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进步时代：拜登新政与“美国旧疾”（4万字深度解析）

原创邵宇陈达飞 Global Macro Strategy

拜登就职演说

文 | 邵宇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真希望看到金融业少一点骄傲，而工业界多一点满意。

——丘吉尔，1925[1]

本届政府无意伤害诚信企业。我们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共同富裕……换句话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减法和加法。我们关心的是乘法——通过合作，实现财富的倍增，从而所有人都能分享财富。

——罗斯福，1934

它们（大型石油公司）告诉我们要进行更多的国内生产；它们告诉我们将进行更多的海外钻探；它们告诉我们会在大陆找到更多油田。但它们用自己的利润干了些什么？它们被用来回购股票，只为了推升自己的股价。

——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 Schumer），2008[2]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奥巴马，2013[3]

从寻求打破垄断的私营公司的反托拉斯运动的复兴，到重新焕发活力的劳工运动，许多重建美国经济的大胆想法正在成为主流。当我们经受百年未有的挑战时，我们在混乱中看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信号：一种世界观正在死亡，另一种世界观正在崛起。我们相信，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进步人士中形成：关于我们的经济如何为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如何解决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的价值观。这种新的进步主义世界观设想的是一个不受企业主导地位束缚的全球经济，并由新的赋权的声音重新注入活力。新进步主义认真对待政府在许多方面做好事的权力--为市场设置防护栏和规则；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设定经济目标和催化变革。在新的世界观中，政府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公众的关切，并为公共利益而工作。

——罗斯福研究所

2020年美国大选告一段落，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并如期在第一时间下达行政令，重回《巴黎协定》。

历史观之，白宫行政效率不仅取决于总统及其团队的智慧和履历，还取决于两党在国会力量的对比。在参议院改选中，民主党艰难赢得佐治亚州两个席位，两党席位比50:50，再加上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Harris）的投票权，民主党占参议院多数席位。在众议院改选中，民主党席位优势有所下降，但仍占多数席位。所以，民主党在本次选举中夺回了白宫的行政权和国会的立法权。“拜登新政”落地的前景更加乐观。但是，美国两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任期内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峰值，本次选举过程和结果是集中呈现。“特朗普的幽灵”或仍将徘徊在华盛顿的上空。拜登的清洁能源和重回伊朗核协议等计划仍可能面临阻力，因为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曾声称，不允许任何气候计划在参议院通过。他也是支持特朗普退出伊朗协议的关键人物。这些领域的分歧，将考验民主党人的智慧。但在财政支出、医疗和社保体系改革、制造业振兴、就业增加以及对华政策等方面，两党的共识大于分歧。

美国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拜登政策的重心也在内政。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一场社会实验，其对不同阶层、族群造成的非对称性冲击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社会安全网的缺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累，美国的贫富分化水平已经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作为结果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反映的是种族歧视、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全球贸易规则的非对称性。拜登团队中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急需一场罗斯福式的“新政”。当前基于工作的（work-based）社保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新经济业态的需要，联邦政府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契约关系。拜登新提名的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候选人尼拉•坦顿（NeeraTanden）认为，美国需要一场“拜登新政”（作为起点），重建美国21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秩序。

一、病毒与选票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实验，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状态。拜登赢得2020年选举，与其说是因为他可能做对了什么，不如说是特朗普明显做错了什么。

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20世纪以来的新高（图1），超过2016年约6个百分点，其中只有7个州没有打破近40年的投票率记录。由此可见，选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不仅与邮寄选票的形式有关，也与2016年大选的经验教训有关，同时，还与特朗普过去4年，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表现密不可分。拜登能够赢得选举，关键在于扭转了摇摆州的选情。民主党这一次打了场翻身仗，赢得了多个摇摆州。其中，佐治亚州28年来首次选择民主党，特朗普的基本盘“铁锈区”中的三个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辛也选择了民主党。

图1:2020年总统选举投票率是20世纪以来新高

数据来源：electproject.org，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从选民结构来看，本次选举与2016年有较大的连贯性，但存在细节差别。女性、年轻、高学历、边缘族裔、富有阶层、穆斯林等仍是民主党选民基础的标签，反之，年长者、白人、天主教/基督教则是共和党选民的标签。

细节上来看，黑人选民占比和投票率的提升对于民主党胜选尤为重要。黑人选民历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近20年，支持率从未低于80%。本次选举，黑人选民占比为11%，其中90%的票都投给了民主党。从整体选民结构来看，2000年至今，合格黑人选民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更为关键的是，黑人选民的主体就分布在摇摆州。据统计，在摇摆州，合格黑人选民占比为34%，其中，佐治亚州就高达29%。民主党一贯推行种族平等政策，再加上“弗洛伊德事件”推波助澜，也就理所当然了。支持率仅次于黑人的是亚裔（70%），但由于只占选民的2%，故影响有限。种族与移民问题联系紧密，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也是民主党赢得少数裔支持的一个因素。如此看来，两党的移民政策不仅有经济层面（就业岗位的竞争）的考虑，也有强烈的政治含义。

本次选举的决定性因素是新冠疫情的冲击（表1）。几乎可以说，是新冠将拜登送进了白宫。在防控疫情的政策选择上，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在疫情扩散的早期阶段，特朗普无视科学判断，推脱责任，持续向公众释放错误信号，延迟实施社交隔离措施，错过了关键时间窗口。与此同时，还过早地号召重启（reopen）。反之，拜登则持续呼吁佩戴口罩，相信科学，强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复工复产。

表1：民意调查显示，新冠疫情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数据来源：NPR官网，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特朗普考虑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意义上的成本，而拜登则赋予道德含义更高的权重。当然，党派路线的差异是内生于各自选民对疫情的认知的。采用波兰尼的叙事，特朗普的错误是将经济“脱嵌”于社会。这颠倒了主次关系。民调数据显示（NPR官网），有41%的选民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新冠疫情，其中有73%的选民投了拜登。仅次其后的是经济和就业问题，占比28%，其中81%投给了特朗普。特朗普赢得了经济，却败给了新冠。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如果特朗普应对有方，拜登赢得选举的概率将显著下降。Baccini 等（2020）基于美国县级投票的数据，考察了COVID-19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对选举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COVID-19显著降低了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的支持率，且在摇摆州、城市县（urban counties）和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州影响更大。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COVID-19病例减少5%，特朗普将赢得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进而赢得连任。反观拜登，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拜登副总统曾奔走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一线，这为其赢得了信任分，其最新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则是直接负责人。

新冠疫情是一场社会实验，将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撕裂状态暴露无遗。

经济方面，低工资阶层（最低四分位）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工资阶层（最高四分位），失业高峰期，前者的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约3倍（37%和14%）。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低工阶层的“V型”衰退持续了数周，而高工资阶层仅持续了数周。截止到10月中旬，美国全国就业率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4%（-6%）。但是，高工资阶层的就业率反超了1.2%，低工资阶层却减少了20%[4]。

社会方面来看，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的失业率更高。黑人的致死率明显高于所在州（或城市）的黑人人口占比，两者差值在芝加哥、密尔沃基、路易斯安纳等地区高达40个百分点。疫情冲击暴露了美国社会保障网的缺陷，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大政府，以及扩大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偏好（Rees-Jones et al.，2020）。如同个人保险一样，社会安全网也只有在面临负面冲击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价值。传统的刺激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或向企业提供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在消费者支出因健康问题而受到限制时对就业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在大流行期间，通过社会保险减轻经济困难可能更有成效，如扩展失业救济金的覆盖范围（Chetty et al., 2020）。

政治方面，疫情防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联邦和州宪法，疫情防控的关键决策在州级行政机关，州长有较大自主权。研究发现，与老年居民比例、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经济的健康状况或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供应等指标相比，州长所在的党派是尽早采取社交隔离[5]政策的最重要预测因素。共和党州长所在的州宣布社交隔离任务的时间大约要多两天。研究发现，如果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确诊病例倍增的时间为3天，反之则为9天（Adolph et al.，2020）。以要求佩戴口罩为例，在17个不要求居民戴口罩的州中，除了夏威夷以外，其他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而在33个要求戴口罩的州中，共和党州平均比民主党州晚30天执行。鉴于社交隔离对于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党派政治或许是美国糟糕表现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

一个完整的叙事逻辑是，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不同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面前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泾渭分明的党派政治和选民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成为粘合剂，反而成为阶级分裂的终极推手。新冠肺炎疫情的背后，是这场社会实验所揭示出来的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层对立。抗击疫情是拜登上任后的头等大事，但拜登团队的目的不只是快速消灭病毒，安全复工复产，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保障、教育、执法和移民等领域的改革，重塑政府、企业与家庭的关系。

