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 · 2022年度书单 | 与我而言，阅读是自私的事，不功利是为了保护这份“自私”

写在前面的话：

各位读者朋友，元旦快乐！

这是第4篇年度书单，前3篇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一瓣 · 2021年度书单 | 精选66本（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一瓣 · 2020年度书单 | 12个主题，112本著作：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等；一瓣 · 年度书单 | 一瓣 · 2019年度书单 | 11个专题，73本经典作品：货币、经济、文化、国际政治、传记……）。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书单。如果没有读者一路相伴，我很难坚持。本次年度书单共推荐66本书。（导读部分都是我自己写的，内容简介非原创。）

相比以往，今年读书更聚焦了，基本还是围绕写作的专题展开。今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写美国，关键词是白宫、美联储、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等。参考资料主要是论文和报告，书只读了十几本。希望2022年自己也能出一本，借此机会也立一个flag！另一个专题是创新，读的书相对多一些。此外，还零星地读了些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资本市场、投资等方面的书。书单并未全部列出，有机会慢慢与读者分享。“一瓣”6岁了（2017-2022，虚岁），内容不太聚焦。所以今年开始写的“每周一本书”栏目，算是有了一个“标签”——一个荐书（+赠书）的公众号。

有些读者会说，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啊，能不能推荐一些实用的。于我而言，阅读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我不带有功利心地阅读和写作，就是想保护这份“自私”的权利。按斯密的说法，利他来自于自利。

一如往常，笔者从出版社或作者/译者处“化缘”了一些书籍赠送给大家。本次赠送图书30册。获奖规则：留言，点赞数排名前30的读者即可获得赠书一本（点赞数多优先选择）。时间截止2022年1月3日20:00.

赠书清单：

1. 格致出版社：《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规模：企业创新、生产率和国际竞争》、《个体性与纠缠：社会生活的道德与物质基础》（任选，共6本）

2. 中信出版社：《灰犀牛2：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3本）

3. 比较编辑部：《人口大逆转》、《不平等的代价》、《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任选，共3本）

4. 一页出版：《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任选，共2本）

5. 李井奎：《大侦探经济学》（3本作者签名书）

6. 于杰：《老奇才的自白》、《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美日博弈》（任选，共6本）

7. 应俊耀：《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3本译者签名书）

8. 陈达飞：年度书单中任选4本。

内容简介：

导读：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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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预测，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或将其作为判断理论是否靠谱的标尺，典型代表是弥尔顿•弗里德曼；或对其不屑一顾，认为经济系统是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有些认为短期可预测性较高，长期不可预测。从实务角度而言，预测的必要性不可置否，预测的准确性很难简单地依据时间长短而论，因为经济有短中期和长周期。3年短周期预测中，2年可算长；50年长周期预测中，10年也算短。

笔者喜欢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又译为贝淡宁）的表达。上世纪70年代，贝尔开始虚构后工业社会前景时，写作了鸿篇巨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一版出版于1973年。半个世纪之后回看，贝尔在书中的描述可谓“八九不离十”。但他在导论中写道：“我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撰写被德国哲学家汉斯•瓦格斯（Han Vaihinger）称之为‘如果’的一种虚构，一种对可能逻辑的逻辑构想，它可以与未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以便观察在实际的发展中是什么干预、改变了社会”。事后看来的错误预测，往往只是人们根据事前预测而改变了行为。

《增长的极限》和《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是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对进行长周期预测的经典作品，前者预测一百三十年，后者预测四十年。几位作者都是盛极一时的罗马俱乐部的成员，该组织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稀缺性”，但经济学家们大多专注于稀缺性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却较少关注“稀缺”本身，如地球的物质资源，如土地、水、空气等。在1972年首次出版时，《增长的极限》引起了举世轰动，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销量破百万册。但当时收获的更多数是负面的评价，人们不屑于书中的警示。

