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

4月8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召开“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课题讨论会，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领导、科研院所及高校专家学者，以及金融机构代表参与讨论。

《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是CWM50组织的一项专项研究课题。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特别是在居民消费和民生两个领域冲击尤为剧烈。为了更加深入、客观和细致地研判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以及疫后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CWM50专门设立本项课题，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甘犁教授牵头撰写。

会上，甘犁教授首先介绍了他所带领的团队在疫情期间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该调查覆盖全国33143户家庭，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并与2019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覆盖34643户家庭）结果对比分析显示，疫情造成居民对就业形势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可能导致整体预防性储蓄上升，家庭资产资金流动性不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较大，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家庭预期总消费支出将减少11%。总体来看，消费者信心不足，社会总消费恢复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整体恩格尔系数上升0.95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近两年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

为避免因居民消费萎缩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居民收入减少进而引发总消费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甘犁教授建议，尽快出台重点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现金补贴政策，同时综合利用多种政策措施促进文化娱乐旅游、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消费复苏。现金补贴政策方面，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以专项抵扣的方式进行，补贴对象根据家庭劳动力结构和收入层级的差异差别对待。重点行业促消费政策方面，他建议采用延长高速公路免费时间或降低高速公路通行费用、降低旅游景点门票等措施促进文化娱乐旅游行业消费；以出台汽车消费补贴政策、降低或取消通信和上网套餐费用等措施提振交通通信行业消费；加快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各项政策规划、促进贫困群体常规体检等方式促进医疗保健行业消费。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各位专家发表了相关看法和补充意见。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这次疫情的冲击是需求和供给的双冲击，引发了恩格尔系数的被动上升，中低收入家庭受影响较大。此外，疫情管控措施造成了物理限制，价格弹性失去作用，商品价格下降进而促进消费的自我稳定机制失效，恢复经济的根本在于有序地从隔离措施退出。救助措施方面，他认为，保就业比保收入更重要，可以借鉴欧洲模式，把保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并将补贴和保就业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许宪春认为，疫情对经济和就业造成的冲击会影响居民对收入的预期，进而影响居民对消费的安排。另外，他指出，疫情期间居民的情绪比较悲观，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的推进，居民对收入和消费的预期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疫情冲击对消费造成了两方面冲击，一方面是由于防疫管控措施、失业或收入降低造成无法消费，另一方面是对经济的悲观预期造成消费意愿降低。他提到，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可能导致疫情防控措施趋严，进而加剧不能消费、不愿消费的情形。他建议，疫情防控模式要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对重点人群重点监控，把对需求的抑制降到较低水平。在刺激政策方面，他认为发放现金和消费券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建议通过政府公共消费来带动相关产业和家庭及个人消费。其中，政府的公共消费可以以推进数字化转型为重点，面向社会的公共消费可以以公共卫生方面为主，并通过发放培训券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培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万广华认为，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情况下，全球疫情爆发对生产的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要千方百计保中小企业。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为解决贫困同时保增长、促消费，建议对中小企业的低收入水平职工进行现金补贴。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短期来看，疫情对需求的冲击大于对供给的冲击，因此既要保供给也要保需求。投资方面，建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适当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消费方面，从扶贫的角度出发，可以重点对农村家庭发放消费券或现金进行补贴，在农村推行以工代赈等等。与此同时，社保系统可以发放稳岗补贴，对于退休人员、在校学生和收入不高的群体进行现金补贴。长期来看，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发挥财政稳定器的作用，走向以消费带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供给和需求要匹配，目前我们面临着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的局面，既要重视在供给端救助企业，更要重视中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并通过对其进行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同时，他也指出，直接对居民进行补贴由于操作难度较大等原因在实行时面临困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刘培林指出，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无法消费，另一方面反映了收入下降，而收入下降更多体现在短期，而不是长期预期收入的下降，建议把两方面效应进行识别和区分，增强对政策制定的参考性。刘培林认为，对企业和个人发放补贴的效果相差不大，渠道上倾向于通过纳税和社保系统发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提出要注意三方面问题。一是疫情期间和疫后恢复过程中的农民问题的特殊性，疫情期间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疫情之后面临就业难题，并且农村产业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二是要充分估计到经济恢复的困难性，如何从疫情时期的战时体制回到疫情前的常规体制，要考虑地方政府、国际贸易和整个经济活动的关联关系，而非简单的经济刺激。三是湖北经济恢复的问题，湖北经济的恢复关系到相关的重要产业链，相关政策要在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安排。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认为，过去一段时间政府已经出台一些针对低收入阶层、小微企业的纾困政策，要借助制度建设加大力度进一步落实。针对债务压力，央行提供了一些流动性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要促进流动性供需的有效衔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有效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谈了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更多受短期因素的影响，相应的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短期的冲击。二是建议借助疫情契机，建立直接与个人对接的制度体系，为未来更精准的社会保障打下基础。三是认为保企业和保收入或消费并不矛盾，只是在作用渠道和着力点上有所不同，可以把保民生和保企业结合起来，并强调有必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群体采取非刺激性的消费政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认为，就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在六稳当中居首位。他指出，我们在对企业和个人的救助方面的空间还很大，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需要短期的救助，以避免短期冲击长期化。他建议，通过发放现金、食品券的方式补贴个人，同时借此机会建立针对个人的救助制度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范必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储蓄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不同，中国人的储蓄率较高，直接发放现金的必要性不大。在恢复经济方面，他认为经济体系需要逐步恢复，要对缓慢增长提高容忍度。他指出，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对微观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推动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尽快恢复发展。

CWM50常务理事、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对课题提出了完善意见。他从地区间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异的角度提出对调研进行校正的必要性，并指出各地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的差异可能对恩格尔系数造成的影响。

会议由CWM50青年学术论坛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冯煦明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