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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原文首发《新财富》杂志2019年第12期（12月5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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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会重演，那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上第6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起点。这是主干创新执牛耳者诞生的阶段。它不只是一场新的造富运动，新的伟大的企业和世界首富将会诞生，更为深刻的是，世界体系的结构——谁是中心国家，谁是外围国家——也可能发生更替。
中美竞争是近两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诸多方面都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主要集中在对现象的解释，以及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遏制策略上，但关于这场博弈的结局，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本文希望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我们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文简称“康波”）是个可行的视角。当我们离一个物体太近的时候，是看不清楚是为何物的，康波的距离足够长。它不仅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还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困境和利率下行问题。众所周知，康波被用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现象，周期一般是40年至60年。俄罗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将其作为一个经验规律描述出来，但他本人并未解释这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充实了康波的内容，为理解康波打开了一扇门。熊彼特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康波为什么是40年至60年？本文希望借助传播学对创新扩散路径的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进而从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转变上去归纳创新的范式，进一步充实康波的理论基础，并以此解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演化；最后，分别从研发投入、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文化等维度评估中国和美国在第6轮康波的竞争中可能存在的优势或劣势。康波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呈现的，是一种结果，创新的范式为其提供了一个因果逻辑上的解释。所以，这种分析进路有一定的预见性。
如图1所示，世界GDP增速每40-60年就会出现一个拐点,它对应的就是康波的拐点。理解康波的形态，关键就在于理解创新扩散的逻辑。![]()
资料来源：麦迪逊， Devezas et al.,2017, Industry 4.0，p.14.
创新的扩散遵循简单的S型曲线模式。在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的专著《创新的扩散》中，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创新的扩散过程可表示为“S”型扩散曲线（参考图2）。日本著名经济学家Hirooka（2003a；2003b）是研究创新演化路径的知名学者，他也发现，技术的扩散轨道有S型特征，而且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我们将技术扩散的S型特征称为创新的范式（paradigm of innovation）。![]()
资料来源：罗杰斯，《创新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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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范式背后是人的观念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模式的转变，这是康波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如图3所示，左图是创新扩散的S型轨迹，纵轴为采用率，可以理解为创新产品的市场饱和率，横轴为时间。图中有3条创新扩散曲线，反映的是扩散速度的差别，创新1最快，创新3最慢。但每种创新扩散的速度都遵循着“慢-快-慢”的节奏。早期采用者的数量一般较少，他们惯于打破常规，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和新的想法。一段时间后，扩散进入起飞阶段，速度开始加快，并逐渐被后期采用者接受，此时，市场趋于饱和，整个过程也将进入终结。对S型曲线求一阶导数，就得到了开口向下的抛物线，纵轴变为创新被采用的速度，它对应的就是周期的形态。创新扩散的速度与产业发展的速度是对应的，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越快，产业增加值越高，GDP增速越快，一旦市场饱和，增速就会慢了来。![]()
资料来源：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笔者绘制；东方证券
值得强调的是，在图3的左图中，三条创新曲线有相同的起点，最终也大致收敛到同一个终点。它代表的是由某一个基础性创新衍生出来的创新族。在大多数康波中，基础性创新可能会超过一个，从而呈现出多个创新族交错演进的结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康波为什么是40-60年？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第一，康波的长度是由创新扩散的速度决定的，而这又是由各种阻力决定的。任何创新以及创新的扩散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群中展开的，创新从研究到发展再到扩散有一个生命周期，而这个周期一般都比较长，从而导致了康波也呈现出期限比较长的特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说的：“无论何时，反对派一旦有机会，就会毫无保留地攻击创新者，而其他人则谨慎地防御着。创新者腹背受敌。”齐美尔认为，创新者会因为采用了某项创新而偏离所依附的团体的规则，最终成为“陌生人”。所以，创新是勇敢者的游戏。熊彼特也认为，在创新蜂聚现象出现之前，先要克服各种社会阻力。第二，创新关涉到世界观的改变，而人类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一个现实的案例是，基于健康的考虑，推广人员计划在秘鲁的一个小村落里推广喝开水。该计划实施了两年，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再比如，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脑键盘——QWERTY键盘——早在1873年就诞生了，一直使用至今，但实际上，它有很多缺点。1932年，华盛顿大学德沃夏克教授研发了另一种键盘，试验证明，打字效率会大大提高，但至今仍未被使用（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三，创新只有转变成工业增加值才能影响康波的形态，而将一个想法变成GDP，需要完成整个创新-决策过程。罗杰斯将创新-决策过程分为5个阶段——认知、说服、决定、执行、确认和6个步骤——需求/问题、研究（基础和应用）、发展、商业化、扩散/应用和结果（参考图4）。