抗击疫情是拜登上任后的头等大事。拜登承诺，在执政百日之内控制疫情。但是，拜登的目的不只是快速消灭病毒，安全复工复产，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保障、教育、执法和移民等问题的改革，重塑政府、企业与家庭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如同大萧条之于小罗斯福一般，新冠疫情的冲击反倒是给了拜登政府改革的“良机”。新冠疫情能够的认知冲击无疑有助于拜登新政的实施，但考虑到共和党在本次国会换届选举中略占上风——仍然控制参议院，且缩小了众议院细微差异，党派政治或成为拜登新政的“拦路虎”。

新冠疫情只是让不平等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而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是美国贫富分化的起点。美国历史上的第一轮贫富分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如果没有一战和之后的大萧条来凝聚共识，美国社会很有可能会继续呈现出阶级撕裂和政治钟摆的状态。第二轮贫富分化伴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而出现，当前已经回到“咆哮的二十年代”相当。在任何国家，不平等都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研究收入分配的知名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 Milanovic)说，还没有哪个现代富裕的民主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像今天的美国这么高。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5是非常危险的。

这两次贫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的时期形成的，但我们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政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而制定的政策即使不是最重要原因，也是最强劲的推进器。运用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图尔钦（Turchin）的早在10年前就预警：“美国政治危机的脆弱性正在到达一百多年来的最高点”[6]，并认为美国可能迎来“动荡的20年代”[7]。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向历史取经，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图2）。

图2：美国的社会福利指数与政治压力指数

资料来源：Goldstone &Turchin，2020[8]

拜登的考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是美国梦的基本内容，也是重建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也就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叙事，或将从强调国家安全向强调个体权利转变，尤其是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

二、代际差异：一个典型的美股故事

Zoe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在丹佛郊外的一家酒店担任前台工作。已经五年了，但一直是兼职状态。酒店主管对她很满意，但从来不安排她每周工作超过29个小时，所以她没有资格享受健康保险或其他全职员工享有的福利。每年的调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

要支付房租、汽车费用和购买医疗保险[10]，Zoe还需要其它收入来源。她经常在线上平台拍卖自己的园艺服务。这份工作每周大约需要10小时，平均每周能挣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两份收入加起来还不足保持盈余。周五和周六晚上，她通常会去做UberX司机，负责接送年轻人往返于城市另一边的酒吧。每晚4、5个小时，每周大约可以挣150美元。这还不是全部。在旅游旺季，Zoe会在Airbnb上把自己的公寓租出去，赚点零用钱。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还会打一两份临时工，通常是在当地医院做点办公室的杂活。由于酒店的时间安排并不固定，临时工也需要看运气，所以并不总是能够无缝对接。Zoe想回到大学完成她的学位，但似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此外，她有大学学历的朋友和同事，过着和她相似的生活，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还背负着数万美元的学生债务。

Zoe的收入基本上只够日常开销。她没有银行存款，更不用说退休金了。她从未不拖欠过房租，但离拥有自己的房子还很遥远。有时候，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花钱时，就需要刷信用卡来支付食品杂货、电费或煤气费。还清欠款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经济负担自然会体现在精神层面。她成年后从未休过假[11]，几乎没有时间约会，更不用说安顿下来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她害怕汽车抛锚，因为这会毁了她的经济基础。Zoe经常听收音机里说美国终于摆脱了大衰退，经济开始复苏。但她知道，这跟她没有关系。事实上，她觉得一年比一年穷。

Zoe的父母会尽可能帮助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但他们必须小心地作财务规划。父亲在酒厂工作了三十多年，积累了一些退休金，谈不上可观。母亲是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经理，也计划几年后退休。他们几年前就已经还清了抵押贷款，所以他们的住房开支将保持在最低水平。孩子们一离开家，两位才能存下点支付退休后的开销。再加上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能够维持，不会很奢侈，但很安全。

Zoe这一代人和她的父辈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Zoe的父母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得到体面的报酬、更好的前景和舒适的退休生活。在那个时代，雇主普遍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工人福利。终身雇佣制在美国也是主流，大多数美国人一生只服务于几家企业。这是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契约。这个时期，美国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也促进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对于Zoe这代人来说，这个社会契约已经不存在了。酒店把她的薪水视为另一项需要管理和削减的运营费用，而UberX和Airbnb根本不把她视为员工。Zoe的工作时间更长，但她没有1.5倍的加班费，没有病假或假期，没有养老金或401(k)计划。和Zoe一样，兼职工作的劳动者被剥夺了失业和工人补偿保险，而这些保险构成了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社会安全网的最基本的一条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传统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给许多劳动者第二选择的机会，但如果没有劳动者权利和福利的保障，它就无法给中产阶级提供所需要的经济利益、稳定和安全。因为，定义中产阶级的不止是收入，更是权利和收入以外的福利。在美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会拥有自己的房产，自己和孩子都会接受大学教育；参与社区活动；有部分钱花在休闲和非必需品上；有正的银行储蓄。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自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信心和资金——经济保障——来规划未来。所以，中产阶级的关键词是确定性[12]。

三、财富转移：劳动式微与中产下坠

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可分两个阶段进行观察：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年代。平均工资和不同收入组劳动者的收入大致以相同的速度快速增长，与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匹配（图3），劳动者真实收入大约翻了一番。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虽然很大，但并未进一步拉大。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速和劳动工资增速开始放缓，工资增速明显慢于劳动生产率和GDP增速，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停滞或下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据OECD统计，按2015年美元计算，美国年最低工资已经从1975年的19,237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的14,892美元，降幅达23%[13]。

按收入高低将劳动者分为5组，考察各组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收入增幅，以人均GDP增幅作参照系，发现前三个周期不同收入组的收入涨幅与人均GDP增幅基本一致，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增幅略高于高收入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除了2001-2007年，其它所有周期，高收入组收入增幅都是最高的，大多情况均超过人均GDP增速，收入最低的80%基本滞后于平均水平。这一特征延续到了后危机时代。

图3：经济周期与收入分配

数据来源：Price and Edwards，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交叉验证：第一，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从峰值时的80%下降到了70%，企业利润份额占比提升；第二，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占份额从1975年仅为10%提高到了22%，与一个世纪前“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水平相当（图4）[14]。其中，前0.5%更是从5%提高到了17%[15]，前10%与后90%平分秋色，各占50%。第三，由于财富是收入的积累，财富——物质财富和金融资产的价值减去其债务的价值——的集中度要远高于收入，大致是两倍。到2019年底，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份额超过了40%，比70年代的低位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Stone等，2020）。

图4：美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化及对比

所以说，美国梦只属于最富有的10%的人，而对余下的90%的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16]。如果从全球范围来考察，财富分配不均状况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乐施会（Oxfam）发布的报告《99%民众的经济》显示，2016年，全球排名前8位的男性富豪的财富总量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一般人的财富总量[17]。即使是对于最富的1%的人，财富的集中度也在提高。

与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系列变化：（1）工作弹性增强，换工作越来越普遍，“组织人”契约消失；（2）兼职劳动者人数快速增长，（3）劳动参与率下降，高龄人群劳动参与率上升；（4）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5）高技能（专家、工程师和管理）岗位数增加，中等技能（制造业、文书、行政和销售等）就业岗位大量消失，低技能就业岗位（家政、清洁等）有增有减；（6）一方面，大学学历越来越值钱，大学工资溢价在2000年时为47%，2016年升至50.6%的峰值[18]，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劳动者处于高层中产阶级[19]以上群体的比例从37%上升到了59%（Rose，2020），而另一方面，“学历冗余”现象越来越普遍（Autor，2019），高学历不对就业稳定的保障作用下降，这具体体现为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失业率的差距在缩小[20]；（7）移民持续涌入，非白种人劳动力数量（移民+生育，拉美裔为代表）快速增长；（8）工资、就业岗位和失业率等均呈现出显著的种族差异，白人占优，黑人仍是弱势群体；（9）工会权利受到限制，覆盖率持续下降，罢工次数、参与人数和因罢工导致的工作日损失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90年代初以来一直处于低位（Goodhart et al.,2020）；（10）作为结果，工资弹性和自然失业率持续下降；

图5：美国社会阶层的下坠

数据来源：Rose，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 博士后工作站

劳动市场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叠加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大幅下降，资本要素所有者的“抽租”能力显著增强（Stiglitz，2012）。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应的就是“消失的中产”。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占比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一小部分向上流动，大部分向下流动。社会自下而上的垂直流动性下降——脱离贫困向上流动的比率从43%下降到35%，下一代收入超过上一代的比例降至历史低位[21]，自上而下的垂直流动性提高——中层中产阶级的向下流动增加了一倍，从5%到11%（Rose，2020）。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债务杠杆率整体上在不断上升[22]，且内部呈现出富人储蓄和穷富负债的结构，即越贫穷，债务负担越重。在收入最低的20%的人中，有27%的人负债累累——债务支付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于40%，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该比例仅为1.8%。

在市场经济中，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过度的不平等会侵蚀社会凝聚力，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IMF，2017）。对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言，不平等是最具腐蚀性的，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精英政治的结果。通过政治渠道，精英阶层垄断了经济租金、缩小社会流动的道路、抵制征税，使得不平等恶化，最终破坏国家制度，同时引发不信任和怨恨（Goldstone and Turchin，2020）。

