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深刻解读疫情演化机制及政策应对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第五期，以“疫情、动荡、演化机制以及应对”为主题，围绕疫情跟世界金融动荡或者经济衰退之间的关系、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的演化方向、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可能的影响及政策应对三个方面分享了观点。

应该来说，这次疫情搅动了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各国和各金融市场都卷入到了因疫情而引发的动荡当中。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业界人士对这次的疫情、金融动荡，甚至它引发的一些背景的影响都发表了很多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大家对现状的认识逐渐趋于共识。但是对未来会往哪个方向演化，政策上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当前的共识是，这次的世界经济或者金融动荡的来源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新冠状疫情引发的经济动荡，叠加石油冲击，产生了对整个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影响。伯南克（美联储前主席）甚至把它当成是“暴风雨”。我自己把它理解为一个原生的冲击。到目前为止，整个世界还处在金融市场上反映疫情或石油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引发的一种市场动荡。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开始的时候，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的一种市场波动的分化，很快市场就演进到了所有资产的下跌，已经是典型的流动性冲击，所有的流动性都出现了紧张。随着美联储、各国的央行、财政部采取各种大量的宽松政策和救助政策，金融市场的动荡开始有所缓和，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资产再度出现分化。到现在为止，金融市场的动荡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这种快速的急剧下跌有所缓和，以美联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救济政策的出台为标志，我认为金融市场的第一阶段的波动告一段落。

市场还形成一定的共识，美国或者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将出现一次衰退，至少一季度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已经是确定的事，二季度基本上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挫。为了对未来做一个研判，需要从现在大家形成的共识，或者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去分析背后到底演进到哪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动荡集中在金融市场层面上，而金融市场在表层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资产，如风险资产、避险资产，是一种资产价格的波动。但是资产要进行交易，它的底层需要流动性来保证。通过保证金，通过出售资产实现资产之间的交换，需要一种交易媒介，这时候表现为流动性。

市场价格实际上反映了原生冲击对估值边际的影响，但是也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一些动荡。对目前为止，动荡不仅仅表现为估值层面上，还在其他两个层面上都呈现出了对冲击的反映。

由于石油冲击和疫情的演化，对上市公司以及各种资产价格进行重新估值，引起价格的变化。这种价格变化幅度足够大以后，就引发了一些技术上的金融市场上交易机制或者说很多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的一些策略采取了一种制度的反馈。最近市场上讨论了很多，包括持续交易、各种各样的风险组合，高杠杆引发了市场需要根据策略进行回应，这种估值变化而产生的“踩踏”作用。金融市场为了应对市场大幅波动给投资组合和给投资者带来一些额外的亏损、冲击，会涉及到很多的制度，包括强制平仓，最低投资资格的券种。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这部分制度。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的动荡，应该说这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一是由于原生冲击估值的重新评估；二是由于各个投资组合或者投资机构本身策略的风险防范而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回应；三是在制度上进行风险防范。

在这种冲击下，所有的资产、金融市场出现的联动反应，引发了全球的流动性冲击。从现在来看，美联储的流动性的供给，实际上是有层次的，长期主要是通过一级交易商间接交易，通过常规的流动性供给，已经不能满足这次的金融市场动荡的需要了，所以美联储紧急地采取了大幅度地降低利率，直接把利率降到零，也开拓了很多流动性的提供方式，把流动性提供或间接提供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应该来说，这些行为完成以后，金融市场的下跌得到了缓解。整个市场又回到重新去思考估值。

由于这次流动性冲击，由于策略的回撤，或者由于制度的平仓，风险管理是有超调的过程。这个时候，市场就出现了重新分化的过程，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对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描述，大家是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金融体系是基于预期快速地产生一次调整，来应对这次的外部感冒，产生了市场快速的调整。目前为止，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停缓，但是它的后续影响力还没有完全出来。这是我们分析的基础，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往哪个方向演化？这个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更多地来展开讨论。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向：现在仍然局限在金融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我们把它叫做金融市场的动荡，会不会演化为类似于2008年，或者我们亚洲比较熟悉的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市场的动荡和金融危机，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核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导致其中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具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出现破产退出。这时候就会从市场动荡演变为机构的破产退出，有机构的破产退出，就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市场的动荡。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这种演化已经发生的是一种原生冲击，由于原来的疫情或者石油的冲击，金融市场基于这件事情形成预期，在价格上面反映大家对冲击严重程度的判断。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反映，这是市场对于现实的一种反映功能。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具有内在的放大机制，这次这么重大的冲击幅度引发了市场的一个自我放大的作用，所以现在的调整还是在市场这一部分。

