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处于稳定经济和防流动性泡沫的“两难”状态，要仔细分析杠杆率上升以后的负面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力度进行权衡。
渣打银行北亚及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认为，基于重点人群失业率偏高的现状以及国际环境等外部风险，下半年政策不应轻言退出。从财政政策角度，下半年政策空间比较充足，需要考虑如何将政策更有针对性地落实，促进消费增长；从货币政策来看，为防止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应维持对政府以外的信贷比较平稳的增长；此外，通胀可能会下降，且考虑到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利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分享了她对于下半年经济恢复可持续性的观点。出口方面，中国在全球“封城”期间的市场份额增加，疫情在全球的反复有利于疫情相关出口品类需求保持平稳回落，且疫情之外出口品类增速回升，因此她对下半年出口比较乐观；基建方面，财政政策落实有效性有所提高，下半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较高增速；消费方面，她认为，对农民工发放现金补贴可解决这部分群体的燃眉之急，此外提高国产产品质量有助于释放中产阶级消费回流带来的国内消费潜力。
高盛高华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宋宇认为，由于采取了更加精准化的调控方式，上半年“保增长”和“控疫情”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通胀和就业等数据表明经济已经恢复增长，在此情况下政策应当逐渐正常化。外需方面，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防疫策略不同，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不代表经济增长不会上升，我国出口可能进一步恢复；内需方面，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将进一步恢复，如果出口没有下拉效果，那么投资增速就可以适当下降。此外，他还强调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释放生产要素活力、关注微观风险等问题。
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下行，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导致的新增就业增长减少，推动资本市场形成长期理性的“慢牛”和保护居民部门这两件事情至关重要。首先，目前金融部门与政府部门负债累累，很多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企业部门大量股权质押没有解决，“慢牛”有利于推动权益投资比例的上升，修补四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其次，可以通过将保就业作为长期政策、给小微企业直接发钱、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生存金”、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等措施来保护居民部门。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包括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政府部门领导；北京体育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学界专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集团、东方资产、平安资管、易方达基金等国内市场机构代表以及境外机构代表等一百余位嘉宾。会议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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