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苏兆瑞：文革中"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苏兆瑞新三届

作者简介

苏兆瑞，南开大学1968年毕业，曽在大中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任教任职。现已退休。

原题

追忆五十年前的大学毕业分配

1960年代的南开大学东校门

终于要毕业分配了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是南开大学生物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文革开始后，所有大、中、小学一律停课，要求师生全身心地投入运动，老师不教学，学生不上课，大学不招生也不分配了……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转眼到了1968年。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我校的两派群众组织始终“联合”不起来，同学们无可事事，有的跑电子器材商店淘零件，装装收音机，有的搞搞对象，大家都纷纷当起了“逍遥派”。

我们上的是5年制本科，此时1961年入学的66届的学哥学姐们已在学校呆了7年，67届的呆了6年，就是我们68届的也到了应该毕业的时候了。我们非常盼望能早点分配工作，走出学校，开始新的生活。

昆虫学家肖采瑜教授 (1903-1978)，曽担任生物系主任30多年

这年秋天，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工作终于启动了。9月，66届先行分配，接下去是67届。到了11月，我们68届（63级）也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毕业分配的消息。

分配问题理应由教育部担纲，但当时教育部还瘫痪着，不起作用，68届大学生的分配由中央直接下达文件。

那天，全校各系960名应届毕业生集中在小礼堂，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的文件《关于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宣读文件时，全场雅雀无声。文件中说：

“毕业生的分配，应当坚决贯彻执行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大专院校毕业生，要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分配，不要强调一定要分配到自己所学的专业部门去……”

宣读中央文件后，接着宣布国家计委下达的我校各系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全国这年毕业的15万大学生中，约有5.9万人属全国调配，自然包括我校学生。各系中以数学系的分配为最好，大多是去中央各部委所属单位。

我们生物系68届三个班82名毕业生分配去向是：建筑工程部1人，石油工业部2人，化学工业部2人，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内蒙古、黑龙江6省市区各若干人，没有一个南方省份的名额。

南开大学的确是名副其实“向南开门”的大学，那时候的“南开”在南方声誉有多好，每年从南方各省市录取来的学生很多，教师中也不乏南方人。分配方案一明确，我们来自南方的学生就知道，哎呀，来时容易归去难，这下子可是回不了老家了。

南开大学创办时的开学纪念照（1919..9.25）

工宣队主持分配工作

1968年8月，“天津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开大学，学校及各系的一切工作都归由他们领导。

中央文件和计委的调配方案传达后，各系的毕业分配工作就很快地铺开了。驻生物系的工宣队员来自铁路系统，多数人文化不高，不熟悉大学的情况。为搞好毕业分配，工宣队吸收了一位姓张的老师（女）参加这一工作。张老师是童工出身，根红苗正，又在大学里工作多年，一直担任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对各位同学十分了解。工宣队这样考虑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

系里发给每个同学一份《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各人填写后向全班同学当众宣读内容，由大家提意见，然后班里据此写出毕业鉴定。我在宣读时，只有一位同学说了几句什么，其他人都没响，于是“通过”。事后有同学说，这种做法是变相公布档案，是不妥当的。自然这只不过是他在背后议论议论而已。

接着让各人按照分配方案填报3个志愿。由工宣队研究确定。

毕竟受国家培养教育多年，同学们对到艰苦、偏远的地方工作去大多早有思想准备。有的同学表现很突出，如四川籍的汤、梁二同学、家在保定的王同学，第一志愿都填了黑龙江省海拉尔。邢台地区的分配名额挺多，而邢台籍的曹同学却填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

我也想得特明白：哪儿水土不养人？我从小不娇气，家里生活一向十分清苦。在前几年，我们南开学生曾两次到河北省衡水等贫困地区农村参加“四清”，总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受了繁重工作和艰苦生活的考验。每次我都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事实证明我是吃得起苦，干得好工作的。