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然，不同的创新被人们采用的速度是不同的。据笔者的观察，创新越是具有颠覆性，创新的扩散在一开始就会越慢，一旦跨过了某个临界点，就会迅速蔓延。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正处在第几轮康波的什么位置？每一轮康波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代表性的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支柱性行业。图5是人类历史上的四轮康波。第一轮康波以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发明和纺织工业诞生为标志，起点是1790年（熊彼特认为是1787年）；第二轮康波以铁路和炼铁工业为标志，时间约为1846至1900年，其中，1846至1872年为上升期，在此期间，铁路里程和铁的产量扩大了十倍以上，英国经济也因此快速膨胀；第三个康波以钢铁、电力、石油开采和汽车制造为标志，上升周期为1900至1929年，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紧接着的就是第四轮康波，以电视等家用电器和电子工业、飞机、石油化工和电脑的创新为代表。可以看到，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1980年代的全球经济动荡——如1985年前后的美日贸易摩擦、1987年美国储贷危机和19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等——中断了第四轮康波的进程，但1990年代，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全球进入低通胀和较高经济增速并存的“大缓和”时代，第四轮康波得以延续。![]()
有观点将始于1980年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看作是第五轮康波的代表，它将在2050年左右走向终结。文章开头说：“我们正站在第6轮康波的起点（或上升期）”，主要是相对于第四轮康波的终点而言的。所以，第四轮康波与第五轮康波出现了交错。为了与文献保持一致，本文将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康波算作第六轮。从第四轮康波基础创新扩散的轨迹来看，它已经接近尾声。这等于说，我们可能正处在第六轮康波的起点。图6可以更清楚的显示第四轮康波与第五轮康波的交错关系，以及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
资料来源：Devezas et al.,2017, Industry 4.0；东方证券
更进一步的问题就变为，第六轮康波中的基础性创新会是什么？可能包括新材料（如纳米技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物联网、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基因工程、量子计算和区块链等等。Akayev和Rudskoi（2013)认为，2014年至2020年是拥抱NBIC（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技术的一个合适时间段，因为这是它们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折点，也即商业化的起点。由于经济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是一个混沌的体系，始终处在一个非均衡的状态，所以，我们很难通过经济指标本身去预判康波的起点或拐点。但是，基于创新的范式，只要确定了创新的起点，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各项技术发展和扩散的轨道（参考图7）。值得强调的是，图7包含的众多技术与任正非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有大量重合，如：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纳米医疗）、分子技术（新材料，如纳米）、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资料来源：Hirooka，2006；东方证券 说明：区块链为笔者所加![]()
以纳米技术为例。1985年是发现合成碳素（fullerenes）——C60的标志性年份。它是由60种碳原子以空心球体结构合成而成，被认为是第一个纳米结构。紧接着，1986年，原子显微镜得以发明，为创建和测量新的纳米结构提供了工具。接下来重大突破比如1991年发现了碳纳米管，以及2004年发现了石墨烯(一种单原子厚度的碳膜)，它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纳米材料。一般而言，纳米材料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能，几乎可以应用于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从而为各个的领域带来创新和突破(Rudskoi，2007)。根据纳米技术发展的轨道，Hirooka（2006）估计它将在2016年左右达成熟，距离AFM的发明正好30年，之后不久，纳米技术将进入扩散轨道，纳米技术创新产品将被投放市场，并不断向市场渗透，开辟新的商业领域。届时，许多传统的材料也将被替代。从图7还可以看出，紧随纳米技术之后的是超导、基因工程、修复技术、精密聚合物、酶聚合物、分子元器件和量子计算等。那么，备受国人关注的区块链在什么位置？如果以2008年为起点计算的话，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或许仍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才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才是创新的扩散和商业化。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技术攻坚。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知道，理解康波的关键在于理解创新的范式。一般而言，整个创新的生命周期可以被划分为3个阶段：研究、发展和扩散。每个过程都表现为S型扩展轨道，前两个阶段即常说的R&D（研究与发展），它们大多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后一个阶段才是在工厂里完成的。由于康波主要是由经济总量指标来代表的，所以，只有当创新进入到扩散阶段，才会体现在康波之中。创新扩散的轨迹形成了康波，它背后反应的是人的观念和行为上的路径依赖。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变量是采用率，可以理解为市场需求的饱和率，它的变化遵循着“慢-快-慢”的规律。从慢到快形成了康波的上升期，这是基础性产品创新形成的阶段；从快到慢形成了康波的下降期，这是产品创新集群产生的阶段，同时也是创新动能由盛而衰的阶段。一般来说，扩散阶段位于研究与发展阶段之后，它对应的是创新的商业化阶段，其后期才是大规模商业化的阶段。康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结果而呈现的，对于投资而言是滞后的，但根据创新的范式，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预测的工具。具体操作方面，以一项技术发展过程中核心发明或基本专利的数量为例，累积数量的分布可以用logistic方程表示。正在进行的科学和技术的轨迹可以很容易地识别，我们可以通过将技术发展轨迹外推到扩散轨迹，并一次来估计商业化的时间和未来的市场规模。