近半个世纪，美国劳动者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移民、技术和资本的替代而处于弱势地位。然而，特朗普却多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寄希望于右倾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从经济形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等角度去解决问题，也并未切实关照中产群体的诉求，如终止奥巴马医疗方案就会损害中产的利益。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各界一直呼吁联邦政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保护劳动者权利，政府也在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权利，但阶层分化与中产阶级塌陷的状况并未好转。这是拜登内阁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

四、新经济：垂直分工与“组织人”的终结

就业岗位与收入水平都是在企业组织中被决定的。所以，劳动市场微观结构和劳动契约形式的变化是观察美国贫富分化和阶层漂移的重要视角，这又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密切相关。关于技术进步导致贫富分化的结论性阐述较多，但从企业组织、劳动契约和管理层薪酬结构对次进行解释的论述并不多见，而实际上，美国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转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拉让尼克，2016）。拜登内阁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计划按照一般收入对资本利得征税（税率39.6%）[23]和限制股票回购等措施也是由此而引发的。

新兴的半导体产业的组织形式与传统产业迥异，这在融资结构、产业分工、劳动契约和薪酬结构上均有体现。在旧经济中，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白领是被终身雇佣的，而蓝领工人则通过工会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这被称为“组织人”（拉让尼克，2016），其典型特征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新教徒、男性、高中毕业后即接受大学教育，在职业生涯早期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沿着公司的等级阶梯擢升，在退休时获得约定给付的养老金（defined-benefit pension）和可观的医保福利。员工很注重就业的稳定性，对跳槽很忌讳，即使是临时工，也能通过工会集体谈判机制获得由公司提供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和全套医疗福利。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取决于内部的薪酬结构，而非高管市场，CEO与一般雇员的收入倍数基本在30以内（参考图6）。

新经济企业模式于60、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因互联网浪潮而加速扩散。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公司建立初期采用的就是新组织模式，旧经济的代表IBM、朗讯、摩托罗拉等也从90年代开始转型。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一般没有工会，这股风潮也是从硅谷刮起来的。以英特尔的戈登•摩尔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CEO查尔斯•斯波克（C. Sporck）为代表，多数企业主认为，工会的缺位有助于企业根据瞬息万变的创新和竞争压力聘用适合的人才。至2019年底，工会参与率已降至10.3%[24]。当然，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劳动力流动的增强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跳槽本身也成为高技术工人议价能力的体现。

第二，约定提存（Defined-contribut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划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养老金制度转变也是适应新经济组织形态的转变而诞生的。约定提存养老金是可转移的，设计上也更具弹性，更能匹配年轻员工的需求，但是，它无法提供约定给付养老金的安全性，养老金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和资本市场的表现。1985年，约定提存养老金资产占比仅为20%，至2007年已经提高至82%[25]；是否为工会会员是享受哪种养老金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工会会员享受约定给付养老金福利的比例更高。

第三，新经济部门还采用了与旧经济不同的组织形式，前者是垂直专业化分工（即价值链分工），而后者则是全流程生产。垂直分工的常见形式是外包，不仅包括制造、组装，还有服务，如测试、建档、货运等。它大致兴起于70年代，先是在美国国内，而后扩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内外（如日本）的竞争。创新依然是获取垄断优势的形式，但除此之外，形成产业联盟、专利的交叉授权和制定行业标准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在基础研究和专用技术开发上的投入开始下降，也更愿意雇佣年轻的、具有其他企业工作经验的员工。行业标准的形成和公司选址在地域上的集中为劳动力的流动奠定了基础。

70、8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汽车、消费电子、机床、钢铁和半导体等领域越来越受到日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研究者和企业家开始反思终身雇佣制。以IBM为例，它于80、90年代初开始转型，通过将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分别外包给英特尔和微软切入微电脑行业。90年代之前，“终身雇佣”、“零解雇”被IBM的管理层认为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线工人，都提供全套福利。转型之后，这一传统被打破。

企业组织和劳动契约的转变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70年代的“滞胀”促使美国政策调控思路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转变为拉弗式的供给侧政策，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是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1946年《就业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制定保障美国公民全面就业的经济政策。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的重心从单纯的就业转向同时兼顾生产率、通胀、联邦预算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2003年小布什时期的《就业和增长减税调解法》[26]与2017年特朗普的《增长与就业法案》都降低了资本利得或富裕阶层的税负。拜登政府需要做的，即使不是完全埋葬新自由主义，也会对其做较大修正。

五、金融化：股东价值最大化与资本市场的分配效应[27]

如果说金融（或资本市场）是美式资本主义成功的标本，那它同时也是美国贫富分化与阶级冲突的重要根源。时至今日，家庭、政府和公司均高度依赖资本市场，准确地说，是依赖股价的上涨。然而，不同阶层从资本市场获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家庭部门内部，也是富人收益，穷人受损。2004年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美国公司37%的股权，前20%人群拥有了80%股权（Allegretto，2006）。结合21世纪美股整体走势来看，资本市场加剧了美国的财富分化。

如果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公司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具体手段。扩招还是缩招员工、扩充还是缩减规模、外部融资还是内部融资等决定都企业管理层决定的。80、90年代，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指引下，“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公司治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市场在监督代理人行为上存在盲区，代理人（企业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委托人（股东）的利益可能不一致，而股票市场恰恰可以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职能，只要代理人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的。又由于股东是“剩余索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就是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直接结论就是，只要有助于抬升股价，经理人的行为就是合理的。裁员、股票回购和慷慨的职业经理人的股票期权计划都是情理之中的举动。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金融对创新和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但过度金融化的结果只能是财富转移效应大于财富创造效应。具体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股票期权[28]和股票回购。

第一，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壮大离不开直接融资——风险资本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模式从传统的依靠利润留成转变为依靠风险投资等外部股权融资（或债务融资）。一、二级市场形成了正反馈效应。正是看中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高估值，风险资本才愿意承担短期风险，这对于创新至关重要。

1957年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对于硅谷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至1985年，硅谷半导体企业共125家，其中32家创始人中至少有一名曾就职于仙童（“仙童之子”），还有35家创始人出身于“仙童之子”。仙童公司的建立和成功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美国风险资本虽然是源于洛克菲勒等传统企业，但却是伴随着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壮大的。风投企业与半导体企业的三波创业浪潮是同步的。1971年设立的纳斯达克和70年代的养老金制度改革[29]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股票市场是股权交易的场所，其流动性的提升会显著提升估值倍数。通过内幕信息和股票回购，企业决策对股价波动有显著影响，而管理层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股票期权。新经济企业不再明确承诺就业保障、技能培训和职业前景，不再靠工资和福利吸引人才，而是靠股票期权，这也是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强大动力。它不仅有助于规避惩罚性股息税，还能快速提高每股收益（EPS）[30]。由于高管薪酬往往与EPS直接挂钩，在期权价值之外，又间接提高了管理层的收入，可谓“一箭双雕”。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都偏爱于此。

20世纪30年代，股票期权的诞生主要是为了避税[31]，从8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创新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由于传统企业提供的是终身就业保障和可观的退休福利，如果没有足够高的预期报酬，创新企业很难吸引到人才。所以，股票期权就成了“杀手锏”，并逐渐成为行业惯例。从90年代开始，在美国CEO薪酬结构中，期权和股票的价值就超过了薪水[32]，这样一来，经理人就有足够的激励去推动股价上涨，常用的方法包括裁员，削减研发或固定资本投资，增加分红，用利润回购股票，或者是低成本发行企业债回购股票[33]等。关于标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调查表明，2000年峰值时，股票期权收入占比为49%。也因此，美国CEO与普通雇员的薪酬比例从80年代开始快速提升。1990年约70倍，互联网泡沫时期超过了400，仅微软就通过股票期权制造了上万名百万富翁（Harden，2003）。

