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书评】| GDP百年史：观念演变，人类发展与理论创新——评科伊尔《极简GDP史》

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广播公司（BBC）理事，曾任英国财政部顾问，英国竞争委员会委员，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一起入围2015年英国《展望》（Prospect）“世界思想家50人”。

插曲：笔者曾在曼大访学，参加Seminar的时候经常见到科伊尔教授。但是那时候对其并不了解，只知道她是一位非常优雅的英国人。这本书世逛书店的的时候偶遇到的，当时翻开封面，见到教授的照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就意识到了。书中的照片还是很年轻时候的，目测至少应该是15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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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一、战争与萧条：GDP的诞生

二、经济刺激：GDP的狂飙

三、滞胀：增长乏力时代的反思

四、新技术与新经济对GDP核算的挑战

五、大崩盘：充斥金融泡沫的GDP

六、新方向：21世纪的GDP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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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季度的GDP数据新鲜出炉，果然是“超预期”，但方向恰恰相反，是超预期下跌，同比增速6.8%。这让央行周小川行长有些尴尬了，因为他本月14日在第30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部长级会议上预计全年GDP增速为7.5%。其实也没必要太当真，国际场合，形式大于内容。但笔者撰文一向重内容，本文就来讲讲GDP近三百五十年来（自威廉·配第时代算起）的演化路径。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曾被美国经济分析局（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s Analysis）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概念，可能是经济学中的头号“网红”大咖了。古希腊的一名女诗人萨福（Sappho）说过：知名度来自误解。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中就引用了这个深刻洞见。GDP的知名度也来自于人们的误解，以及它自身本就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统计上它漏洞百出，内容上它时常变动，口径上不同国家又存在差异，这给科学分析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更有争议的还不是统计工作的内在偏差，而是不少国家统计机构的人为操作。中国统计局当然是首当其冲了，统计数据有政治使命。但这绝不是中国特色，希腊的GDP数据就基本靠“编凑”，目的就是骗取欧盟的援助和国外的贷款。其官方统计机构Elstst的负责人安德烈亚斯·耶奥尔耶欧因为提供准确数据而遭政府刑事指控，称其违背了国家利益。这在国际上也是常见现象，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贫困县也会伪造GDP。

实际上，精通统计研究的学者很容易就能够洞察到GDP数据中的猫腻，因为数据是有“指纹”的，这就像公司的财务数据造假一样，审计工作者就是“侦探”。根据本福特定律，真正随机的数据，每个数字的首位数是1的概率并不是1/9，其他数字的概率也不是1/9。实际情况是：1的概率是9的概率的6倍，是3的概率的2倍多。具体出现的概率见下表：

这就是“数字指纹”的一个表现。当然了，GDP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种质疑，但迄今为止仍然是代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一指标”，这并不是说它是完美的，只能说明它是“最不坏的”。这种状态会不会变化？会的，随着数字技术的提升和数字支付的普及，它会更加精确，但随着创新速度的加快和“无形服务”的丰富，它仍然面临种种挑战。无论是“以自有看待发展”，还是更加绿色的GDP概念，在不同的环节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让我们从GDP的诞生说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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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萧条：GDP的诞生（1700-1939）

战争是发明的摇篮，为战争筹措资金成了国民收入统计工作的最大驱动力，这或许许就是“state”与“statistics”同源之由来吧。

1. 从有形产品到服务

第一次对国民经济的系统核算是由著名科学家威廉·配第主持的。英荷第二次战争（1664-1667年）期间，配第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人口、土地及其他资产进行了测算，目的是要考察英国的国力能否与荷兰抗衡。在GDP核算的初级阶段，一个主导思想是国民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当前消费的部分和剩余可用来投资的部分。这实际上对应着现代GDP核算当中的“消费”与“投资”，但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等开始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GDP是因时代需要而生的，也因认识的局限和统计工具与方法的短缺而受限。在亚当·斯密时代，GDP被认为是由“生产性”劳动创造的有形价值，故只有从事农业与工业的劳动者才是GDP的创造者，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因为他们创造的价值恰好对应着另一方的成本。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斯密的概念向前推进，认为“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的和非物质的财富”。在马歇尔的影响下，服务逐渐成为GDP的一个部分。从斯密到马歇尔，可以看成国民收入核算的“第一阶段”，与现代GDP概念相比，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态度上。

政府是“消耗者”，政府支出的增加等于其它部门支出的减少，所以“政府支出”是消耗GDP的。对待“政府支出”的这种态度与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们只看市场的作用。现在看来，忽视政府的作用（与“政府应不应该干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是GDP核算上的一大漏洞，但学者们直到大萧条才意识到这点，也是直到大萧条以及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意义上的GDP核算体系才算正式确立。

