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通过网络会议形式召开了主题为“中期展望：当前宏观形势与经济走向”的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与市场人士就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下半年经济走向、相应的对策建议等进行分析与展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主题发言中，围绕我国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和如何调整下一步宏观政策发表观点。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经济在2月份达到低谷以后，反弹得比较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快。

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有几个特点：

第一，生产端恢复得比需求端快。生产端里面，制造业的恢复是非常快的。二季度工业增长速度在5%左右，跟去年同期相比只下降了约0.4个百分点。在制造业的恢复中，和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相关的一些制造业行业恢复得比较快，但是消费拉动相关的行业恢复得比较慢。我认为这主要和内需不足有关。服务业方面，和投资有关的服务业恢复得比较快，如金融、房地产、电子信息行业、货运等。但是一些接触性的、群体聚集性的消费恢复比较慢，主要是由于疫情的关系，并且将来的恢复也有较大不确定性。

第二，从需求端看，政府推动部分的投资增长比较快。另外，房地产和基建也恢复的比较快。在基建方面，电力投资尤其是煤电恢复非常快。在需求端的恢复中，消费是下降的，民间投资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出口比我们预期的稍好。

第三，物价出现下跌。因为供给端恢复快于需求端，导致整个价格甚至有通缩的趋势，区域的核心通胀非常低，只有1.1%左右。

第四，就业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由于供给端的恢复和需求端的恢复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供求之间也有不平衡的问题，我认为，就业尚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方面是经济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存在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失业中很大一部分是结构性失业。根据我的简单测算，受到消费需求下降的影响，餐饮和旅游等行业大概有五六千万人没有就业，即使经济继续往正常方向恢复，结构性失业的问题还是会存在。

第五，储蓄率上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由于供给恢复快于需求，储蓄率上升，或者称之为储蓄率快于投资率，这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在增强。居民上半年的新增存款比较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加了大概5000多亿，但是即使考虑到财产性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还是大幅度上升的。我认为，短期内中国的自然利率有可能处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中。我通过一些数量关系进行了测算，自然利率是在下降的，而能够平衡储蓄和投资的自然利率水平估计一年期在4.5%左右，比历史上有所下降。储蓄率上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办法解决：一是继续降息，激励民间投资；二是如果自然利率不动，那么可能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投资率推上去。

此外，我还比较关注未来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问题。这次疫情对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影响有多大？按照今年的投资水平，用供给生产函数的曲线来计算，由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加上投资特别是民营投资减慢，制造业投资减慢对潜在增长能力的影响，我估计今年有0.5个百分点的影响，明年可能降到0.3个百分点。在3-4年以后，潜在增长能力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对此，我的政策建议是，下一步扩内需过程中，必须把内需的扩张跟体制改革结合，跟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尽量使潜在增长能力不要下降得太多。

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

第一，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疫情本身。居民的消费和民营投资恢复速度慢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本身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研究不确定性，就是要计算不确定性的概率，即每一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然后来计算每一种可能性对经济的影响。这次疫情的冲击跟其他的外部性冲击，以及金融危机等内生性的经济冲击影响不同。概率难以计算，因此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投资，居民的消费增长困难。如果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纾困政策，那么民营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很困难的。如果预期是确定的，我想民营企业还是会投资。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和民营投资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两个领域投资恢复非常快，一个是医疗，一个是互联网相关的新业态，因为这两部分的需求确定性比较高。

由于全球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二季度是否是世界经济的底部目前看来很难确定。疫情尚在反复，复工复产的进程则根据疫情而调整。从目前疫苗的进展来看，疫情大概率要持续到明年，世界经济三、四季度的情况不一定比二季度好，因此出口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最近有关部门也做了一些调研，70%的出口企业的出口订单是在下降的，我预计三、四季度的出口不会好于二季度。

第二，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使得企业现在还是比较困难。

第三，即使中国已经复工复产，但是结构性的失业问题依然存在。结构性的失业主要因为疫情防控导致接触性的消费恢复缓慢，可能从今年下半年甚至到明年都很难恢复。即使其他领域通过刺激措施有所恢复，但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会比较严重。

如何调整下一步宏观政策

我对下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是2.5%左右，甚至弱于2.5%，三季度的增长速度不会过5%，四季度不会过6%。基建投资没有问题，房地产投资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增长，预计维持在8%左右。但是制造业投资或者民营投资，我认为还是有难度，需要政策的支持。消费可能会缓慢复苏，但是复苏得会比较慢。三、四季度的出口不大可能会快于二季度。

政策方面，我认为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做大的调整，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货币政策方面，目前中国的自然利率下降，很可能低于一年期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我认为，要通过一些办法引导中长期的贷款利率下降，同时出台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此过程中要防止房地产出现泡沫。此外，短端利率的调整应该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择机进行，美国的前瞻性引导到2022年底，强调在此之前不会退出它的货币政策。对于我国来说，也要给市场特别是企业和居民比较好的预期。

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一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可在三个方面改进。

第一，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今年提出的2万亿直达基层的财政资金应该主要用于民生，不应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应放在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其来配套货币政策，使之发挥更大的乘数作用。2万亿直达地方的资金，除了解决基层运转以外，大部分应该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补贴农村的农民工。

此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扩张也应该跟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既要考虑疫情，又要考虑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结构性调整的方向，一是产业的数据化，二是绿色复苏。可以将绿色复苏作为和美欧谈判的切入点，作为国际对话的抓手，并且绿色复苏是稳定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村的农林牧副渔的建设，比如发展农村光伏。目前由于政府大量补贴农村的电力，农村生活用电十分便宜，因此农民不愿意考虑光伏发电。对此，可以大规模在农村发展光伏，将光伏生产出来的电用于改造农村的做饭设施、机械等，比如鼓励使用充电的拖拉机。目前地方上马了大量煤电项目，需考虑疫情结束后这些项目的收益问题，防止再次出现三期叠加问题。另外，老旧城区的改造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在改造完的屋顶上加装光伏。我认为财政政策应该往这个方向进行一些调整，可以先在农村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进行调整。可以将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低碳结合起来，严格制定房屋、交通的标准，同时债券的发行也可以和绿色相结合，这部分是货币政策要调整的方向。

第三，地方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资金问题。比如，3200亿承诺的光伏和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没有到位，还有1万多亿的留抵退税。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把这部分资金还给企业，使企业可以正常生产。留抵退税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科技水平比较高的企业。

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目的是把扩大内需的短期政策和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政策相结合。

此外，必须要加快推动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和区域之间的发展战略，还包括电力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能否在此过程中，适当地通过运用财政资金来理顺电价。如前文所说，由于政府补贴，煤电的生活用电费用低于成本且低于光伏发电的价格。我认为，在光伏方面，今年可以把电力体制改革里面的电力价格适当地进行一些调整，鼓励企业不断向绿色复苏转型，向战略性新兴行业转型。

这一次要应对好疫情，发挥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同时不能造成2008年危机应对后出现的三期叠加问题。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比想象得长，财政政策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要未雨绸缪，对财政政策的投向认真考虑，使之发挥较大的乘数效应。

*本内容根据作者在CWM50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WM50立场。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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