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北京"老莫"，梦开始的地方

云淡风轻摘编新三届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颇得北京人认可：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明快了。

于1954年开业的这新中国第一家西餐厅，在很多老北京人的心里，已经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家“高级”的西餐厅。甚至有人把去“老莫”吃西餐视为充满荣耀感的活动，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

莫斯科餐厅被北京人人性化地称之为“老莫”，伫立在北京展览馆旁近半个世纪。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现在看来正常的生活方式都被扣上“资产阶级”、“黄色”的大帽子受到批判，被严令禁止。然而这禁锢压制不住人们心底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有人宁愿冒着政治风险去“老莫”吃顿馆子……

过了西直门桥向西，北京展览馆高高的尖顶绝对醒目，从展览馆西侧的小路右拐就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大多亲切地管它叫“老莫”。走进这条小路，左手是北京动物园的栅栏和一排高大粗壮的白杨树，外面的喧闹仿佛一下子远了，时间也变得优哉游哉起来。

莫斯科餐厅门前高大的柱子和穹顶，依旧显得那样庄重，走进旋转大门，那种华丽气派的感觉立马儿让人不自觉地有些小心翼翼

7米多高的房顶上是一大朵一大朵的雪花，4个巨大的铜柱子上雕镂着繁复的花纹，绿色花纹的大理石墙壁直通房顶……宽敞的空间摆满了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就餐的人也没有喧哗......

穿着红色民族服装的莫斯科姑娘在座位间游走，高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这就是遥远的北方，前苏联“老大哥”所享受的生活。

莫斯科餐厅原貌

和“老莫”联系在一起的名人，多了去了。

他们是北京展览馆开馆仪式上的赫鲁晓夫；是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后来此就餐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是被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宴请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末代皇帝溥仪；是每次花1.5元至2元到这里就餐的季羡林……

据说最早保卫莫斯科餐厅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老莫”的服务员们20世纪五十年代就发皮鞋、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还发香水。

1966年，莫斯科餐厅的雅致与宁静被打破。

“一大群红卫兵闯入莫斯科餐厅，跳上铺着浅黄色布的桌子，跺着脚，大声指责吃饭的顾客。许多客人来不及付账就四散逃去。”“老莫”第一代经理王兆忠一直记得，几个红卫兵还闯进了厨房，向厨师们呵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做修正主义的饭！”

不久，整个北京展览馆被红卫兵占领，各个展厅都铺上毯子，睡满了人。莫斯科餐厅负责给他们供应伙食，西餐厨师们开始学着做蛋炒饭、盖浇饭等中餐。此时北京城里的多家西餐厅都关门了，只有还算“根正苗红”的莫斯科餐厅，凭着“为工农兵服务”的踏实态度依旧在开业。

到了1967年，莫斯科餐厅也停业了。一年后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恢复营业，并开始了一段特殊的中餐经营史：餐厅请来一个中餐师傅，西餐厨师全打下手，菜谱换成了烧茄子、鸡蛋炒西红柿、熘肉片、蛋炒饭。

北京市民秦大同还记得这段“中餐西吃”的历史。1968年为躲避抄家、揪斗，父母带着秦大同一个月去了七次动物园，结果赶上莫斯科餐厅重新开张，父母铤而走险，冒着“被人认出揪走”的危险咬牙决定吃一顿。

走进已经改名为“北京展览馆餐厅”的“老莫”大厅。雕镂精致的柱子上糊着红色大标语，玻璃窗前用铁丝吊着一排标语和大字报，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语录歌，西侧的墙上悬着块小黑板，“最高指示”下只有五六个菜名。

刀叉虽然不是封建残余，却难逃资修干系，餐具只剩下相对革命的勺子了，饭菜分别用铁勺从搪瓷盆盛到深蓝边的西餐盘中，吃饭的人手托盘子往嘴里胡噜着。

无奈归无奈，可人们依然有办法自得其乐。坐在纯俄罗斯风格的大铜柱旁，看着头顶的“雪花”天花板，那一刻，他们一边吃着鸡蛋炒西红柿、蛋炒饭等中餐，一边在心底悄悄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