在2004年再版时，作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人类活动基本处于可持续的水平，但到本世纪初，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力。共识的形成是漫长的。从共识到行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是“必然超载”的一个解释。50年后的2012年，作者出版了《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如果预测未来并不能改变什么，那么回到未来呢？就像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说的：未来决定现在。有学者将下一场“革命”定义为“可持续（增长）革命”。人和自然的关系面临重构。国内外正在热议的“零碳社会”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内容简介：

导读：

哲学上有个概念叫“Performativity”，译成“述行性”——我们如何谈论事务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会影响我们如何将事务理论化。简而言之，就是“观念-行为-理论”的转化关系。

推荐语：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东西“大分流”和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收敛？

答案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它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解释。在库茨涅兹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都将创新视为外生的。模型中的创新是一个“黑箱”。这对于理解理解创新的生成机制毫无益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创新才内嵌于经济循环过程当中，但至今为止，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法回答创新的起源问题。“索洛残差”代表了经济学家对于创新的无知。

创新（或技术）从哪里来？复杂经济学鼻祖阿瑟认为，从本质上看，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所有的创新都是已有创新的组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来自“活力”，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还可以从人的创造力、文化或文明、科学进步、发明等角度去追溯创新的起源，当然，有学者会补充说，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如果问“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答案就没那么复杂了，它只能来自人的创造力。中国人的创造力先天性地不如西方吗？这需要追问：创造力来自哪里？——教育？知识？好奇心？想象力？心智模式（mindset）？文化？抑或是语言……

它们都是密切相关的概念。以教育为例，西方的教育以启发式教学为主，学生以提出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为荣，中国则以寻找标准答案为主。以色列的家长会问孩子：有没有提出好问题，中国的家长会问孩子：考了多少分，刷了多少题，听不听老师的话。西方的学生更为关注问题本身（包括印度），喜欢问“Why/What”，中国的学生更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常问“How”。

《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这些比较“虚”的概念具象化。本书编排的顺序是创业、创新和创意，但从副标题的顺序看，作者更想突出的是“创意”。本编共4篇访谈，对话嘉宾分别是万方、余隆、黄延复和金铁霖，主题分别是戏剧、艺术、哲学和声乐。钱颖一教授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因为艺术与想象力和创造性密不可分。极富创造性的乔布斯称自己是站在艺术与科学中间的人。在一篇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简短信件中，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奠基者、《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主笔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都不忘强调社会科学和艺术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没有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会有英国工业革命吗？

钱颖一教授2006年回清华经管任院长，着手推行大学教育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钱教授称，改革的成效低于预期。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的惯性远大于边际上的改进，至2018年卸任院长之际，反而是退步了。笔者好奇的是：最擅长解题的学生，是否最不擅长问问题？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多大的“杀伤力”？

“标准答案”透视的是单一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则来源于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包容的思想市场。在《守夜人的钟声》一书中，科斯塔（R.Costa）说：“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就会引起灭亡”。记得科斯先生曾说过，“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是一个过滤器，它有能力审查或毁掉每个有洞见的解决方案。

每次思考这些问题，总是会陷入“文化宿命论”或“制度宿命论”的悲观情绪。模仿木心先生的话说：没有创造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原话为“审美力”）。当然，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从认识问题开始。《钱颖一对话录》可作为“巨人的肩膀”，供自我检视之用。

文一：再论科学革命的起源（赠书）

导读： 

熊彼特关于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的论述广为流传，却很少有人提到，熊彼特尤其强调了金融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在《商业周期》这本奠基性的作品中，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借贷而实现创新的私有制经济形式”。他强调，重大创新的集聚依赖于资本的力量。“信用制度以这样活那样的形式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本谈商业周期的作品中，金融资本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前者。并且，在每一轮重要的产业创新浪潮中，都不乏金融创新的影子。如果没有“风险投资”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可能就不会先仙童半导体的传奇故事，信息技术革命或许也要晚到整整一代。

