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伞兵坑里的无神论者——评《行动的勇气》

原创郝延伟 Global Macro Strategy

西方有句谚语：“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是说面对着战场的残酷无常，每个弱小无助的生灵都会或多或少期盼神明的庇护，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不例外。这是人之常情。伯南克在回忆录中加上了一句“金融危机中没有空想家”，并以此自比。在世纪规模的金融危机之中，作为一个长久研究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危机史的学者，伯南克入主美联储之后并不能也无法依据经济学家的信仰（自由主义或者干预主义）以及抽象的经济学模型进行决策，更不能过于寄望市场自发修复的力量，而是只能积极行动、相机抉择——哪怕面对公众的不解、学界的嘲讽、舆论的攻击和政治的诘难也只能承受。所以在危机面前，行动的勇气比学识渊博和夸夸其谈更加难能可贵。这就是伯南克出版的回忆录——《行动的勇气》的主旨，也是本文题目的由来——在散兵坑中，他是个务实的无神论者。

本文试图通过回忆录中伯南克关于金融危机中几个典型的事件的描述，探讨经济决策中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同时也对部分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倾向展开反思。

原文已发表于《读书》杂志2017年第8期。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正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教授曾在《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文章中表达他对这两个学科现状的不满——“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的确，当代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史实而醉心于埋头炮制模型，经济史的研究则与经济学一样强调数据技术而忽略历史背景、制度环境、机制设计、文化习俗等影响经济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伯南克（B.S.Bernanke）则是为数不多成功将这两者巧妙结合并声名斐然的学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伯南克决定确立1929年大萧条作为自己的研究志向。事实上，金融危机史的研究向来是经济学界的冷门。危机爆发背后的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因素复杂交织，其研究领域远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若没有几年的“冷板凳”恐怕难以有所建树。当时，为了能确定他是否具有相应的潜质，伯南克的论文指导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曾给他一本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并告诉他：“如果这本书让你昏昏欲睡，那你就换个选题，如果兴致盎然就说明你乐意做下去”。伯南克确实兴致盎然，因为他童年时期就开始对大萧条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大萧条之前，伯南克的祖父在纽约经营着不错的药店生意。这位前奥匈帝国军队的士兵与二十世纪初的许多犹太人一样经历坎坷又丰富——他一战中被俘，之后流落上海、辗转法国，最终在美国安顿了下来。1929年的经济危机令他的生意倍受打击，乃至不得不变卖纽约的资产转而到南卡莱罗纳州的狄龙镇谋生。伯南克的青少年时光就是在这个宁静小镇度过的。那时候，他的祖父母时常给他讲述大萧条的往事，让他从小就对那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大学任教之后，伯南克开始进一步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对大萧条时期的金本位制度、货币政策、农产品价格、劳动力市场失衡、危机的国际传导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渐次构建出一个关于大萧条的全景式分析。这令其成为当代研究大萧条的领军人物并开创了以经济史（金融危机史）的为凭借研究宏观经济学的进路。

2002年，伯南克获得总统提名进入美联储担任理事，成为格林斯潘团队的一员。格林斯潘虽不是经济学者出身，却对数字的敏感性具有特殊的天赋，更在政治斡旋方面驾轻就熟。其任内曾造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在美国各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一直到现在，格林斯潘的言论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此前的伯南克则始终在大学中任教，并没有从政经历，如果说与美联储尚有关联的话，也不就是短期的美联储访问学者的经历了。因此，在回忆录里，伯南克用“大师乐队”来形容自己对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尊重，尽管对于一些经济决策他始终持有保留的态度。