市场总是有一些机构来进行组织，并且有机构去实现了风险缓冲和吸收。当机构是相对稳定的时候，所有的波动还仅仅只是在市场层面上，表现为价格的波动。当机构出现震荡的时候，如果还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可以认为仅仅只是金融市场为主的动荡。一旦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节点出现了破产退出，就会往金融危机方面转化，类似于上次2008年的贝尔斯登和雷曼破产，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是金融危机的标志。

但是这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目前讨论另外一个方向，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到底会不会形成金融经济的衰退，或者是一种大家现在在关注的大萧条？我仍然把实体经济层面上分成两块：一块纯粹是一种市场反应，表现为流量层面上的变化，收入、成本等等这些层面上的。目前，不论是石油冲击也好，疫情的冲击也好，我们看到了市场一定程度上的停滞、收入、利润、成本等等的变化，所以目前为止，仍然表现为市场层面上的。

从现在疫情的演变来看，大概率事件，美国会出现两个季度的市场层面上的衰退，这种衰退如果只是两个季度，其实跟美国历史上典型的市场衰退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加长，市场可能会引发个人和企业的调整，使得跟金融市场一样。作为个人和企业是一个实体经济里面的组织者，是一个风险的吸收者。一旦这些核心的企业或者大量的个人退出市场，有可能就会加剧市场的调整，使得这种经济的负增长持续时间不局限在两个季度，会延长时间。所以，另外一个关键，市场之间的下跌或者收入利润之间的波动，会不会引发其中的这些主体，个人和企业产生破产退出，使得实体资产面上的问题向纵深层面发展。

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叠加，出现了信用的自我萎缩。在2008年很典型的，通过金融市场触动到了机构，触动到了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发生了信用的紧缩，引发实体经济的内在调整机制。

如何理解我们经济金融体系运作问题，我把它当成一层一层的地壳。可能现在只是外生因素使我们的机体受到一定冲击影响，做一个应激反应。但是如果这种外部的冲击引发到我们内部的某一层的结构失衡或者结构断裂，这个时候反映的不仅仅是外部冲击的直接影响，会叠加到这一层结构断裂以后产生的冲击。那么一层一层的结构断裂会引发更深层次的金融市场或者经济体系的波动，这种动荡就类似于地震。如果仅仅是一个轻微的外部冲击，没有形成某一个原有层次的断裂，是形不成一个更大层次的波动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如何来评估这一次的外部的冲击会不会触发到我们内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要想分析好疫情冲击，或者石油冲击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会不会触发大萧条，需要回到经济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方面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非常的稳健，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银行体系也非常的稳健。即使是现在，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都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或者银行之间的资金利率并没有特别大的放大过程。如果仅仅只是现在这种冲击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说，那就是停留在市场方面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评估经济、金融体系这种脆弱性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激发。我们会发现，经济、金融体系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层次制度的方式、组织或者机构的方式，甚至通过策略的方式，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认知固化下来。那么从金融市场来说，这部分的，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环境就会被完全吸收到价格底部去了。价格在边际上，它的波动只反映了边际成本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来判断这种变化会破坏掉，我们有多少认为理所当然的，甚至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哪些这一轮的经济，或者这一轮的金融体系，这一轮的冲击，我们承载了多少脆弱性，这时候就需要引入中长期结构性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外部冲击，是在我们现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上来发生的。这个过程，类似于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一轮的近20年，或者更近一点说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的一种增长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是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我们来取得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一轮的经济，可以延伸到90年代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利率是从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往下降的。从2001年的金融科技泡沫破灭以后，开始陷入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这样一个态势。2008年以后就特别明显。

