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田军：我在英国的车族生涯

田军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田军，1957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78级，本科毕业后就职于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1988年赴英，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伦敦经济学院ST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主席，高诚-MTM集团副总裁。1999年回归香港，任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富地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现为君正控股集团总裁，下属“君正集团”“博晖创新”两家A股上市公司和天弘基金（余额宝）、华泰保险等知名金融机构以及大安制药、卫伦生物、格林泰科等医疗机构。北大校友众筹企业“未名酒庄”董事长。天使投资人，项目包括：玖富金融、玖创资本、中视博雅基金、香港未名基金等。

北大校友易纲、田军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起

原题

英伦杂记

1988年~1999年旅居英伦11载，乃吾人生中最珍贵一段经历。随着岁月积累，感到愈发宝贵，而其中印象深刻的无疑包括购车、驾车与打官司的过程。

旅英之前，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是个遥远的梦；而1980年代在大西洋彼岸，小轿车已进入千家万户，普通得像中国大陆的自行车。1989年当我的身份由“访问学者”变为博士研究生时，购车便提上议事日程。当然首选是二手车，一则受制于经济能力，二则考虑“性价比”。

买二手车主要有三个途径：二手车行、拍卖会、看广告直接与车主联系。车行价格偏高，拍卖会次之，且没有机会试车、讨价还价，对英文和汽车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中国人留学生大都走第三条路。二手车广告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橱窗广告、车窗广告、公共广告栏上贴小条和报刊杂志分类广告等;而在伦敦，人们更多地依靠一份名为《战利品》（LOOT）的报纸。

留学英国的日子

《战利品》出版商反向思维，极富创意，通过免费广告方式吸引大量的二手车、二手家具、租房、找工作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成为伦敦平民的抢手货。报纸售价每份一英镑，是普通报纸的四倍，实际上由消费者反向支付广告费。每逢周末，许多消费者早早起床，第一时间抢购《战利品》，像淘宝一样寻觅各式各样的好东西。

我通过《战利品》淘到了想要的车：福特·菲亚斯特，排气量1.1，行驶里程19000英里，售价仅2100英镑。这辆车似乎满足所有留学生购车标准：大众品牌（零件与维修低）、小排气量（省油、保费低）、低里程、年份新（1987年）。或许用今天的眼光看,这辆“二手福特”寒酸得很，当年却为我的“车族生涯”做出巨大贡献。我与太太用该车起步学车，取得驾照，转遍了伦敦大街小巷，还带着许多朋友游走英伦三岛,包括中国当今副总理马凯先生。随着汽车知识增加，后来发现“二手福特”的里程表被改动过，还出过大事故，车底的主钢架不正; 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田军陪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英国考察

伦敦乃世界上小轿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为减少道路拥堵，政府设置各种行车和停车限制。作为驾车族，一不小心就会被罚；稍一怠慢，难免犯上官司。当然，多数起于不守规矩和侥幸心理，但被冤枉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有一次去市中心办事，我将车停在泊车位上并在表中塞足了费用，返回时竟然收到罚款单，原因是计费表不工作。

还有一次在家门口的自由停车位上被罚，冤枉到了极点。那时住在伦敦海布里阿森纳足球场附近，每逢比赛日，足球迷会在路边“双泊车”（doubleparking）。由于家门口的位置被占，于是跟着球迷“双泊”；然而球赛结束后，泊在路边的一排车开走了，我的车被认为是泊在道路中间而被罚。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罚单不按时交就会被法院传呼;看到法院传票, 浑身紧张得发抖,只好自认倒霉，缴款了事。

留学英国的日子

后来与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老师聊起此事，他哈哈大笑，说我不懂得基本维权。这位犹太籍法学教授大言不惭地说他接到过无数罚单，却从来没有交过款。窍门是每逢收到罚单，他总是第一时间写信给警察要求提供证据，接下来继续与警方通信，阐述自己的理由并强调警方证据不充分。通常警方对于处理此类罚款不够重视，法律档处理人手与能力斗不过这位法学教授，最终由于没有精力继续周旋不再回信件而放弃罚款追诉。

我开始意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往往喜欢私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究其原因，就是“衙门口朝南开”观念；中国古代司法公正，往往掌握在少数地方长官的手中，而现实中真正的清官甚少。再深入看，打官司意味着与官府和有钱人对抗，往往没有好果子吃。从人的思想和教育角度看，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教育强调驯服人们遵守规矩和社会秩序，而不是质疑和挑战官府。

北大校友田军、朱力为（数学系76级）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起

而西方人相信人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圣经中讲：人有两种罪即原罪与本罪，原罪是指人类生而俱来、洗脱不掉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正因为如此，社会制定了众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来约束人的行为；同时也给予每个人权利，在他人犯罪时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侵害。他们相信，只有每个人的恶行都被限制且权利都得到尊重，社会才能正常的运行。中国人有事爱私了，路上两车碰撞，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最后怕事者妥协。在西方出了车祸，不用吵架，让保险公司去判断，再不服就上法庭判决。西方人爱打管司，反映了他们对法治的信任，认为打官司不仅不丢人，反而诉诸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

然而社会现实非常复杂，现实中的维权过程与结果也充满不公正。西方人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是好东西，但前提是大家自觉遵守且在上帝的监督（宗教作用）下执行；而当不自律的人们开始利用法律钻空子时，法律的低效和事实上不公正也普遍存在。

