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以死为乐

文 | 陈达飞

1985年，波茨曼写了本《娱乐至死》。信仰100000+的时代，大量自媒体人却在无底线的挑逗读者，以死为乐。

2018年2月初，央视“致命”主持人在个人公号发表《茅侃侃的离世，掀起了创业残酷的一角》一文，迅速成为爆款。这本无可厚非，引发网友热议的是，Ta在朋友圈为第一篇100000+喝彩。因此，被贴上了吃“人血馒头”的标签。

2019年1月29日，又一“致命”自媒体旗下某公号发表《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再次引发争议。原来，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众人奋起而攻之。

“美联航暴力强拖华裔乘客下飞机”；“又一中国留学生被黑人强奸了，这次是男生”；“难民又犯事儿了，中国女留学生被强奸”；自媒体人需要操守，和底线思维。

“劣币驱逐良币”。自媒体界，也需要来一场知识的供给侧改革。同时，深处自媒体时代的读者，如何才能获取一流的知识？

北大汪丁丁老师去年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一流的知识永远免费》，笔者基本认可丁丁老师的观点。

“古人之学乃为己之学，今人之学才是为人之学。”，在丁丁老师看来，一流的表达方式，绝对不会为了让大众理解你的想法而扭曲你对“重要性感受”（怀特海）的理解。

“能够与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必定是三流的，因为表达方式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性感受。”

“一流的知识只能免费，这是因为它只吸引少数能够理解它的人。这些人是最可宝贵的，他们原本不应付费，他们投入的理解力和伴随着理解一流知识的艰辛，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付费知识的市场价格。

“人类最稀缺的，永远不是权力与金钱而是理解（关于“善知识”的判断力）。虽然，芸芸众生仍被权力和金钱驱赶着，虚度年华。”

笔者认为，知识本身并无非常明确三六九等，但形式的差异一定会引起信息损失。康德“三大批判”只能以原有的方式表达，换了个方式就不是“三大批判”了。黑格尔、维特根斯坦亦是如此。这就是丁丁老师所说的“一流知识”的崇高感。

教科书有教科书的写法，畅销书有畅销书的写法，但经典，绝不是教科书的专利。上次与复旦寇老师聊天，他说他写“五分钟经济学”的初衷是看到梯若尔书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坏）政策都是我们应该得的，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所以寇老师说，“我觉得经济学家不能光做严肃的研究，还是应该普及好的经济学。媒体上现在晃的许多人，胡说八道，不讲经济逻辑，误导经济政策，煽动民粹主义，败坏经济学家名声。”

丁丁老师所说的一流知识难以大众化，但有些知识又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过程，所以，最后才有了所谓“三流的表达”，但这本质上只是“口语话的表达”。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形式的转化意味着信息损失，所以我在文章中也多次强调知识应用的局限性，避免犯张冠李戴的错误。

喜马拉雅学员常问我，音频课程和书本如何结合，或如何取舍。我的答案永远是：如果你想要学知识，音频课程永远只能是辅助。它只适合在纸质阅读不方便的时候学习，例如走路、坐地铁等等。所以我在每章的最后一课，都会推荐延伸阅读的书目。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互联网阅读不能取代纸质的文本阅读，不同形式的阅读，获取的知识也是不一样的。

有多少人是在Kindle上看完“三大批判”和《精神现象学》呢？

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到独裁者的压迫而失去自由，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人类会变成工业技术的奴隶而失去自由。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娱乐的无尽欲望”。“简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我们所爱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语言的创造。

不幸地是，此时，此地，奥威尔和赫胥黎都对。

语言即媒介，媒介即认识论，认识论就是一种文化偏见，而每种文化偏见都是根植于特定的语境中。钟表把人分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奴役于时间的人，语言媒介的形式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话语的结构。

口语、书面语和网络用语的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在相对比较严肃的场合，我们只听说过“书面证明”，很少听到“口头证明”。书面文字代表的权威性、真实性和严谨性超过了口头语言，因为书面文字大都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之后的凝结，而口头表达更具随意性。没有文字，就没有法治社会。就像西非，有个部落，至今还没有文字。每当出现纠纷的时候，部落首领的决断就成了唯一的“法律”。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才逐渐步入文明社会。所以，从口语文化到印刷文化，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技术日新月异地迭代，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渐衰退，先是电视文化，而后是互联网文化，再然后就是AI文化。这个过程似乎是人类的自我解放和救赎，但实际上，是不断被新的形式奴役。

