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对话｜全球疫情防控策略有何不同？
自今年一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形势不容乐观，确诊病例已超过1000万人；中国虽取得重大防疫成果，但也损失巨大。短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病毒，复工复产面临着疫情反弹威胁，全球经济又承受着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下行幅度最大的压力。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人类可能不得不与疫情共存，常态化应对疫情也将成为日后的工作重点。因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召开主题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公共卫生与健康体系建设”的网络视频会议，邀请政府部门代表、医疗界代表、市场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在总结新冠疫情防控经验的基础上，就新冠疫情的多方面影响、建立健全卫生应急管理系统、提升疫情应对能力、以及疫情常态化防控等问题进行发言交流，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CWM50学术成员欧晓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刘国恩，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做重要发言。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CWM50常务理事李剑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和回龙观医院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中心执行主任庞宇分别进行点评与发言。
一、新冠病毒与SARS有何区别？全球疫情防控策略有何不同？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出，SARS由于潜伏期短，没有无症状感染者，因而通过严防死守可以控制住疫情，而新冠病毒的传播力也很强，同时潜伏期远超SARS，导致防控难度更大。由于新冠的这一特性、中国对病死率的较低忍受度以及医疗资源的有限，前期疫情防控的严格程度和执行程度都非常高，力图在疫情传播早期就将其控制住，以防蔓延。而世界其他国家则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各不相同的防疫策略，疫情形势差异也较大。美国采取的是根据疫情情况进行调整的适应性策略，东南亚总体医疗资源不足，疫情控制困难较大，东亚地区的常态化疫情管控卓有成效，欧洲在初期医疗资源严重挤兑，病死率大幅上升后采取严控措施，目前已收到成效。
二、此次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体系有何影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下行，并对公共卫生体系提出挑战。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刘国恩从经济学角度来考量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影响。在社会经济方面，刘国恩认为，新冠疫情本身的传播规模、时长以及面对疫情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将直接决定未来经济的下行和反弹模式到底是V字型还是U字型。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刘国恩提出，不同于以往医疗行业基本独立于宏观经济影响的情况，在此次疫情中二者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于疫情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个人风险厌恶的激增、以及政府的强制干预，导致此次疫情对经济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负向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认为要平衡好疫情防控和常规医疗服务间的关系，在应对重大疫情时，要保证医疗系统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和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不能顾此失彼。
三、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心理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提出，不仅要关注群众面对疫情的心理问题，也要关注决策者的心理承受压力，建议在目前的领导力教育中加强对心理素质的训练。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中心执行主任庞宇指出，要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心理工作，建立国家的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和心理健康人才库，加大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投入。
四、面对二次疫情，如何认识并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零病例很难实现，要做好在疫情常态化下复工复产是与会专家的共识。各位专家就如何做好当前疫情应对与常态化防控提出自己的见解。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因为疫情反复或小规模扩散的概率仍然较大，所以亟需构建连续频谱的常态化应对体系，探讨社会对疫情风险的普遍接受度，同时引导社会行为顺应常态化风险规避。
张文宏指出，此次北京应对二次疫情的措施为今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提供了思路和讨论模版，需要对疫情监测、精准防控、以及降低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CWM50常务理事李剑阁指出，正是有了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这次才可能依托举国体制来进行有效疫情防控，要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在疫情中保障人民生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加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开放道路。
从经济学角度，任何决策都会权衡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要在疾病感染率和经济增长率中取得平衡，尽可能保持经济正常化运转。此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应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主动性、能动性、积极性，不宜采取过于严苛的问责机制，以防矫枉过正。应不断提高治理能力，鼓励主动作为勇于担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提出，市场化、社会化的格局是应急体系常态化防疫中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后，要考虑资金的投入和来源问题，一方面财政要探索风险资金的储备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医保体制，增加风险基金。
五、中国该如何利用疫情带来的机会窗口，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系统，提高疫情应对能力？
与会专家普遍强调了要利用疫情带来的痛点，抓住机遇，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抓住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系统的好时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CWM50学术成员欧晓理主要从提高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的角度，具体阐述了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七个能力”和“三个保障”，指出要提高发热门诊收治能力、可转换传染病区收治能力、可转换ICU收治能力、实验室能力、传染病监测能力、医疗废弃物处置能力、急救能力；要完善重大疫情救治保障、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应急医疗资源启用预案保障。
薛澜主要从法律和体制机制角度，探讨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措施。他认为，要强化法治保障，完善我国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要转变观念，把应急管理工作的重点从救助前移到风险防范环节，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设立跨部门的应急管理委员会作为常态化安排；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尤其是将丰富保险种类和提高保险额度相结合，并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应对峰值需求；要建立权威的公众沟通渠道，掌握舆论主动权。
朱恒鹏结合SARS后中国投入巨大财力建立的疾控体系、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健康档案和家庭医生制度等在此次疫情中所发挥的有限作用，指出在疾控体系建设和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建设方面要更加注重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活力，防止体制僵化、官僚化。此外，在提高疫情应对能力方面，他认为，一是要采取包括国家机构建设、民间组织和市场化发展在内的措施，解决防疫应急物资储备问题；二是要着重加强基层中小型医疗机构的发展。
刘国恩从政府干预的理性水平角度出发，提出政府一是要平衡健康成本与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靶向性措施，减少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冲击；三是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投入的全面性，避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葛延风认为，一是要抓住时机，解决好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服务系统“两张皮”的问题，要重视医疗服务系统在传染病防控中的地位；二是要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强化人力资本建设；三是要把握好提高医疗服务能力的度，在考虑我国国情、国力以及投入、维护成本的基础上，防止出现过度的基建热潮；四是抓住这次的抗疫契机，重塑良好的医患关系，改革筹资、激励和薪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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