图6：美国CEO与普通雇员薪酬比（1965-2016）

Source: Mishel and Schieder，2017，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第三，股票回购。从1984年开始，除了1991-1993年外，美国（境内）非金融企业股权净融资额均为负值，这说明，整体而言，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回购金额大于IPO（或增发）金额。以思科为例，2002年至2007年，其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是研发支出（270亿美元）的两倍，是其税收净利润的144%。这也被认为是此间股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拉让尼克，2016，p.201）。再以标普500成分股为例，在2007是回购峰值时，平均回购规模是派息规模的两倍（11.94亿美元和5.53亿美元）。2003-2012年，股票回购金额是资本支出的8倍。同期，前10大回购绝对金额排名中，有7家回购和分红支出大于其净收入。其中，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占了5家：微软、IBM、思科、惠普和英特尔[3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现象并未扭转，回购仍然是增量资金的最重要来源，2015年以来一直高于5000亿美元，2018和2019年达7000亿。不同之处在于，回购资金来源不只是企业的利润，还有债券融资。在量化宽松政策的驱动下，利率和风险溢价都降至低位。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资产管理规模、金融业利润、从业人员数量上，都能看出金融行业的野蛮生长过程。与之相反，制造业却在不断收缩。如果说金融的生产属性是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那美国的金融业已经脱离正轨。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投资率要低近50%[35]。与研发支出相比，上市公司用于股票回购与分红的资金更高。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集中体现在创造的“百万富翁”数量上，但这只是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从而会加剧贫富分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收入最高的0.01%的家庭（约15万）从余下家庭中转移了10%的财富，这是1945至1980年的3倍。在这0.01%的家庭中，约四分之一来自华尔街（Bogle，2011）。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与金融去管制的政策密切相关。以股票期权为例，50-60年代，工会对股票期权强烈不满。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国会于1964年立法施加了“资格限制”条款，将行权有效期从10年缩短至5年，禁售期从6个月延长至3年，且行权价必须等于市场价。1969年和1976年，国会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利得税，1976年《税收改革法案》规定，尚未取得股票期权的员工此后不再享受优惠。里根当选总统后，在供给学派的指导下，拉开了金融自由化和减税的浪潮。在全国风险投资协会等商业组织的推动下，国会于1981年恢复了股票期权资本利得税优惠，并且放松了资格限制和行权条件。此后，股权激励计划成为新经济企业经理人员的标配，并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和财富分化加剧的重要驱动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和企业界都在反思“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36]。因为它推动了代理人行为的短期化，忽略了对研发、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这些有助于持续繁荣的长期要素的投入，还刺激了金融市场的投机和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使经济发展长期动能明显不足。实践中，它变成了“大股东价值最大化”，严重扭曲了代理人行为和金融市场。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曾经是该主张的旗手，但在2009年，却谴责其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与之前的技术革命相比，信息技术革命在创造就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速上也明显不足。“到处都看得到电脑,就除了生产率统计数字外”[37]。实际上，直到本世纪初，信息技术革命才被统计数据捕捉到（戈登，2018）。

与股东价值最大化主张相反的是“利益攸关集团价值最大化”。它看重的是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公司与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益均沾的原则，这要求企业照顾到一般员工，而不仅仅是经理人福利，因为“以牺牲其他利益攸关者为代价，追求股东利益，最终会同时损害股东和利益攸关者利益”。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或金融与实体）的分配格局与农业社会并无不同——农民创造价值，但地主却攫取了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本市场越发达，收入分配效应就越明显。如何让资本市场回归理性繁荣，是美国政策当局必须解决的问题。

六、全球化：人才循环与后发国家产业升级“三重奏”

全球化与贫富分化有多种叙事，本节聚焦于劳动力的全球化及其对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一新叙事与前文中所述的新经济的垂直分工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驱动下的资本全球化又密不可分，也是美国政策当局关注离岸外包（offshoring）的背景。

从建国开始，美国就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移民有效缓解了该矛盾。从1783年到2017年，美国累计合法移民数量已经达到1亿人次，平均每年新增合法移民37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约0.4%（Bier，2018）。1842年，移民数量首次突破10万，此后进入快车道。南北战争之后、淘金热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前夕都经历了移民潮。19世纪末，纽约和芝加哥等北方城市的80%以上人口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至一战前夕，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5%[38]。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移民潮中断，但二战结束后，美国新增移民数量又不断攀升。1990年前后达到180万的峰值，本世纪初以来基本位于100-120万区间[39]，2019年为103万。由于移民大多属于资本或知识密集型的，所以他们对于美国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积极作用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有所体现。斯莱特将纺纱机带到了美国。贝尔在美国发明了电话，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技术……水力压裂法的发明者、页岩气之父乔治•米歇尔和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都是移民后裔。

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半导体产业进入高增长期，STEM[40]专业背景的人才短缺一直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难题。在行业协会的游说下，1965年《美国移民和入籍法》废除了移民限额，以帮助美国引进“特别有用”的人才。在1967年的4万多名技术移民中，工程师占比21%，是其中最大的类别。1990年《移民法》将劳工类移民签证（含家属）年度配额从5.4万扩大到14万。非移民工作签证（H-1B和L-1）也为美国输送了大量技术工人，其中，H-1B是高技术工作签证，基本上都是拥有学士学位以上的劳动者，专业分布上以计算机相关专业为主，其次是建筑、工程、测量和教育类。1998年《美国竞争和劳动力改善法》，将1999和2000财年H-1B首次签证的上限提高到19.5万份[41]。

与美国相反，从50年代开始，先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是印度和中国大陆，先后陷入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困境。1956-1972年，中国台湾赴海外留学的3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只有2,586名回到本土，占比不足10%，未归者中约60%是理工科背景。1953-1972年，韩国教育部接收到1万多名留学申请，毕业回国的比例也不足10%。从1974年到1988年，在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中，移民的比例从5.8%提升到了10.5%。印度和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主力军。2000年，中国就已经是排名第一，之后被印度反超，2009年以来，中国始终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两倍。在学科背景上，中国与印度有较大差别，中国以工程学为主，印度则是理工科。

移民的流入缓解了美国劳动力的短缺，但人才的回流也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原因是，只有美国能提供与其知识背景相匹配的就业岗位。人才流失国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韩国。6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2]，“进口”高技术就业岗位，大力培育本土高新企业；另一方面，投资高等教育，联合美国院校和科学家创办实验室，吸引留学生回国，培养本土人才。两者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推动韩国在半导体等信息技术产业上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并形成赶超之势。80年代末开始，韩国人才流失的现象就已经逆转。三星的故事就是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缩影，从创办自己的研发实验室和开展反向工程，到引领前沿创新，美籍韩裔留学生和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的案例中，FDI、政府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本土公司的创新发展战略奏响了一曲产业升级的“三重奏”。无论哪一方面，人才都是关键。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才、资本和就业岗位的大循环在不断的演进。60-80年代，人才从亚洲“四小虎”流向美国和美国的产业与就业机会流向“四小虎”并存，前者是求学和求职，后者看重的当地的廉价劳动力。80年代末以后，来自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留学生维持单方向流入美国的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开始双向流动，前期留学人员归国数量显著提升。如今，韩国的故事正在中国大陆上演。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生开始前往美国留学，至2000年，在美华人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6万。2007年之后，增速显著加快，至2017年开始放缓。留学生一般首选留在美国工作，回流率极低。至200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5年后仍在美国工作的留学生比例高达98%，2009年以后才降到90%以下（表2）[43]。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吸引FDI和加大人才引进的方式扭转人才流失的趋势。90年代初，外商直接投资加速进入中国，跨国公司的绝大多数雇员都是中国人。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人才回国，但收效甚微。

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逆转人才外流工作任务的优先级显著提升，由中央政治局委员L源C亲自主持。政府转变思路，分别于2008和2010年启动“QRJH”和“青年QRJH”项目（Zweig,2006）[44]。2009年之后，引进人才的配额下达到省市一级。始于80、90年代的人才流失问题开始好转，留学人才归国数量明显增加。当下，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不是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首要条件，廉价并且高质量的劳动力、广阔的本地消费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完备的基础设施都是竞争力源泉。中国本土培养和吸引海外人归国的内生力量会越来越强。

表2：持有科学与工程博士临时签证的外国学生拿到学位5年后仍留在美国的比例

如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才流失”难题，美国不仅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流失，本土工作岗位还面临着移民的竞争，同时，“人才回流”也是一项潜在挑战，不仅是研究与开发，更是产业层面的竞争。200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并没有终结互联网时代，而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以FAAMG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利润和股价屡创新高，但美国境内高新技术产业吸纳就业的人数开始下降，真实工资先下降，而后陷入停滞状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服务外包，也即劳动分工的全球化。（部分）劳动虽然不能引进来，但资本却可以走出去。从2001到2007年，IBM全球员工总数增加了21%，但其在美国的员工数却下降了17%。同期，英特尔全球员工增加了2%，美国却减少了15%；2002-2007年，惠普全球员工数增长了22%，但在美国却下降了21%；[45]微软、思科等公司海外雇员队伍扩张的速度也明显高于美国境内，导致美国员工和产值占比持续下降。

2003年底，英特尔CEO克雷格•贝瑞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公司仍将在硅谷继续出生并获得全球竞争力。它们只是不会在硅谷继续创造工作机会了。”这就是美国的困境，也是企业管理者的困境。如贝瑞特所说，作为CEO，他是为股东服务的，需要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也为工作的流失感到担忧，它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46]。

七、镀金时代1.0：进步主义的诞生与自由放任的终结

由史观之，垄断和贫富分化几乎总是伴随着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而出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的破裂，都是财富大转移，而且，无一例外是由下向上转移，劳动相对于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于熟练劳动力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在增量经济中，机会均等和共同富裕比较容易实现，例如在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广阔无垠的无主之地是普遍乐观主义精神的来源。一旦进入存量经济，就只会发生财富转移，经济问题引发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就会暴露。