2. 政府角色转型，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确立

大萧条催生了对全面、系统的统计数据的需求。

继马歇尔之后，英国的科林·克拉克在20世纪20-30年代首次按季度核算了国民收入和产出。1930年，英国政府委派克拉克建立了首个官方经济咨询机构——英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NEAC）。大西洋对岸的罗斯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希望终结大萧条，为此也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诊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带领NBER的团队完善了克拉克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对美国。1934年1月，他们向国会递交了报告，称1929-1932年美国国民收入下降了一半。

但是库兹涅茨在工作中充满了大量的疑问：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什么？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又是什么？总产出是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吗？所以他从更加开明的社会哲学角度出发，将不能直接增加国民福利的支出都扣除了，如军备开支、广告费用以及大量的金融及投机活动所涉及的费用。这些支出更像是成本或者是消耗。所以直到二战结束，政府支出在GDP中都是减项，因为它会挤占私人部门的消费。不得不说，这也说明的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自由市场主导的。

该凯恩斯上阵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很少有人指出它在统计工作中的意义。它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作用。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为战后将政府支出纳入GDP核算奠定了基础。1940年，凯恩斯写了本小册子——《如何为战争付账》，指出了英国统计工作的各种缺陷，以至于他根本无法了解英国究竟该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当时的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奥斯汀·罗宾逊受到凯恩斯的影响，随即委派理查德·斯通和詹姆斯·米德（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者是因为在GDP核算上的贡献获奖，后者是因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出了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

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各国面临着严峻的战后重建工作，欧洲受到了战争的重创，急需美国援助，但首先仍然是要有本明白账。联合国承担了制定国民经济核算国际化标准的重任，这就是所谓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最新版本的是2008年修订的。凯恩斯于1946年4月英年早逝，但他的理论成为指导战后重建工作思想武器。政府要想名正言顺的干预经济，就必须找到其合法性基础。所以，将“政府支出”纳入GDP核算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新凯恩斯之前，宏观归宏观，微观归微观。原来，人们是以系统动力学或者工程学的视角来看待经济运行的，将经济比喻成一台机器。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因“菲利普斯曲线”而闻名）就研制了一台水力“计算机”——MONICA。他将国民收入、货币等流量指标看作“水流”，在已有数据经验规律的基础上设置变量之间的初始关系，构建一个“复杂”的封闭体系，模拟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某个变量扰动的效果。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联立方程体系，只是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计算机，要想靠手工去运算一个多元的方程组，还是有一定困难的。现在很多宏观CGE模型就是与MONICA同源的。

3. GDP的定义与核算

国民收入以及GDP都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概念，它不是客观实在，只是一个经验性构想。这或许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按照定义，GDP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定义里面每一个都是关键词，都厘清了核算的边界。就像我们在百度输入关键词，关键词越多，范围越狭窄，GDP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文并不打算去详细考察如何计算GDP，因为这并不是用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而且意义并不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SNA(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已经引进了中文版。

仍然需要强调，GDP核算的是产出，与真正的福利有较大差距，因为它只考虑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考察质量变化。比如现在2000元的小米与10年前2000元的诺基亚相比，他们对GDP的贡献是一样的，但是很明显前者功能更全，对提升消费者的效用更有帮助。同样，如果一个雇主与保姆结婚了，原来保姆收入计入GDP，现在却不计了，因为GDP只衡量市场活动。再比如，研发支出原来被看作中间品投入，这也不算在GDP中的，因为GDP只考察最终产品。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研发支出将看作投资而被计入GDP。

统计工作只能做到尽量准确，越来越正确，恐怕永远也做不到精确。完美主义者做统计工作恐怕会把自己逼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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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GDP的狂飙（1945-1975）

如上所述，凯恩斯理论的横空出世为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武器。战后的三十年，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战后，人类开始进入大消费时代，消费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首张信用卡——大莱卡，《广告狂人》占据了荧屏终端，一切都是一片繁荣景象。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了第一套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标准，这使得国际比较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世界各国货币钉住美元，实际上是一种固定汇率，但1971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按理来说，将本国GDP按外汇市场汇率换算成美元而后进行对比，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汇率实际上只考察了可贸易品，这对于那些比较封闭的贫穷国家来说不具有普遍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方开始采取“购买力平价”（PPP）转换系数，它利用经济中的所有价格数据来调整实际汇率，使其能够真实的反应一国的生活水平。如此，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以美元为单位的国际比较体系就构建起来了。克拉克早在1940年代就利用购买力平价进行国际比较，但直到萨默斯在1978年创建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才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目前由世界银行统一管理并发布。2014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就已经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如下图所示：