我曾经的女友（外校，66届）初定分配宁夏时心中不快，我劝她，怕什么？有我呢，我们就在大西北安家吧。所以此时我对可能被分配到边远艰苦地方工作，可以说没有什么顾虑。

系工宣队先把分配的结果口头宣布，后又作个别调整再正式张榜公布。我们63（1）班35位毕业生分配结果是：建工部1人，石油部2人，天津市8人，河北省9人，内蒙古自治区4人，辽宁省3人，山西省8人。

我本来想第一志愿填报辽宁大连，心想从那儿回家可从海上乘轮船先到上海，挺方便的。但一看，觊觎大连的人太多，便改成了河北省邢台地区，结果如愿以偿。对此我是很满意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公路四通八达，而且在所有接收单位中这是离我老家（浙江）最近的地方之一。

小组合影，后排正中为本文作者（1964）

分配中的小故事

在毕业分配中贯彻“阶级路线”，分配的“好差”同本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大有关系。

我班分配到建工部、石油部下属单位及天津、鞍山、大连等大中城市的，多是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有的还是党员，分得好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位同学分到建工部下属单位，他考虑到很可能会下到基层，甚至到山沟里，那找对象就不容易了。他让人当说客，想同分到石油部下属胜利油田的李同学对调。李是河北人，孝顺的乖乖女，家有父母高堂，你让她怎么办呢？而且分配能私下调换吗？自然并没有结果。

也有同学在分配中遇到点麻烦的。我班的一位同学心灵手巧，凭着一手不错的无线电技术，文革中一直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广播站负责机务。还制作了一架“电台”（其实只是一个无线通话器），预防一旦被对方群众组织围困时可用作通讯工具。

工宣队进校后，他一急就把电台拆散，把其中一个关键的零件——振荡器的晶体扔进了校园的小河里。工宣队要他务必把那个晶体从河里捞出来。那可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他从冰面砸开一个口子捞摸，他的同班恋人也帮他一起弄，结果始终没捞出来。

文革中有的地方武斗很厉害，江青提出过“文攻武卫”的口号，（2）班有一位同学就随口说过一句，武斗都是江青惹的祸。工宣队追查此事，这位同学思想上很紧张，都吃不下饭了。她的女友是清华大学学生，闻讯赶到天津，一面安慰他，一面照顾好他的生活，我亲眼看见她在盥洗室给他洗衣服。我们许多男生见了都钦羡不已：“看人家找的对象！”

依我看，工宣队掌握政策还是很稳妥的，对于这两位同学，照样给他们分配了工作，只不过多留了他几天“讲清问题”，让他晚几天去报到，并没有怎么为难他。

同班的王、曹两同学是一对情侣，他们都被分配到山西，一个去雁北，一个到晋东南，两地相隔千余公里。

这两位不急不躁，“闷声大发财”，事前一点不声张，悄悄地作好了准备。待大家都离校去报到后，他们留在学校里借女生宿舍作洞房，美滋滋地度起了蜜月，然后从从容容地同赴山西。

到太原后他们亮出已婚的夫妻关系，那里挺通情达理，顺水推舟地成全了他们，改派他们两人一起去了晋东南（长治）报到。本来工宣队在分配时完全可以成人之美，却反倒白白让山西人当了好人。

在毕业分配中，同学中有两对情侣一方出身好，另一方家庭有“问题”的，系里一律把男女两方拆开，分到两个省（区）。其中一对，女的分到山西，男的去内蒙古；另有一对，一个分到河北，一个到内蒙古。这就使人感到，工宣队虽不硬性拆散这些恋爱关系，但似乎希望以地理上的距离来阻拦他们的结合。

然而这一切全然无用，他们还真不简单，后来都跨省调动到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使人领教了爱情力量的无比强大和不可战胜。

我拿到的派遣证，上面写着到邢台地区报到，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下分，到底具体去干什么工作，并不明确。其实，凡是去的分配单位较好的，早就透露了出来，例如分到邯郸是进柴油机厂，到鞍山的是到动物园等等。

