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邓飞化地讨论丰县

原创来福单身者舞会

请停止吹捧邓飞。拐卖妇女作为一种涉及人口贩运、强奸、非法拘禁，既有多方共谋又有漫长历史的犯罪现象，不应在迟到的反思和追责中，塑造出一个男性道德偶像或男性权威。何况，邓飞在性别问题上有严重的劣迹。

我对邓飞的不信任，来自他被公开控诉性侵的历史。

事情经过在这里，本文不再回溯。值得再次重复的是，邓飞起诉了米兔他的何谦跟邹思聪，并在“名誉权纠纷”的官司中二审胜诉了，但法院判决并没有认定二人“捏造虚假事实”，而是说证据“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其所述情况真实存在”，并在判决书中一再强调受害者要及时固定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邓飞和他的拥簇多次暗示法院的判决证明了他没有性侵，这是错的。判决书中还有许多匪夷所思的细节，大家自己看吧。指控邓飞的人不止一个，而在判决之外，邓飞也不断借助公权力删帖、打压当事人。

如果足够关注这件事情，会发现多名非常有声望的资深媒体人都公开提到，邓飞曾亲口在电话中向他们承认他性骚扰/性侵，但在最后关头反口了。

有人认为一码归一码，他在丰县事件中做了“好事”，就应该在此事上赞许他、支持他。且不说邓飞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成问题（后文会展开说），务实层面上看，他因丰县事件而得到的性别平等和公益光环，有可能让不知情的女性朋友因此信任他、和他打交道或加入他的工作，从而有机会被他伤害。

宏大一点说，拐卖妇女的问题不是割裂的，而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中的一环，一个有性别问题劣迹的人没有道歉和得到应有的惩罚，却能轻易通过别的事情获得性别平等上的名誉，这对整体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好事。

说回丰县。

丰县事件，除了当事人，邓飞是这个事件中最出名的。他被称为关注女性权益的有良知的调查记者和英雄。基于对邓飞的彻底不信任，我去看了他在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和扮演的角色。

我的看法是，邓飞的参与，有份让丰县事件在第四份通报之后继续保持舆论关注，但也有份把对拐卖沉疴的讨论转变为“铁链女是不是李莹”的单一问题。

关于是不是李莹的问题，财新的报道提到，李莹的母亲说，1月30日，南充市顺庆区警方采集了她的血液样本，第二天电话告诉她，和丰县被锁女子的DNA样本比对结果没有配上。在这一点上，许多人质疑丰县“铁链女”录入公安系统数据库的DNA样本的真假，考虑到丰县的公信力，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程序的公开和透明很重要。

李莹的母亲还说，网上比对的李莹照片不是她扫描上传的原始照片，而是做过一些修正，看起来确实是像，但是她看了丰县被锁女子的视频，凭着母亲的直觉，从外貌上和口音上觉得差异还是挺大。在普遍有程序自动美颜的短视频时代，从照片上判断两个人像不像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两张照片跟本人像不像都可能存疑。

有网民因为李莹母亲的反应，开始“起底”她和网暴她，这是完全跑偏。丰县事件有很多问题值得追问，不应该收窄为“是不是李莹”的单一问题。如果是李莹，事件就“胜利”了吗，如果不是李莹，事件就结束了吗？

邓飞2月15日上午在微博公布网民发给他的董志民结婚证，证件上的“扬庆侠”照片和短视频中的“铁链女”的样子，被普遍认为相差甚远。当天下午，邓飞在微博上确认另一张由云南亚古村带来的小花梅的照片，这张照片和结婚证上的照片是肉眼可见的同一个人。

两张小花梅的照片一张来自云南福贡、一张来自丰县，二者交叉验证，确定了“扬庆侠”就是小花梅，因为照片和真人迥异，才有了接下来非常汹涌的小花梅去哪了和“铁链女”到底是谁的追问。

2月16日，邓飞改口，说两张照片可能都来自丰县，云南那张可能是丰县警方带去的。失去了交叉验证，只剩下一张结婚证，那么问题就变成：为什么结婚证上的照片和视频里的“铁链女”看起来不像？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力量的。照片和本人不像有太多可能性。即便这本结婚证是真的，照片也可以是假的。一个买老婆的人，在一个拐卖妇女成灾的地方，给买来的女性随便起一个名字，随便办一个真户口，随便用假照片办一本真结婚证，都太正常了。最近被重新传播的2001年《南方周末》的报道也讲了这个细节，一个村支书就足以办好这些证。