GDP核算考察的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描述的是产出的路径，它是流量概念，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新创造出来的总成果。所以，它描绘的是“去哪儿”的问题。那么“它从哪儿来呢”？这就是“生产要素”范畴的问题了，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属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范畴。经济增长理论随着GDP核算工作的逐渐成熟，也慢慢进入理论工作者们的视野。因为在战后GDP锦标赛的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当初为了战争进行GDP核算的动机已经过时，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把蛋糕做大，这就需要考察GDP是如何形成的，这需要我们往上游走。

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萌芽，哈罗德、多玛、索洛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理论框架，但仍然缺乏实证证据。直至80年代，索洛模型仍然是主流，他认为经济总产出可以有以下要素解释：土地、原材料、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索罗残差”）。但实证证据显示，对GDP贡献最大、能够推动人均GDP持续上升的恰恰是其模型解释不了的技术进步，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指导了政策当局如何进行经济管理，让各项举措“有法可依”。例如为什么要发展教育？因为它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报酬；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因为它有助于资金融通，让资金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领域，为有效率的企业投资提供融资。各项举措都有章可循。虽说经济发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得有“石头”才行啊，理论催生的观念实际上就是指导我们去哪儿寻找“石头”，某个层面来说，它本身也是“石头”的一种形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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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增长乏力时代的反思（1976-1994）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何尝不孕育着失败呢。万物轮回，皆有因果！

从GDP成果来看，战后三十年是黄金三十年，人类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在经济管理上信心倍增。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信心、投资和GDP增长构成的良性循环开始转向加薪、价格上涨预期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和衰退构成的恶性循环。经济发展面临四重障碍：滞胀、冷战与麦卡锡主义、环保风潮和南北差距拉大。

经济增长触到了天花板。政府的救火队长角色开始失灵，“菲利普斯曲线”也失灵了，经济无法在通胀与失业间取得平衡。新的形式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如英国的通胀率在1975年高达25%，实际GDP却停滞不前；美国的通胀也超过了10%。理论界的新共识是，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与自然经济增长率，持续的需求管理政策长期来看只会导致通胀。

失败的种子生根于成功的土壤之中。30年持续的高增长让全球GDP翻了几番，人们将工资增长与收入提高看作理所当然的。7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停滞开始引发人们的思考，传统的政府刺激的GDP锦标赛模式难以为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理论上表现为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货币学的兴起，实践中表现为英国撒切尔与美国里根的改革，西方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取代了金融抑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学派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他主张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治理通胀就需要关闭央行的印钞机。

新自由学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引起政策当局的响应，而且还赢得了大众的青睐，如大众现在仍然觉得通货膨胀是央行滥发货币的结果。笔者一直想写篇文章阐述一下个人观点，那就在这儿简单说说吧。货币的形成有许多渠道，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只是其中一个，而且只占货币总供给的一小部分。许多经济学小白理解的货币就是现金，他们甚至不知道货币的主要组成是商业银行的各项存款。所以他们所理解的货币超发就是央行印了大量的钞票。我国9月份的广义货币供给（M2）是165.6万亿人民币，而流通中的现金只有6.97万亿，占比4.2%。很难想象如果现金是165.5万亿，那会是怎样一幅场景，或许可以堪称21世纪的“金圆券”了吧。

货币从哪里来？货币主要是由商业银行的各项存款组成的（还包括商业银行存放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是由法定准备金率与超额准备金率决定的，后者在2%左右浮动）。你如果将手头上的一块钱现金存进银行，这个举动并不增加货币供给，只是其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货币循环并没有结束，当商业银行将你存进去的1块钱贷出去8毛钱，这才是货币循环的开始。再比如，你把房子卖了并将钱存进银行，这就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任何实物资产的货币化都是货币创造行为，所以说，人人都是印钞机。将通胀总是归根于央行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就我们国家，或者大多数国家而言，商业银行的信贷是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通胀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9年4万亿刺激以来，我国的货币供给飞速膨胀，09年底的M2为61万亿，8年涨了100万亿，但宏观经济面临的却是连续近5年的通缩（PPI角度来说），通货膨胀至今还在1.5的水平运行，这几乎是可以忽略的。当然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分析，市场上有很多解释。

