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四月丨习仲勋主政南粤, 力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新三届

老编的话：40年前的4月3日，蒙冤受辱、投闲置散16年的习仲勋，终于再一次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他从北京飞赴广州，先后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此后三年，习仲勋在广东大展拳脚，为广东省在改革开放时期始终走在中国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至左五为习近平、吴庆彤、宋养初、齐心、屈武，右二至右三为齐桥桥、习远平

本文选自《习仲勋主政广东》第九章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

一、拨乱反正，加快落实政策步伐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经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由于仍受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步履维艰。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伊始，就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

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干部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于大批干部头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诸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两次“反地方主义”问题、“反右派”问题等；另一部分是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主要有“黑五类”扫地出门问题、“可教育子女”被赶下乡问题、“战备疏散”人员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镇吃闲饭”，让大量城镇居民下农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面广、人多，反映强烈。习仲勋到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清除“左” 的影响，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作为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摆到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对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寄予厚望。因为习仲勋、杨尚昆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屡遭迫害和冤枉，最能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而且，“他们来广东之前，叶剑英有过交代。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尤其在处理‘地方主义问题’时，习仲勋、杨尚昆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曾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面对每天无数的人民来信，他不满足于经过省委信访办公室严格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要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在接待室直接倾听来访者的呼声。他还经常派贾延岩外出抄写大字报。当时广州市中山三、四路和整条北京路，万头攒动，群情激昂，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贾延岩根据习仲勋的要求，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和抄写大字报。

习仲勋治理广东越境逃港潮：划一块地方搞特区

有一天，在北京路口，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从远处赶来的老少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大字报内容是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鉴于兹事体大，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了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接待室去直接申诉，并指点门路。想不到他这样做，受到同事的批评，认为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这影响多不好！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习仲勋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案卷，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对广东一宗宗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逐步有了感性认识。

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首先必须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组织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一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1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坚持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不能平反的不平反的原则。二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3月21日到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精神，并按照胡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开展工作。三是学习1978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习仲勋领导广东排除了“左”的干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创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则大揪“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林彪、江青一伙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罪恶目的。

6月3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对广东“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犯下了严重罪行”。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检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李坚真强调要掌握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指出凡属冤假错案，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复查结论可留可不留尾巴的坚决不留；凡定案准确、处理恰当的，维持原来正确决定。会后，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1978年8月，习仲勋在博罗县罗浮山与124师领导合影。一排左二为习近平

在此之前，5月29日，习仲勋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指示他们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随后，在7月11日下午，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委统战部部长张泊泉关于统战工作的汇报。听汇报的有焦林义、薛光军、杨应彬、李嘉人、杨康华，还有尹林平和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局、计委、侨务办、财政局以及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

习仲勋原则上同意《统战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8〕90号文件，把政协工作活跃起来的意见》。他在听取张泊泉汇报中和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问题。习仲勋说：汇报提纲中有称资本家的，还是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好，因为人家的财产已被公私合营20多年了，又对他们教育改造了20多年。当汇报到“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受到冲击比较大时，习仲勋说：这些人受冲击不是比较大，而是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当汇报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查抄财物、挤占私人房屋时，习仲勋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不然对国内国外影响不好。对挤占他们的房屋问题，要找有关部门来研究解决。当汇报到有些人以极其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资时，习仲勋说：这是变相勒索。要由卖者给回他钱，把物件退还原主。

习仲勋指示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当张泊泉汇报到有些县认为摘掉外逃右派分子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时，习仲勋说：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

民族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张泊泉汇报到民族地区山林土地纠纷突出，严重影响民族团结时，习仲勋强调：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队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要认真解决。当汇报到这一年国家拨了2000万元给广东建设边防少数民族地区，但省只分配390万元给少数民族地区时，习仲勋明确指出，要把中央拨的款搞清楚，要专款专用。把2000万元全给少数民族地区，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当汇报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习仲勋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很重要，要按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物色对象，进行教育培养，逐步解决，但不要一下就提得很多，提得很高，来赶任务、搞形式。培养民族干部，组织部、统战部要共同研究，提出一个规划出来，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需要有一批好的汉族干部在那里工作。

1978年8月，习仲勋在广东博罗县调研。前排中间站立者为习近平

习仲勋很关心政协工作。他提醒说：省参事室、省文史馆的老人是活材料，很有用处，要弄些人把他们知道的历史材料写出来，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要做这个工作。当汇报到省政协、文史馆、参事室的干部年老体弱的多，要求从当年大学毕业生中分配十多个给他们时，习仲勋答应说：可以，分配一些人给他们。当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康华谈到王作尧、莫雄可以安排为省政协副主席时，习仲勋说，有什么人物要在政协安排工作的，你们老同志知道情况，可以向统战部提出来。王作尧（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可以安排嘛，但要在省政协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决定。廖似光同志可以到政协去工作，参加政协党组。不要老说她有什么缺点。这些人是老人了，要给他们一些荣誉职务。对人要三七开，就是倒三七，也要看到他的三分成绩。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政策，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习仲勋十分重视党外老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他明确指出，不要提“从旧社会过来的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提“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50岁的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然从政治态度来说，他们是有左、中、右之分。习仲勋说：要把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开展一些什么工作，写个报告。