“镀金时代”与自由放任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一词起源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Charles Warner）的同名小说《镀金时代》。该书的英文版首发于1873年，作者宣称：“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感兴趣的图谋，在梦想和图谋的指引下，他们不断取得社会意义上和金钱意义上的进步。”[47]。

镀金时代的美国，主导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的是“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崇尚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格林斯潘（2019）认为，当时的共识是：遵循市场规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富有；违背市场规律，不仅整个社会会变得更穷，而且有可能招致各种难看的后果。所以，由政府来设置最低工资是难以想象的，契约自由被认为是盎格鲁-萨克逊法律的核心精神。“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只需要一种稳健的货币和一份《权利法案》，自由市场能够帮人们实现其他所有愿望。”[48]稳健的货币法案由金本位制充当，政府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19世纪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美国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8%，除了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支出从未超过GDP的4%。1871年，美国联邦政府总雇员数仅为51,071人，其中，邮政工人36,696人，非邮政体系联邦政府公务员对普通民众的比例为1:2,853[49]。作为比较，2019年底，美国政府雇员数已经达到了2,100万，比制造业人数多800万。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也加速推进。至19世纪末，其工业总产值就已经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20世纪初，整体经济实力于超过英国，工业增加值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50]。如果说是英国引领了铁路革命，那美国便取得了后来居上的优势，并在发端于19世纪末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取得了领导者地位，在钢铁、石油、汽车和电力等代表性行业的基础性创新领域拔得头筹，也因此成就了一批伟大的企业和个人，如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然而，在那样的时代，单个人的成就越大，就越意味着为之付出代价的个人的数量就越多，社会就越不平等。

“进步时代”与自由放任的终结

一战前夕，欧美国家的财富分给不均的状况都达到了工业文明以来的峰值[51]。1890年，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54.8%的财富，1900年提升到了87%[52]，至一战前夕，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私人财富的92%[53]。所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村和城镇都出现了要求改变现状——垄断、腐败、歧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政治游行和大罢工，还兴起了一股“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思潮，持续近30年。波兰尼在《巨变》[54]中将其称为遏制市场体制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因为，当时主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将经济“脱嵌”于社会而存在，而波兰尼的观点是，只有将市场经济“嵌含”（embedded）于社会关系中，依托法律的权威，建立契约关系，才能免于毁灭。波兰尼的理论常被用来论证，积极有为的政府不可或缺。劳动相对于资本，工人相对于资本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政府运用民主的方式去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保障劳工权利。可以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与波兰尼的思想不谋而合。

在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进步主义带来了三个根本性变化：第一，重新审视民主，从杰斐逊式的个人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民主转变为威尔逊式的“新民主”——在个人权利、个人责任的基础上注入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维度。民主与自由不再是无关的，而是互为前提。第二，重新审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认为垄断和特殊利益集团挟持了政府，威胁了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此后，主流观念开始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后者意味着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具有做成想要做的事情的实质机会与能力；第三，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逐渐从古典主义的“有限政府”转变为罗斯福式的“新国家主义”，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积极有为的政府成为新共识。

进步主义运动被认为是美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起点，这又集中体现为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管理职能，现代国家的一项标志性制度——预算制度就是由1906年建立的纽约市政研究局推动的。具体而言，政府“有形之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保障劳动者权利，调节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19世纪末，劳动与资本的阶级对立已经将美国撕裂为“两个美国”，双方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1886年，美国共发生了14,000次工人罢工，牵涉11,562家企业和60多万名工人。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涉及15万人和27个州，使全国铁路网陷入瘫痪。在“大动荡时期”之前，政府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极力压制工人罢工和组建工会，但此后，工会集体谈判权和劳工运动取得了法律保障。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工会参与率显著提升。西奥多•罗斯福宣称，政府希望成为工业社会中两股最危险社会力量的调节者，一方是无视公众利益，一味追求财富的商人，另一方是容易受到嫉妒和愤怒等情绪刺激而发生暴乱的普通民众。他相信企业的力量，但也相信企业必须受到监管，这样才有助于社会利益最大化。

第二，反垄断，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巨人的时代”[55]。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产能。卡内基家族的产量超过了英国。摩根家族两次挽救美国政府于破产的边缘。美国逐渐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拓荒者”的居无定所转变为城镇定居。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美国需要从早期的拓荒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首先体现在铁路行业，它被认为是第一个打破自由放任主义魔咒的行业，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第一份关于允许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的判决就与铁路有关。铁路是当时最适合于长途运输的交通方式，由于规模较大，不得不于政治发生联系，一是协调不同州之间的利益，统一行业标准；二是与政府合作，政府提供土地，铁路公司建设全国交通网。为了打击竞争对手，铁路公司与政府的串谋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垄断资本和政治的腐败激起了民愤。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拉开了反垄断的序幕。1901年，罗斯福接替遭刺杀的麦金利任总统一职，之后便在铁路、石油、牛肉等行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垄断诉讼运动，还通过《赫伯恩法案》提高了政府在铁路行业的定价权。威尔逊时期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限制了企业董事会交叉任职的现象。

第三，调节收入分配，降低关税，永久性地开征个人所得税[56]和遗产税。自建国伊始，美国就奉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平均关税税率在30-40%，峰值时超过60%。一方面，从汉密尔顿时代开始，关税就被视为保护脆弱的制造业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关税也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1790-1860年，占比高达90%，1860-1913年，降至约50%。直到1913年开征个人所得税，关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才下降（欧文，2019）[57]。任何一种税种都会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产业角度老说，关税维护了北方制造业的利益，但损害了南方种植园的利益。从要素角度来说，关税有利于资本方，却不利于劳动阶层，他们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因为关税具有累退性。

政党的政策立场从来都是随着其代表的利益阶层的诉求而变化的。美国两党制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民主党大多数支持者来自于南方农业地区，那里生产用于出口的大宗作物，所以降低关税有助于他们开展国际贸易，民主党也因此一直主张低关税政策。共和党（与辉格党）代表的是北方工业地区，建国初期，美国尚无工业基础可言，发展本土工业必然面临海外的竞争（主要是英国），所以支持提高关税，共和党因此形成保护主义立场。大萧条之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贸易上的立场截然对立，所以，关税率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哪个政党掌权（包括白宫和国会）。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共和党长期掌权，保护主义也因此成为美国的长期政策立场。进步运动时期，关税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民主党开始联合农民与工人阶级一致反对高关税，主张征收具有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来调节收入分配，弥补税收损失。当时的观点认为，所得税将主要由富裕的资本家来支付，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抵制财阀政策的武器。”[58]1892年，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党（PopulistParty）在著名的奥马哈讲坛正式呼吁建立所得税。1893年，众议院民主党人提交所得税议案，但未通过最高法院的投票。在1912年选举中，民主党大获全胜，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所得税法案最终在1913年10月立法生效[59]。

第四，美联储诞生，国家信用取代黄金而成为美元价值的背书，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威尔逊总统的另一伟大遗产，于1913年12月23日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据此，1914年11月，全国建立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供应开始由美联储统一调节，这在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权到期后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近百年来，美联储的功过是非评判不一，但有共识的是，中央银行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已经是不可或缺了。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四个方面，进步主义运动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消除种族歧视，增加女性投票权等。从此，政府开始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前夕的30年被认为是进步时代，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施政主张仍然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色彩，因此有观点将罗斯福新政看作进步主义运动的延续，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护工人阶层的利益，也是新政的核心内容。

新政改变了国家、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联邦政府对企业监管的权力增强，维护劳工权利成为一项基本议程。《国家工业复兴法》提倡由联邦政府为特定行业规定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标准，赋予工人组成工会、组织罢工和的权利。《公平劳动标准法》正式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和其他基本保障，《国家劳动关系法》通过建立集体谈判权，使工会的形成合法化并赋予其权力。工会参与率在罗斯福任期内超过了30%，至今仍为美国历史的峰值（参考图4）。新政还通过创建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险重新定义了个人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法》为工人（及受抚养人）设立了失业保险和退休支持计划，这是联邦政府向全民提供一项永久性的、免费的福利[60]。格林斯潘将其称为美国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法案，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罗斯福不断赞扬大政府的好处，认为自由放任主义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政府管控社会经济事务的必要性大大提升。美国民众对大政府根深蒂固的偏见也逐渐消退。国家复兴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设立大大拓展了政府的边界，政府组织企业联合生产和制定制成品价格的权力增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开始成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这对于在经济萧条期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创造就业岗位都非常重要。可以说，进步时代的主张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路最为接近。虽然《通论》直到1936年才出版，但凯恩斯与罗斯福私交甚好，将罗斯福新政看作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并无不妥。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政府利用需求管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消除贫困，以及利用税收政策缩减贫富差距成为共识。在美国，二战结束后至6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均维持在91%的高位，60年代至里根1981年税改期间也维持在65%的高位。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思想在林登•约翰逊时期进一步彰显。受“伟大社会”（GreatSociety）的政治理想驱动，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环境保护、产品安全、公立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干预，在扩大公民权利和消除种族歧视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奥巴马能够当选总统，都应该归功于约翰逊。教师出身的约翰逊对于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61]的基础上添加了“第五种自由”——免于无知的自由，通过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案，以及针对学前教育的提前教育计划，美国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得以完善。法案还规定了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多方支持，如对学校的资金支持，对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的支持等。

