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苏皖边》第四集：热血丰碑

毛泽东曾将党的群众路线做过形象的比喻

要求共产党员像“种子”一样

1945年10月

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大力称赞

在苏皖边区

得到了人民的一致认可

　　孙兰，原名韦毓梅。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她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还是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民族自卫会”的负责人。因敬仰孙中山的反封建革命行动，她效法花木兰改名为“孙兰”。

　　1945年10月，32岁的孙兰来到淮安。身为副县长的她很少蹲“衙门”，经常背着小挎包到处走访。乡亲们都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长”。

　　为解决淮安百姓的吃水难题，孙兰带领当地妇女成立文渠疏浚委员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从近郊各乡和城市贫民中组织5200余名民工，并动员驻城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予以支持。

　　1946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做了题为《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希望我能做一个最好的人民的勤务员，工农兵是我的主人。我这勤务员的任务是：使主人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要自动地去找我的主人，自动的为他服务，为我的主人——工农兵服务。”

　　1946年初的一天，淮安县勺湖镇民兵指导员唐兆彩与军区卫生部直属医疗中队的一名炊事员起了冲突，炊事员竟动手将唐兆彩头部打伤。

　　得知消息后，张鼎丞立即登门向唐兆彩道歉，并对他说：“小唐，真对不起你，我们对战士教育不够，让你挨了打，吃了苦。”

　　十几天之后，张鼎丞再次登门邀请唐兆彩“在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把被打的事情谈一谈”，并让他“放心大胆地说”。

　　张鼎丞亲自处理战士打人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华中解放区。

　　钱毅是著名文学家阿英之子，1942年5月，当时16岁的他来到淮安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他采写的战地新闻通讯和反映解放区群众新生活的报道，处处洋溢着“神圣的战斗豪情”。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苏皖边区形势愈发艰险。此时钱毅本有机会撤离后方，却选择继续坚持在“斗争最尖锐的地区”石塘区进行采访。3月2日，因还乡团出卖，钱毅被国民党军队逮捕。

　　敌人试图收买钱毅遭到严词拒绝后，对钱毅施以酷刑强迫其“自新”。满身伤痕的钱毅斩钉截铁地说：“宁可枪毙，决不自新！”

　　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队北撤的新四军来到高宝地区伍发富家所在的村子夜宿，因情况紧急，部队要连夜向北转移，一位新四军干部就将三枚印章托付给村民伍发富保管。

　　随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伍发富把印章埋在灶屋前的檐柱之下。他即使遭到国民党兵毒打，也没交出印章来。

　　1945年，为配合全党整风运动、教育边区干部，他撰写了京剧剧本《九宫山》，揭示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以此告诫共产党员应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

　　33年后的1979年，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地淮阴，提笔写下《忆淮阴》一诗以缅怀历史、展望明天、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