关于宗教工作问题。习仲勋说，全部恢复教堂不好，要谨慎一点。要按照新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关于宗教工作机构问题，习仲勋说：恢复宗教事务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对外是宗教事务处，对内是省委统战部宗教工作处。

关于侨务工作，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侨务政策。

习仲勋最后说，统战工作很重要，这次我们听了统战工作汇报，以后还要抓，每年要讨论几次。

7月13日，根据习仲勋5月29日和7月11日对统战工作的指示，省委统战部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当前我省统战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一）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三）搞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四）抓紧做好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安置工作；（五）把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活跃起来；（六）认真做好党外老知识分子的工作；（七）做好起义人员的工作；（八）进一步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8月12日，省委办公厅批转了这一报告，指示各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到了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他考察了上述地区工农业生产和落实政策等方面的情况。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陆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反（周）总理、反叶（剑英）帅，阴谋篡党夺权，直接插手海丰，他们大反彭湃烈士，迫害彭湃烈士的母亲，搞掉红宫、红场，杀害彭湃烈士的亲属，残酷镇压群众”，其罪行令人发指。

习仲勋听罢大为震惊。据习仲勋在翌年春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反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当时我同县委谈这个问题，叫不叫他们来？有的同志怕他们来听了会自杀，我说让他们来，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对他们讲清楚，过去是过去的事，主要看今天认识罪行没有，对你们的评价，是看你们现在。我和他们谈话以后，没有出事，没有一个人自杀。事情弄清楚了，民愤很大，平不了民愤的，我再把你关起来。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

习仲勋指示汕头地委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

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焦林义、李坚真、王全国、吴南生、寇庆延、邓逸凡、孟宪德、梁湘、薛光军、杨应彬、陈越平，列席的有刘维明、梁威林、李嘉人、杨康华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4人。习仲勋首先通报了他考察东三区的情况，并请杨应彬读了他在汕头地委和惠阳地委的讲话。然后，习仲勋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他说：“对海丰问题严重的人，我都找他们谈话，把政策交给他们，说不管过去问题多大，看现在的态度如何。要相信干部群众，把政策交给他们。对‘文革’中拥护彭湃的至今仍有400多人政策不落实。林彪对海丰的批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很明显，打倒彭湃，就是打倒叶帅、徐帅、总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惠阳，一搞就是13个反党集团，那搞多少人？”

他指示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两天之后，8月15日，省委在广州举行全省落实干部政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各地、市、县委组织部门和省直部、委、办、局的有关负责人等，共280人。省委书记李坚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联系广东省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罪行。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省委和习仲勋推动全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

10月30日，由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的平反昭雪。”

習仲勛考察企業，了解企業生產和改革情況

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

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

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

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

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急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1月9日，习仲勋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提出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议期间，与会者在讨论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认为必须解决好一批重大的遗留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大批熟悉广东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摆脱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桎梏，发扬民主，敢讲真话，畅所欲言，大胆提出了广东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在发言中提出广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强烈要求为广东“反地方主义”等冤、假、错案平反。习仲勋非常重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与常委一起反复交换意见和看法，取得了共识。1月25日，习仲勋代表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谈到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时，他说：“我们要遵照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正确地处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就以下11个问题讲了一些看法：

第一个是关于“一二二”夺权问题。习仲勋指出：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了篡党夺权，从上海打开缺口，制造了所谓“一月革命”。中央已经批准上海市委的报告，正式宣布：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在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的影响下，广东也搞了个“一二二”夺权。1月22日，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下，广东几个所谓“造反派”头头煽动一些人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夺了广东省委的权。他们分别在《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发布所谓《夺权通告》，同时发布《通令》接管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日报》。1月23日又夺了中南局的权。现在看得很清楚，所谓一月夺权，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夺权。这场反革命夺权的罪责在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当时参加的群众是不明真相，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

第二个是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习仲勋说，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根本不存在所谓“右倾翻案风”。1976年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已决定撤销所发的有关的十二个文件，承担了责任。广东省贯彻中央这十二个文件时，在1976年1至9月份也发了十二份涉及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文件。现在省委宣布：1976年粤字4、5、7、12号这四份文件，应予撤销。由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1976年省委、省革委发出的其他文件中，凡有这方面的错误内容的，均一律宣布废除。执行这些文件的组织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