“美国模式”的内核就是：硅谷创新体系（基础创新+应用创新）+风险资本（商业化：从0到1）+纳斯达克（商业帝国：从1到100-1000）。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当前我国正在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谈创新的作品汗牛充栋，辛乔利的《现代金融创新史》是故事的另一半。

导读：

【每周一本书 006】韦森：货币制度的演变与世界经济新变局

导读：

将G7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在全球GDP总量中的比重在1820年为20%，此后持续上升，直到1990年的67%。这就是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实际上，东西分流正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内部合流的基础之上的。合流的动力机制就是创新的扩散和工业化。同样的道理，随着冷战结束，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逐次开始了“大合流”。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逆转，G7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新兴市场国家则加速工业化。

同时，G7国家的GDP总额占全球GDP的份额也快速下行。截止到2020年底，已经下降到45%，相比1990年的峰值下降了22个百分点。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都显著提速。从人均GDP增速和工业化进程上看，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的速度更快，而且涉及面更广泛。

基于“三级约束”——商品、思想和人口——框架，《大合流》的作者鲍德温认为，不同阶段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19世纪初是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驱动力是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应用，商品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开始分离，贸易的结构以初级品或工业制成品为主。与此同时，思想和人口流动仍受限制，这约束了创新的扩散。

（2）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由于ICT技术的发明和扩散，思想的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幅下降，显著提升了全球协同生产能力。“资本”的“解绑”也在同步推进。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思潮带动了跨境直接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开始摒弃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加入到全球分工当中。这掀起了全球价值链革命，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约占贸易总额的2/3左右（Johnson & Noguera，2016）。价值链贸易不仅推升了贸易规模的攀升，也加快了思想的交流和创新的扩散。

（3）全球化正将迎来“第三次解绑”，人工智能和增强或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元宇宙”）将使人口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大幅下降，曾经不易流通的服务将变得可流通。

归根到底，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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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为什么不一样？今天会不一样吗？

在《中美观察 | 混沌与秩序：两次霸权解体危机的比较》一文中，笔者从金德尔博格（参考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19-1939 ）、特明和瓦因斯（参考《无霸主的世界经济》）处得到启发，尝试着用简单的博弈论工具去解释。简而言之就是“霸权解体危机”，又名“金德尔博格陷阱”——曾经的霸权国家无力再维持国际秩序，而新兴霸权国家又缺乏维持国际秩序的意愿。当然，霸权的交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霸权地位的削弱首先是在经济上，而后才是金融上，时间大约相隔30年。所以，小约瑟夫奈几年前就说，如果中国不愿意承担起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世界可能再次陷入“金德尔博格陷阱”。（全文可参考：安全资产：金融危机、逆全球化与货币变局——“安全资产”专题合集（2.7万字））

当前及未来，全球的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的失衡与重构，以及中美的脱钩与中国的突围，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内容，因为全球体系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重构也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利益的再分配。 

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后危机时期与“大萧条”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概念由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被用来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迷状况。萨默斯（Summers，2013）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世界将临“金德尔博格陷阱”。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如果中、美、欧之间不能以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那全球经济的“至暗时刻”或许还未到来。但是，同步地，新秩序就是在混沌中涌现的。

导读：

价格或价值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笔者曾总结道，货币有四种价格：时间价格——利率；货币价格——汇率；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它们是宏观研究中的四大领域。无论从那个维度出发，都是透视历史的重要抓手。

非常喜欢引用《利率史》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只要收取得当，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健康状态的一种动态图。”因为在历史上，（国债）利率最低的国家往往是信用最好，从而也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例如大航海时期的荷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还有今天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低利率国往往也是国际通货发行国。因为货币的信用来自国家。所谓美元“嚣张的霸权”，极致地体现在美国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优势上。（笔者写过利率专题，可在公号搜索关键词）

