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再论科学革命的起源（赠书）

文一 Global Macro Strategy

推荐语：

创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缘起于对经济增长和中美关系的关注。经济实力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的基础。长周期问题——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大国博弈——只能从创新中寻找答案。

技术进步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动能。任何国家的起飞都需要解释技术进步从何而来。对于技术前沿国而言，主要靠的是原始创新，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主要靠的是先发国家技术的扩散，要想实现赶超，必须从学习型创新变为原创。无论是中国，还是东亚、拉美国家，技术的收敛都是GDP收敛的重要解释，也是能否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成功案例如日本、韩国，失败案例如阿根廷、墨西哥，都能在此框架下得到解释。

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各自的共性与不同，这又可以从制度层面来解释。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在问：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推动创新。根据已有研究，政治经济体制的共性是一个后发经济体能否从持续追赶先发国家的重要解释变量。

追赶不应该总量，而应该看人均水平。人均GDP或者劳动生产率（或TFP）的差异，可以用来度量技术水平的差异。前者也是后者的结果。如此看来，我们与技术前沿还有很大距离，这也是现实。改革红利空间还有很大，关键就看怎么改了。我们不是必须遵循历史成功经验，但如何、以及能否殊途同归，还是得向历史要答案。推荐文一老师新作《科学革命的密码》，从千年史中找答案。

赠书规则：文一老师赠送读者3本签名书。欢迎在文后留言，获赞数量排名前三的读者即可获赠《科学革命的密码》。截止时间：12月24日20:00.

本文摘自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

本书通过一个独特视角切入、剖析西方近代史，以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思想家对“李约瑟之谜”的经典解释，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言下之意是“科学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会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而且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一场以牛顿力学和拉瓦锡化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

西方传统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寻找西方文明独特的“自由、民主”制度基因。但无论是韦伯强调的法治精神还是诺斯强调的产权与契约精神，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非原因。

正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所说：“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我们认识到纯粹的封建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己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那么，是什么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

既然封建社会包含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胚芽，那为什么这个胚芽没有在东方破土而出？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气候条件”让资本主义胚芽在欧洲茁壮成长呢？

一旦我们意识到欧洲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都毫无例外是一部遵循丛林法则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精辟指出的：“战争制造资本主义。”也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书中所揭露的，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即用战争攫取商业利润，再以商业利润支付战争这样一种循环扩张模式。而服务于这一扩张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金融、财政、司法制度，也都是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所刺激和倒逼的产物。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今天不等于它的昨天。不能把它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比如法治、民主、大工业与福利社会）当成它萌芽的原因和先决条件。

因此阅读本书需要思考以下相关问题：（1）如果资本主义的昨天十分邪恶和丑陋，今天的西方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2）如果发展资本主义的代价十分巨大，西方是否还有理由和底气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3）如果发展中国家只有用西方当年的战争与掠夺模式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今天的西方国家有权阻拦吗？（4）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来开启和完成自己的科技与工业革命？

人们通常提及的“西方文明”，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准确的地理和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的集合。而这两个文明在时空关系上极为不同，却被流行历史观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古地中海文明”泛指最早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类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文明（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个“古地中海文明”体系，是由肤色较深、头发偏黑、个子较矮的南高加索人种创造的（古希腊人并非今天的白种人）。而“近代欧洲文明”是由北高加索人（以阿尔匹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在古希腊、古罗马灭亡后发展出来的，他们与创造古地中海文明的南高加索人属于不同人种。北高加索人（白人）代表的“近代欧洲文明”，也可以统称为“基督教文明”，虽然基督教本身也发源于中东地区，之后才传入欧洲。

但是，正如接受了佛教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中国人不能自喻为古印度文明的后裔和天然继承者一样，接受了基督教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北欧人也不能自喻为古地中海文明的后裔和天然继承者。其实阿拉伯文明对古地中海文明的继承关系胜过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人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覆盖过整个地中海海域。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代表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是在后来才覆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曾经拥有过的地域。但这不意味着代表近代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北高加索人，是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后裔与继承者。他们如果这样认为，便与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南高加索人）宣称自己是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后裔与继承者一样大言不惭。况且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西方文明，在其萌芽过程中从东方文明（阿拉伯、中国、印度）所直接吸收的养料，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它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所吸收的养料。