在这样一个结构里面，我们各个金融主体也好，世界经济主体也好，为了适应这种低利率、低增长的一种环境，不断地在加大杠杆。其实这种市场内在的优胜劣汰会把这些最后能够获得大家更高利润的一些企业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我们其实有几个基础在这里面。一是全球化。2002年中国加入WTO，使得这种全球化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的扩张。当然，在这之前，苏联解体之后，最后以俄罗斯的方式加入全球化。在这之后，印度等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使得全球化到了更高的高度。全球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因素。

二是我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低利率或者低增长的背后反映的是这几年的技术对经济的促进，或者说增加值，实际上边际是在减少的。那么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也好，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好，适应了这种环境，演化出来了一个以金融体系，特别是最近几年以债务扩张为主的推动了经济的繁荣跟增长。美国典型的就是通过实体经济的回购股票，它的整个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从2018年开始出现了减缓甚至不再增加的态势。再有个底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的拉大，整个社会的紧张程度有所上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态势有所延伸，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脆弱性。

如果再具体聚焦到产品或者市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有很多很多人在谈论美国的信用债市场，尤其是两类：一个是高收益的信用债市场，由于低利率的环境，很多中小企业发行了大量的高收益债，还有一个典型的就是3B企业的信用债出现了快速的扩张，特别是能源类的企业。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除了龙头企业以外，其他的中小企业大量地用了一个股票回购的办法来支撑，使得它的前期估值比较高，这个是金融市场本身。所以，这里面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这种会不会发生对这一类杠杆的挤兑，这是第一阶段比较担心的。

第二阶段就担心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它的信用紧缩。目前，特别是它们的商业票据、信贷、股票债券市场会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紧缩。实体经济这一轮的典型的冲击，应该会从实体经济，因为疫情的冲击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在担心中小企业的问题，这部分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金融体系，引起经济循环和破坏。

回到概念上面来看，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几个演变：

第一，金融危机的演变会取决于信用债的违约规模和金融体系里面一些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会不会破产退出，它就会演化成金融市场的危机。经济衰退会高度取决于这次疫情的广度跟深度，会不会引发实体经济的破坏，更核心的是我们的应对会不会切断全球经济联系，使得全球化更快地逆转。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特别是债务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轮的调节框下会不会被破坏掉，我们有些制度性的内在的顺周期的情况会不会变化？我们为了对这种过程有一个更直观的理解，可以来看非常全面的把这个过程全部演化出来的1929年那场大萧条的一个过程，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的大萧条这张图，我不见得认为说真就是我们未来的演化途径，但是这个过程，几乎把所有的反映的过程全面地展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能在哪一个层面上把它制止住，哪个机制可能会被破坏掉。我们现在跟1929年大萧条在前面这一部分是一样的。有两到三年，或者说有十年的牛市在美国。接下去经过一段时间股市剧烈的调整，我们繁荣积累的泡沫，经过股市的快速振荡，加上金融市场内在的放大机制出现了一个快速调整。在这个过程的底部，我们看到了美联储降息，看到了他们财政政策的一些干预。这种干预止住了股票市场或者广义上金融市场的快速调整，出现了比较像样的反弹。但是反弹到高点的时候，整个基本面开始出问题了，也就是实体经济开始出问题了。实体经济层面出问题，使得股市又进一步来反映，没有预期到的这种基本面的恶化情况。基本面的恶化带来了金融体系进一步恶化，银行开始破产退出，金融机构开始出现问题。到这个为止，可能是我们需要担心的，这个是由于基本面引发的金融体系的波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体系的引发实体经济的信用紧缩。我们需要关注导致大萧条长期没有被止住，出现反弹的另外几个，从政策，或者从制度上面还有两个因素。

伯南克认为还有认知上的问题，我也认为有认知上的问题。从后面来看，大萧条促发了各个国家加征关税，破坏了当时的全球经济联系，使得全球从一个国家的动荡，把全球进行相互振荡，这跟现在的全球情况是一样的。全球由于全球化而获益，但一旦逆推的时候，这种获益就要被快速地减弱，表现为进一步加剧下挫。再往后，在引发另外一个制度层面上的问题，黄金的问题。当时采取黄金金本位，我认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金本位是有助于价格稳定的，有助于整个市场稳定的。但是在这种快速剧烈波动情况下，各个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为了保住黄金，不得不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又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衰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困难。所以这个过程就产生了制度本来是逆周期的，或者有一定稳定作用的，但是制度的负面作用被引发出来，引发了制度性的调整，所以这一层次结构性的问题被激发了，使得这一个问题进一步往下加大。