约翰逊执政后期，宏观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反对大政府和福利社会的声音也越来越多。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让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夫人掌权是保守派的一次大逆袭。随后，里根在美国掌权开启了自由化的浪潮。新自由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在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收入差距再一次拉大，贫富分化问题再一次危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也不得不再一次成为政治议题的核心。拜登需带领美国将重回进步时代，缩小贫富差距，为中产阶级找回确定性，重建民主政治的经济和阶级基础。与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相比，拜登只会是殊途同归。“（拜登）明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处于罗斯福时刻（FDR moment），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市场失灵正摆在我们面前。”[62]

八、镀金时代2.0：拜登新政如何使中产崛起

政策是内生性的。对于民主制的美国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经济状况和选民的立场。只有提出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和满足选民诉求的施政纲领才能当选为总统，只有兑现了承诺才能赢得连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化，美国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已接近（或超过）一战前夕。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其不平等程度比之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有人发问：“我们是否生活在镀金时代2.0”。[63]

拜登的考题

全球化无疑是本轮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内因才是主因。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一种适应主义的思路，政策大体上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以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为主。正如皮凯蒂在其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开宗明义：“每个社会都必须论证其不平等的合法性：除非找到不平等的原因，否则整个政治和社会大厦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发展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目的是使已经存在的或人们认为应该存在的不平等合法化。从这些话语中产生了某些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则，然后人们用这些规则来理解周围的社会结构。话语的冲突--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冲突--产生了一种或多种主导性的叙事，这些叙事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制度。”（Piketty，2020）拜登政府需要做的，是用政策去引导，而不是适应全球化和金融化，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利益的合理分配。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案是从零和假设出发的，是一个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案。它在追求美国再次伟大的同时，对外让美国更加孤立，对内让美国更加分裂。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失业率屡创新低，制造业就业人数回升，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以内，对中国的逆差在2019年出现较大收缩。但是，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与所作所为让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及国际声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侵蚀。这是美国的软实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阶层的分化问题并未缓解，这又会进一步反馈到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层面。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才是美国出现“分裂”迹象的经济根源，这既表现为种族冲突，又表现为阶层和行业冲突。

民主党是要从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国。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认为，辅之以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新的贸易框架，全球化仍然可以造福美国。所以，拜登将其外交政策定位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

拜登团队中的进步派（左派）

美国大选中，候选总统在选择团队成员、制定施政纲领的同时也是在向选民发送信号。支持拜登的选民有几个显著特征：女性、非裔、拉丁裔或黑人、年轻、知识分子、收入分布的两极（年收入低于5万和高于10万美元群体）。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和就业、气候变化、医疗保健、新冠肺炎和种族歧视等。这些特征与拜登竞选团队、过渡团队或将来的白宫团队都有一定的匹配度。例如，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是美国首位黑人、女性总统。与特朗普团队不同的是，拜登团队更加年轻化；在政策主张上，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

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43岁，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巴马时期，先是担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幕僚长，后成为国务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政策规划主任。在克林顿卸任后，开始担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当下的美国，人们在谈到民主党的“左倾”时都会长吁一口气，认为这是被党内的进步派劫持了。但沙利文认为，这是对经济政策的重心左转的反应，抑或是选民正在拥抱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政府来缓解经济过度自由化带来的问题。

在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他认为，贸易协定是美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其条款会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产生影响。特朗普发现了部分问题，但却用错了解决方案[64]。过去的贸易协定并不完美，它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汇率操纵、网络经济间谍活动、国有企业和非关税壁垒伤害了美国劳工。但双边贸易协定只会带来“逐底竞争”（a race to the bottom），不会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且弊大于利。他甚至不认同全球化必然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和阶层空心化，而是将其归因于自里根总统以来的美国政策。所以，他建议民主党人要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汲取智慧[65]。

对于美国未来的贸易协定，他提出了四条原则：第一，规则。不仅应该建立公平、对等和保护劳动权利的全球多边贸易框架，还应建立起国际通行的税收、资本流动和企业兼并重组规则；第二，分配。权重从企业转向消费者、工人和中产阶级，从特定利益集团转向全美，不能过分地依赖和一味地适应企业诉求；第三，执行。建立第三方执行仲裁和执行机制（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性或显著提升），快速响应，迅速裁决，事先明确触发机制和处罚方案；第四，广角。贸易协定应被视为工人（或中产阶级）一篮子计划的组成部分，应服务于提高工资、福利、技能和增加就业等目标。可见，这些原则与拜登的“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是统一的。

拜登已经提名的经济顾问有多位进步主义者。劳工经济学家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将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她的研究重点是教育经济学，曾任奥巴马总统CEA委员。面对“大衰退”的经济环境，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0%，与当下拜登面对的环境有相似之处。劳斯在促进雇主增加雇工，以及寻找方法让工人投资于自己，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提出了大量建议。

尼拉•坦顿（Neera Tanden）将出任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她是民主党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Progress，CAP）的总裁兼CEO。CAP的目标是以进步价值观，推动美国在国内实现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上走上一条更有原则、更可持续的道路。坦顿曾是奥巴马-拜登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内政策主管，负责管理所有的国内政策提案。今年6月份，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66]，她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新的社会契约》的文章，完整阐述了她对于美国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契约的想法。她观察到，每隔约80年，美国就会遇到一次能够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危机，独立战争74年后是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南北战争后70年，美国处于“大萧条”的泥潭，罗斯福新政重塑了美国经济，重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87年后的今天，美国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需要另一场“新政”，重新思考个人、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重新承担起保护劳工的义务。其潜台词是，美国需要另一套“新政”（New Deal）。

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是拜登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劳动经济学家，坚定的进步主义者。他甚至认为，拜登是一位被忽视的“左派”，而非主流所认为的温和派。2009-2011年，他曾担任拜登副总统的经济顾问和首席经济学家、白宫中产阶级问题特别工作组执行主任，以坚定的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闻名。伯恩斯坦是的研究领域包括联邦和州的经济与财政政策、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就业和收入趋势、国际比较以及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分析，出版的多部专著——《重返充分就业:一份更好的工人阶级契约》、《美国工人阶层的现状》等——都是关于美国的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在《重返充分就业》这本书中，作者强调了充分就业对于最底层的30%或50%的劳动者至关重要，他们的真实工资水平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才会上涨，在非充分就业状态，他们的议价能力会大大下降，从而不能分享经济增长。

拜登经济顾问团队的另一位成员是希瑟·鲍施伊（Heather Boushey）。她是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主席兼CEO、美国进步中心[67]经济学家，曾担任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首席经济学家。她的研究领域为不平等、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在其新书《脱缰:不平等如何限制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68]中，鲍施伊认为，不平等从三个方面阻碍了增长——它阻碍了人才、思想和资本的供应，因为富裕家庭垄断了最好的教育和社会、经济机会；它还破坏了私人竞争和公共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强大的企业将竞争对手挤出了市场，使消费者付出了代价，压低了工资，阻碍了创新。从学校到交通基础设施，再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美国政府没有为实现美国梦的关键公共产品提供足够的资金；不平等还扭曲了消费者需求，因为停滞的工资和微薄的工作福利剥夺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并将经济推向金融不稳定。

再从拜登的幕僚团队来说，唐•格雷福斯[69]（Don Graves）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助理和拜登的顾问。作为拜登的巡回幕僚长和国内经济政策主管，他就一系列政策问题提供建议，其中包括为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拓宽通往中产阶级道路的途径。

此外，在众议院，进步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会进步党核心小组联合主席贾雅帕尔（P. Jayapal）认为，进步派推动了民主党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国家纲领转向左翼，帮助拜登提出了一个非常进步的议程，为他赢得了大量年轻人、黑人、棕色人种和移民选民的投票，助力民主党在许多关键州取得了胜利。拜登施政纲领中的“全民医保”、15美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等都是典型的进步派政策。

由此可知，无论是经济顾问、幕僚、内阁，还是国会，民主党进步派的影响力都在增强，其基础则是中产阶级的下沉和选民观念的左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进步主义运动。2020年，受“弗洛伊德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要求改变现状的选民再一次团结起来，将拜登送上了白宫，寄希望于民主党的进步方案，来提升自己的工资水平，保障劳动权利，推进医疗改革等。

拜登-桑德斯进步主义方案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是适应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的，那么拜登新政则需要适应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转型的需要。显然，这一转型已经远远滞后了，就像罗斯福新政也滞后于工业时代一样。拜登正处在新的“罗斯福时刻”，一个新的进步主义方案呼之欲出。

