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丨中非共促发展：解决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本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国家经济、财政和流动性构成严峻挑战。最新数据显示，非洲债务困境和高风险国家已达22个。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性受到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非洲国家并不存在债务问题。然而从70年代开始，受西方国家，尤其是私人金融机构扩张性和不负责任的借贷、发展中国家宽松财政和有限借贷管理等因素影响，非洲外债开始快速增加。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美元利率上涨、国际需求锐减等因素叠加下，非洲债务危机最终在80年代爆发。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困境。非洲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也有人说是“失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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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非洲国家债务规模又出现了较大增长，一些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明显上升。2019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外债存量比10年增加了一倍多。今年的疫情进一步加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压力和可持续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为向非洲等低收入国家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抗疫努力，二十国集团 (G20) 很快通过了“暂缓最贫穷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DSSI)，国际金融机构也加大紧急纾困贷款、开放借贷工具等一揽子救助措施。

作为非洲外债的重要攸关方，中国积极倡议和执行G20“缓债倡议”，支持进一步延长倡议期限。截至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双边官方债权人已同11个非洲国家签订缓债协议，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基于市场原则同非洲国家就商业贷款债务进行友好磋商，呼吁国际债权人延长“缓债倡议”，呼吁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参与“缓债倡议”。中国也积极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债务救助工具，包括IMF赈灾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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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在双边层面积极开展对非债务救助，将免除15个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的无息贷款债务，并通过友好谈判为一些困难国家提供支持。

作为较早从疫情中恢复的国家，中国承诺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重点向健康卫生、复工复产、经济民生领域倾斜，支持非洲国家恢复经济民生和重建国家。

另外，中国从未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逼过债，也不存在任何攫取他国战略资产的案例。中国不仅不逼债，相反，对确实存在偿债困难的国家，中国往往通过灵活务实的安排缓解其债务压力，同时不放弃为其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所以说，中国在非洲应对债务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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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依然存在着一些对中国的不实指责和污名化攻击，例如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恶意将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责任转嫁给中国。对于这些不实指责和恶意攻击，大量专业研究已经给与了有力的驳斥。今年世界银行发布了DSSI数据库，使中国在非洲的债务数据更加开放透明。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19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整体外债存量接近6250亿美元。其中，私人公共外债、多边官方外债、双边官方外债在非洲政府外债中的比重分别为43%、31%、26%。中国在双边官方债务中占有较高比重，但在非洲整体政府外债中的比重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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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非洲的承诺贷款额为1480亿美元。据估算，中国在非洲实际债务存量在740-1110亿美元之间。

中国在非洲的贷款主要集中于10个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国家。而在22个债务困境和高风险国家中，中国外债比重超25%的只有7个，另有12个国家中国在其外债总额中占比非常小，只有不到15%。在这意味着非洲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其他借贷者引起的，中国的影响被夸大了。

由此，将非洲整体债务可持续性风险上升归咎于中国，显然是不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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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正确认识非洲债务问题的事实，才有助于中非务实有效开展债务合作。总体上，中非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债务救助上的合作。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讲话，为中非债务合作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应该坚定履行峰会承诺，在双边层面积极与非洲国家进行友好务实磋商，在多边层面积极支持和参与有助于非洲国家的债务倡议和行动。

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到债务救助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债务救助，无论是缓债还是减债，都不是解决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本方案。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必须依靠发展才能根本改善，债务救助则必须依赖贸易、投资、金融、援助等各种资源相互配合才能真正产生效果。为此，中非双方应该加强全面、深入的经贸和发展合作，通过多种方式的相互配合，为改善非洲债务问题提供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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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标题为 "Pressure releaser"

责编 | 刘毅

编辑 | 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