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浅谈我国潜在经济增速逻辑以及当前青年就业问题

结合会议主题我想讨论两点问题。

第一、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与体制改革创新关系

分析目前经济形势和展望明年增速，概念上涉及到对潜在增速估测，政策应对则包含必要的体制改革创新举措，刚才发言嘉宾不约而同论述到这两方面问题。对此我想补充一点观察，就是从我国改革时代最初几十年实践经验看，不同时期市场化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对当时潜在增速趋势水平产生了很大影响。基于这方面经验，需把体制转型特定阶段状态纳入相应时期潜在经济增速的概念定义，从而更好地厘清通过深化改革化解近年经济下行压力的特殊意义。

经济学的潜在增速概念，大体是指充分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现有要素条件所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或是在满足充分就业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等宏观可持续条件下可能达到的合意增速。潜在增速是潜在产出区别在于，给定时点潜在产出定义通常要采取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给定不变假设，而中长期潜在增速定义则允许技术和制度发生必要变化。问题在于，通常经济学文献讨论发达国家潜在增速时允许发生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变动，然而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期重要的市场取向改革体制创新带来的生产率进步则没有特别考虑。

从我国改革时代高增长历史经验看，市场化取向改革突破性进展及其释放的增长推进作用，客观上构成我国潜在增长的关键变量。我在几年前曾撰文提出，改革开放时期多次发生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事前估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出现很大反差情况，其重要原因是事先对潜在增速估测无法预知后续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力的影响，即便对已推出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后续效果。这类再三呈现的经验事例显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崛起的“关键一招”，有无必要改革突破举措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速很大差异，因而需依据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增长机制特点，建立“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的分析概念和视角。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反差，是改革破冰阶段无法预判改革突破举措的增长效果出现事先潜在增速预测大幅低于实际的第一次事例。六五计划要求国民经济（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即所谓“保4争5”。实际情况是1981-1985年间经济增速最低年份为5.1%，最高为15.2%，五年经济增速简单均值约为10.7%，比计划潜在经济增速高出一倍多。

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其实最初预测值有其道理：计划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为六点几个百分点，同时伴随宏观经济巨大波动；1979年中央针对“洋跃进”导致宏观不平衡问题，决定实行三年调整并接受较低经济增速，甚至提出基建投资“铁公鸡”一毛不拔表达调整决心。给定上述环境，未来五年增速能实现“保4争5”已属不易。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初年体制变迁一系列破冰举措，快速地重构经济增长基本面与结构条件，呈现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活力从而大幅提升潜在增速的规律性作用。

回顾当时大幅推高经济潜在增速的体制转型破冰举措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幅度提升农业潜在产出。二是80年代初农业改革阶段性成功，推动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加上外出农民工大潮开始初期发力，快速扩大了非农就业机会。三是知青回城倒逼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个体经济松绑推动“个体户”雨后春笋般出现推动城镇非公有经济活跃。四是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劳动力和其它不可贸易要素结合，带动我国出口开始快速增长，几乎是凭空起转地在局部发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中国体制转型是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理论的系统改革创新。以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改革破冰时期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否则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引进外资特区开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思想理论创新是全方位的，既包括通过在广泛争论中确立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方针路线，执政党通过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供理论和历史观支持；也包括对外积极主动调整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直至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在国际观和时代命题方面支持改革开放。

这个事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经济史意义上大规模思想试验情景，清晰显示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潜在增速存在很大区别。两类潜在增速比较事例此后一再发生。如1991年国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比十年计划评价增速高出七成以上。1997年世界银行专家团队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全面分析，提出2001-2010年经济平均增速为6.9%。然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年度增速最低是2001年8.3%，最高为2007年14.2%，十年简单平均为10.5%。两次预测误差虽有多方面原因，然而未能重视或难以事先评估后续改革突破影响仍是最重要原因，这里限于时间无法具体讨论。

上述经验观察的启示是，通过持续改革保证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构完备，是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性要求之一。就目前情况而言，在多年重视分配领域改革和重视流程性监管性改革基础上，针对不利于经济内在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因素，谋划实施激励和增长导向的改革突破，是推动经济走出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局面的关键条件之一。如能在上述领域取得实质性改革突破，包括在疫情应对上科学务实调整以提振各界未来预期，定能对经济运行走出困境产生决定性推动作用，使得本来需力争力保的经济增速被经济内生成长所自然超越。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中国增长特点是“宏调保稳定，改革上台阶”，从近年情况看如果关键领域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借助宏观政策实现稳定增长目标也会面临越来越多困难。由此可见关键领域改革突破的必要和紧迫。