在竞争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党内提名时，进步派代表桑德斯曾一度被认为是拜登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这已经部分说明，进步派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虽然桑德斯最终并未获得提名，但在其退出选举时，与拜登组建了联合工作小组，出具了110页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分别从应对气候变化、改革刑事司法系统、实现包容式增长、投资教育、健全卫生保健和更新移民体系这六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桑德斯还被认为是新一届劳工部部长的候选人。

第一，应对气候危机，追求环境正义。报告建议，应立即采取行动，扭转特朗普政府在关键的气候和环境保护方面危险而具有破坏性的倒退，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开始与各国协商，寻求更高的绿色发展目标，使美国重新回到领导地位；报告明确提出，清洁能源行业的所有工作岗位都应该有加入工会的机会，民主党将恢复并保护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工作条件，还将通过增加以行业为基础的资格认证项目和注册学徒的机会，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输送渠道；要求所有合同都达到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现行的工资标准；支持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要求采购材料时购买美国生产的清洁产品；对符合一定劳动标准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扩大税收抵免。

第二，自上而下，彻底改革刑事司法系统，保障社区安宁。本部分内容的关切是种族歧视问题，也就是社会正义问题。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在押人员比例是最高的。每10万人中有716人在押，而北欧国家仅为65-75人[70]。总量数据背后，是种族的不平等。报告指出，每年有超过1000人被警察杀害，其中四分之一是黑人。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但却占监狱人数的33%。拉美裔占总人口的16%，却占监狱人数的23%。执法部门的行为明显增加了边缘种族群体的恐惧，这是不可接受的。这等于说，需要重申罗斯福提出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第三，建设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小组将经济、民主和美国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主张对外重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内强调发展的包容性，承诺与美国人民缔结一份新的社会和经济契约——一份投资于人民、促进共享繁荣的契约，而不是只让大公司和最富有的少数人受益的契约。

从具体内容看，这就是一份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制的契约：它承认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享受高质量、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认为住房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一项特权，并承诺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没有人会无家可归或挨饿；将提高工资，恢复工人组织、加入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确保妇女同工同酬；所有人享有带薪家庭休假；确保种族平；为所有人提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报告对医疗保健、制药等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提出了关切,认为这会提高消费价格,损害工人利益，将指示监管机构考虑企业兼并对劳动力市场、低收入人群和种族平等的潜在影响。如果监管机构发现企业利用其市场影响力从事反竞争活动，分拆将作为最后的手段。

报告提出，将改革税法，使之更加进步和公平。“我们的税收系统被大公司和他们的游说者操纵，被共和党政客们操纵，他们向最大的捐款人发放税收优惠，却让普通家庭苦苦挣扎。我们税收议程的一个指导原则是，最富有的美国人应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让投资者支付与工人相同的税率[71]，终结代价高昂且毫无成效的税收漏洞。2017年共和党减税方案大幅削减的公司税税率必须提高，‘供给侧’或‘涓滴式’减税方案必须被否决，遗产税也应该提高到历史标准。”

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政策是本部分的重要内容。报告认为，长期以来，全球贸易体系未能兑现对美国工人的承诺。太多的公司匆忙地将工作外包，太多的国家违背了做诚实和透明的合作伙伴的承诺。COVID-19大流行显示了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社交隔离和物资短缺给工人和消费者造成了混乱，使美国的公共卫生应对更具挑战。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未能兑现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与中国发起了一场没有获胜计划的贸易战。这给美国农民和工人制造了难以置信的困难。与之相反，民主党将奉行把工人放在首位的贸易政策，会在贸易协议的核心文本中就劳工、人权和环境方面的强有力和具有约束力的标准进行谈判，并非常强调执行。

民主党将取消那些促进制药生产外包和提高美国患者的药品价格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对那些操纵本国货币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不公平优势的国家采取行动；还将立即采取行动，修复特朗普总统不计后果的政策对美国农民造成的损害，与我们的盟友一道对抗中国，以最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将扩大对“美国制造”的支持，结束鼓励离岸外包的政策，转而加快包括医疗用品和药品在内的关键供应链的离岸外包。我们将投资于创新中心和政府项目，为小型制造商提供技术和商业专业知识，使他们能够增加收入和劳动力。

第四，在全美各地都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内容包括对公立教育系统的投资和增加对学生的支持力度，如让公立学院和大学免除家庭收入低于12.5万美元的学生的学费，这可以惠及美国的80%家庭；普及幼儿教育；支持在全美建设高质量的K-12学校；降低高等教育负担，促进机会均等；减免学生沉重的债务负担，拜登政府将努力批准为每个借贷者减免高达1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以帮助家庭度过这场危机，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有额外的支持计划。

第五，建立普遍、负担得起、高质量的卫生保健体系。民主党历来重视医疗保险、补助体系的建设，拜登及其团队本就是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缔造者。受此法案的保障，1亿多患有心脏病、哮喘等疾病的美国人不再受到保险公司的歧视，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保险负担。受本次疫情的影响，再加上拜登也是当年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先锋，本届美国政府将显著增加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目标是推动全民医保；向制药企业“宣战”，降低药品价格；降低卫生保健费用，提高卫生保健质量；扩大获得心理健康和药物使用治疗的机会；扩大对长期护理服务的支持；消除种族、性别和地理卫生不平等；加强和支持卫生保健队伍；支持卫生科学研究；

第六，建立21世纪的移民体系。民主党一贯对移民问题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认为这彰显出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优势，也是美国软实力的构成，也肯定了移民对于美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否定了这种想法，抛弃了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富有同情心和受欢迎的国家的价值观。特朗普政府没有追求一种明智、人道和负责任的方式来制定美国的移民政策，而是极端的无情、残忍和鲁莽，如强制拆散家庭、将孩子关进笼子，和驱逐退伍军人等行为。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政策让社区更加不安全，破坏了美国的经济，玷污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所以，报告声称，将立即终止特朗普政府的歧视性旅行和移民禁令，结束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抚平这些政策产生的伤害，优先起诉人口贩运者、走私者和其他从事严重犯罪的人，重新开启合法、公平、正义的移民程序。

针对以上每一点，报告都给出了明确的改革议程，明确阐述了其对于重建美国价值观、恢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回想进步时代的历程，这一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拜登任期可能成为美国政治频谱从右向左调整的一个关键时期，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说：拜登正准备埋葬新自由主义[72]。

当然，拜登的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党派在三权分立格局下的相对优势，以及政策主张的一致性。只有在一个政党完全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或者两党在政策主张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政策才能被贯彻。很显然，拜登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以军控协议——《核不扩散条约》为例，它曾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里根总统时期两党的共同目标，而在今天的美国国会，只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在2010年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Treaty）[73]，支持该协议的另外11名共和党参议员和15名民主党参议员已被共和党参议员取代，这些参议员不太可能支持在今后批准一项军控条约[74]。

九、不平等的极限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制度的国家能容忍的不平等的极限是不一样的。基尼系数常被用来衡量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但却常被误用。使用基尼系数的绝对数值，无论是不同国家间的横截面比较，还是同一国家在时间序列维度的比较，都可能得到关于“有效不平等”的有误导性的结论（沙伊德尔，2019）。

基尼系数分布在0到1之间，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假设一个场景，某个部落共有100人，每个人都挣扎在“最低生活标准”求生存。这是一个绝对平均的场景，而且是一种可能的稳态，任何人高于最低生活标准，都意味着有些人会低于这个标准而不得不面临死亡的威胁，社会呈收缩状，直至消失。虽然这是个假设的场景，但却最能描述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的人均GDP提高到了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部落首领可以从另外99人中榨取的最大剩余价值为4.95，独占6倍的GDP。这时，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部落首领）占据全部落收入的5.7%，基尼系数为0.047。以此类推，当部落的人均GDP达到最低标准的两倍时，部落首领榨取的最大剩余价值为99，占据总收入的50.5%，基尼系数约为0.495……人均GDP 5倍于最低标准时，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约为0.8。

以基尼系数（最大可能的不平等程度）为纵轴，以最低标准的倍数为横轴，可画出一条“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沙伊德尔，2019）。随着社会的发展，最低生活标准会随之提高，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会下移。实际基尼系数与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的比值叫“榨取率”它衡量的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平等。理论上，榨取率的最大值为100%，表示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峰值。从相对意义上来说，这是否意味着，虽然美国与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都约等于0.46，但由于美国的人均GDP高于中国，其收入分配也相对更加平均？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美国的最低生活标准与中国不一样。而且，如果考虑到美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情况会更加复杂。本质上来说，基尼系数衡量的是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张力。那么，美国不平等的极限在哪里？

研究收入分配的知名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 Milanovic)给出的答案是0.55-0.6之间[75]，与巴西齐平，看似离极限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米兰诺维奇同时也强调，真正的上限是无法观测的，它很可能就在美国现在所处的位置附近，因为还没有哪个现代富裕国家[76]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像今天的美国这么高。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5是非常危险的。

