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家丨郑永年：如何理解大国领袖们“逆制度化”倾向

郑永年新三届

老编的话：智者熟虑深思，公号解读分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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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普京把自己塑造得无比强大，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并无多少进步，甚至倒退，造成“强领袖、弱制度”的状况。

就政治领袖层来说，今天的世界再次盛行起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从早些时候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到后来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大国领袖们的掌权和执政方式越来越接近传统上人们所说的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领袖们都在试图绕开现存体制

尽管这些领袖面临不同的内部政治社会和国际环境，但他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不满意于既得利益者所掌控的政治现状，都想改变这种现状。因此，就所显现的行为来说，或多或少都具有“反体制”性质。这也决定了这些领袖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和矛盾的关系。第二，就权力运作来说，他们都是试图通过绕开现存体制，组建新的权力运作体系，无论是基于新建的正式制度，还是基于个人关系之上的非正式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领袖都有“逆制度化”倾向。第三，他们都呈现出厌恶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规则而诉诸于权谋，为了掌控权力和其它目标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从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范围内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的回潮并不难理解。时势造英雄，他们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正如近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现是当时欧洲（意大利）政治危机的产物，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回潮也是当今政治危机的产物。不过，应当看到，这些政治人物所处国家的政治危机性质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所使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普京与特朗普的共识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同时也开启了政治危机过程。尽管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当时进行政治民主化既是大势所趋，也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无论是苏联的社会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基础，和西方相去甚远。

政治领袖能够引入一种新的制度，但很难促使这一制度的生根发展。到叶利钦执政，俄国演变成了典型的寡头政治，造成了国家各方面的危机。普京上台可说是授命于危机，但普京根本没有想去巩固初生的俄国民主，或者他根本不相信西方式民主。

俄罗斯到底要确立什么样的制度？普京并不明确。接下来普京所做的就是如何巩固其个人的政治权力。普京利用其在情报系统工作而掌握着寡头们的大量情报这个优势，有效整治寡头。无论在内政和外交，普京方方面面展示出其无穷的个人魅力。结果，普京把自己塑造得无比强大，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并无多少进步，甚至倒退，造成“强领袖、弱制度”的状况。

印度的莫迪自一开始就希望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改革开放，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路迅速发展，但印度的发展仍然缓慢。要进行改革，就需要权力。莫迪诉诸于印度民族主义，这种做法有一定的理性，也有成效。

印度政治从以前家族式政党政治向具有比较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政治转变。但不管莫迪怎么做，都还逃避不了从外部植入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印度发展的有效制约。面对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困境之间的矛盾，莫迪的选择并不多：是在现有民主制度基础上，通过再进一步的民主化来改善情况，还是试图跳过民主制度，扩大个人权力？莫迪倾向于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印度民粹主义（对内）和民族主义（对外）。

在破坏现存制度方面，美国的特朗普更为显然。特朗普是商人，从来不是政治建制的一部分，他借用了共和党的体制夺取了政权之后，直到今天仍然和建制处于对立状态。尽管美国被视为是政治制度化最高的国家，但这丝毫并没有影响特朗普“破坏”建制。

特朗普很简单地把建制置于一边而不顾，建构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非正式权力架构，并且是“内举不避亲”。上任总统已经数月，数百个高级政府职位仍然空置着。在执政方式上，特朗普诉诸的是社交媒体，即推特政治。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更是通过诉诸宗教民粹主义，通过公投改变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构架。他这样做有其需要，因为这么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没有处理好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代表世俗的军人经常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不过，埃尔多安诉诸的是宗教民粹主义，即使人们不相信埃尔多安这样做是要把国家政治宗教化，但实际上这个结果很难避免。