因此本书讨论的“西方文明”，是指近代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所谓“西方崛起之谜”，是指以西欧白人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基督教世界崛起之谜”。这是为什么本书将中世纪末期的十字军东征，看成近代基督教西方文明真正开始崛起的起跑线。不过，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灭亡，为了不必要的冗长定语，本书姑且沿袭流行的错误概念，将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统称为“西方文明”。所幸的是，由于本书探讨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谜，而非古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谜，这一概念混淆并无大碍。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而没有任何社会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后造成经常性大规模国破家亡的最大原因就是绵延500年的热兵器战争。

本书勾画的历史主线是，延续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11—13世纪），在破坏了丝绸之路的阿拉伯贸易网络并扫清了整个欧洲通往东地中海贸易枢纽的“路障”以后，由于火药的传入和基于火器的热兵器战争，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的野火，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一个政权的生存能力，由于火药—火炮大规模战争的引入，完全取决于它的运行效率：无论是行政管理效率、战争动员效率、武器研发效率，还是经济效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最初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然后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和全球殖民竞赛，扩展到西欧和北欧。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之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包括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同理，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引爆了工业革命。

这是一条社会动力学演化之路。这个社会动力学的历史视角，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一条历史的因果链，即火药传入欧洲以后引发的热兵器战争，最终导致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和规模化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内几百年的激烈军备竞赛，又导致了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的长期投资并形成强大的“战争需求”拉动力量，从而不仅促成了伐木、采煤、炼铁、冶金等工业的迅猛发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促成了“炮弹力学”与“火药化学”这两场科学革命的爆发—就像20世纪的计算机、互联网与航天科学的突飞猛进，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太空与核武”军备竞赛与地缘政治争霸的产物一样。

本书揭示，大家熟悉的20世纪冷战期间的激励军备竞赛模式，其雏形早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诞生和萌芽了。而爆发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不过是欧洲这场延续发育好几百年的跨国军备竞赛的自然产物与硕果。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流行“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出现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将在书中进行较为系统的质疑和反驳，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因为自古就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那样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和吸收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论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论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目前为止“西方中心论”解释科学革命较为客观公正的“非西方中心论”视角。不过爱因斯坦这个观点所提供的理由仍然很不充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虽然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但与古希腊数学无关。况且物理学巨匠牛顿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一事无成、铩羽而归，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徒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极其先进的数学工具。而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而且比牛顿的经典力学革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 · 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铁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别的力量，比如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何时何地按何种路径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而且问题在于，虽然培根提出了系统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论，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反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和他的前辈（比如塔塔格利亚）这些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们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企图用数学与实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再次，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

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文献。答案也不在于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的观点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气候变化、繁衍生息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以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往那里去？”诸如此类的人生哲学问题。当面对如此多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与伦理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关注两个不同大小的铁球如何在斜面滚动，或从高空下坠时的加速度问题。即便是矿物学家和炼金术士，也只关注岩石的性质、成色和纹

路，而不是它们从高空下落时的运动力学问题。

但是伽利略这位卓越的自然哲学家和天主教徒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以便从中获得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突破。为什么？

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文艺复兴时代。

事实上，伽利略在其经典名著《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第一页就开宗明义昭示了“科学革命”的“战争密码”：“……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厂里进行的经常性活动，特别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对好学的人提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生性好奇的我，常常访问这些地方，纯粹是为了观察那部分人的工作而带来的愉悦。”

伽利略创立的这两门“新科学”，一门是材料力学—它是基于威尼斯兵工厂军舰设计上几十门重炮对船体结构和建筑材料的受力情况所进行的静力学几何原理分析，另一门是铁球的运动力学—它是基于炮弹飞行的抛物线轨迹在惯性作用下的匀速运动和重力作用下的匀加速运动所进行的数学分析。伽利略通过在威尼斯兵工厂大量实验，为这两门新科学奠定了数学基础。他因此成为最早把严格的数学分析与物理学结合的第一人，成为经典力学革命之父。他系统地借鉴了他那个时代的阿拉伯—古希腊数学知识去解决战争中遇到的物理学问题，并发现和论证了新的物理学定律，即炮弹飞行的惯性定律和炮弹自由落体的匀加速定律，从而打开了通向现代精密物理科学和变量数学分析的大门。而且伽利略这本经典名著，除了感谢威尼斯兵工厂的大量长期支撑和协助外，是专门题献给他科研活动的赞助人—陆军元帅、总司令、鲁埃格地方长官诺阿耶伯爵的。

可见，如果没有火药传入并点燃战火纷飞的欧洲，伽利略不会去思考装载几十门沉重火炮的战舰受力（静力学）问题，更别说炮弹飞行的弹道学与动力学问题；

拉瓦锡也不会去思考火药燃烧和爆炸背后的化学机制问题；从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那为什么科学革命却没有爆发在火药的发源地—中国？而且历史上各国各族都打仗，为什么偏偏是欧洲人发明了“数、理、化”？

