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殿堂 | 黑格尔的国家中究竟有没有公民?——市民社会对陶冶近代个人的决定作用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活动

2022年6月17日下午3点，董氏文史哲青年学术沙龙活动——《黑格尔的国家中究竟有没有公民?——市民社会对陶冶近代个人的决定作用》讲座正式开始。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韩立新担任主讲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朱渝阳老师主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老师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包大为老师担任与谈人。线上200多位师生共同参与。

在讲座开始之前，朱渝阳老师首先向所有与会人员致谢，并对主讲人和与谈人作简要介绍。讲座正式开始，韩立新老师首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问题源起：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按篇章顺序，分别对“抽象法”和“市民社会”中的主体做了说明，但唯独没有提及“国家”中的主体究竟是谁？既然如此，那么黑格尔所设想的国家真的需要公民吗？为此，韩老师从“黑格尔的新市民社会概念”“陶冶的主体和现场”以及“黑格尔的国家究竟需不需要公民”三个部分做出论证。

韩老师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源讲起，意在说明，无论是古希腊社会还是近代自然法传统，都是在“家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展开的。与之不同，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市民社会概念”，呈现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结构，并把“需要的体系”作为填充市民社会的本质内容。在此基础上，韩老师指出，黑格尔新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诞生，为人类的陶冶（Bildung）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这意味着，陶冶近代个人的现场只能是市民社会，而非国家。既然陶冶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且国家中所需要的公民也要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陶冶，那么，近代个人究竟应该将自己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近代的国家是不是需要把市民陶冶为公民？为此，韩老师进一步展开论证。韩老师通过把个人主观自由的发达程度区分为主观自由Ⅰ（市民社会）和主观自由Ⅱ（国家）而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并没有提供主观自由Ⅰ 向主观自由Ⅱ的具体转变通道，即两者是隔绝的。这也就说明了，黑格尔的国家事实上是以市民为根本的国家。韩老师最后做出总结，市民无法过渡到公民的困难以及国家中公民空缺的现状并不妨碍一个国家成为好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第一要务在于，陶冶出好的市民。

在讨论环节，李哲罕老师提出，我们是否可以用马克思关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类比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另外，李老师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引用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中的观点，“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地稍微早了一些，而美利坚对于黑格尔来说则过于遥远”，指出现代民主制度在黑格尔那里是缺失的。包大为老师以两种建构主义的路径即卢梭式的道德路径和康德式形而上学路径为代表，指出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公民及其政治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却缺少真实性。与之相反，真实性则是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包老师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关于公民的看法，关键点不在于公民本身，也不在于公民这个概念所期许的自由，也不在于这种自由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在于这种真实的普遍性自由在以公民为名的政治框架下何以可能？

韩立新老师就上述问题与两位与谈人展开对话。此外，韩老师也回应了线上师生们提出的相关问题。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 | 朱渝阳

编辑 | 郭航宇

责任编辑 | 陈舒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