学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决策者的视角往往相差甚远。学者很容易将决策主体“人格化”，关注建构和推理，而较少考虑制度运行的内部成本。而决策者们则时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牵制和影响，任何的行为并非以理念和理论框架作为首要依据，而要更多地考量总统团队的意图、国会的阻力、社会舆论的政治影响以及相关部门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政治决策的复杂性远远超越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尽管经济决策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2006年，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的主席。那时的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越过美国历史上最高点之后出现了下滑的迹象，一些高风险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开始陆续出现违约。按照学者的思维，作为一个整体，美联储下辖的12个储备区应加强监管以遏制不良贷款的蔓延。而实际上，每一个储备区的情况各不相同，监管者们的观点也不尽一样。此外，派驻到各大金融机构的监管小组由于长时间的派驻，与所派驻的机构和当地州政府的利益一致化，其立场已经倾向于被监管的一方。因此，仅联储系统内部统一号令就已困难重重。更何况，美联储之外还有储蓄机构监理局、借贷协会、全国信贷联盟协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多家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机构监管力度不一样，监管的费用也高低有差。金融类的企业往往会通过变更自己的注册机构来寻求更为宽松的经营条件和更低的监管费用。而各监管机构也会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尽量多的企业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监管收入。美国整个金融监管体系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特征。在伯南克上任时，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发放者只有20%处于美联储的直接监管之内，另有30%的次债业务由美联储间接监管的金融机构经营，而多达50%的次债产品则是由各州或其他监管机构属下的银行类公司制造出来。美国7500家商业银行中仅有900家加入了美联储的监管体系，其他都以不同的方式游离之外。其中次债问题最大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则是由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负责监管的，与美联储没有直接关系。

更何况，百年来，华尔街的自由主义风尚早已形成了众志成城抵御监管的倾向，监管难度进一步增加。早在次债危机爆发的两年之前，关于次级贷款、低首付房地产贷款等高风险信贷产品可能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就已经引起联邦决策者的重视，旨在加强监管的法规文件也已起草完毕。但这些法案由于受到来自华尔街、社区银行、州政府监管的银行和反对党政客的抵制，致其在拖沓了一年半之后才得以颁布，为时已晚。

碎片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和自由主义风尚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各个监管机构对于整个金融系统都是盲人摸象，几乎没有机构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所面临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从而，谁也无法预知危机的到来以及此后的深远影响。

所以，2007年上半年，在伯南克履任美联储主席的第二个年头，他仅看到美国经济仍处于接近4%的增长率，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比较高，次级抵押贷款的市场份额看上去也非常小，各方面数据都比较健康。由此他得出了历史性的错误判断——房地产市场正在从过热向常态化进行正常调整，整体经济不存在系统性的风险。据他估算，即便是次债市场出现非常高的违约率，其经济损失也是微不足道的。若干年后，他在回忆录里面提到“我们未能预料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问题可能引发屡见不鲜的金融恐慌，而且这种新时代的金融恐慌会以一种全新的、陌生的形式发生”。

事实确实如此。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危机也在不断地改变其面目。教科书上的金融危机通常是银行过度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放贷，随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的产生，从而引发普通的储户纷纷向银行挤兑。银行的破产风潮继而导致流动性紧缩，实体经济因此资金链断裂而进入经济萧条。这次的次债危机却完全不一样。大家看不到储户焦虑地聚集于银行的门口要求提款，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证券公司挤兑证券公司的现象。在金融危机前期和中期，普罗大众的生活并不会受到直接的冲击。

更为严重的问题隐藏在冰山之下。连年的监管放松和金融创新催生了传统银行体系之外形式多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之所以称为影子银行，是因为他们的名称往往不是银行，而是某某资产管理公司或某某信贷公司。但他们却像银行一样涉足传统的房贷业务、相关的担保抵押和证券市场短期融资业务。因此，他们的业务通常是游离于存款保险制度之外，其金融产品没有任何安全的保障。他们的资金也不是来自于通常意义上储户的存款，而是短期票据市场和再回购协议（短期的证券抵押贷款）。我们所熟知的次级债券就是这其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面，机构之间的挤兑首先反映到了票据市场的担保条件和还款期限的变化，而不是传统的储户向银行挤兑。

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就是首先遭遇挤兑的大型金融机构。因为大量涉足次债市场，其基金产品亏损巨大。再附加上高达30倍的金融杠杆，其承担风险的能力被迅速减弱。换言之，只要美国的房价出现0.3%的下滑，其基金就足以破产。果然，2007年7月31日，贝尔斯登宣布其旗下的两只基金破产。这是此次危机中出现的第一个美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同时，连带着为其担保的美国银行亏损了40多亿美元。