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中都有“长波”（long wave）的概念，但前者指的就是康波，后者常常指代霸权周期 (leading power cycle)，内容是世界政治体系的变迁，描述的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其长度一般为90-120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汤因比的预测意味着世界体系的百年轮回，时间上正好与国际政治中的长波理论相一致。这是基于历史归纳法而得到的结论，还是有对预测而言更严谨的演绎逻辑？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谈到历史研究能否做预测时说，历史时序与因果时序是不同的，前者适用于解释，不适用于预测，后者才可以做预测。所以，仅仅运用历史归纳法而得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不可靠的。我们认为，创新驱动的康波与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长波有一定的因果逻辑。康德拉季耶夫注意到：“新的长波往往与世界经济连接的轨道的扩张密切相连”，但他并未系统阐述康波与世界体系演变的逻辑。著名的世界体系研究者沃勒斯坦和莫德尔斯基也常常提起康波，但是他们并未从统计上明确世界体系演变与康波关联性。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找到了二者的纽带。他认为，世界体系有一种“中心-外围”结构（参考图8），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外围国与中心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差距呈现出一种“收敛—发散”的周期特征，周期长度为20-60年，其长边正好与康波的长边对应。![]()
资料来源：Devezas et al.,2017, Industry 4.0；东方证券
一般而言，中心国是创新的引领者，由于创新具有外部性，外围国在追赶过程中实现收敛。有些历史节点，外围国甚至会赶超中心国家，从而重构世界体系的结构。当然，赶超并非易事，追赶过程中更常见的现象是再次被中心国家甩开。赤松要据此提出了产业发展了“雁阵模型”，并用此解释东亚模式的崛起。图9显示的就是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型，同时也是领导者-追赶者模型，以及中心国-外围国的世界体系。二战后，美国一直是世界的领导者。从上文的图5可以看出，在历史上的五轮康波中，英国是前两轮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美国是后面三轮康波的领导者，从而也是20世纪初至今的中心国。从图5还可以看出，美国在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第二轮康波中就紧随英国之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就超过了英国。由于英国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较为严重，世界体系的结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切换，美国取代英国，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中心国的位子上。所以，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或许只是加速了世界体系的转换。![]()
资料来源：Richard Koo（2018，p. 75）,笔者标注图13更清楚的展示了创新、康波与世界体系变迁的关系。英国在18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轮康波中占绝对领先地位，没有挑战者；第二轮康波中，英国在铁路和炼铁工业中都有领先优势，但美国紧随其后，是唯一的挑战者；第三轮康波的起点是19世纪末，英国在钢铁工业上仍然领先于美国，但在石油、汽车和能源工业方面，英国开始落后于美国。虽然德国在汽车工业上是领先者，但福特发明的流水线作业改进了生产流程，提升了生产效率，使得美国在汽车工业上仍然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改革（明治维新，Meiji Era）使其搭上了第三轮康波的末班车，但实际上是在“补课”，因为棉花和铁路是前两轮康波的创新。后来，又由于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遗憾缺席第三轮康波的创新课程。二战之后，日本一边补课——发展纺织和汽车制造业，一边追赶——发展石油化工和电脑工业等，至1970年代修完过去五轮康波的课程，从而成为美国权力的有力挑战者，特别是在汽车和数码电子科技方面。1980年代中期，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继续快速、大幅升值，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外需快速收缩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与信贷政策，以及扩大金融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日本的制造业还在不断外迁，这些都是其1990年代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原因。至今，已不再有人将日本看作是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再看中国。如图13所示，封建制与闭关锁国的中国完完全全地缺席了前三轮康波。清朝晚期开展的洋务运动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时间太短，并未建立中国的工业基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才真正的发展工业。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这可能是中国必须交的“学费”。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中国一边补课，一边学习新课程，不仅发展了前3轮康波的代表性工业，第四轮康波也没落下。所以说，中国用40年走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路，是有根据的，原因就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和后发优势的发挥。至今，中国的工业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齐备的。所以，中国也被看作是美国霸权的最有力挑战者。这也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的大背景。从前文的分析可知，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第六轮康波中的主干创新。在思考“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之前，首先要思考的是，美国何以能够在20世纪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中国是否具备了当时的条件，或者，中国是否还有其它当时美国不具备的优势？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实力是决定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结构中的位置的最重要的单一要素。每一轮康波都有少量主干创新——包括能源、资源、动力、交通、信息和通信等，它们是社会各个方面运行的基础设施。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主干创新，就越有可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那么，在正在进行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中，中国又在什么位置？在前文所提到的第六轮康波的主干创新中，中国在哪些领域有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的问题的答案。中国若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就必须成为创新的领导者！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思考创新、康波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框架，故详细评估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超出范围，但笔者可以提供一个数据供大家参考：（1）在路透社发布的2011年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名单中，美国占40家，中国为0家；（2）在其发布的2018-2019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仅占3个名额；（3）在路透社发布2018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名单中，美国独占48个名额，而且排名非常靠前，而中国仅有5所，且排名比较靠后：（4）百强榜在2018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中，美国为51家，中国为7家；可以看出，从目前来看，中国与美国在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的差距，与两者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是不匹配的。当然，如果从PCT专利申请的数量上来看，中国的进步非常快，但是，它是否可持续？相比于数量，专利的质量如何？特别是在主干创新领域。下面基于前文的分析，谈谈对中美竞争的思考。