宗教民粹主义造就了埃尔多安的强人政治，但土耳其的现存世俗制度被大大弱化，给埃尔多安之后的土耳其政治的不稳定埋下了种子；更为重要的是宗教回归政治。近代以来，土耳其总体上说是政治世俗化的，但现在似乎往相反的方向走，这对土耳其国家政治具有长远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对这些国家深刻政治危机的反应，同时也对这些国家甚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世界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阶段。一旦出现深刻的危机，人们就需要诉诸于权力来应付危机，对权力赤裸裸的追求往往导向马基雅维利主义。

在危机时刻，社会也是可以容忍这种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如果权力有一个崇高的目标，那么对权力的追求更具有了合法性。问题在于危机之后怎么办？

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要求助于霍布斯。马基雅维利（1469年-1527年）只是解决了半个问题，即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作。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是意大利民族国家形成的前夜，他明确意识到政治权力在国家统一（也即国家的集体“自由”）过程中的作用。为了达到国家的统一这个最终的目标，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得到权力和运作权力变得不重要了。

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马基雅维利那种基于政治人物个人之上的权力的不牢靠性，权力的永恒需要的是制度。这里，霍布斯（1588年-－1679年）和霍布斯主义便是标志。

霍布斯主义

霍布斯不仅强调权力的重要，更是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马基雅维利表现的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为了追求国家的“自由”这一目标，而不惜一切政治手段（包括最肮脏的手段）。霍布斯把权力基于秩序和制度之上。英国的洛克经常被视为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祖先。

但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才是自由主义政治的祖先，洛克（1632年－1704年）只是实事求是地论证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后出现的西方政治（尤其是英国政治）的合理性，并把此成为自由制度。在霍布斯之后的数百年，西方制度基本上就是霍布斯所开始确定的政治构架，不断发展和完善，并把西方自由政治制度推向了顶峰。

今天的世界，老的制度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危机。一些国家如英、法、德等国的领导人，仍然苦苦坚守着原来的制度，希望能够对原来的制度加以改革和改善，从而化解危机和求得问题的解决。但人们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也不能确认原来的制度是否可以加以有效的改革。

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的财富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大规模的移民、恐怖主义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点滴的改革而得到解决？基于“一人一票”之上的大众民主，已经导致了人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的不平衡，这种失衡使得原先的福利制度不可持续；那么，这种因为大众民主而产生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大众民主本身而解决吗？更为重要的是恐怖主义问题。

马基雅维利主义回潮的必然性

在现在的开放政治下，如何有效应付恐怖主义尤其是内部产生出来的恐怖主义呢？在不影响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如何控制恐怖主义呢？有太多的疑问可以质疑这些政治人物。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治人物只是努力地在把问题往后推，而非解决问题。

那么，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呢？人们有更多的问题去质疑这些不守规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了。如果这些政治人物感兴趣的仅仅是个人权力，如果这些政治人物弄权但根本不想建立新的制度，如果这些政治人物所进行的制度建设，仅仅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非制度权力，那么国家的未来会怎么样呢？专制人物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既带来过辉煌，也造成了毁灭。

一些专制人物能够把个人的权力转化成为制度（如霍布斯所提倡的），从而造福后人；但更多的专制人物则对人类造成了大灾难，一切为了个人权力，个人专制成为最终目标，最典型的莫过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

如果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再次出现有其必然性，那么今天更需要的是霍布斯主义。世界范围内，今天人们对人类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充满着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一些人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远远甚于对那些固守传统体制政治人物的无能，而另一些人则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再次回潮雀跃欢迎，进而崇拜和膜拜这些强势政治人物。

但从历史经验看，如果传统政治人物对其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继续抱有意识形态态度，那么对现存体制很难有实质性的改革，因此也很难应付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还是需要一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神的，要敢于承认现存体制的弊端，勇于改革。

另一方面，对那些通过马基雅维利主义而大大强化了自己个人权力的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权力，而不能把个人权力转化成为制度权力，那么所导致的结果更可能的是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绝对个人专制，不仅不利于个人和家庭的长远利益，更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一句话，世界再次面临危机，再次需要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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