印刷机与理性文明

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城市和文字，但文明得以延续的最大功臣是印刷术。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历史上最早的雕版印刷书发明于唐朝，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农学家王帧用木活字代替泥活字，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到了明代，华燧首创了铜活字印刷术。但将印刷术发扬光大的还要归功于德国人谷登堡，他于1440年发明铅合金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比较适合于西文。而且谷登堡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这就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千个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位读者在读《哈姆雷特》的时候都在重构。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说，“书面文字远不止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对于文字这种媒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技术），柏拉图在构建其理论的初期就有深刻认识，他认为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认知理念，它是对口语表达的升华和沉淀。在他那个时代，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写的成本是很高的，更要精益求精（如中国的文言文）。这样一来，人们也会在有限的文字读物中翻来覆去地批判。没有批判，哪来哲学。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说到，“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有一些爱吹牛的人，被称为“嘴炮”。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富兰克林与德美浸礼会创始人——威尔法尔的对话，可以很好的阐述印刷文明时代的认识论。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教派在散播德美浸礼会的谣言。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但威尔法尔与教友们商讨后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所以他们有一条教义规定：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正是因为他们对书面文字的严肃态度，以及对文字这种媒介的认知，他们担心会束缚自身和后人，认为这是先辈创立的，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决定内容，印刷机使人变得严肃和理性。就像笔者写这篇文章一样，3个小时过去了，才写了1000字。印刷机这部机器，不仅仅是被动的输出文字，更在潜移默化的塑造语言的结构。

印刷文明时代，作者的特征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的耐心。读者也能在阅读过程中促进理性思维，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因为阅读文字，常常是跟作者一起在思考，而且速度可以自己把握。在印刷术占垄断地位的传播时代，即使是口语，也带有书面语的思维。1858年8月21日，是林肯与道格拉斯著名的7场辩论的开始。即使在这样口语化的场合，他们的句法结构也是复杂而微妙的。而那时候的观众，也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的辩论。还有那个时代的商业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非激情。但是，这儿并不是说，文字即真理，它只是一种语境，而在这种语境里，会孕育特定的思维——理性思维。

而这一切，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变化，首先是莫尔斯发明电报，它消灭了空间的局限和国家的边界，但同时也将文字变成一种商品。人们更加注重它的实用价值，这种语境下的文字，内容苍白、表现乏力、形式散乱。梭罗说，“电报使相关的内容变得无关”。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中，“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是可以喝的”，除了标题之外，人们一无所知。我想这一点，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更有体会。但这还不是印刷文明的终结，它仍然算是印刷文明不怎么理想的延续，虽说是狗尾续貂。终结印刷文明的是电视的发明，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娱乐“文明”。

电视机与娱乐“文明”

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

继印刷文字之后，电报和摄影技术为人们构筑空中楼阁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但在电视出现之前，还没有人想要住在里面。一个表现就是，看电视会上瘾。但相对于现在的互联网而言，对电视的上瘾程度还是轻微的。电视第一次将所有媒介融合到一种形式中，它获得了一种“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队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罗兰·巴特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而当我们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就会因为敬畏而不去怀疑，就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所以电视对我们的影响，不局限于特定的放置电视机的房间。电视成了一种超级文化基因，它有强大的外溢效应，其它媒介都成了它的自媒介。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愈加凸显。很多时候，互联网的点击量成为引导电视台节目制作的方向。所以，电视不仅仅是在反应文化，而是在塑造文化。内容决定形式的同时，形式更是在塑造内容。而且，在技术演化的过程中，形式也在取代内容，成为本质属性。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没有人愿意看一个毫无喜剧特点的人演小品，所以赵本山、潘长江、小沈阳和小岳岳火了；电视“文化”里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所以百家讲坛火了；电视需要挑逗的是人们的感性思维，而非理性分析能力，所以求职、相亲、家庭内部或者邻里纠纷类的民生类节目火了。别人的成功、失败、生死和悲欢离合都被商品化了。任何主题严肃或者是沉重的话题，都可以变成毫无意义的娱乐消耗。娱乐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为了娱乐而娱乐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一切行业都可以称为娱乐业。然而，这只是开始。

互联网与低俗喜剧

互联网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它与计算机一样，一开始都是被用于政府与军方，只是后来拓展到民用领域后，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4年，Mosaic浏览器及WorldWide Web的出现，互联网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到1996年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做广告成了一种潮流，它也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互联网发展至今，经过了好几个阶段，至今已经到了万物互联的时代。

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元媒介”，一切商业行为都要冠之以“互联网＋”的概念；一切产品都要电子化，以方便在互联网进行投放；一切人和物都要在互联网上找到位置，不然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更让人“细思恐极”（互联网语言）的是，我们已经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互联网才是。我们甚至还算不上互联网上的节点，因为电脑才是，人类只是互联网上的附庸。没有互联网，开车的找不到回家的路，老师和学生无法完成学术论文。特别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了用餐时间，我们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打开app搜索一下；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和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陪伴我们都是手机；手机正在代替我们思考，人类正在迷失。

娱乐自然也是这个时代的最基本元素。特朗普也只有在这个时代可以成为美国总统（Twitter总统）。内容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抓住受众的眼球，或者是耳朵。每一种媒介都会创造一种语境，而每一种语境，都有其独有的文化偏见。而在互联网时代，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哈耶克所言，“长远而言，是观念，因为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但在这个时代，这种使命感本身也成了一种媒介。

