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吴南生口述：陶铸、林美南和银河公墓

整理：吴晓南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天，经济特区拓荒牛、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南生追悼会在广州举行。本号转发一组文章，以示缅怀。

人物档案

吴南生

吴南生，1922年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倡议筹办广东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2018年4 月10 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 岁。

陶铸、林美南和银河公墓

口述：吴南生整理：吴晓南

原载微信公号骏骅堂

吴南生

1955年，陶铸把我从海南区党委调到广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刚到广州，就听说林美南同志逝世。我没有到省委报到，立即赶去林美南同志家，看望他的家人。

从林美南同志家出来，到省委，一见到陶铸同志，陶铸同志便问，“林美南同志去世了，知道不？”我说，“知道了，我一回到广州就先去他家了。”陶铸说，“美南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坚持那么多年的地下斗争真是不容易的事。他是我们广东解放后第一个逝世的老同志。他逝世的事省委要管。你来了，别的先放下，第一件事去给他找一块坟地。这地将来要建成一个革命公墓。”

林美南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潮梅特委书记，南委事变后，中央指示撤退，潮梅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去了延安，而他作为最主要领导人留了下来。在中央同意了重新恢复活动之后，他重建了组织，拉起了武装队伍，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是广东地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解放后他是第一任的汕头市委书记和第一任的潮汕地委书记。

林美南

1951年，主席点了广东几个主要领导人有“一坨坨”的问题，指示要换人。广东开始反地方主义。当时的华南分局第四书记的方方同志是抗战时期的南委的书记，广东这边的干部大都是他的手下。主席批评后，方方安排地方干部工作便不再具体考虑一个同志的能力，而是尽可能往低处安排。林美南先调任粤东区副专员，后调省里任林业厅副厅长。去世的时候，是在林业厅副厅长任上。

抗战时期我在潮汕地区工作，林美南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那些年头，潮梅地区带领地下工作的就那么些人，生生死死，什么都经历过，在我心里，他不但是自己的领导更是自己的兄长，是自己的亲人。

陶铸同志早先不在广东工作，因此和林美南同志没有交集。陶铸同志主政广东后，美南同志是他的手下，且是副职，我猜测，陶铸说不定不认识美南同志。在美南同志去世的时候，他看重美南同志的贡献，看重美南同志的出生入死，我颇感动。

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为掩饰身份，当过走街串巷的郎中，当过掐指算命的算命先生，也当过持罗盘看风水的风水先生。这一来，当年接触过的周易之学有了用场。我找了好些天，找到一块地方，请陶铸同志去看，他看过，也觉得好。于是征地，建成了后来的银河公墓，林美南同志是第一个安葬在这里的前辈。

陶铸

后来我负责处理林美南同志的遗物。这才大吃一惊。其实陶铸同志知道林美南同志已经很久了。

美南同志的遗物里有一封信。信是写给华南分局的。不知道因为什么，美南同志认为王延春同志是叛徒。写信的当时，王延春任粤东区党委第三书记，林美南任粤东区副专员。林美南同志在信里，除了讲王延春是叛徒外，便是大骂陶铸，说他结党营私，信用叛徒，还有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信是组织退回给林美南同志的。王延春早经审查，林美南同志的怀疑是不对的。当时虽有华南分局，但陶铸是广东的最高领导。事涉陶铸，按程序，陶铸肯定看过这封信。

在那种大反地方主义的形势下，整个广东的工作又是陶铸同志在主持，陶铸同志没有顺水推舟送出一顶地方主义的帽子，是颇能说明一个人的人品气度的事情。

我想，如果陶铸生气了，这是人之常情。如果陶铸通过组织了解，大骂我者，何许人也，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了解之后，心生敬意。在这个未曾见面就无端辱骂过自己部下离去的时候，以老战友的身份送他一程。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更难得的是他这样做完全出自心底，他从未就此事解释过一言半句。

陶铸同志大度无私，每当想起这件事，当年对陶铸同志这种感觉就会在心头沉浮。“你来了，别的先放下，第一件事去给他找一块坟地。这地将来要建成一个革命公墓。”陶铸同志说。

延伸阅读

吴南生追忆抗战峥嵘岁月：

提着脑袋闹革命

原载《南方日报》

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1937年，抗战烽烟燃起，一位15岁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抗战洪流。他对父亲说：“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79年，是他立下“军令状”，喊出了“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请缨，与同志们一道，创办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为改革开放立下功勋。

