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组一等奖得主包卡伦同学：实现“热”事业需要 “冷”思考

包卡伦同学参与过《“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新变化及对网信发展的影响》、《脱欧后中英未来经贸关系与中英自贸区建设研究》等课题，参与筹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跨国公司与中国发展论坛》、筹办中国开放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俄战略关系中的能源合作》、《双循环与新发展格局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Q1：如何得知这个论坛？以国际贸易的学科背景参加，是否感受到跨学科的冲击？

我的导师了解我在做慈善相关的一些研究，这个论坛正好契合了我的研究方向，所以他把相关的信息转达给我了。其实我一直觉得做研究要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比如说我是国际贸易学的，大家可能都觉得你做的研究就一定是跟其他国家的货物贸易、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服务贸易这些领域的，但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从我的导师和各个老师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确有专业领域，但是知识储备一定要是各方各面的，所以只要有能力的话，可以去做你感兴趣的研究。我觉得慈善这个行业应该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挺有意义的，比较契合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包括最近提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Q2：参加论坛有什么收获？

应该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肯定是学术层面上，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讲，但是后面跟论坛的专家和评委们交流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问题，就是我应该更加聚焦地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研究深度也不太足，收到了未来针对哪些点继续挖掘的比较好的建议。从非学术层面来说，在参加这个论坛确实认识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老师们真的是有太庞大的知识体系了，同学们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都是我比较需要学习的。

其实在分论坛期间，我是第一个上去展示的，我真的是太紧张了，感觉没有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在论坛的第二天，主办方组织去参观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我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民办学校或是职业院校都有比较大的偏见，但经过这一次的经历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在哪里都会发光，通过他们的作品也能发现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十分优秀的。

Q3：如何想到选这个演讲题目？

这个选题的灵感主要是基于我当时看的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发布的《世界慈善指数报告》。其实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我们所感知到的是我们的慈善应该是在国际上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在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发起的捐款，以及我们对其它国家——比如非洲国家——的一些对外援助，还有疫情期间对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地方捐献医疗物资，等等这些方面。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竟然在126个国家里面排最后一名。

我文章里有说到慈善捐赠报告是基于比率的概念。他们针对国家进行采访，在小国可能采访一千个人，在大国可能是一万个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们去问三个指标，一个是贡献志愿时间，一个是捐赠，还有一个是帮助陌生人。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而且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但是结果是，中国在有的指标上甚至是个位数，或者说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可能采访中国一千个人，只有一百多个人是做了这样的行为的，但这不太符合我所认知的情况，这是比率的问题。我也有说到，从绝对值来看，比如说我当时对比了2019年中国的慈善捐款的数量，就从金额上和美国来比的话，我们也是真的是差了将近20倍。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从公民意识的这个占比来讲，还是说从世世代代捐出去的资金量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现象使我一方面想要去印证一下他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另一方面也想要去探究一下，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这个现状。

Q4：你的主题是“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幻灯片里也提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有关的，请问你觉得共同富裕、慈善事业和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首先说一下慈善和共同富裕。其实共同富裕是我们从2019年开始才明确地在国家的政策和习主席的发言中正式提到的一个概念，而慈善是三次分配的比较主要的手段。我在幻灯片里也有讲到，我们的初次分配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的“大锅饭”，实行奖勤罚懒的竞争原则。但是随着我们的GDP在不断增加，可能就需要政府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比如说通过税收或者是转移支付等等手段再去调整财富的分配。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的人口很多，地域也比较辽阔，情况确实比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所以可能二次分配也不太能解决收入贫富差距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从2019年开始，国家正式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手段，根本上也是为了当时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后富”，因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是带动作用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为了实现共同的富裕，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手段，可能就需要拿到台面上来，从国家的层面来推动。

至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发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政策，包括中国慈善行动报告。其实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关联的，SDGs里面有减少贫困，我们国家有脱贫攻坚政策，都跟慈善有关，因为慈善的天然属性就是去减少贫富差距的鸿沟。

Q5：如何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慈善”这个概念？

首先，慈善这个名词确实是从西方引入过来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这个思想或行为。我们各大哲学流派，比如儒家、道家、墨家、释家，这些比较传统的哲学流派其实都有在提倡诸如慈善这类的行为，比如儒家主张仁义，道家主张同情，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但是由于我们的熟人文化、圈子文化，我们其实更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即便是捐款、做慈善活动也更多的是给家乡去捐款，或者说去帮助同乡，或者说建学校建桥，就是说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圈子概念内去进行慈善活动。如果从西方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更多的是秉承回馈社会的理念，而我们更多的是帮助我们身边有联系的人。如果从慈善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应该受限于无形的圈子，比如帮助陌生人方面，我们遇到老人可能不敢去扶，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人可能不太敢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会担心可能会发生欺诈或者是诈骗。

另外，关于西方的慈善机构、法律体系这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我们与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或英国——相比，我们的法律制度、慈善机构的体系确确实实也是不成熟的。因为他们毕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的第一部专门针对慈善相关的法律是2016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都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企业税收、个人税收或者是非营利组织注册规定等相关法规里面。就从法律体系来讲的话，若将慈善的发展状况以个体的成长阶段相比，中国慈善尚处于新生的婴幼儿阶段。从机构制度来讲的话，我们国家现在对非营利组织、甚至是对社会组织的认定太不明确了。如果说非营利组织是完全脱离于政府的，但是它们各方面的行为，包括它们的体系和制度都受限于政府；但如果说它们是政府的附属机构的话，政府又不认可。所以它们的定义、它们的地位都特别的模糊，也就导致了当它们真的想独立地去进行一系列慈善活动时，它实际上更多的只允许停留在响应政府号召、补充政府职能的层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完善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我们在面临天灾人祸时政府居全国之力带领我们解决困难的现实，比如河南发生极端天气时的救援，以及疫情期间我们之所以能控制得这么好，正是由于在政府的引导下，各个慈善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去进行慈善活动的结果，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寻找问题的同时也需要承认，中国确实是很多地方做得真的要比其他国家好，但是在法制化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Q6：想对下一届论坛参与者说点什么？

大概就是八个字吧：做你自己，适度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助于进行演讲的，过度紧张就没必要了，我觉得我当时应该是过度紧张了（笑），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这次机会当作一个经历吧，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得特等奖或者一等奖，就当作在大家面前展示，把自己想讲的都讲出来，其实就可以了。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重要的一个是要锻炼自己，另外一个是从专家、评委、同学的反馈中，去找到自己继续完善的地方。

撰稿人丨闫媛媛

审稿人丨弓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