1976年，省委还批准《南方日报》2月16日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影射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梁效”黑文；在2月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兴宁会议上批邓小平同志的“昔阳讲话”；理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宣扬了“四人帮”炮制的“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谬论，并让杨荣国在会上讲话，影射周总理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下，省委还错误地做了“三点检讨”，并布置安排一些派头头；部署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省委领导同志在大会上带头作批判发言；文艺方面布置写作和演出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剧目等。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应由省委承担责任。

第三个是关于所谓“陶赵死党”问题。习仲勋指出：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陶铸同志主持的原中南局的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到林彪、“四人帮”诬陷后，同陶铸、赵紫阳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大批干部被诬陷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后17年广东的工作被说成漆黑一团。现在陶铸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因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问题受到迫害和株连的，都应该彻底平反昭雪。

1978年8月，习仲勋与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习近平在海南

第四个是关于所谓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秉承叛徒江青一伙的黑旨意，在广东搞了一个“审理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揪什么“南方叛徒网”等等，其阴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周总理。他们成立专门机构，非法审理这类专案就有十几个。现在宣布，因为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这个大阴谋，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广东的人民武装叫“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

第五个是关于“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习仲勋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紧接着，林彪死党黄永胜一伙在广东对归侨、侨眷大下毒手。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1970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搞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并在顺德、台山等地搞了试点，以后还在全省整党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全面推行。黑六条的影响所及，闹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他们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都要平反昭雪。

第六个是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正式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此外，在反右派斗争中，还划了一些“中右分子”，应当全部否定。

第七个是关于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习仲勋指出，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第二次是1957年。1957年那一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对于过去反地方主义搞错了的，处分偏重的，或因地方主义划为右派的，都应当加以纠正。有的同志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同志的问题，省委接受这个意见，决定进行复查。省委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第八个是关于“四清”中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在“四清”运动中，对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上升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仍应按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1979年2月,习仲勋在广东农村视察了解农民真实生活

第九个是关于反彭湃烈士事件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

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正交给专政机关依法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孙敬业正在进行审查，将依法严肃处理。

第十个是关于处理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在过去农村一些政治运动中，对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处理面偏宽，处分偏重，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些问题都应该抓紧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

第十一个是各地、市、县一些重大事件问题。习仲勋宣布，省委决定，这类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省委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省委批准。这些问题，如果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坏人乘机捣乱，重新引起派性斗争。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共救国军”案件，纯属假案，应予否定，遭受迫害的，应予平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存在的遗留问题，都要一一加以解决。还有1970年的所谓“五号船事件”和1974年省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的所谓“复辟回潮”典型，其定性和处理都是错误的，也应予以平反。1974年省委就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问题发的20号文件，应予撤销。乐昌灯泡厂的问题，责任主要由当时省委有关同志负责。

习仲勋所谈的11个问题，都是广东“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反响，博得了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认为，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广东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习仲勋在总结发言中还强调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他指出：“关于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我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对照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全省还有270多宗集团假案未平反，受牵连的9000多人，其中干部有2000多人。有些集团假案虽已平反，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妥善解决。全省定敌我矛盾的干部还有1400多人未复查，受处分的干部还有8600多人未复查，干部结论也有37000人未复查。干部审查材料多数没有认真清理。即使是已复查过的，不符合要求的比例也不小，特别是有一些老干部还可以继续工作，要妥善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1979年6月，習仲勛與許世友隔著車窗比試手勁。左為楊尚昆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以及定敌我矛盾和三大处分的案件，力争在今年3月底前复查完毕。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动手晚一些，也要在今年春季做出显著成绩，上半年基本搞完。要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落实干部政策的力量。案件复审工作，一般不要由原来的办案人员主持，以利于顺利开展这项工作。”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会后，1月27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省委决定：“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会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东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之一。黄永胜等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1979年1月20日，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悼念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陶铸。出席仪式的有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以及广州军区黄荣海等。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广东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一级的领导人平反昭雪，举行隆重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2月11日，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已被捕；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交司法机关严惩（后作内部处理）。

1989年12月，习仲勋视察皇岗口岸

在此前后，习仲勋领导广东对在广东地区影响很大的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予以审查。1979年4月27日，省委正式作出《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搞了一个“审查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1967年5月，戚本禹等人煽动一些群众组织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