本节主要从研发投入、知识积累、社会体系结构（或政治体制）、金融市场和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和劣势（更具体的内容可参考图4）。第一，研究与发展。所谓R&D，研究在前，发展在后。这里的研究，首先是基础研究，其次才是应用研究，前者以科学知识的积累为目的，后者的目的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需求问题。所以，基础研究对创新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主干创新。从图14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上升到第13位，绝对规模也上升到了世界的第2位（2018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东方证券 说明：右图数据为2017年。
从图15来看，研发投入的内部结构严重不平衡，试验发展阶段的研发支出占比远远高于基础研究，这也致使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球排名远远落后。但是，只有基础研究才能促成基础创新，才能成为创新的领导者。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创新链条的下游——应用型的创新。![]()
如图14所示，与美国比较而言，中国仅落后于美国0.68的百分点，但如果从绝对规模来看，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为5623.94亿美元，中国为2971.15亿美元，仅为美国的52.8%。若是比较基础研究投入，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就更大了。基础研究更加注重知识积累，同时也是以知识积累为前提的，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中国研发支出结构的分析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后发优势”，正所谓“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后发劣势”的体现。中国的创新更多的体现在应用层面，它可以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体现在GDP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后发优势”的关键词是“（落）后”，这个优势在追赶中逐渐消失。与之相反，“后发劣势”却在追赶中愈加突出。第二，社会体系的结构和规则。一方面，社会体系的结构——个人、集体或威权——与规则对创新的扩散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有的会推动创新的扩散，有的会阻碍创新。在威权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中，核心决策层，或者权威的个人一旦决定采纳和推广某项创新，创新扩散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但是，这个体系有三个问题，第一，决策层的创新精神决定了创新的扩散速度；第二，社会中的个体可能会设法绕开创新，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三，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制度套利行为比较普遍。相反，在个体决策结构中，创新的扩散取决于个体观念的转变所形成的合力，这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创新扩散的速度取决于社会形成共识的速度。所以，有些创新扩散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由于以共识为基础，爆发力会比较强。社会体系的结构还包括人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差异：政治上就是权力的分配，经济上就是财富的分配。俗话说，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力，就是这个道理。从创新的扩散角度来说，由于扩散往往都是异质性沟通，即创新的传播者比受众有着丰富的信息，双方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往往身份、教育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还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就会出现“对牛弹琴”、“鸡同鸭讲”这样的尴尬局面，从而也影响到创新的传播速度。第三，金融市场。直到今日，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一种压抑的金融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而在资本市场与创新的关系方面，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即权益类融资比银行融资更有助于推动创新。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指出，在健全的资本市场上，金融中介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再通过筛选和监督，资本寻找到高利润的投资机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仅如此，资本市场还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促进投资流向高收益的生产技术领域，从而提升潜在经济增速。古斯塔沃·曼索（Gustavo Manso，2011）的研究显示，激励创新的契约有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和高度信息不对称的活动，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阶段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融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在这里，不能只着眼于IPO，更为关键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比如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等，它们才是下一轮康波的培育者。图16为美国VC交易的行业分布，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软件和制药及生物技术这两个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2018年，软件行业在交易数量上遥遥领先，超过3700宗，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以720宗位居第二。软件行业的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018年达到468亿美元，同比增长54%。