传统的总量分析方法难以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真相与扭曲，常识性谬误仍然被视为真理。笔者觉得有些网红大V们要负起责任，没有严谨的调查分析与理论钻研听风就是雨的瞎宣传，闹得人心惶惶。例如宁夏所谓的“房产税新政”，又被人断章取义解释成“狼来了”，实在是太浮躁了。笔者有一次跟朋友聊天也说到这些事儿，在互联网时代，只要不择手段无底线的哗众取宠，一定是能够惹来关注并将其转化为财富的。但有个奇怪的现象，霸占媒体圈的知名财经评论员，很多都是非科班出身，但是讲起经济学各个都很在行。笔者认为他们只是比行家敢说而已，因为真懂的学者反而显得谦卑，即使是谈自己领域内的经济现象，也慎谈观点与建议。不得不慨叹，无知者无畏呀！

现在回归正题。随着对GDP崇拜的厌恶逐渐加强，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与幸福，开始关心生养我们的地球，所以人口爆炸和世界末日的危言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这种题材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如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人们开始思考城市化的意义，梭罗的自然主义成为新风尚，世界各国也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空洞。

统计上的体现就是GDP的意义开始下降，并出现了一些替代性指标，如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就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概念，旨在衡量能力而不仅仅是收入。它的内容比GDP更广，包含了衡量福利的各项指标，如健康、教育、妇女自由等等。印度裔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全书论证，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泛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

当然，并不是说GDP与自由（或能力）是相悖的，只是说它并不是自由的唯一内容。就拿个人来说，收入越高，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会有更多的空间，但就工薪阶层来说，他们大多数还是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的，所以就有种说法是“有钱没命花”，这种人是不是欠揍型的？

观念的转变是革命的前奏，新观念是新技术革命的基本要义。里根-撒切尔式的改革让全球经济重回生机，但可别忘了，繁荣时萧条的唯一原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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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新经济对GDP核算的挑战（1995-2005）

如前所述，GDP从诞生以来，一直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水平。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技术创新成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美国从1991-2007年这16年间，仅两个季度出现了GDP的轻微下跌，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经济实践的表现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了突破。80年代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索洛模型已经很难解释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所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应运而生，该模型将技术进步放在生产函数中的突出位置，以强调技术的核心作用。

就像库兹涅茨说的，GDP生来就带有“生产性”，故GDP无法考量创新与质量进步的弱点更加凸显。虽说互联网与计算机的发展让统计工作更加简便，但随着无形的服务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西方国家服务业占比高达70%以上），重实物生产而轻服务的GDP核算体系更加难以反映经济的真实水平。另外，真正重要的是实际GDP，价格指数计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价格水平的上涨反映的是质量的提高，那么通胀指数就高估了真是通胀，也就低估了真实GDP。所以，考虑到质量的变化，学界开始采取一种叫做特征价格指数（Hedonic）的方法来调整名义GDP。只有那些与质量改进无关的价格上涨才被认为是真正的通货膨胀。

“无重量经济”（Weightless Economy）使统计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GDP与通胀指标的失真蒙蔽了政策制定者的双眼，90年代以来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让人们产生幻觉，以为人类已经告别了危机。不得不说，统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前线，是政策制定的指路牌，数据的缺陷和管理者观念上“开小差”，致使危机敲门的时候，音乐还在播放。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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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崩盘：充斥金融泡沫的GDP

GDP，就像是米其林评级一样，一旦入围，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经典的希腊悲剧有三个特点：傲慢（Hubris）、愚蠢（Ate）和毁灭（Nemesis），每一次危机都有希腊的悲剧式色彩——悲壮、惨烈和屡教不改。

联合国1953年版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尚未将金融业视为“生产性活动”，只是将其作为企业的中间品投入，所以无法进入GDP的最终产品核算范畴。1993年引进了一个新概念——“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认为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也是创造价值的手段。对于金融的衡量，学界一般认为存在高估的倾向，高估程度甚至达到了25%。

对GDP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何为生产性？是否该将非市场活动纳入核算范畴？如何衡量越来越多的影子活动？当然，持续性最久的还是GDP与福利的关系。悖论之处在于：当进行横截面的比较时，GDP高往往意味着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较高；但是当对同一个国家进行时间序列角度的比较时，人们富裕了，但却并未显示幸福水平有明显的上升。这要从统计的本质入手来解释。GDP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的波动是没有边界的，例如1987年意大利将非官方经济纳入GDP核算，当年GDP增速高达25%，所以要想在GDP上实现赶超，就看统计局的能耐了。但是幸福，当你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去刻画的时候，1永远代表最不幸福，10永远代表幸福爆棚。所以，GDP与幸福的正相关性是有“瓶颈”的。