同年10月，林彪死党黄永胜及其一伙，秉承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黑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广东地下党的十起重大历史事件，即：林锵云等六人向国民党第七战区呈送公文要求“改编”问题；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的政治嫌疑问题；1940年我东江游击队两个中队被敌围捕缴械事件；广东地下党、游击队某些领导人与美国战略服务处（O.S.S）的关系问题；东纵某些领导人与港英关系几个问题；南方临时工委时期几个问题；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博罗事件；国民党挺进二纵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内某些政治嫌疑问题；“三何一李”问题；此外，还有所谓“南路党”问题、“潮汕地（下党）叛（徒）集团”问题等等。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

“九一三”事件后，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接管了上述十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审理材料，推翻了黄永胜一伙强加给广东地下党及其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诬蔑不实之词。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前后，又对这些案件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清理，改正了其中一些不准确的提法和不当之词。湛江地委、汕头地委也已分别对所谓“南路党”问题、“汕头地叛集团”问题进行了平反。

省委认为，广东党组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至于全国解放前在广东地下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为全国的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决定：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于广东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对因“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无辜受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的结论如有不符事实的应作相应修改；其家属亲友受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1979年3月20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强调：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迫切要求我们抓紧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省委组织部的《意见》强调，复查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凡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不足、无限上纲的定性、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什么时候处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要干脆利落地解决，不拖泥带水，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复查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要改正过来，保证质量，不留尾巴。

1979年1月，习仲勋在广东省海南岛大东海滩

　　5月至10月，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2400多名干部组成联合验收工作组，分赴各地，共抽查审阅了2.5万多宗案件，召开了347次各种座谈会，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访来信，进一步推动了落实政策工作。1980年5月，省委组织部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之后，各地进一步加快了工作步伐。

　　习仲勋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部作出处理：1.没有作出结论的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2.没有分配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3.已经去世的，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做好善后工作；4.受株连家属、子女问题妥善解决好。

　　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牵涉干部9432人；干部个人冤假错案12427人。对这些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工作于1980年六七月间基本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2万多人，其中已作结论的干部72504人。经全面复查，其中属冤假错案重新作结论的5673人，撤销原结论的15071人，原结论用词不当予以修改的22010人，这三项合计42754人，占总数的59%。复查前定为敌我矛盾的2553人，复查后改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2410人，占94.6%；复查前受三大处分（开除党籍、撤职、留党察看）的10838人，复查后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的7625人，占70.4%。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被扣发的工资也予补发。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全省副厅长、副专员以上干部706人，副县长以上干部2461人，除病故者外，基本分配了工作或作了安置。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迫“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被遣送回乡的干部29238人，全部复查完毕。其中恢复工作的28245人，占96.6%。不宜收回的、本人已从事其他职业而不愿复职或已病故的993人。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省委还为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迫害革命干部，而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王德是其中成员之一。王德因此长期被批斗、关押。广东“省委于1973年5月18日上报中央的‘审查报告’，经中央1977年10月18日批复，定为叛徒。”致使王德的“身心遭受迫害，亲属子女受到株连。”1980年5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关于王德同志平反的决定》。

《决定》指出：“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5号文件对‘六十一人案件’已明确指出是一起重大错案。因之，省委1973年5月18日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示定王德同志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推倒强加给王德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在此之前，王德已恢复省委书记职务。

1979年6月，廣東省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習仲勛傳達了中央同意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圖為習仲勛和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手挽手走進會場

　　全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乱打乱杀、乱揪乱斗而造成非正常死亡的42237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实事求是地重新作了结论，并基本上完成了善后工作，对受害者的家属按照政策给予抚恤或救济，照顾安排了部分子女的工作。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杀人的案件，大部分作了处理。全省共立案调查涉嫌行凶杀人的人员3264人，处理了1494人，其中依法判刑的58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908人。

　　全省公安、司法系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全部政治案件、刑事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有申诉的部分政治、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共复查50956人，其中全部平反和部分纠正平反，合计28307人，占复查总数的55.5%。全省“文化大革命”中判处死刑以及各种徒刑合计38160人。已经复查了36512人，占95.7%。复查后改判纠正的18063人，占已复查总数的49.4%。

　　全省“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乡30857人，收回城镇复工复户22837人，占总数74%。因战备疏散人员共10.7万人，除了10%左右的人已经死亡或判刑、外逃、赴港、出国外，仍有90559人。至1979年2月底，已收回复工复户的73670人，占当时疏散人员的80.2%。

　　习仲勋对广州市庄辛辛冤案平反相当重视，曾开会研究为其平反。1976年4月，北京“四五运动”发生后，事件的真相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广州。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表示拥护邓小平、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4月7日，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信，表达了广州人民的共同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为此，他遭到被捕、批斗，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978年7月14日，习仲勋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特别提到庄辛辛事件。他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习仲勋接着说：“过去，我们对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搞打、砸、抢的人，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帮派头头，往往心慈手软，处理得太宽，而对于反对‘四人帮’的真正反潮流的人，往往求全责备，处理过严，这是很不正常的，人们之所以对这种现象不满是有道理的。像庄辛辛被判了15年，刑满后剥夺5年政治权利；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在我们的监狱里关了一年多，世上哪有这样的法律呀！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我一看庄辛辛的材料，就感到很有问题”。就在同一天，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平反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了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 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