资料来源：沙伊德尔，2019，p.374-379

基于对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不平等历史的考察，沙伊德尔认为，暴力性冲击是矫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可将其概括为“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案例。“工业时代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等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张、工会化、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黑死病等都实现了“大压缩”。一方面，暴力性冲击会“公平地”消灭所有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存亡面前，尤其是在人类公敌——病菌面前，全社会空前团结，一些曾经看似激进的方案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其将注意力放在暴力冲击本身，不如放在它带来的变革上。当下的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层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团结两党意志，将他的进步主义新政推进下去，将决定美国向何处去。一个有利的条件是，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将在多方面凝聚两党共识，如产业链对于国家安全和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等。后新冠时代，医疗产业链和社会保障体系或取得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军工产业的地位，民主党必然借此大做文章，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病毒更能凝聚两党共识了。而且，与病毒的战争正好是选民认为的优先级最高的事项。

历史一再证明，不平等是有极限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莱纳特，2013）。

十、结束语

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望边际改善，更重要的是可预见性提高。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方面的摩擦有望缓和，短期内美国会考虑取消关税，重新判断贸易协议；中长期则主张通过新建规则来制约中国，中美博弈将进入长期的、基于规则的和较为可控的状态。但拜登也会力主形成一个针对性更强的西方统一战线联盟，中长期制约中国的技术升级和构想中的新一代全球化进程。因此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在意识形态、人权和地缘政治领域的摩擦可能会升级。

下一个四年的美国对中国的基调可以概括为：第一，竞争仍是主旋律。在地缘政治、人权、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美国或将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尤其是在新一代科技与创新的主导权上，要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但会是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第二，在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和疫情防控上与中国加强合作。第三，合纵连横，重建西方国家联盟，凭借其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经济体量，重塑环境、劳工、贸易、技术以及国有企业等规则；第四，拜登政府会重新考虑加入特朗普执政期间退出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重回世界领导地位的着力点，美国需要通过多边机构来重塑规则。

美国的矛盾主要在国内，拜登新政也是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方案。所以，中美博弈的长期性不仅不会因为拜登的上台而改变，反而变得更加确定。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有所提升，毕竟美国很有可能会联合欧盟和亚太周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压。中美未来的竞合格局，取决于各自内循环的效率和外循环的张力——建“朋友圈”的能力。

时至今日，中国有能力“以我为主”制定发展战略，而不再取决于美国政治。中美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谁把能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来自内部，仅就贫富分化问题来看，中国的形势并不比美国乐观。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约20%，但中国与美国2019年的收入基尼系数都约等于0.46，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3]。

注释：

[1] W. Churchill, 1925. WSC to Sir Otto Niemeyer, Churchill College,Cambridge, CHAR 18/12A-B.

[2] Hays & Ivanovich,2008.转引自拉让尼克，2016，p.214.

[3]转引自沙伊德尔，2019，p. IV.

[4]高工资阶层就业率早在5月份就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数据来自opportunity insight，economic tracker。

[5]社交隔离措施主要包括：针对公众集会、学校停课、限制餐馆经营、关闭非必要企业、居家等提出建议和限制。

[6] Turchin P, Korotayev A,2020. The 2010 structural-demographicforecast for the 2010–2020 decade: A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PLoS ONE 15(8):e0237458.

[7] Turchin，2010，Politicalinstability may be a contributor in the coming decade，Nature，463, p. 608.

[8] Goldstone & Turchin，2020，Welcome To The “Turbulent Twenties”，NOEMAN.

[9]故事转引自Jake Sullivan，2018.https://democracyjournal.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

[10]奥巴马医改后，有是联邦补贴，但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后，补贴或将消失。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的程序还未通过国会最终审议，拜登上台后或废止该流程。

[11]休假的权利和能力是中产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谷歌消费者调查发现，2014年，42%的美国成年人一天都没休过假。

[12] Rolf D.,2020. Shared Security, Shared Growth, Democracy Journal.

[13]数据引用自马祖卡托，2020, p.102.

[14]不同数据源略有差别。

[15]数据引用自Stone等，2020.

[16]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当前已经下降到了72%，与大萧条时期的低点齐平。

[17]数据引用自马祖卡托，2020, p.102.

[18]数据引用自Gould，2019.

[19]在皮尤调查中，社会阶层被划分为五种：下层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中层）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上层阶级。

[20]数据来源于《去职工人调查》，转引自拉让尼克，2016，p.10.

[21]也有观点认为，中产阶级占比的下降只是因为部分人变得富裕了（Lincicome，2020）。

[22]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轮去杠杆。

[23]收入100万以上人群。

[24]数据来自美国BLS Union Members-2019年报。

[25]数据转引自拉让尼克，2016，p.103.

[26]股利所得税从38.6%降至15%，资本利得税降从20%降至15%。

[27]主要指资本市场。

[28]前文已作说明，本节不再赘述。

[29] 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拓宽了养老金的投资范围；1979年7月，美国劳工部认定养老金不仅可以投资于已上市的股票和高等级债券，而且也可以投资于某些投机性资产。之后，养老金大量流入风险投资基金（拉让尼克，2016，p.65）。

[30]因为流通股数量减少。

[31]股票期权的收益适用于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为25%。薪资收入需缴纳个人所得税，50年代个税最高等级为91%。

[32]数据转引自马祖卡托，2020，p.151（图6-2）。

[33]这是2008年之后常见的操作方式。

[34]数据引用自马祖卡托，2020，p.139.

[35]数据引自马祖卡托，2020，p.154.

[36]拉让尼克，2016；马祖卡托，2020等。

[37] Solow，1987.We’d Better Watch Out, The NewYork Times, July 22.

[38]数据引用自格林斯潘，2019，《繁荣与衰退》，p65.

[39]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在数据上也有体现，2016年是118万，2019年降至103万。

[40]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41] 2003年10月1日后，又恢复到6.5万。

[42]来自日本的竞争和美国的关税政策都是美国进行海外转移的驱动力。美国关税表的806.30和807税则号允许美国出口用于海外组装的货物在组装完成后再进口美国时只对海外增值部分征税。

[43]数据引自Zweig,2006

[44]

[45]数据来自公司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报告，转引自拉让尼克，2016，p.134.

[46]转引自拉让尼克，2016，p.171.

[47]引用自格林斯潘，2019，p.145.

[48]引用自格林斯潘，2019，p.137.

[49]引用自格林斯潘，2019，p.135.

[50]马骏、刘亚平，2010，p.1.

[51]数据可参考皮凯蒂，2014，p.359.

[52]马骏、刘亚平，2010，p.27。即使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不平等加剧，2019年的数据也仅为35%（数据引用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

[53]数据引用自沙伊德尔，2019，p. V.2019年的数据为70%（数据引用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

[54]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也有中译本将其翻译为《大转型》。

[55]格林斯潘，2019，《繁荣与衰退》，第四章：商业巨人的时代。

[56]南北战争时期曾征收过临时性个人所得税。

[57]大萧条时期，美国回归保护主义，关税收入占比又提高到了60%。

[58] C. H. Jones，转引自普拉萨德，2019，p.174.

[59]即美国宪法第16条修正案，“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所得征税，而不需在各州之间按比例课征，也不需要考虑人口普查或调查的数据”。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为1%，免征额为3000美元，500,000万美元以上再征收6%的附加税。初期，征收比例很低，约为1%，1913年只有35.8万人缴了个人所得税，平均纳税额78美元。（参考陈京萍、陈宇，2017，p.43-44）

[60]罗斯福还通过工资税的形式，创建了一种由政府提供，私人享有的固定收益机制，即现在通行的个人退休计划。

[61]即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62] Saahil Desai，2020. Joe Biden’s Man on theLeft，the Atlantic，October 29.

[63] O'DONNELL，Are We Living in the Gilded Age2.0 ? History， JAN 31, 2019.

[64] Sullivan，2018. Trump Is Partly Right AboutOur Trade Deals. He’s Wrong About How to Fix Them，Politico，March 15.

[65] Sullivan，2018. The New Old Democrats，Democracy Journal，JUNE 20.

[66]低收入、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更易受到冲击，死亡率更高。

[67]这是民主党的智囊机构，目标是以进步价值观，以推动美国在国际上走上一条更有原则、更可持续的道路为己任。

[68] Boushey，2019. Unbound: How Economic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69]尚处于候选名单之中。

[70]数据引自萨克斯:《重塑美国经济》，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p.156.

[71]拜登的税改方案规定：对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取得的长期资本利将按照普通收入所得税税率征税（最高至39.6%）。对于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增设28%的分项扣除上限，这意味着收入超过阈值且税率高于28%的纳税人将面临有限的逐项扣除。

[72] JAMES TRAUB，Biden Is Getting Ready to BuryNeoliberalism，Foreign Policy，AUG27, 2020.

[73]即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

[74] MIEKE EOYANG. Reengaging With the World，Democracy Journal, WINTER, NO. 59，2020

[75] Milanovic. 2015. A note on “maximum” US inequality. Global inequality December 19,http://glineq.blogspot.com/2015/12/a-note-on-maximum-us-inequality.html?m=1.

[76]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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