从大萧条的层面，我们看到了经济和金融之间相互作用的渠道，我们也看到了政策在这个过程，全球化过去正面因素破坏掉以后，产生的再度动荡，看到制度的作用。当然在这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的一个认知。当时还偏向于古典经济，所以自由放任的一些政策会大行其道，所以救助会不及时等等各种各样的认知上，导致行为或者政策上应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当。

• 我们的出路在哪？

我们现在表面上是一个人跟病毒之间的战争，在感冒的情况下，人产生一种自身调整。当然它最直接的影响，大家所有的都在观察，对于医疗体系以外的这些观察者来说，我们只能不断地来观察疫情冲击可能的严重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它是原生的。但是接下去，我认为它会引发三个层面上需要来关注的。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快速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里面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整个政策的合作。在宏观政策的协调上，各个国家在疫情的应对方面，由于对疫情的认知的问题，由于前一阵子各个国家民族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使得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应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或者迟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国内各个国家有一些关门或者停滞的问题，但是国际之间现在的连通会高度取决于未来的政策应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高度关注的。前几年由特朗普开始的，有逆全球化的态势，在疫情情况下，可能会加剧这个过程。全球化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会被倒退到什么程度，将会影响到这轮的疫情冲击的深度。

第二，按照伯南克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认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也不见得是一个完全的好消息。我们由于有大萧条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金融系统的动荡和经济的衰退，形成了比较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们快速响应，大规模地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以这个过程，使得大萧条时候，这种政策的滞后和放任自由的行为没有发生。但是再往后，我认为说它就会涉及到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在哪？我们已经把货币政策降到了零利率和欧洲国家大量的负利率。我们的财政政策，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或者财政债务比例已经很高了。我们还没有空间。

从现在来看，我认为说，空间还是存在的。在这种状况下，货币跟财政政策，它的作用就类似于这次的疫情里面的“呼吸机”的作用，经济体突然停顿，不得不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维持经济体必要的经济循环。这种必要循环有没有效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能够使得经济维持在必要的循环，使经济体不解构，为未来的复苏也好，未来的结构调整也好创造时间，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最终的出来，取决于疫情的防疫，既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从目前来看，MMT是还有空间的，我们可以把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应用到足够宽的程度，来维持经济体现有结构的必要的脆弱的联系，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结构调整。再往后就会涉及到它会不会冲突到激烈的一些冲突，特别是石油，会不会引发地缘性的冲突，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制度性的变革。

从现在来看，我个人认为，按照我们现有的认知，我认为前两种情景已经发生，金融市场动荡已经发生。持续两个季度的幅度较大的经济衰退，这也基本上是必然发生的。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出现金融市场向金融危机的一种演变，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季度的，时间更长的深度衰退。我们现在用各种的政策是在切断前两种情景向第三种情景的演变。

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现有的认知，大萧条出现的概率是不大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谦卑。我们现在对经济体系的认知，也就是基于这几年的认知，这种应对措施会不会引发新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是不知道的。可以看到，这几年“黑天鹅”不断，背后就认为我们的认知出问题了。这个经济体可能不是我们认知的那个样子，它不按照我们认知的问题在运转，所以它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黑天鹅”，但对经济体来说，正常就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从目前各国的应对和疫情的持续情况来看，大萧条出现的概率不大，但是要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人类的认知能力，要保持足够的谦卑。这个是我对全球的一些基本看法。

对中国经济来说，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两个月的疫情的冲击，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直接感受的。现在来看，疫情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对中国来说，这部分已经不需要去想象了，只是去测度，去计量了。我们看到了需求的中断，看到了需求的转移，也看到了需求的萎缩。再往后，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的市场集中，看到了一些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调整。我们看到了线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调整，所以疫情带来了一些冲击。