答案并不单单是古希腊数学知识的缺乏—因为拉瓦锡的化学革命不需要古希腊数学；也并不是实验归纳方法的缺乏—因为中医理论、中药配方、针灸原理、《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都体现了实验归纳法在古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系统应用；相反，实验方法论鼻祖培根通过采用系统性罗列现象来找出背后原因的归纳法，不仅自己在科学发现上毫无建树、一事无成，而且这种方法论的哲学表述也是由阿拉伯传入的。

因此问题的根本答案，是中国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和围绕这种新型战争而展开的“国家竞争体系”的缺乏—只有处在这样一种高烈度、高强度、高频率的热兵器战争和国家竞争体系中，才能激发出社会精英和国家力量对数学、物理、炼金术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巨大渴望、需求、扶持和投入：因为精确描述炮弹的变速轨迹，需要代数和平面几何；全面理解火药爆炸和物质燃烧的机理，需要非常丰富的炼金术知识和大量耗时、耗钱、耗人工的化学实验，需要国家扶持的专门实验室（与今天见到的大规模化学实验室诸如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没有本质不同）。这是为什么企图统一欧洲的路易十四国王早在17世纪初斥巨资成立法国科学院的原因，和为什么路易十五国王斥巨资成立“法国火药局”“拉瓦锡国家实验室”和巴黎高等军事学院的原因。中国明朝和清朝都没有这样做，所以在科技上落后了；然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这样做了，因此赶上了欧洲列强。

任何文明都具有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的能力；一旦社会需要，就会向别的文明学习和借鉴。正如中国古人不怕千难万险前往“西天”取经，也正如意大利人不怕千辛万苦将阿拉伯数学翻译成拉丁文一样。既然所有文明都具备向别的文明学习的拿来主义精神，中华文明也就不需要自己独立发明佛教或古希腊数学—当年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通过丝绸之路向阿拉伯文明学习、引进更加先进的数学。可中国早期历史上向西方学习和从事文化交流的社会精英，比如张骞、玄奘、班超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大师们，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难道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造成的思想束缚或缺乏“学术自由”的缘故？或难道是因为中国人特别不擅长数学思维，以至于根本没有能力吸收西方的数学？

问题的实质恰好在于，出产《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对“变速运动中的炮弹轨迹”进行精确数学描述的社会需求，没有产生对火药及其相关化学成分实行规模化大生产和集中研发的需求。而近代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的屈辱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才终于激发出了这种意识和需求，因此才提出用精密科学—“赛先生”—拯救中国的口号。因此中国的国家力量才开始筹建兵工厂、西南联大、军事学院、科学院，并公派大批留学生赴日、赴欧、赴美学习数学和科学，与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派学生去意大利拜访伽利略一样。

其实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日本入、埃及人和印度人，并不太追问自己的祖先为什么没有发明古希腊数学（错把古希腊人当成自己的祖先又另当别论），也没有因此而妄自菲薄自己的文化传统。今天的中国人喜欢朝自己的老祖宗追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对科学与数学的巨大社会需求—因为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密切关系。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也是在尝够了炮弹的滋味以后才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否则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便不会强烈呼吁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达 · 芬奇和伽利略也不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工程技术和数学了（详见第三章和第六章）。

既然达 · 芬奇和伽利略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是从阿拉伯引进的，因而中华文明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其他古老文明拥有的东西（比如欧氏几何）都通通发明、包办了，才能发展出科学。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先发明了欧氏几何，而是谁先产生了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社会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发明火药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

明治维新以后才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海军与炮兵学院的日本（数学、物理是其基本课程），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因为自己祖上没有发明平面几何，就大肆惋惜或者否定自己的文明。拜占庭人坐在古希腊数学和哲学的故纸堆里上千年，不是也没有发展出牛顿力学和拉瓦锡化学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过时，因此远远比不上基于“火药—火炮”的热兵器战争对科技进步的刺激与推动作用来得大。近代火药—火炮与古代弓箭的差别，相当于今天的核弹—反导技术与当年的火炮—城堡技术的差别。