根据伯南克的说法，即便是身为美联储主席，他也没有权利获知贝尔斯登银行的具体状况。贝尔斯登并不是美联储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其监管方归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但是贝尔斯登的问题引起了整个银行体系内部的拆借利率提高，这说明金融机构开始囤积现金并抛售资产。美联储将不得不进行相关的操作。伯南克在回忆录里面重申了这一决策背后的所秉承原则——央行应在金融恐慌时充当“最终贷款人”。一百多年之前，英国传奇经济学家白芝浩曾在《伦巴第街》中阐释这一理念，令凯恩斯主义者们由衷信奉。

贝尔斯登的问题一发生，他立刻开始“坐着直升飞机撒钱”。不过他仅仅撒出去240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的境况而言可以说杯水车薪。原因却是教科书之外的问题——“体制性障碍”。美联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几个工具里面，其中一个是所谓的“贴现窗口”，这是美联储向银行体系发放中短期贷款的渠道。伯南克是希望通过降低再贴现率来鼓励各大金融机构从美联储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以制止恐慌的蔓延。可实际上，各大银行并没有意愿接受美联储的廉价贷款。长久以来，一旦一家银行向美联储寻求再贴现，就会向市场释放出消极的信号，影响自己的商业信誉。客户和合作伙伴会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困难从而纷纷流失。同时，那些风险最大的影子银行们此刻最需要资金支持。但是根据《联邦储备法》的规定，只有储蓄类的机构才可以向美联储申请贴现，影子银行不在这一范围内。这就严重限制了美联储抑制金融恐慌的能力。2008年3月，贝尔斯登宣布进行清算，后被摩根大通收购。这家拥有85年经营历史的老字号，历经1929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却没有抵挡住次债危机的冲击。随后，金融市场陷入到恐慌之中。美国国际集团AIG随后公布了其损失情况，瑞士银行业巨头瑞银集团也公布了巨额的亏损，遥远的伦敦金融城也陷入到破产的风潮之中。

以美联储的权限，伯南克可以选择袖手旁观而让市场自发惩戒那些激进的投资者，也可以主动干预力求危机的冲击尽量缓和。他选择的是主动干预。美联储提供给收购方摩根大通3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以实现并购。这实际上是一次“越界”的尝试，大萧条以来，美联储尚未有向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的先例。

这次破例令伯南克和美联储切实地卷入到舆论的漩涡之中。前几年，曾经有一部美国电影《大而不倒》来嘲讽伯南克这样的“华尔街保护者们”。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华尔街的这些公司高管们坐拥百万年薪、尽享民脂民膏，却导致无辜劳动者们失去了投资的资金甚至自己的房屋，但他们却能心安理地得到政府的救助——这几乎是资本主义原罪的最直接体现。伯南克在回忆录对此辩解到，危机期间美联储所救助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并不是大而不倒，而是规模大到一旦倒下将会发生不可预料的系统性的风险，就只能大而不能倒了。以贝尔斯登为例，这家金融公司有400家分公司，其业务伙伴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金融公司，也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金融市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何况，这家公司的规模根本不是蚁穴，而是一段真真正正的大坝。因此救助贝尔斯登是处于对整个经济体安全性的负责。为此，他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你有一位邻居喜欢在床上抽烟……假如他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房子，你可能会说，我不会帮他报警，让他的房子自己烧去吧，反正不干我事。但如果你的房子使用木头建成的，又是他房子的隔壁，你该怎么办呢？再假如整个城市的房子都是木头造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贝尔斯登的救助勉强算得上成功，金融市场的恐慌短暂地受到了抑制，市场度过了一段仅仅几个月的平静期。代价也是高昂的，贝尔斯登以原有资产不足十分之一的价格被贱卖，14000员工中大部分遭遇解雇。但这一切依然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

几个月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经营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开始显露出其狰狞的面目。两房可谓历史悠久。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政治主张，其初建时由联邦政府财政给予支持，但此后的经营则是完全商业化的。多年以来，这两家机构与美国的政治界——比如国会和总统的选举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很多的盈利都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来实现特定的政治意图。实质上有些类似我们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更大的问题在于，它们一直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其监管方既不是美联储也不是证交会，更不是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而是国会下属的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正因为如此，即便美联储早已发现两房的问题，也没有权限对其进行检查。