北大校友在英国，1980年代着装颇受嬉皮士影响，左起：经济系田军（1）、中文系王志兴（2）、化学系李育（3）、国政系韩越丹（6）

1992年夏，太太在《战利品》上发现了一部二手尼桑·蓝鸟，各方面指标都非常理想，售价仅为2200英镑，比正常价格便宜30%左右。车主是一位摩洛哥籍“留学生”，读完学位回国前处理车和各种用品。我们急匆匆赶过去，按响门铃后车主说：“你们来晚了一步，车刚刚出手”。看到闪光发亮的车依然停在门前，我们有些不死心，磨蹭了永久才悻悻然离开。恰巧此时，车主推门出来讲：“这辆车与你们有缘，预定车的人刚刚来电话说凑不出钱来，无法成交”。

我们顿时像捡到了金元宝，兴奋地验车、试车。鉴于第一辆车的教训，我们查验得非常细，结果发现车况比想象的还要好，当即交付定金。车主第二天将车开到我们住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慎重起见，我们又请开二手车行的中国人老潘再次试驾，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付款。我们的“车族”生活即将上一个新台阶，不由喜上眉梢。

田军陪同李剑阁（时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与邱晓华（时任国家统计局长）访问英国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打电话给车主发现他已经退租，且该房仅租用一周。一种不详的感觉袭上心头，惴惴不安地走进警察局查证，一位警官查验计算机记录后说：“信不信由你，这是一部被盗的车”。我们争辩说自己付了钱，有收据证明。警官说，我相信你们，不会追究其它责任，但车要归还第一债权人即一家保险公司（丢车人已经索赔）；而且该车还有第二债权人，盗贼此前已经卖过一次车，当晚用另一把钥匙将车开走；如果你们不是发现及时，估计到晚上车就不见了。2200英镑！我们一年多辛苦积累的全部财富，就这样被“摩洛哥留学生”无情地拿走了。

基于过往教训，我没有立刻将车交给警方，而第一时间给“犹太法学教授”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车最终要交上去，但保险公司要履行一系列法律程序才能拿到车，而法庭判决前我可以保管并使用这辆车。我采纳“犹太法学教授”的建议，将车放置在一个高档小区朋友车库里，签署车库租用合同，并保留这段时间所有费用凭据。

待保险公司律师根据警方线索来信让我交还车时，我写信说明此期间为了有效地保障车的安全，专门租用车位，因此要求对方给予补偿。考虑到打官司需要时间和费用，对方律师同意我的要求，开具了320英镑的支票。在已经损失2200英镑的前提下，我通过“合理维权”拿回320英镑，心理得到一点补偿。

田军与吴敬琏教授在伦敦参加国际会议

我的法律维权意识不断提升，是年秋办理车险时竟然缴纳了一笔8英镑的“车辆交通事故法律服务”保险。过往办理车险时认为此类保险荒唐，绝不考虑；而这次主动缴纳8英镑，事后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

1992年11月14日凌晨两点，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车祸，倾囊购置的第一部车就此报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车辆索赔官司更是一场噩梦。但在犹太法学教授的指导下，我的维权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咬牙挺了过来，且最终赢得胜利。

13号逢周五，在西方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日子。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通常会比较谨慎，尽量避免驾车出行。而我们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对此说法毫无顾忌，照常进行周末聚会。次日凌晨两点驾车回家行至Hackney Wick附近，一座拱形桥半边关闭维修，临时增设红绿灯控制双方交替行车。由于是绿灯，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冲上拱桥。当车行至桥顶的一刹那，迎面看到一束亮光。我紧急制动，但一切都太晚了。两辆车迎头相撞，太太由于没有带安全带，一头撞上挡风玻璃，鼻梁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直流。

留学英国的日子

我打开车门，冲出去指责对方闯红灯。车里走出一位身高马大的黑人，情绪比我还要激动。约10分钟后，一辆警车赶过来，仔细勘察现场后说：“双方不要互相指责，是临时增设的交通灯出了问题，两面同时亮红灯，接下来又同时变为绿灯。”随后警察做了笔录，要求我们天亮后与保险公司联系。太太的身体是大事，我们立刻赶到医院检查，好在无大碍。

不幸中的万幸，人无事，损坏的车可以得到赔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然而我错了。报告撞车事故几天后，我接到保险公司来信说，那家修路公司律师调查了现场，没有发现交通灯存在问题，要我提供证据。我懵了，诚实的英国人怎么会撒谎呢？在事故现场，由于相信英国社会和警察，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或文字证据。后来提供证据的8位人证（同车4人，赶过来救援4人），都是经常一起打牌的中国朋友，被对方律师认为不可靠、拒绝接受。

田军与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国际会议上

个人证据不被接受没有关系，可以找警察。然而，Hackney Wick警察局说没有收到任何报告。毕竟我们8个人在现场，相信不会有错，再去警察局查询。第二次遇到一位有经验的警察，听了我的叙述后说，既然那天有警察过来，就一定会有记录，由于描述的出事地点位于两个警察局管辖交界处，建议我去另外一个警察局查证。果然，他说对了。

有了证据，便找回信心。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方律师回信说，即使交通灯出现问题，根据他们现场勘察，道路宽度足够两辆车交错开过去，并非一定引起撞车，并进一步说撞车的真正原因是双方观察不够仔细，车速太快、措施不当造成的。

田军与导师斯特恩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西方社会，民事诉讼的原告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证据，否则即使有理也打不赢官司。而且，这些证据资料要专业、具有说服力。我们根据对方律师的要求，开始提供详细现场照片，绘图说明出事现场的详细情况。随后对方的律师不时设置难题，要求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人证、物证；并对各种证明资料提出挑战，认为不符合要求、说服力不够。

所有这一切交流，都由对方律师按照当事人要求准备，写信给我的律师，我的律师附上评论和建议寄给我，我准备好答复后寄给我的律师，经过协商修改认为合适后再转交对方律师，接着转交当事人征求意见，若有不同意见，原路返回，再无休止地重复上述程序。在此过程中，每个细节的求证至少需要6封信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