需要指出，上述讨论并非认为我国经济还能出现两位数长期潜在增速。随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发展阶段提升，我国长期潜在增速已进入趋势性回落“换挡期”，2013年最高决策层就此提出“三期叠加”论断是正确的。一段时期以来经济运行呈现的问题，是中枢经济增速回落偏快，在十余年趋势回落过程中没见一次足够强劲的景气增长阶段，这方面情况问题难以从发展阶段趋势性变化方面得到充分解释，而是需要通过包括改革创新突破在内的综合政策调整加以应对和修复。

下一步聚焦激活增长活力的体制创新切入点，是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主要事项清单，结合新时期经济发展具体形势与矛盾，在若干领域深化改革补齐体制创新短板。如进一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方针，并结合现实形势将其拓展提升为竞争中性原则，以更好满足国内外环境发展演变对国内体制创新完善要求。全面落实“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在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前提下有序推进必要监管，从而更好协调监管动态加强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等等。

总之，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看，目前亟待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突破以改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创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描绘的局面：“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近年青年就业特征表现成因与前景

多年流行“人口红利”概念的经验背景，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口及劳动力增长与经济较快增长良性互动，失业压力总体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疫情大流行以来就业形势变化，除整体失业率两次突破6%临界值，另一结构性困难是年龄在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显著上升。2018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月度数据显示，其线性趋势值从期初10%左右上升到目前超过16%，每年月度峰值从疫情前不到14%上升到2020年16.8%和去年16.2%，今年6、7月分别进一步升到19.3和19.9%。与国外比较，目前我国青年失业率显著高于欧美。

从我国改革时期就业史看目前青年压力是相当特殊现象。改革以来至少发生了四次严重程度不等的全国范围城镇就业困难：一是改革初几百万知青回城造成的青年就业困境，二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宏观经济深度衰退对劳动市场的冲击，三是上世纪末国企改制伴随大规模员工下岗就业，四是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沿海省份上千万工人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回顾几次就业困境以及青年劳动人口变动情况，可以得出几点经验判断：

一是改革时代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大量工作岗位供给即劳动需求，通常情况下能持续满足新增青年劳动力对工作岗位需求。除了知青大规模返城这类化解存量矛盾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性特殊情况，青年就业总体处于比较稳健和合理状态。从几十年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几亿城镇就业成功经验看，目前青年失业率飙升应属于极为特殊现象。

二是多次就业冲击和两次青年人口峰值（年增量分别为1600万和700-800万）并未导致持续很长的青年就业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借助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的推动作用，经济总体保持了持续高增长，由此持续大规模创造岗位需求和就业机会，使得劳动供求关系保持良性匹配，甚至还在第二次青年人口增长高峰的新世纪初年出现民工荒，为后来学界提出人口红利学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事实表明解决就业问题关键在于劳动需求和就业岗位创造，这又取决于市场化取向改革创新激活与支持经济长期增长。就此而言，人口红利本质上是体制创新红利。

三是历史上城镇青年与整体失业率较为可控，部分原因在于体制转型背景下中国特色奥肯关系的作用：在曾经发生的深度宏观收缩环境下，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增量变动消化大部分需求变化影响，从而对城镇劳动力市场冲击产生显著屏蔽作用。结果我们看到，城镇失业率与宏观经济变动没有显著统计联系，反而是农民工增量变动显著相应宏观经济波动。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次宏观深度收缩冲击中表现得最明显。

目前青年就业困难兼有劳动供求两面成因，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劳动需求收缩是主要原因。对此可结合近年疫情、经济和政策组合环境条件加以观察分析。

供给侧有两点因素边际增加青年就业困难：一是2022年我国16-24岁青年人口数比2021年估计增加几十万，改变此前多年持续下降走势，代表供给总量温和增长。二是2022年高校毕业生增加了167万人上升到1076万，增量远超往年，代表供给结构较大变化。但是这两点并而不构成目前困难的主因，因为在经济增长与劳动需求正常扩大环境下对上述冲击应能较好化解。考虑早先成功消化更大规模青年人口增长压力的历史经验，结合疫情前多年第三产业正常增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较多择业机会情况，上述两点或许会使青年失业率短期上升0.5-1.0个百分点，不至于出现今年该指标峰值比去年高3.5个百分点、比疫情前高5个百分点情况。