从革命小鬼到改革闯将，一以贯之的，是为国为民的理想豪情。岁月老去，情怀依然。吴南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晚年热心公益、凝神挥毫，仍在思考中国的改革前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在花木扶疏、书画飘香的家中，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吴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追忆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

1942年“南委事变”，他把南委书记方方等一批同志藏在家乡，送他们安全转移。随后，奉命千里迢迢监护叛徒姚铎到重庆，在姚铎逃出红岩后，又发“暗语”电报通知潮汕党组织除奸。

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他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愚公移山”与全力夺取东北的报告。宝塔山下，他与革命伴侣许英喜结良缘，一碗糯米饭“甜到底”。为了响应领袖号召，他们靠两条腿穿越陕北、内蒙、长城，将近一年，走到了东北。

“最难忘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都沸腾了！没有电灯，大家就点亮火把，在一个个山头、窑洞间传递喜讯，我们还把破布点燃，跳着，唱着……八年了，终于胜利了！”说起动情处，吴老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令记者感动的是，在看稿时，93岁的老人家连续几天熬夜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用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说，怕自己年纪大了，记忆有偏差，要对历史负责。

14岁发表进步文章

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您才15岁就入党了？

吴南生：我参加革命，跟写文章有关系。我在汕头市出生，家住在贫民窟中，爸爸在汕头小公园骑楼下修理钟表，大革命时期是工会积极分子。读小学时，我的很多老师都有进步思想。那时，我开始读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鲁迅的《故乡》等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能写两三千字的文章，老师多次给我的作文打99分、100分，表示赞赏和鼓励。

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传到汕头。当时汕头是国际开放的城市，有5家大报，其中《星华日报》是报业大王胡文虎的“星系报纸”之一，经常介绍进步思想，像鲁迅、萧军、萧红的消息常见报端。我这辈子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评萧红的〈生死场〉》，发表在《星华日报》的副刊上，笔名叫“左慈”，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掷杯戏曹操的狂道士，那时觉得他很厉害，代表正义的声音。

当时我才14岁，得了2元稿费，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啊！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一本潮州话版《圣经》给我妈妈。我们家是基督教徒，妈妈长期想买一本潮州话版的《圣经》，一本八毛钱，家穷，买不起。当时我爸爸失业十年，心情不好，动不动就拿挑水的绳子抽打我，我很硬气，就是不哭，他就愈发生气地打。现在好了，我妈妈劝他，不能再打了，孩子已经长大，会在报纸发表文章了。从此以后，爸爸就没再打我了。我又陆续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成了汕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1936、1937两年，我发表的作品，剪贴成两本。妈妈一直替我藏在衣服杂物中，全国解放后，我从东北南下，交还给我。可惜文革中烧掉了，很心痛！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引起了老党员的关注。当时，有个越南人叫李班，党内叫李碧山，原是越共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瑞金中央苏区教外语。他刚好认识我的外语老师，就来找我，传播革命思想。后来，上海的党组织派孙大光（解放后曾任地质部部长）来广东，决定恢复潮汕地区的党组织，恢复了李碧山的党籍。在他们的带领下，我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1937年8月就破格入党了，是潮汕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新建党的第一批党员。

1977年冬，叶剑英、邓小平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干部。图为叶剑英与吴南生握手

战闽粤重建根据地

记者：当时潮汕地区的抗战是怎样的？

吴南生：潮汕党组织1937年8月领导建立了公开合法的“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后称抗敌同志会），将这一组织形式推广到潮汕各县。还成立了“汕头青抗会少年工作队”，我当政治指导员，汇聚了一批优秀爱国少年，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少工队演出的《打鬼子》，就是我编写的，是潮汕地区第一个抗日潮剧，一直在潮汕抗日前线演出。在青抗会的推动下，妇女、教师、学生、华侨和各行业工人也纷纷成立了救亡团体。

1939年6月，日军攻占汕头、潮州。形势紧张，我们准备打游击，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搞武装，叫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准备打起来就作为游击队的司令部。这支队伍在铁路两侧活动，在广东省活捉第一个日本兵，就是我们这支队伍干的。另一支搞宣传，叫汕头青年抗敌剧团，由我负责，准备打起来后作为游击队的政治部。