在利率的谱系中，国债利率是最重要的。它被认为是一国内部的“无风险利率”，从而是一切其它利率制定和资产定价的基准，还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物价、财政赤字等的看法。历史上，国债利率还能充当战争的“晴雨表”——战胜方利率会下降，而利率的下降也往往预示着战争赢面增加。

《国债的历史》是笔者目前阅读到从国债角度去阐述战争、大国兴衰和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最好作品。可参考：【每周一本书 007】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 国家信用、财政纪律与现代货币理论——兼谈人民币国际化 / 专题合集（2.4万字）。

研究利率，不得不关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价格革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参考书目。作者通过800年价格序列当中的4次“巨浪”去透视历史变迁。不仅是实证的，也是理论的，文字和译文也很优美。

近一年多以来，笔者一直在写通胀的专题（通胀灰犀牛：驱动全球通胀上行的四个中长期力量（2.5万字全文）），其中有一块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去阐述价格变化。读了这本才知道，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一直都是影响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只有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因此也只有人口的问题。只是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技术进步、全球化、货币制度等因素才让价格分析变得复杂。

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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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长期以来，我们个人对美国的认识常常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是保守的。实际上，主流思想是不断变迁的，内生于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这本书中，莱纳特认为：“自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大传统中左右摇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推行积极政策，而托马斯·杰斐逊则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收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两大传统之争得到顺利解决：杰斐逊主义者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者主导政策权。”

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其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大多发生在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时期。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保护主义是主流，代表性的就是汉密尔顿思想，这被认为是“幼稚工业理论”的起源。而当其成为霸权国家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这一转变同样适用于大英帝国（大国兴衰与贸易政策选择——理解中美贸易冲突）。 

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阶段性盛行，主张对贸易顺差国进行制裁。例如在石油危机后，就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的贸易战。著名经济学家巴格沃蒂说，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当这些伙伴国不断壮大，不对等的规则就开始是个问题了。

贸易和全球化只是《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的一部分内容，显然，莱纳特是反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建立在价值链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是一种要素的全球化，由于资本的流动性高于劳动，更多的是资本流向劳动，廉价的劳动在分工中发挥着一种“锚”的作用。虽然资本所有者在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本要素的输出国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与此同时，在其内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的财富分配状况也恶化。

莱纳特倡导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

莱纳特是典型的“狐狸”型学者，博闻广识，通晓许多事情，在本书中自然也是旁征博引，论证有理有据，甚为钦佩。极度推荐一瓣的读者阅读这本书。

推荐语：

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总是在寻找人类社会变迁的中轴原理。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平等”观念是民主在美国社会传播的中轴原理。著名的量化历史学家戈德斯通早在30年前就预言，对美国而言，21世纪20年代将是另一个“动荡的二十年代”，其依据恰恰是政治权利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那么，何以终结不平等？

基于对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不平等历史的考察，在《不平等社会》这本书中，沙伊德尔认为，暴力性冲击是矫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他将其概括为“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有此等矫正能力？

“工业时代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等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张、工会化、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黑死病等都实现了“大压缩”。

一方面，暴力性冲击会“公平地”消灭所有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存亡面前，尤其是在人类公敌——病菌面前，全社会空前团结，一些曾经看似激进的方案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其将注意力放在暴力冲击本身，不如放在它带来的变革上。当下的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层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团结两党意志，将他的进步主义新政推进下去，将决定美国向何处去。一个有利的条件是，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将在多方面凝聚两党共识，如产业链对于国家安全和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等。后新冠时代，医疗产业链和社会保障体系或取得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军工产业的地位，民主党必然借此大做文章，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病毒更能凝聚两党共识了。而且，与病毒的战争正好是选民认为的优先级最高的事项。