而中国，仅从2014-2018年的情况来看，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创新的应用，包括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IT服务、无线互联网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大多是第五轮康波的成果。如果我们正处在第六轮康波的起点，那么，判断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从中美资本市场的对比上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Pitchbook，https://pitchbook.com/news/articles/18-charts-to-illustrate-us-vc-in-2018第四，社会的包容性，也即对创新的容错机制。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指出，社会对个体指责与体系指责的倾向和分辨能力会影响创新。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某个社会问题本来是个体系问题，但却常常由个体来承担责任。这一方面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会阻碍创新的扩散。第五，文化。关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到底谁更有助于创新是个历史悠久的辩题。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至今仍有残余，毕竟中国告别封建制度才百余年。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是有包容性的，但这种包容性更多地指向同一性，即同化，从而与创新精神可能有些许不容之处。此处引用格林斯潘在《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中的一段话作为参考：“美国历史上就有一种创业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催生了创新，并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了我们有限的储蓄，将创新转化为应用技术。其结果是高生产率的资本资产。”格林斯潘还从创新的基本含义上出发，认为创新是超出常规思维的，因此，思维约束是创新的潜在威胁。不过，话说回来，哈耶克的学生、台湾著名的学者林毓生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概念。这也说明，儒家文化与创新并非那么清晰。再比如，《金融研究》2019年第9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的文章，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儒家文化对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越显著的企业，其专利产出水平越高。具体机制来说，儒家文化可以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与创新，也不宜过早下结论。
如表1所示，根据莫德尔斯基（1987）的统计，人类发展至今，在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中，共出现过5次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可以看出，莫德尔斯基主要是以战争为分界点的。![]()
资料来源：莫德尔斯基，1987，《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结合本文的分析来看，由于第一轮康波始于18世纪末，所以，葡萄牙周期（1516-1539）、荷兰周期（1609-1639）和英国的第一周期（1714-1739）与康波并无直接关联（并不是说这个时期没有创新，也不能否认创新与战争的相关性，而只是说这个时期的创新并未形成康波），英国的第二周期（1815-1849）和美国周期则与康波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从而与前文的分析一致。由于这个统计是1987年给出的，正值美苏冷战时期。莫德尔斯基认为，美国在1973-2000年之间丧失了权威地位，其领导者地位在2000-2030年期间要受到苏联的挑战。现在来看，其预测已经被证伪了。笔者认为，这与作者从战争角度看待政治周期的视角有关系。根据本文的分析，从创新的视角来分析世界体系的演变，或许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视角。这方面，东西“大分流”的科技解释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如果在表1中添加一个“美国第二周期”的话，那么，挑战者的角色就变成了中国，而中国能否超越美国，将21世纪变成是中国的世纪，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创新，并且成为主干创新的执牛耳者。从顶层设计来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引爆一次产业革命？从康波的角度来看，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是30年，如果中国能够发挥体制中的优势，规避劣势，或许会加速实现。工业4.0的大方向是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我们认为，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路径可能包括：动力源——从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到ABC；先行者——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慧医疗、智能服务业平台；新基础设施——从铁公鸡-钢铁-能源到5G、IOT、芯片、算力；被赋能者——传统的能源行业、服务业、消费品行业和装备行业渗透；人力资本——科学家，这是序曲，也贯穿始终；金融支持——强大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因果逻辑来看，我们都正处在新一轮康波的起点。它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也决定了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部分参考文献：
1. Devezas et al., 2017. Industry 4.0: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New Digital Landscape.2. George Modelski,1987.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UK.3. Grinin et al., Economic Cycles, Crises, and the Global Periphery.4. Hirooka, 2003. Nonlinear dynamism of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5. Hirooka, 2006. Innovation Dynamism andEconomic Growth6. 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版。7. 徐细熊和李万利，2019.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金融研究》第9期。
1. 欧元的诞生：大国博弈下的政治妥协——欧元区的未来
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发起的一个公益活动。每篇文章获得的赞赏，全部捐献给“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为石门坎的孩子建一个“图书馆”。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目前已为小朋友们筹集5350元“图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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