而火药与火炮技术是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传入欧洲的。恰好是火器的传入，使得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和文艺复兴以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能够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变革，把与火药和火炮相关的制造技术和物理化学原理推向极致，从而爆发一场“军事革命”和“科学革命”，为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的欧洲国家，赢得一场远比“春秋战国”时代还要惨烈百倍的国家暴力竞赛和军备竞赛，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与推力。正如生物进化史上亿万年的生存竞争，造成了物种演化、智人的横空出世一样，在近代的欧洲历史舞台上，以热兵器为基础的国与国竞争，导致了掌握乾坤翻覆的“上帝之手”—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和拉瓦锡化学体系—的诞生。

基础科学与艺术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性质，需要国家力量有意识地投入并为其创造平台—包括类似科举制度和科学院体制在内的科学人才吸纳机制，以及政府采购、军工产业政策和一系列崇尚征服大自然的意识形态的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是这种“政府赞助”活动刺激的产物（详见第三章）；法国和英国16—17世纪的煤炭革命也是这种“政府采购”活动刺激的产物（详见第五章）；伽利略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威尼斯兵工厂这个试验基地和酷爱战争的罗马教皇、意大利宫廷和欧洲贵族的长期赞助（详见第六章）。这是为什么哪怕苏联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所谓“民主、自由、法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言，但是因为有斯大林国家意志的投入，苏联时期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不仅超越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期，而且超越同时代的自由欧洲，与同时代的超级大国美国并驾齐驱。

本书分析框架所采用的“国家竞争体系”概念，借鉴了以下参考文献：经济史学家埃里克 · 琼斯（Eric L Jones）在1981年的《欧洲奇迹》中首先提出了欧洲“国家体系”这一概念。按照这个理念，虽然欧洲分裂成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的成本是巨大的—它们包括几乎不间断的战争、贸易保护主义航海条例、撕毁协议和其他协作失灵；但是从长远来看，当时国家间竞争的收益可能远大于其代价，尤其是当欧洲以外的国家作为殖民地还没有觉醒并有能力加入这场血腥竞赛中来的时候。查尔斯 · 蒂利（Charles Tilly，1992）在其名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中，用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频繁战争解释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央财政制度的兴起。杰弗里 · 帕克和他关于欧洲“军事革命”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战争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促进军事技术改进的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国家财政体系的现代化。保罗 ·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也强调了欧洲的分裂状态有利于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贾雷德 ·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也体现了类似观点。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从丹药到枪炮》和菲利浦 · 霍夫曼的《为什么欧洲能够征服世界？》也都继承了琼斯、蒂利、帕克等人的思想，认为中世纪后期到近现代欧洲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是欧洲比中国更加频繁的战争和激烈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将欧洲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能力不断提高，从而可以征服世界。

但是为什么频繁的战争和欧洲国家竞争体系必定朝着科学革命的方向演化？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和拉瓦锡的化学理论与火药和炮弹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逻辑联系？琼斯、蒂利、肯尼迪、帕克、霍夫曼、欧阳泰和“军事革命”理论的支持者们，包括主张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莫基尔（Joel Mokyr）都没有给出解释，或者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本书将沿着琼斯、蒂利、肯尼迪和“军事革命”理论家们开创的思路，拓展他们的理论，首先通过对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重新剖析，揭示它们的战争资本主义属性，以及欧洲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的产生；然后通过“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下的军备竞赛，在“国家竞争体系”这个框架内解释科学革命的爆发，解释它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私有产权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也是受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推动和倒逼出来的。

同理，贾雷德 ·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的，欧洲自古以来就因为不利地理条件而四分五裂，和中国自古以来就因为有利地理条件高度统一的观点，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欧洲的崛起和它对中华文明的超越，只是近代500年才发生的事情，而不是2 000多年前或更久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欧洲和中国的地理条件在过去几万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化过。被戴蒙德的深刻洞见所忽视的欧洲近代崛起背后的社会动力和战争逻辑，恰好是本书分析的内容。

采纳“国家竞争体系”这个概念框架，而不是韦伯和诺斯的文化与制度决定论，也可以帮助一大批“反西方中心论”学者解脱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即如何在充分承认东方文明对近代西方崛起不可或缺的贡献，以及中国的商品生产与交换能力直到19世纪初仍然大大领先于欧洲这一历史事实时，同时解释近代欧洲为什么有能力实现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反超和碾压，尤其是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

一瓣公益

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发起的一个公益活动。每篇文章获得的赞赏，全部捐献给“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为石门坎的孩子建一个“图书馆”。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目前已为小朋友们筹集约 三万元“图书基金”。

一瓣公益 | 向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的捐赠

一瓣公益 | 向上海太阳花组织捐献图书

一瓣公益 | 第三批图书捐赠：云南禄丰苗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