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它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期望”：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当年，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因此，会场气氛激烈。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按理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来广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经省委决定，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

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12月30、31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青年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王宁以及宫策、雷力行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放出来，完全自由，到今天第25天了。现在春节快到了。原想春节前把你们的问题结束，现在看太仓促（李正天：是仓促）。比如说，开个会，总要表个态，讲个话，总要准备准备。你们想过没有？（答：想过。）现在看只有到春节后才行。春节，你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住在东湖这里，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

李正天等人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之后，习仲勋要求他们配合省委把平反的事情处理好。除了他们今天提的方案，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方案更合适，一切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提醒他们切记注意要冷静。极少数的人会利用他们，会钻空子的。对坏人、对反动的观点，要顶回去。

习仲勋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 李正天等人还提出，因他们的事而受牵连的有二三十人，虽没有关进监狱，但也办班审查，气很大。在开平反大会前，希望省委安抚他们一下，听听他们意见。习仲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有必要和李正天等人再谈一次话。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以及梁冀、宫策、雷力行的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正天等人谈了过春节的感受。习仲勋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吴南生说：对你们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有一个什么错误呢？有个形而上学。开始，你们年青人，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北京来电就叫毛泽东思想，不知道有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在那里搞鬼。你们在文革初期搞了一些东西，后来你们变化了。办具体事情的人，没有把前边的事和后边的思想转变加以分析，混在一起，没有分开来，所以形而上学。你们后来变化是思想决定的，思想变化较大，对林彪、江青认识较深。另外，你们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没有当官思想，不像刘继发、梁锦棠、孙亦武（三人为群众组织头头——引者注）他们当官思想严重。你们写大字报，敢写江青那些东西，他们就不敢写。

1980年，習仲勛與葉劍英（左一），聶榮臻（左二）等在廣東

　　在李正天等人谈了写大字报过程之后，习仲勋对他们说：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要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向他们指出，在平反大会上，你们对林彪、“四人帮”要控诉，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最后，习仲勋说：第一，这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感觉是不是交心的？（答：是交心的。）第二，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三，我们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后，在三中全会的精神下，对你们的事情解决处理，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其次是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如没有林彪、“四人帮”这段特殊历史，就没有你们这个事。

从1966年到现在十几年，要控诉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这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潮，对人随便揪，随便斗。你们发言第三部分讲讲你们本身的事情，联系起来讲。你们受这么多罪，一是我们做得不对，我也反对，但把你们抓起来，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你们没戴吧？还绑了很多绳子。这样做，对我们青年是很大的锻炼，对以后成长有好处，还可以教育广大青年。发言的第四部分讲过去没有民主，现在有了民主了。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力。还要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要搞那些资产阶级民主。

　　习仲勋、吴南生还与他们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当天下午，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批复的精神，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问题。

　　但习仲勋没有料到的是，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三人在第二天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习仲勋于2月3日晚上开完省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在11时23分至2月4日2时20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紧急通令。”

　　习仲勋指出，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响。你们强调开会的地方，叫我们很难办事。你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方？我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搞民主集中制，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第二，要我参加这个会，我能和你们这样谈这么多次，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我的时间问题。习仲勋说明他要赶着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

王首道、习仲勋于广州机场

他接着说：对你们的问题，省委已经够重视了，委托吴南生同志处理你们的问题，平反大会吴南生书记讲话，一个省委常委主持会议并宣布省委的决定，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总想顺顺当当的处理。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在听了习仲勋为“李一哲”案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之后，郭鸿志感动地说：今天未见面之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你这是做委曲求全的安排。习仲勋说：不是委曲求全，合理的就办，不合理的不办，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 成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等30人。习仲勋在李正天的介绍下，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之后，习仲勋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 “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12月30日才放出来。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有个过程。冤、假、错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时间，如不把情况搞清楚就平反，又来个反复，那不好。

刘和明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广东人多，5500万人口，现在1000万人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工人、农民、干部不吃粮食不行。我明晚要到肇庆去，省委有分工。你们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做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多钟头。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他们的案子，和他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

　　但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由张嘉琪念了《对“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问题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勋反复做工作，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发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现实，指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又如，大字报中表现出来的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不满，对江青他们歪曲历史，别有用心地评价法家人物，以及对所谓评法批儒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提出的批判，都是对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