有争议就会有修正。人类发展指数自1990年开始公布以来也在不断的修正。为了弥补GDP在衡量环境外部性和资源耗竭方面的副作用，以及环境问题专家埃尔利希提出的知识挑战，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经济福利标准（MEW），对GNP（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以下三种调整：将所有支出归入消费、投资和中间品；考虑休闲和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资本性收益；针对“城市化的消极效果”进行调整。但他们的结果显示，MEW与GNP是高度相关的，仅仅是绝对值上稍微低一些，所以GNP是足够好的。这并不能让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信服。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和约翰·柯布（John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后来又发展成“真实发展指数”（GPI）。两者都是以消费支出为基础，增加了某种家庭生产，扣除了国防开支、犯罪、资源使用等一系列项目。当然，还有马丁·韦兹曼（Martin Weitzman）提出的“国民生产净值”（NNP）概念。

所有这些指标，都是人们对生产发展的“终极目的”思考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路标。但在“更好”的路上是没有止境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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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21世纪的GDP

GDP在缝缝补补的路上走到了今天，至少到目前来说，它仍然是最好用的综合性指标。就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言，GDP 的完善工作只会更加严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的复杂性增加。

GDP是一维的总量概念，它任性地将形形色色的产品与服务用数量与价格乘积纳入麾下，毫不考虑品种的丰富性给人们带来的选择上的愉悦（选择困难症也是幸福的烦恼）。在大众消费时代，品种是单一的，批量的流水线生产是主要方式，用数量来衡量产出无可非议。

但现在时代变了，产能前所未有的提高以至于出现了过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了产业革命阶段，分工协作与机器大生产的结合让人类逐步摆脱了贫困，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贡献突出。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粗放产能的提升退位次要地位，交易效率成为新的驱动经济引擎的动能，交易环节是供求匹配的中间环节，伴随着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供给侧改革就是大势所趋。那么，GDP如何反应这种多样化与个性定制化的趋势？

2. 生产的边界逐渐模糊

GDP是为有形产品定制的，但随着服务站GDP比重的增加，以及无形资产地位的凸显，GDP的有效性也面临进一步的挑战。

“生产率”是属于机器人的，它是产业革命时代的历史遗迹。当一个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鞋子，我们可以说他的生产率提升了。但这对于服务是行不通的，例如理发师，是否可以用其一天服务的客户的数量来衡量其“生产率”呢？对于毕加索，难道他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通过完成更多的画作来实现吗？所以生产率这个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了。除此之外，市场上遍布大量的免费产品，如音乐、视频以及现在的知识产品。它们没有价格，GDP如何核算？而且，免费与收费之间往往交织在一起，市场与非市场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了。

3. 如何衡量“持续性”

“寅吃卯粮”说的就是不可持续，舍远求近。

美国模式是典型的消费主义，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支撑这种模式运行了40年，终结于金融危机。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策，包括减税与吸引资金回流等，就是希望培育美国经济的自生能力，这种自生能力来源于各种投资，而不是眼前的消费。消费的同义词是消耗，牺牲的是长期的经济增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过去30年虽然有很多错误的投资，但经济发展的底子算是夯实了。

为了衡量经济增长的潜力，SNA2008将研发支出算入投资，美国是第一个执行的国家，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已经确定实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5年全球研发总支出中的比重为20%，仅次于美国的28%，已经超过了欧盟和日本，排名世界第二。所以将研发支出纳入GDP，对GDP自然是利好的，但也不能期待其有显著的影响，如从美国2013年中期的数据来看，研发支出对GDP 的贡献为3.4%。可持续性的考察不可忽视环境的承载力，所以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2012年发布了一种新的统计标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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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大美不能无小疵”。GDP走到今天，如果从威廉·配第1665年对英国“国民收入”的核算算起，至今已经在争议中走过了350年左右。它不够完美，甚至称得上千疮百孔，但是还没有可替代的指标出现，所以为了不迷失方向，GDP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与时俱进的创造一些新指标。至今为止，人类发展指数已经是衡量福利水平的公认指标，但是生产的可持续性指标的构建仍然在路上。这些指标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树立的是一种“价值观”——什么是可追求的，什么是该放弃的。

人类向何处去？GDP（国民生产总值）、HDI（人类发展指数）、MEW（经济福利标准）这些通用的指标的指示性是可供参考的。

本期主笔：陈达飞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金融分析师

《财经》等媒体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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