后来，我们几人到邢台地区报到时，“分配办”的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印着“南开大学”校名的信一查，便给各人开了介绍信：一位同学留在邢台市内的机制砖厂，另四人到下属县，先插队锻炼。这才知道，原来这些在学校里早就内定好了的，只是当时不告诉我们而已。

昔日的生物系所在的第四教学楼

一天办完离校手续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后，大家都忙开了，整理行李、买草绳（包扎行李用），办理离校手续。有对象的，赶紧登记结婚。

办理的离校手续，包括这几项内容：一是拿着离校手续单，到学校各有关部门接受查验，例如到学校图书馆，让他们查一下，看你是否借了图书尚未归还？如无，就在相应表格上盖个章——通过。二是把校徽和学生证交还给系里。三是领取派遣证和赴分配单位的差旅费。差旅费标准是每人60元，让我们到接收单位后结算，多退少补。这钱给得真不少，记得那时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普客火车票还不到50元钱。

以上这些事办起来很快，不过一天时间便可完成。

但我在办理时，却遇到一件想不到的小麻烦。1966年底“大串联”时，我和几位同学去了哈尔滨，因为那里天气冷，我和另一同学曾向接待站借用了皮帽和棉胶鞋，回到天津后我俩马上就把鞋帽从邮局寄了回去，但这时发现学校里竟有我俩欠交鞋帽的账。这事都过去两年了，当时寄包裹的收据哪里还会保留着？好在有几个同学知情，由他们出面作证，才得以过关。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很后悔。1963年入学时，我到学校报到后，就把录取通知书连同信封、准考证都保存了起来。但在这次整理行装时，一想，大学都毕业了，还放着这些有啥用？就把它扔了。这份55年前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要是保存到现在多好，简直要成为一件“文物”了。

我到行政楼办离校手续时，遇到了本班田同学的男友(数学系毕业生)，我本来并不认识他，他见我是生物系的，便自报家门。在闲谈之中，他还关心地问我“有朋友了吧？”我那位先是主动追我、后又突然变卦的女朋友此时已经同我分手，我便轻轻地摇了摇头。

霎那间，想到室外有凛冽朔风，身旁无红颜知己，我不禁记起唐代风流诗人柳永的词《雨霖铃•寒蝉凄切》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不由得感到一丝惆怅。然而这仅仅不过是短短几分钟间的事，一向心态很好的我，马上就释然开怀了。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

（1876—1951）

再见了，我的母校

到12月中下旬，在办完毕业离校的一切手续后，分到各地的同学就陆续启程各奔前程了。后走的送先行的，有的送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平日要好一点的就直送到火车站。

在天津火车钻，我看到了几对恋人相送的场面，两情依依，恋恋不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此情此景令旁观者动容，使人感到“有爱人、有人爱”真好。

我们几个分配到邢台地区的同学，一起商定了出发日期，买好预售

票，提前一天托运好行李，约好走的那天直接到火车站会合。

走啰，走啰——1968年12月24日，我们告别了天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永远难忘的南开园。

再见了，渤海之滨、海河之津的巍巍南开，我的母校！

高耸的教学楼，宽阔的大中路，新开湖的风情，图书馆的灯光，更有那些曾给我深切关爱和谆谆教诲的师长前辈和朝夕相处的学友。5年多时光，19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如今我挥挥手、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卫津河畔我的母校呵，我在您身边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对您，我是多么地眷恋，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望您呢？

经由北京的95/98次津邯直快列车载着我和我的同伴们呼啸着向前疾驰，天津城很快地在身后消失了。我的心潮澎湃起伏，新的生活正在远方向我们招手！

毕业分配之后，开始一两年我们多在基层做工务农，但不久便被重新安排工作，到70年代后期更是纷纷得到提拔重用。有的人从政，当上了厅局级或县处级的官员；更多的人是搞业务、当教师，有了正高或副高的职称。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半个世纪过去，年逾古稀的我们现在都已经退休，只是当年分配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