基于对两房日常经营业务的了解，伯南克认为，危机缘由其冒险的经营策略，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美联储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对其进行救助。但仅仅几天之后，伯南克就接到小布什总统的指令——与财政部一起向国会提请救助两房。回忆录里，他说自己是“勉强同意”。和此前以及此后遇到的国会重重阻力的境况完全不一样，国会居然很顺利地通过了两房的救助方案。美国政府以“接管”的方式，由财政部为主导，最终保住了这两家早已经达到破产标准的企业。

两房危机引发了房地产贷款市场违约率的持续上升以及小型金融机构破产热潮。社会舆论重压之下，美联储内部的意见也越来越不统一。

雷曼兄弟银行的危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的。雷曼兄弟银行大部分的业务和分公司是在证交所监管体系之下而非美联储，但其也有银行业务，所以美联储负有部分救助的权利和义务。由于雷曼的管理层长期以来运用了激进的经营模式，如果不能改变其企业经营模式，即便是得到了短期救助，很可能最终还是难逃厄运。伯南克试图采用救助贝尔斯登的模式，通过支持一两家实力雄厚的国内或国外金融机构来收购雷曼兄弟银行以度过危机。当时高盛、瑞士信贷还有英国的巴克莱银行也确实有收购的意图。可那时候，各大银行正处于自身难保的时期，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加上雷曼的体量太大，并购最终难以完成。最终雷曼兄弟这家百年老号还是轰然倒塌。

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成为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伯南克在回忆录里对救助的失败表达了万般的无奈。无论他是哪一种凯恩斯主义者（激进还是温和），都无法超越美国宪政制度所划定的红线——美联储对于金融机构的救助必须获得相关的担保品。这意味着即便是救助，美联储也绝不能做亏本的生意。同一个周末，同样的百年老号美林也不得不被美国银行收购。华尔街的世纪巨头们纷纷倒下，贝尔斯登之后剩下的华尔街的四大投行又失去了两个，仅剩的摩根史坦利和高盛的日子也不好过，这被伯南克形容为“大坝决堤”。

雷曼事件之后，背黑锅的不是那些激进贪婪的银行的管理层，反而是美联储。社会舆论和反对党政客纷纷指责美联储对雷曼救助不力。伯南克在回忆录里面解释说，“我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断定我们是可以让雷曼兄弟免于倒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高估了我们的能力。”高估了美联储能力的不仅是受到舆论影响的议员和民众，还有伯南克非常尊敬的、与弗里德曼合著《美国货币史》的经济学家安娜·施瓦茨，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发文称美联储的救助措施是“流氓行径”。但在雷曼倒闭之后的一次听证会上，面对着是否有可能挽救雷曼这样的质疑，伯南克却不能和盘托出。因为，如果他承认美联储救助不当，那就相当于承认了错误；如果承认美联储无能为力，面对市场的悲观情绪，市场信心会迅速崩溃，经济将会更加难以挽回。

金融危机进入中场，漩涡中的美联储一方面受到制度约束，而难以进一步扩大救助范围，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可谓进退维谷。好在伯南克还有个意见相同的搭档——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保尔森代表财政部向国会提出一个“击碎玻璃”的方案（让困在着火房屋里的幸存者们开辟逃生通道）——申请财政拨款以购买不良资产。这就是大家所知的7000亿美元规模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也就是后来“量化宽松”政策的雏形。

从可操作性以及实效来讲，这是一个不错的救市方案。但社会舆论往往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他们往往直白地理解为自己的税收被用于救助那些年薪百万的华尔街人。实际上70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来源于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这部分钱原本就是单列的，用以干预美元的汇率涨跌，并不会影响财政支出和民生福利。另外，这笔款项是用来低价购买一些相对安全的债券。一旦债券到期，这笔大规模的购买行为是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的，或者说亏损并不会太大。如果方案实施，那么美联储和财政部就相当于担负起债券市场做市商的职责，既可以制止市场上恐慌性的抛售，又可以为财政部获得盈利。