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吴南生在讲话中还谈了省委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会场上气氛活跃，充满了团结胜利的气氛。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南方日报》通讯员和记者所写的《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习仲勋2月5日抵达肇庆，参加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和文章。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对“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无往而不胜。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珠岛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李正天。

　　习仲勋谈了对《中国青年报》刊载中央美术学院杜×文章的看法。这篇文章有一段写道：“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叫嚷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窃据中央权力的‘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习仲勋认为这篇文章“把王洪文和当时的省委挂在一起，给我们省委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肇庆时“就向中央反映，让家里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说省委已向中央反映，如何处理，让他们请示中央考虑”。习仲勋对李正天说，“省委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中央和各方面都是同意省委的处理意见的”。“从现在的省委、我，都是要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的。不是因为你们几个人怎么样，广东的冤案、假案、错案还多得很，比你们的案子大的也很多。”

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你不是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入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

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袱。”李正天说：“我永远不忘记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党的领导。……党把我这样11岁的孩子，送到美术学院少年班，培养12年，是党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养大，又教会了我本领，我是要报答的。……我不要求当官，我不要求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

　　可是，20天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并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琚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省委珠岛宾馆五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

习仲勋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革命中搞的那一套。你们的来信，要求调动工作，我专门召开会议，一件件地处理、落实，对你们的事情，我是很负责任的。我是去年来的，不是办你们的案子的。你们想一想，哪一件事，我对你们玩过权术？有欺骗你们、不诚意地对你们的事情吗？你们这样搞，叫我们没法办事。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你们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如果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

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务求他们同意按所提第一方案办理。

1979年，习仲勋陪同叶剑英在海南兴隆农场考察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来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按他们所提第一方案办理。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了《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这《再启事》贴出之后，有位自称“李一哲支持者”在翌日上午便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认为取消开会是明智之举。

　　但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青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几处热闹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同时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团省委领导“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省委报告。

习仲勋等人耐心地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询问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告诉团省委领导，省委经过分析，认为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知青问题、复退军人问题、待业青年的安排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弄不好会被坏人利用，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教育要求集会的青年，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要十分珍惜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安定团结局面”。

习仲勋指示“这任务难度很大，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改变一个公开声称‘风雨不改’的集会，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要去做好，保证做好。” 团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派出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干部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六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这样搞，为什么国家不能干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王希哲那样搞，不批评教育还行吗？！现在人民群众都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你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有存心搅乱的。如果他们还要那样搞，就要看把他们编到哪个队伍里了。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习仲勋在海南热作两院视察

　　接着，习仲勋念了王希哲等人4月1日的讲话要点：一、对形势的看法，二、对党的看法，三、对国家经济体制的看法，四、对毛主席的看法。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找王希哲、刘××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表态说：我看李正天同志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

　　4月3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刘××以及李正天等17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10时30分至12时25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你们一搞，北京、上海、宁夏又会搞起来了。宁夏已有人与你们联系来了。我的消息比你们灵通，不然，我不来广东当第一书记。我讲的你们搞集会会控制不了，指的是这个造成的影响，是你们所不能控制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1980年，习仲勋（左3）齐心（左4）在深圳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做法。

　　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插话进行交谈。他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这些年青人取消这次公开集会。临走时，习仲勋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使命啊！”经团省委与“学会”进一步协商，“学会”撤销了4月5日集会的“公告”。“一场很可能导致动乱的集会”，就这样在习仲勋的领导下，“春风化雨般静悄悄地平息了”。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4月25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领导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习仲勋、杨尚昆之所以如此重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一是此案在广东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港澳台地区与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人关注此事，处理不好，将会借此大做文章；二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人借“解放思想”之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任由“李一哲”等人进行集会，可能会波及北京、上海、宁夏等地，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不利于工作重点转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李正天等人的思想工作，以利于稳定广东安定团结的大局。

　　除“李一哲”案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习仲勋的直接关心下处理和昭雪的。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不少干部受到打击。习仲勋和省委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华侨房屋等问题，也一一作出正确的处理。

　　习仲勋主要依靠省纪委对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平反。

　　广东在20世纪50年代因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人分别作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七千多名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是年12月，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作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因此案而受到批评的有省委书记尹林平，受处分的还有省委常委云广英，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冯燊、王维等人，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批判的省委委员有17人，77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的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或降级的处分，广州、海南等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是持肯定态度的。1958年3月中旬，他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听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马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以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因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展开或交叉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许多地方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致使这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也造成不良的影响。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原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以及一些受害者曾经在不同场合向他反映过“反地方主义”问题。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不仅两次“反地方主义”是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而且一些当年参加过“反地方主义”的当事人还健在，有些调到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在当时的省委常委中，除了习仲勋、杨尚昆同“反地方主义”没有关联外，大部分常委都参加过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些人一直认为广东确实存在地方主义，古大存、冯白驹当时确实有错误。