我们现在正在评估的，或者大家正在焦虑的是海外疫情的演变，海外金融市场和外部需求的变化，所以我们担心第二季度，由于金融的联动，由于全球需求，由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变化，由于国际联系的一种切断，会对我们的经济调整带来额外的影响。那么在这里，我想说的一句话，我们还需要再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原有的问题。我们接触的疫情，不是白纸上接触海外的冲击，在去年经济工作会做出一个判断的基础上，在接受这两个冲击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因为我们的企业经营是困难的，资金是紧张的，再加上我们居民的杠杆率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情况下的，这次疫情的冲击，除了它的直接冲击，除了海外的输入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外，我们还要关注对我们原油，可能接近底部的经济雪上加霜，会不会加剧我们市场的集中，市场的清算或者说结构性的调整，如何把这个危机转成一个机遇，取决于能不能稳住。在这个过程抓住其中的机遇，熬过这段疫情带来的冲击，熬过经济下行期的调整期，未来可能机遇就比较大。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消费很难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反弹，需要用一些政策来稳住必要的消费需求。由于杠杆率比较高，从现在来看，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压力是相当大的。由于出口的问题，所以这部分可能会给我们经济带来增量上的影响。投资，可以看到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可能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基础设施，现在取决于我们政府在往下的政策会不会进一步推动。

时间关系，我回到了政策应对。重点谈几个对政策应对的认知。3月27号，政治局刚开了一个会，有了一个最新的政策的回应。在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来理解现在政策背后的逻辑或者着力点在哪。

目前的政策，我认为是两个层面上的，一个层面是疫情，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的停滞，甚至经济的混乱，它需要用政策把它缓住，也就是说伯南克讲的，货币政策要想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个情况下，要刺激额外的需求是做不到的。但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还活着。当你经济稳住了，恢复的时候，你还有体力可以快速恢复。疫情带来的这种政策应对或者救济，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让你能活着。让个体，个人不因为失业，不因为收入的中断而无法生活引起社会问题。大量的企业不因为疫情这种，跟他企业没关系的冲击而退出市场，让他还活着，但是肯定是很艰难的活着。当需求有所恢复的时候，我们有主体，我们有需求，能够快速地回到正位去。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刺激。这个时候需要必要的经济增长，需要必要的一个需求，所以通过政策的手段把这个需求拉上来，激发出一个需求，引起经济的循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有几个着力点：一是这种需求，可以由政府直接来提供，比如说微观主体基本上停滞了，也不运作了，由政府直接来推动经济的运转。二是给经济体输入外部的或者有政府提供的一种需求，让经济体有必要的需求形成循环，维持经济体机器的运转。三是着力运用在杠杆，通过政府的需求要撬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撬动微观主体的投资来形成杠杆效应。

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目前对疫情的应对，包括全球的政策应对，还处在“稳住”，也就是我让这个经济体经受住危机，活下来。对于经济的刺激，在海外其实并没有着力在让经济体增加额外的需求。目前的政策力度并不足以来提供额外的需求，它能够让这个经济体还活着，现在的政策力度，只能维持在现在这个程度。它会取决于未来经济和疫情本身的演化，使得这种经济体不激发更深层次的长期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现在最早面对疫情的冲击，也最早来应对疫情，使得疫情也最早出现了稳住，见底回升，开始转向经济恢复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的政策既有对冲性的政策，也有包括托底、救助、切断，也包括刺激性的结构性。当然，这里面目前还有采取结构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充分关注两类政策：第一，要把对冲性政策做足，让经济体由于疫情的额外冲击能够活着，不因为额外冲击断裂掉，所以它是托底性的，救助性的。第二，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尽快推动的，就是中国经济是在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是在加大结构性改革，但是还没有完全把结构性改革的效应激发出来的情况下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切断可能内部的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我们需要有一个切断链条和传染政策，需要有必要的刺激政策。而这种刺激政策，有一些是着眼于长期的都应该做的，包括大家现在在讨论很多新基建等等这一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当前情况下，结合疫情，我觉得政策应该着眼于能够让更多的企业保留它必要的运转，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维持必要的生活收入，这样一个政策可能应该优先考虑，而不仅仅只是看到对经济的撬动作用，或者拉动作用，应该更着眼于民生性的，民生包括自然人，也包括这些企业，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必要的收入和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能够保留它的实体。当经济逐步逐步恢复的时候，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更快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