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联合救助计划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美国的特定政治制度设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正当性和公平性经常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且不说救助华尔街的舆论愤怒，就说政府在这个时候去“抄底”也有与民争利的嫌疑。再退一步说，金融危机演化实体经济的危机还有一个时滞效应，很多州的就业数据尚没有明显的下滑，大家会怀疑救助是否是必要的。就连华尔街也在指责美联储救助了贝尔斯登却没有救助雷曼，这是厚此薄彼。学界更是尘嚣不止，右派经济学家嘲讽说“伯南克试图避免1929年我们犯下的错误，但是他正在创造新的错误。”左派经济学家们则主张救助受到房贷困扰的民众，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国会更是热锅一个。民主党人通常倾向于干预市场，但是与共和党人相比，他们的支持率也不怎么高。

更何况所有这一切恰好发生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关口。道琼斯通讯社一篇报道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在这个流行政治攻击的大选季里，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似乎至少有一天是扔掉斧头、拼弃前嫌的，他们正好把斧头都扔到伯南克身上。”民间对华尔街的愤怒、大选的政治攻讦、媒体的推波助澜都让美联储以及伯南克成为全国攻击的焦点。回忆录里，伯南克详细记述着连轴转的听证会和记者采访，他像个布道者一样向公众解释制度的设定以及救助的必要性。这是学者们从来不会体会到的压力和煎熬。

2008年10月3日，经过多次修改后的救助法案最终得以通过。一个月之后，民主党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按理说，这对美联储是个好消息，因为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但实际上，他们也有着更深的民粹主义背景。此时，美国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溃缩。2008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的实体经济衰退高达8.2%，为50年里最糟糕的一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堪称1929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下滑。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银行、美林证券纷纷抵挡不了市场的压力，被美联储送入了“重症监护”。同时，两房危机不断深化，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联合向国会寻求帮助。

奥巴马就任之后，其阁内的大部分经济官员在认识上与伯南克基本一致，或者至少不是针锋相对的。新总统上任伊始便出台了一项金额为7870亿美元的财政救助法案。新任财长盖特纳雄心勃勃，联合美联储制定了更加详细的救助计划并展开了银行业的“压力测试”。美联储也配合财政部进一步实施紧急救助计划。尽管如此，当年美国的失业率还是攀升到了10%，四分之一的房屋净值低于未偿付的房贷，每年银行业查封的房产达到210万套，经济还是跌入低谷并切实影响到了远离华尔街的普通民众。

对此，伯南克在回忆录里面展开了反思。尽管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提出足够多的解决方案，但是关于未来“肯定不能奢望学术争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面对着世纪规模的萧条，出台连贯的、制度化的应对方案势在必行。2010年7月，连任之后的伯南克主导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美联储的机构得以重组，对于市场的监管也开始了新的一页。第二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得以实施。

2014年1月，伯南克卸任。那一年，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了6.7%，恢复到金融危机初期的状况。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总共使得美联储获得了4700亿美元的盈利并上缴国库——这相当于为每一个美国人赚了1500美元。尽管市场仍在慢性萧条之中，但最大的风波已经结束。

回忆录中，伯南克谈到一句谚语：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他加上一句“金融危机中没有空想家”。庆幸他不是。倘若他过于纠结自己曾经研究过的大萧条或者美联储需要保持独立这样的意识形态式的理念，还或者如果他试图从模型和教科书中寻求解决方案，那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在美联储的历史上已有先例。

伯南克的回忆录也许并不是洞悉十年前这场金融危机最全面的视角。对于一些敏感问题，他难免有所保留，立场也不免有些偏颇。也许在数十年之后，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也会像1929年大萧条那样得出新的结论，对伯南克的作为也会不断有新的评价。这就是历史，犹如万花筒，视角稍作转换便是一个新的图案。

但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而言，这本回忆录或许可以帮助大家重新审视和体味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回顾凯恩斯的生平以及著作，会发现其中处处闪烁着理性主义、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光芒，也许这才是原教旨的凯恩斯主义。长久以来，人们都想当然地把凯恩斯主义的敌人界定为自由主义，在学界来说，这个观点或许成立。但在政策操作的领域，也许民粹主义和制度惰性才是凯恩斯主义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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