邓飞改口之后，开始指控第二张照片的发布者，说她“误导我们认为董杨结婚证上的那个女性就是小花梅”，但实际上，正是邓飞前一天的亲口确认，才疑似推出一个重磅证据。第二天，他自己瓦解掉了这个证据，并把责任推给别人。

那么经由邓飞的一顿操作，事情就变成：人们群情激愤，质疑为什么结婚证照片和本人不像，为什么多方给出的当事人年龄对不上，为什么结婚证上的日期是星期日，质疑当事人是不是李莹，最终有了省级调查组的“彻查”。目前第五份通告还没出来，但显然，上述这几个问题不难回答。

拒绝前四份含糊其词的通报，要求更公正、透明的调查是合理且必须的。但如果所有的愤怒集中在一些虚设的问题上，拆除这种愤怒就变得轻而易举。比如90年代的手写证件，上面的日期是星期日，几乎不成为值得推敲的“疑点”。而一个被拐卖的女性，她的名字都能被随手起并写入合法证件，证件上的年龄又重要吗？

丰县事件自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开始，其中的真和假本来就游移不定。发酵了半个多月，信息和情绪增量完全不成比例，追求真相的吁求只有在破案上能达成一致，其余则完全是被打散的社会的自我呈现——巨大的流量既没办法撬动信息，也没有办法转化成动能，只能道成肉身为有性别问题劣迹的大V涨粉。信息增量在这样的事件中至关重要，而为什么半个月间只有一位记者和两位前记者发回了调查，其他媒体不被允许报道也很重要，在假中呼唤真，永远是痴心错付。在假之中，要首先质疑假、戳破假。

在这个事件里，破案成为仅剩的共识，对罪恶如何在既有框架中滋生的思考则是零碎的和不激动人心的。云破案撩拨人心，但往往难以遂愿。人们痴迷于县城里也许有一个巨大的阴谋，但人口贩卖成灾，不是因为有一个总体的阴谋，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日常本身就是罪恶的。事件按照剧本走向了落幕时刻，姗姗来迟的调查组受到欢呼。

在第五份通报出来之前，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她不是李莹，如果一切只是第三、第四份通报的详细扩充版，其中并没有惊天阴谋，普通人还应该做点或者想点什么？

首先是当事人的救济问题，迄今的讨论，对“李莹”的关注甚至多过对“铁链女”的关注。如何救济当事人，已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期望看到更多讨论。

其次是现今的拐卖产业链的全貌问题。人们普遍担心一记闷棍带来的可怕遭遇，但如果不止是闷棍呢，而是欺骗、软性胁迫呢？如果不是穷凶极恶的陌生人，而是家人呢？已有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今天最普遍的拐卖，实际上是贫困地区的女性被拐卖到相对发达的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以及针对性的政策和法律工具，来实现更广泛的救助。

还有追责的问题。仅就丰县事件当事人来说，董志民、人贩子、当地的村官、经手办各类证件的人。在事情发酵为事件之前，对这一事情知晓而不作为的职能部门。前两个通报撒谎的责任人。还有，在这个事件之外，为什么一直以来，被拐卖的妇女会被合法纳入婚姻制度？为什么单身男性的婚配权被看作一种基础社会保障问题？拐卖产业链的分赃者和保护伞是谁？

还有农村精神病人的照护问题，家庭暴力问题，被拐卖妇女的子女照护和归属问题（尽管很多人也把愤怒指向了他们，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立法和司法问题，妇联的职能问题，跨国拐卖的问题等等。

丰县事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反思时刻。一种古老的罪恶呈现在现代社会中，它照出的不仅是封建未除尽、父权犹在的问题，也不仅是经济不够发展的问题。显然，应该把女性看作独立、有尊严的人，而不是看作财产，这一点仍未被大环境接纳为常识。

它还照见了更多，比如流量的局限性。不能否认巨大的流量推动了整个事件的进展，但平台和监管者也有足够的工具去应对。在删帖不算太多（最近两三天才密集起来）、也没有常见的那几个人搅浑水的情况下，情况其实非常可控。近两年，所有事件都变成在有限的大平台上的热度拉锯，其实对公共性伤害巨大，比如热搜本身就很可控。流量本质上不是一种信息，而是一种货币，它会汇集到更有资本的人那里去，为个人私有（在这次事件中，是邓飞）。相较之下，信息才有公共性和力量。

单个事件的热度会消退，由此开始的讨论，应该拓宽到更多议题中去，也应该更聚焦真问题，而不是被邓飞这样的人带入虚妄之地，为他平添不应得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