但是，战争的形势和原来的估计不同，日本军队只占领汕头、潮州、潮阳、澄海几个城区和原铁路线，目的就是封锁汕头港，不让海外物资进入中国。这样，武装活动的范围很小。于是，中心县委决定，我带队伍到潮州凤凰山白水湖一带的老区，重建革命根据地。经常要走两天的路，翻山越岭。前些年，我写了一首诗《怀凤凰山》回忆这段往事：“一别凤凰数十秋，年年梦作凤凰游。白水湖畔花似火，乌岽山前月如钩。壮士挥戈战闽粤，天兵仗剑下潮州。而今重踏凤山路，满眼风光不胜收。”我一直铭记着凤凰山区对潮汕革命斗争作出的贡献。这时，我当潮澄饶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不久，撤销中心县委，分设两个县委，我当澄饶县委书记，1942年调到普宁当县委书记。普宁是潮汕地区共产党员最多的县，我记得，当时全县有党员996人。

1980年，吴南生(前左3)、吴健民(前右2)陪同谷牧(前左2)考察珠海

“南委事变”后掩护方方

记者：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制造“南委事变”，抓捕了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南委书记方方及时撤退，幸免于难。据说，方方和一批同志在您的掩护下一直安全，后来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

吴南生：“南委事变”发生时，我在普宁。当时潮梅特委书记林美南通知我，负责掩护一批南委机关撤退的同志。于是，我就回到我老家潮阳关埠上仓村。当时，日军刚占领香港，我就说他们是香港的朋友，逃难回来。一批一批，男女老少都有，先后在我家乡居住，陆续转移去重庆或别的地方。村民很好，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上仓村在全国解放后被确定为老区。

1943年春节前后，我陪方方和他的妻子，在揭阳城北门租了一个房子，一直住到5月底，我和王华生同志陪送他到汤坑，华生陪他赴重庆。他比较胖，装扮成商人，华生扮成跟班。动身前，他交给我两个与重庆南方局联系的地址，一个是公开的，《新华日报》秘书长陈铁铮。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同志的化名。一个是秘密的，是一家药材行。方方要我在他动身后，即发一电报“当归即发”到这家药材行。他安全到达重庆，6月底随同周总理返回延安。后来在延安我们又见面了，他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在二部。

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后与吴南生等合影。前排左起：吴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暗语发电报通知除奸

记者：后来，您又监送叛徒姚铎去了重庆？

吴南生：当时的南委秘书长姚铎撤退住在我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汕头待船去上海找新四军后，他回到澄海老家，生活腐化，与国民党人员（他的同乡同学）密切往来，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为了不让党组织遭受更大损失，经请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决定让我把姚铎送到重庆，还是着眼于教育挽救。

1944年春节后，我们先从揭阳搭单车到丰顺汤坑，爬山越岭到达兴宁，乘上破旧货车走了几天才到韶关，雇了一个小艇休息，姚铎趁我困睡时说要上厕所，独自上岸一个多小时，更加可疑。当晚，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转贵州独山，改乘汽车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重庆。经历险阻，终于安全地把姚铎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党组织。

我们在南方局招待所住了将近半年，和各地到重庆准备转延安的同志一起参加学习。这年夏天，林伯渠、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王若飞在内部作了延安整风学习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时，南方局准备利用谈判时机，输送一批干部到延安，大家都十分高兴，唯独姚铎紧张，情绪低落。数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借故跟我吵架，大闹一场跑了出去，投奔国民党中统局，返回潮汕，准备诱骗地下党员上钩，一网打尽。

受南方局领导委托，我赶紧起草电报，通知林美南，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大意是“逆子不听教诲，卷款潜逃”等等。潮汕党组织经过周密部署，经过两次行动，把姚铎处决了。

习仲勋、吴南生向叶剑英汇报经济特区工作

在延安听毛主席作报告

记者：任务完成后，您没有返回潮汕，而是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延安的情况是怎样的？