劳动需求即岗位供给方面不利变化影响更大。对此可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看。疫情期经济增速趋缓走低，就国际比较而言过去两年半我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列前茅，不过与国内疫情前比较从年均增速6-7个百分点显著回落，导致劳动需求收缩从而对包括青年在内的整体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另外疫情期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幅增加：2011-2019年GDP季度增速标准差大概是1，1992-2019年GDP季度增速标准差2.48，过去十个季度的增速标准差超过6。波动放大进一步增加预期不确定性，抑制就业岗位创造并增加青年及整体就业压力。

疫情期经济增长承受冲击的若干结构特点进一步增加青年就业压力。首先是疫情流行与防控措施抑制服务业正常增长的影响。疫情前服务业较快增长通过总量扩张与占比提升双重渠道创造青年就业岗位。以占比而言，2010-2019年我国三产占GDP比例从44.2%上升到54.3%，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由于服务业就业强度较高，服务业占比提升每年额外创造数百万人就业。而服务业增长对满足青年就业发挥特殊作用，数据显示青年人口在服务业从业比例从2010年约三成上升到2020年约六成。疫情期情况发生变化：受疫情冲击与防控政策影响，近年服务业占比提升暂时中断，2022年上半年该占比值54.2%比2019年还略有回落，对整体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产生较大影响。

近年有关部门在互联网、房地产、课外教培等领域加大管制力度，这些行业加强监管本身具有必要性，然而其力度超常客观上也构成短期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行业机构发布的就业形势信息显示，上述部门2021年吸纳高校毕业生人数比上年出现不同程度较多下降。另外疫情散发与局部流行的区域分布特点也可能对青年就业带来随机性冲击。如今年2-4月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超大城市受到疫情反弹冲击，严厉社交距离管控政策客观上导致这些地区经济运行和工作岗位创造短期受到较大影响，由于这些地区在提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方面拥有特殊能力，上述疫情地区分布特点加剧青年就业压力。

展望未来，青年与整体就业形势显著分化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结构问题。整体就业存在两点有利于稳定因素。一是我国劳动力总量趋于下降。我国劳动力总数在2015年达到8.01亿最高点，估计该指标2025和2030年或分别下降到7.6亿上下和7.4亿以下。二是未来一段时期每年新增60年前出生人口（即60岁）总量较大幅增长，有助于通过退休人员增加释放一定数量工作岗位从而缓和就业压力。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也对整体就业带来拖累，表现为城镇失业率提升，2021年城镇净增就业和市场求人倍率下降等等，然而整体就业岗位缺口比较有限，在政策应对方面选项较多。

青年就业则在劳动供求两端同时存在多重不利因素。一是从供给端看，不同于劳动力总量未来趋于缓慢下降，未来几年青年人口会改变此前多年负增长格局转而正增长，推测到2028年或超过500万人。二是在供给结构上，根据七普数据推算未来7-8年高校毕业生仍会以年均50万以上人数增加。三是非城市户籍青年人口由于经历、学历和偏好差异，在城市面临就业困难时返乡回村择业意愿较低。四是国际经验显示，深度青年失业压力或遗留一定程度“疤痕效应”影响未来青年就业形势。

需求端制约主要源自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就业岗位创造源自企业等机构组织对劳动要素需求，后者作为派生需求根本上受制于广义产品和服务生产活动及宏观经济增长的节奏速度。日前发布的IMF-WEO秋季报告预测我国今明年GDP增速分别为3.2%和4.4%，如果该预测大体靠谱，那就意味着我国疫情后四年（2020-2023）年均和尾部端点经济增速都降到4.5%左右，与疫情前四年6.5%年均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如果不能遏制扭转上述经济增速过快回落势头，可能显著制约对青年和总体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创造的增长规模，从而使未来一段时期整体特别是青年就业形势处于比较紧张状态。

不过也应看到我国未来青年就业也具有多方面积极有利因素：如我国经济发展潜力与韧性强，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尤其是新赛道行业生气勃勃增长为青年就业提供广阔舞台。如能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应对，应能较快逐步化解青年就业困难。首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和就业政策，在现有疫情形下促进经济增长并针对性解决就业难题。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进一步发力，同时扶持市场主体与市场个体，提升居民收入并提振消费增长。其次在实施必要监管政策时需兼顾就业效果，形成相关就业效果评估程序和机制，避免推进过急和力度过大对经济和就业造成难以承受影响。再次要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要求，在继续推进分配和公平领域改革措施同时，加快实施有助于释放增长潜力的重大改革措施以缓解就业困难。最后要优化疫情防控政策，这对目前与未来疫情结束前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具有釜底抽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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