　　习仲勋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但是，遭到省委中某些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遇到很大阻力。其理由：一、反地方主义的案件是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平反；二、如果说，反地方主义有某些不妥之处，那只能说是扩大化，不存在冤案错案的问题；三、反地方主义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意思是说，“反地方主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中央提出拨乱反正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有人以种种借口对为古大存、冯白驹“反党联盟”冤案平反进行抵制和反对。

习仲勋在三亚亚龙湾视察

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冤案。他们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反地方主义”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是来自谁都要彻底平反。并反驳了某些人提出的反地方主义仅仅是扩大化的论调。有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

　　尽管习仲勋等人为广东“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平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们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复做思想工作，可是，在省委召开的几次常委会议上，对这一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有一天清晨，习仲勋在珠江河畔散步时碰到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将军。庄田询问习仲勋为“地方主义”案件平反问题进展情况如何？习仲勋感慨万分地说，阻力很大。他向庄田提出，希望他开展“游击战”，配合省委工作。言外之意，就是请庄田组织人马撰写有关冯白驹革命事迹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为平反做舆论工作。庄田按照习仲勋的要求，组织人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海南、广东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平反“冯古反党联盟”一案起到了促进作用。

　　习仲勋和杨尚昆把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提出的申诉转给省委纪检委，要求省委纪检委对“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据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黄静波回忆，在解决“冯白驹、古大存反党集团”案时，习仲勋为统一省委班子的思想，为使案件顺利解决，进行了多方努力，经过艰苦工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79年1月，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在小组会议上听到一位曾在古大存身边工作过的省政府厅局级干部发言，称冯白驹、古大存一向不和，在省府的党组会议上，经常发生争吵，根本不存在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这回事。习仲勋听得很认真，还问：“是这样的吗？”这位干部的发言印了简报，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反响。有许多地方干部认为这个发言好，讲了他们长期以来不敢讲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或会后，刘田夫、吴南生、尹林平、罗天、杨康华以及其他一些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都主张为地方主义平反。习仲勋还征求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将军的意见，因为他是琼崖纵队仍健在的代表人物，庄田也十分赞成为冯白驹以及海南“地方主义”案件平反。因此，习仲勋在1月25日的总结发言中郑重提出对广东“地方主义”要进行复查。

　　3月，省委纪检会按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对“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认真复查。省委纪检会召开座谈会，讨论了有关文件，并对复查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部署。

　　3月16日，杨尚昆在省委常委会讨论纪律检查工作时指出：要吃透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会议的精神，建立健全机构，武装头脑，再执行任务。当前，必须抓紧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案件，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同时，要为历史上遗留的错误批判“地方主义”问题平反。他说：尽管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的同志可能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为他们平反是应该的，要改变那种只看他同那些人来往、来往多少次就扣地方主义帽子的不正常现象。

習仲勛在機場迎接葉劍英到廣東視察

　　习仲勋也知道此案的复杂性。过去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上报的不同意复查的意见，中央已经批复同意不复查。而当年某些参与反地方主义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坚持认为，反地方主义是必要的，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而从全国形势、三中全会精神和叶剑英的意见来看，是应当予以复查的。习仲勋觉得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决定以省委名义向中央请示，提出准备复查此案，由中央审定。

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文称：“根据三中全会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今年初，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最近，省委对此事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拟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因反地方主义问题是广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牵涉的面也比较广，现特将《通知》稿报送审查，我们拟待中央批复后再行下达。请指示。”

　　随此报告还附上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习仲勋把一份准备向下发的通知稿，先送中央审查，这在当代广东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他是相当慎重行事的。

　　由于在当时省委内部有强大的压力，所以这份通知稿首先肯定古大存、冯白驹等是有错误的：“过去广东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受到批判的主要同志，是确有错误的，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他们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评也是必要的。”接着，又说：“但是，过去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特别是第二次，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展开或交错进行的，存在着简单化、扩大化的缺点错误，现在看来，当时批评的地方主义，大量的是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有的只是在对待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在处理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过一些错误言论或行为；有的是在党内对党的工作或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或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况；有的是干部之间的正常来往而被当作地方主义活动。”《通知》委婉地指出当年反地方主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所以要进行复查。《通知》指出：“在这次复查时，对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的案件，凡是搞错了的，或者定性不准、处分不当，甚至错定为反党分子、错划为右派的，都要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通知》接着明确指出：“1957年至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至于个人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搞错了或处分偏重的应当分别纠正；有其他错误应予指出；至于一般工作、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属于帮助同志，提高思想问题，不复查，不写入结论。”