历史一再证明，不平等是有极限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

参考：美国就业：劳动抑制与“组织人”的终结

美国就业市场歧视：学历是定义阶级的最重要因素

推荐语：

《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是一本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著作，作者是美国普渡大学昂伯克（Umbeck）教授，他曾是张五常先生在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译者应俊耀和蔚怡是笔者好友，一对神仙眷侣。我们相识已有5年。二人，一位是对新制度经济学颇有研究的奥数老师，另一位是英语老师。两人合译，颇有“双剑合璧”的感觉。

说来惭愧，虽然笔者的导师韦森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但我却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从事的是货币金融方面的研究。师门里，志华师兄和方钦师兄是最熟悉老师思想体系的。

下文有张五常教授的推荐序和译者的自述。笔者不便多言。每周一本书 018 | 《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产权理论与经济史的实证典范（赠书）

内容简介：

基于现实的货币经济运行，本书提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即持有货币意味着获得“未来效用索取权”；货币交易是公众和中央银行作为货币供给方、金融中介机构作为货币需求方的“纯粹”货币交易。基于对货币与货币交易的重新界定，本书构建了银行（金融中介）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分析了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叠加态；推导出额货币需求两大定理，证明了银行信用的独立和抵质押融资机制的形成都会驱动银行对家庭部门的额货币需求，由此形成过度投资和信贷收缩周期性经济—金融现象；后对现实货币经济中存在的两种货币循环——“产出—货币循环”和“资产—货币循环”——进行深度剖析，论证了抵质押融资机制如何驱动资产泡沫化和资产价格膨胀，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的“助推”作用。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一个64岁的女人敢于把自己装一个桶里，从100多米高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纵身一跃？

为什么有些人试图避免风险，有些人却乐于冒更大的风险？

为什么公司董事会越来越担心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冒险行为？

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认识和应对流行病、技术变革、气候危机？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像指纹一样清晰地定义了每个人、每个组织和社会。了解不同的风险指纹可以让你开阔眼界，培新惯，激发创新和创造力，加强团队合作。与风险共舞，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你如何看待风险以及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你的人格和经历。你如何计算成本和收益，取决于你所接受的文化、你的价值观、你周围的人，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你近吃了什么、你周围的温度、你正在听的音乐，甚至是空气中的香味）。警惕这些无形的影响，有助于你及时规避风险。

这本书是米歇尔·渥克继《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之后的全新力作，致力于推动我们与风险行一场全新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帮助我们刷新风险认知，升级风险应对方案。书中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风险故事为素材，结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和经过验证的实用策略，挑战了人们对待风险的刻板态度，展现了“风险人格”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健康的风险生态如何支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以及风险同理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冲突与危机。

推荐语：

曾有记者问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如果说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21世纪是否是生物学的世纪？【霍金】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complexity）的世纪。无独有偶，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三位在“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

长期以来，物理和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统御了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就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体。这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更难预测人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宏观不是微观的简单叠加。无论是微观意义上反复出现的非理性行为，还是宏观意义上的持续背离均衡而最终出现的崩溃，都是对理性人假设下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学界对经济学的不满情绪日甚。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大衰退年代》这本新书中提出，对数学的痴迷正在扼杀宏观经济学的可信度。“天体物理学家可以把人送上月球，是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大衰退，是因为人们总是对事件做出反应并不断改变方向。有些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突然。”

人的行为是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是一种“适应性行为”。

社会科学的研究难以脱离对人的研究，仅有理性的一面是不够的，市场也不总是有效的。在《适应性市场》这本经典作品中，罗闻全就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提出了“适应性市场假说”，拓展了“生物金融学”研究的新范畴。作者不仅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对冲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创始合伙人。可见，生物金融学方法论有助于指导投资，帮助理解市场和投资者行为。

生物学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演化经济学”大体上就是生物演化思维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据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的论述，达尔文是受到了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而提出的演化论。实际上，就像是盲人摸象，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有些学科摸到的是“大腿”，有些摸到的是“鼻子”，只有将所有人拼在一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大象”。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华章的这个系列的书都还不错，风格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