理性，总要有人去坚守。

AI与文明的终结？

如果说电视和互联网毁灭的是理性，那AI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

笔者并不是说AI会像核武器那样毁灭人类，或者如有些人所说的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其实，人类发明AI的初级目标就是代替人类工作，实现人类彻底的自我解放和绝对自由。而后，人类就可以尽情娱乐，直至死亡。那时，AI也会代替人类思考，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消亡，只省下程序语言。这才是文明的终结，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21世纪的今天，印刷机、电视、电话、互联网和AI仍和谐相处，但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AI正在发挥力量，人类逐渐式微。自视清高的人类认为会永远主宰万物，殊不知，自14世纪钟表诞生以来，所谓的永恒就消失了。在AI 的世界里，100000+也会消失，因为人类不再需要通过阅读获得知识。

“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就会引起灭亡”。科斯塔（R.Costa）在《守夜人的钟声》中如是说。

濒危生物史密斯蓝蝴蝶的唯一食物是生长在加州海岸丘陵地区的一种枯瘦的野生荞麦。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随着工业的发展和非原生作物的入侵，威胁到了野生荞麦的繁殖，从而也威胁到了史密斯蓝蝴蝶的生存。正因为史密斯蓝蝴蝶没有替代食物可以选择，其自身的进化太缓慢而难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以，它只能走向灭亡。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单一性带来毁灭，正如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这种单一性的趋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随处可见。以经济上的单一性为例，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虽然有交往，但仍然有明确的界限。但人类过去200年的发展将不同国家缝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相似性至少跟差异一样地多，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规范”商业活动，不同国家的经济运行也有着相似的机理。一旦哪个国家获得了成功，它就会被当作典范被其他国家学习，一个国家想要制定新的制度，都得拿着成功的例子来学习。而且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学习也从未达到如此快的速度。

有一类单一性是“人类扩展的自发秩序”。例如，全球用统一的语言或者是货币，那么人们的交流和商业活动就会减去不少的麻烦。我们也习惯于将持一致意见的人看作志同道合的人，而将与众不同者看作异端，予以排斥。但有时候，这种单一性的简单逻辑也带来了大麻烦。赤壁之战，号称80万大军曹操大军就是“一个篮子里的鸡蛋”。同样，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时隔千年之后重蹈覆辙，也将舰队串在一起，最后也是被英国皇家海军和海盗联合部队以火攻的方式打的落荒而逃。

但崇尚自发秩序的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是几乎是普适规律。互联网让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和快捷，但是人们却更加难以辨别好坏和真假。在每个先进的文明里，当获取真实的知识非常困难时，信仰就会战胜知识。顺从比自己做决定容易太多。我们自己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当有很多人的时候，恐怕我们还能成为最抢眼的——这就是《乌合之众》的精神实质。这种“集体思维”想必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如当年打砸抢日本车事件，同时还有股市中的“羊群效应”等等。我们习惯于相信集体智慧，但集体行动正是纳粹、美莱村屠杀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原因。这种集体行动下的单一性背后，是超级文化基因——所有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信仰、思想或行为的力量。它会污染或压制社会上的其他信仰和行为。它是生成信仰的母体，适用于任何领域——经济、宗教、司法或者自然。

超级文化基因会阻碍发展。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了近1000年的黑暗的中世纪，正是因为其复杂，三大宗教兴起并广泛传播，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上自国王，下至平民，都是文盲。他们文化上的这种原始状态，使其不可能一下子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各项成果。较高文化在蛮族中的普及与提高，需要一个过程，而当时有文化的人只有基督教士，这就造成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文化垄断地位。基督教运动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点，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排除异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几百万人成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科学家和理性思考者被监禁、严刑拷打和杀害。发展因此而停顿。

超级文化基因抑制多样性，就像垄断者永远会威胁试图挑战其地位的人。所以，只有那些能够与超级文化基因和谐共处的思想、行为和信仰才能生存下来，而这个过程只会使得超级文化基因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有洞见的思想难以付诸行动。这与观点对错无关，关键在于超级文化基因的态度。什么态度？每当你打开一篇微信文章，出现“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的字样，你就明白了。剩下的，要么就是周小平之流的爱国鸡汤，要么就是咪蒙这样的恶俗“喜剧”。

超级文化基因是人造的，也是人为加强和维系的。所以，它并不是不可以消除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所学的知识是构建个人文化基因的元素，它无时不刻控制着我们的思维，永远挣脱不了。笔者曾说过，知识既是武器，也是枷锁。知识使人聪慧，也会使人盲目。意识到它的存在是第一步，就像作家理查德·布罗迪说过，“理解文化基因论的人在生活中越来越占优势，有其是在避免被操纵和利用方面。如果你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心理作用机制，就能更加游刃有余的应付周围日益微妙的操纵”。所以，净化100000+生态，应从我们自身开始，我们都有投票权。

第二个消除压制性超级信仰的方法是对范式的变革。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人权法案》等等，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对包容的思想市场。科斯在生命的最后还告诫中国，说“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是一个过滤器，它有能力审查或毁掉每个有洞见的解决方案。所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缺的不仅是供给，还有改革——制度的改革。因为制度是一种“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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