　　《通知》还指出，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的县（科）级（不含）以下干部，一律撤销原处分。并分别说明由那个单位复查、恢复工资待遇以及改正家属子女受牵连问题。同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有步骤地抓紧抓好复查工作，“力争在今冬明春完成”。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广东省委，同意上述请示和复查通知。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广东的全体干部，在党的路线的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为把祖国南大门建设好贡献一切力量。”

　　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喜出望外。由于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大大减轻了压力，也增强了对此案复查的信心。10月27日，省委向各地发出通知，指出：“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和《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业经中央批准，现连同中央的批复一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全省的共产党员、全体干部，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党的路线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为建设好祖国的南大门共同奋斗。”

　　1980年1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视察广东。1月24日，胡耀邦和习仲勋前往广州军区探望原副司令员庄田将军。胡耀邦与庄田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他们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庄田任该校第五大队长，胡耀邦任第五大队政委。习仲勋和庄田一起向胡耀邦汇报了为“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平反问题。胡耀邦态度很鲜明，认为应该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并要习仲勋写一个复查报告，送到他那里。

　　广东省纪委经过半年多的复查，于1980年6月17日，向省委递交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报告对原决议中关于冯白驹、古大存“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联盟”的所有依据，一一否定。报告指出，冯白驹某些言论和行为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影响党的团结。古大存讲过一些错话。“当时对他们的错误批判是必要的。但他们的错误仍属于认识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原决议认定‘冯白驹、古大存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结论和给予他们的撤职处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经省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建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同意省纪委的复议报告，并于1980年10月29日，以粤发〔1980〕102号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纪委，提出了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予以平反。省委的这个报告，指出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性质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同时，又指出：“冯白驹、古大存是有错误的，当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是必要的。”然后又说：“认定冯白驹、古大存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的结论和给予他们撤职的处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这个报告虽然撤销了“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帽子，但还保留冯白驹“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古大存有“片面性和右倾情绪”，“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是必要的”等提法的尾巴。这一结论虽然还不够彻底，但习仲勋已经是做了大量工作，冲破不少阻力，才争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通过这一结论的。

　　广东地方干部对报告提出批评冯白驹、古大存错误“是必要的”这个留尾巴的“平反”结论并不满意。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及其家属认为不能接受，继续向省委、中央纪委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经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处分的有1222人，其中属于中央、省委管理干部126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集团性质的案件。后来，方方“地方主义”一案经过复查，中共中央也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这宗历时40多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在为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一冤案的平反工作中，习仲勋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吴南生对此评价说：“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作了大量工作，对 ‘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韦国清也很想为‘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平反，但是还是有些顾虑。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复查其他历史遗留问题。

　　一是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件。

　　按照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广东制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就安置、若干政策、改正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79年3月1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省管干部的右派改正，委托李坚真、龚子荣、王宁负责审批。至1980年习仲勋离任广东时，全省原划为右派分子36808人，经复查改正36550人，占99.3%；除已有工作、死亡和出港出国等以外，全省需要安置的16132人，已安置16042人，占99.4%；未安置的90人。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干部案件的复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广东历次政治运动错伤了不少干部。到习仲勋调离广东不久，全省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倾、“四清”等运动中的党员干部案件进行了复查，其中包括对全省影响较大的“松仔岭事件”、“江门事件”、“临高事件”等集团性历史遗留案件，涉及党员干部18134人（含“地方主义”案件1222人）。经复查对错案作出了平反纠正，使受牵连的有关干部得到昭雪。其中，撤销原处分的8741人，减轻处分的2833人，合计11574人，占复查总数的63.82%。与此同时，还复查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的非党员干部和群众共1.5万人，其中撤销和减轻处分的共9000多人。至1979年底，全省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82684个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复查，其中减轻或免予处分的14985人，恢复党籍的14264人，重新安排工作的26732人，改正错划成分的2500多人，给予经济补偿的53312人。

　　三是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区别政策。

　　1980年习仲勋离任广东时，全省区别工作结束，列入“区别”范围的原工商业者共67599人，有52458个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中区别出来，占77.6%，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四是落实侨务政策。

　　广东是全国主要侨乡。建国后，在土改、私营企业改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大批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无情打击与迫害，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的积极性，在海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1979年3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有爱国的传统，1970年推行的《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是错误的，应予以彻底批判。凡因这个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据统计，全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1宗、14271人；落实了侨改户政策，发出了47752份证明书以确认提前改变华侨地富成分；调整安置上山下乡归侨知识青年回城工作1803人（含子女），调整安置归难侨及其子女到城镇工作落户8533人（含子女）。落实原被精简归侨职工的政策，共收回归侨职工5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