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卜伟华：北京高校学习班草草收场

新三届

原题

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

作者：卜伟华

从1967年10月以后，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大办学习班，大反派性，全国混乱局面相对缓和。但自1968年春天开始，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又趋激烈，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刑讯逼供等现象，导致大批非正常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就是在这一时期举办的，随着全国新的混乱局面的形成，北京高校学习班草草收场。

一、北京高校学习班概况

北京市革委会在1968年1月27日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从1967年11月就开始酝酿给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头办学习班，一直因为各校派性斗争激烈等原因难以实现。到1968年2月，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时，北京市18个区县已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委员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而全北京的62所大学“有21所建立了三结合，3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40所没有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20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学习。不在20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5个连。

学习班于1968年2月5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4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2月10日下发的《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

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700人。’本来一个省700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云南班”学员后陆续增至2000多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我们北京的大学生（学习班）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加强的。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敢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增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1968年2月20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25所扩大为36所（即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5倍多。

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

在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两派对立情绪就不甚严重的学校。在学习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争地位、不争名额搞大联合的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院校，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一时间在学习班内外出现了各种传言，学习班内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混乱。尽管在学习班举办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曾几次亲自接见，但依然难以稳住学习班的阵脚。

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和指责，所以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2月19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

由于目的没有达到，2月22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2月23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20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说来，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开始进行“亮私、斗私”。2月28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1967年以来，出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也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隐私。2月29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

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但是他们这些检查，实际上都是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依然带有很强的派性倾向，都认为对立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中有“黑手”，想从对方组织中抓“黑手”，斩断“黑手”，进而达到搞垮对方，证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亮私、斗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学习班内部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过。

二、学习班里的明争暗斗

3月4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聂元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信的主要内容是讲“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并说，信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时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3月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3月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

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3月9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在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

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

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谢富治。于是他们便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酝酿掀起“倒谢”活动。

经过一番准备，在1968年3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0日，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

“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在3月11日贴出的那张《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稍，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

“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随着“倒谢”队伍的扩大，事态进一步发展。3月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8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从3月22日开始，许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此事不放，欲置“新北大公社”于死地而后快。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发生了“天派”组织与“地派”组织的冲突以至武斗。

3月25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作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三、学习班草草收场

3月中旬以来，江青、康生等人多次在讲话中谈到“目前在全国，右倾是主要危险”，“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提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此后，全国又出现了新的派性斗争高潮。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条语录一出来，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大杂烩”等等，现在都上纲为阶级斗争，都将对方骂为国民党反动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斗。

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开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对这个口号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文章说：“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开始大行其道。

搞了几个月的“斗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势稳定下来，终于使北京高校一度出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尽管这个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象。但经3月份的炮打谢富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闹，好景全部化为乌有，许多已经联合的院校都出现了反复，派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并且难以继续维持。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作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学习班要做检查”。

这样一来，又给激烈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3月25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3月30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学习班办不下去，只得草草收场。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

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次围剿红卫兵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在此之后，北京各高校内派性斗争有增无减，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矛盾普遍激化，校园武斗之风盛行的新阶段。

原载“Remembrance 41”，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老五届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