吴南生：延安，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的红星。宝塔山屹立，延河水奔流，人心都向往着它。我是1944年秋到延安的。当时从重庆去延安很不容易，要趁延安有人出来谈判时，形势较为缓和，开着一辆辆卡车，运物资特别是医药物资和人进去。我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部学员是七大代表，他们1939年前后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一下子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二部是县委书记以上的。党的七大召开，我们每天学习文件、听报告。中央党校的礼堂很大，毛主席、刘少奇开大会作报告就在这里。七大开幕前，经常会提前把报告稿发给我们学习讨论。我擅长记录，是负责记录报告的学员之一。

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延安的窑洞依山而建，女同志住在山下，男同志住山上。我住在最高的窑洞，要走333级台阶的泥路上去。每天在党校食堂吃完饭，再爬上去，就又饿了。冬天非常冷，饭堂的馒头我一手就抓了三个，装在棉衣兜里，晚上切开，烤着吃。

说件趣事！我从重庆带了一个铜脸盆到延安。这个宝贝作用可大了——白天打水洗脸、擦身子，晚上太冷，就当便盆，到了周末，我们广东老乡聚会，又用它来煮东西吃。邻居说，哎呀！这是他拿来撒尿的！老乡们笑着说，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陕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内脏、头、脚，我们就去拖来煮，吃得津津有味，把当地老乡吓了一跳。

1983年春，吴南生在深圳向胡耀邦汇报工作

黄炎培写诗支持共产党

记者：去年南国书香节，您书写了黄炎培的一首诗《过茅台》，题记说“1945年秋，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见黄炎培先生自书诗，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吴南生：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非常轰动。此前在重庆反共气氛中，黄炎培曾题了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说的是红军长征期间四渡赤水路过茅台，有媒体歪曲渲染说红军在酿酒池中洗脚了。黄炎培写这首诗讽喻，体现了他对共产党的理解支持，代表了当时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人心取向。后来他又亲自书写这首诗，送到了延安，挂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

黄炎培和毛主席长谈，毛主席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得到了人心，最终取得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胜利！

一碗糯米饭，70年“甜到底”

记者：您在延安也收获了爱情，许英大姐也是老党员？

吴南生：她也是潮汕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潮汕游击队党支部的女委员，1940年被选调到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机要科，搞机要工作。南委事变后，她撤退到重庆，再到延安。我们原来就认识，到了延安就又熟悉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回来，在党校大礼堂做报告说，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有工业，中国工业在东北，全力夺取东北！挥手动员，全场沸腾。延安当时只有一间小电厂和火柴厂、卷烟厂，炼不出钢造不出机器，人们分外憧憬工业基地。整个延安几乎空了，都去东北了。我们也报名去东北，有老同志建议，去东北一路辛苦，要不先结婚了，一路也好互相照顾。那一年，是23岁。老乡们在延安小市场买了点糯米、糖，用砂锅煮了一小锅糯米饭。大家一铲子铲到锅底，寓意“要甜到底”！一转眼70年了，真的是甜到底啊！

当时去东北，整整走了一年，都是两条腿走路。从延安到黄河边，过黄河走进山西，一路向北，过长城，走到张家口，因为战争，三进三退赤峰。在穿越大草原四个县的征途中，我写了一首诗：“日日征途上，年年作客中，愿借千里马，指日抵辽东。”过长城时，天气非常冷，在延安穿的棉衣棉裤都挡不住，棉鞋用草绳绑起来。当时，我又冷又累，想坐下来，同行的老同志都是华北人，再三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坐下去，一坐起不来了！很多冻死的人脸上都是微笑的，就因为一坐下觉得很舒服，于是笑笑着就冻死了。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那个冻死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候真的是靠理想支撑着走下去！

1996年，吴南生(左)陪同杨尚昆视察汕头经济特区

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

记者：70多年过去了，您有怎样的感慨？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吴南生：革命关键时刻考验人性、党性。像南委事变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后坚强不屈英勇牺牲，人们永远歌颂他、纪念他。而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却相继叛变。这些叛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捕后怕死，另一类是原本生活腐败、早对党不满。现在那些腐败分子，要是放在革命年代，肯定也是叛徒！我们这一辈人提着脑袋闹革命、办特区，为的就是理想，哪里想过当什么官？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却买官卖官，唯利是图，不知廉耻！这些人，都会像历史上那些奸臣、贪官污吏一样，千秋万载永被唾骂。

“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我们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点滴进步而高兴。希望青年人不忘历史、坚守信仰！

（原注：本文已经吴南生同志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