现在大厅的模样和1954年时几乎一样，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差的也就是那些标语、口号。不过，2000年“老莫”曾经变身过一次，旋转木门改成了金属旋转门，雪花图案的天花板屋顶改成了雕刻吊顶，木质高背方桌椅换成了舒适的欧式大沙发……

装修后的“老莫”取得了餐饮行业的五星级认证资质，但却没有得到食客们的认可，他们感觉“回不去”了：来“老莫”的那些老顾客，很多就想坐在当年坐过的位置上，吃着当年的菜式，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回忆。

2009年，“老莫”重装，一下子就又回到了1954年开业时原汁原味的风格，在这里又能感受到老莫那种带着距离感的亲切了。

现在，餐厅的贵宾厅和圣彼得堡厅增加了一些欧式风格的配饰，以适合现代餐厅的经营需要。

如今，年轻人看“老莫”，是《梦开始的地方》《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激荡着无处安放青春的“老莫”。

如今，莫斯科餐厅周围，几百米之内，众多叫得上名号的中西快餐无声地包抄上来，展现着北京这个城市的节奏，城里的各式西餐厅这样那样的名字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而“老莫”，好似凝固在时间里.......

莫斯科餐厅的往事：

文革中做起中餐

　　2013年6月18日上午11点半，依然穿着整套黑色工作套裙的张春燕，有些无所适从地在狭小的办公室慢悠悠地转着圈。作为老莫副经理、主管前厅工作的她，以往这个时候，都会在老莫的高大的殿堂里进进出出，忙着和同事们一块准备午餐。

　　与办公室只隔着一条马路的老莫，如今已经被隔板包围，装修敲敲打打的声音不时传出，被拆卸的大块的乳白色墙裙不停被装修工人抬出。

骨子里的彬彬有礼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颇得北京人认可：除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北京恐怕没有一家餐厅像老莫这么宽敞明快了。

2004年装修后的老莫

　　如果在办公室，张春燕和同事们就会不停接到电话问：“老莫什么时候开业啊？”

　　“就像关心自己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说着这些，张春燕和同事相视一笑，笑得很轻很淡定。这种笑应该就是食客们颇有微词的老莫式的“有距离感的微笑”。有些挑剔的，还会说她们“不苟言笑”。

　　“西餐文化讲究的就是彬彬有礼，我们的服务举手投足间自然和中餐服务有区别，甚至会刻意给客人一种不被打扰的感觉。”张春燕说。她在老莫已经工作20年，从最初的前厅服务员一直做到主管、副经理。

　　张春燕认为，这种庄重感是高大庄严的老莫赋予她们的。

　　据说，最早保卫莫斯科餐厅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莫斯科餐厅的男服务员1950年代就发皮鞋、料子裤子、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还发香水。

　　即使在特殊年代，莫斯科餐厅与驻华使馆一道，成为少数被“特殊供应”的单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量也没有削减分毫。

　　1989年，家就住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张春燕刚满20岁，她面临着选择：学做衣服当裁缝还是学做糕点搞餐饮。在老莫当了30年面点师傅的母亲的一番话，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老莫来工作。母亲说：民以食为天，无论多难，人们首先都要吃。

　　糕点房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忙，张春燕会经常被调到前厅当服务员。

　　张春燕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餐厅的门是旋转木门，宴会厅高大的屋顶是蓝白的雪花图案，四根顶天立地的大铜柱上满是可爱的小动物雕像，厅前方高挂列维坦的油画《深渊旁》，厅里还有个喷水池，木质的地板，木质的桌椅……在高达8米的穹顶下，在千余平方米的宴会厅里，老莫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地为食客们服务，自带一种不倨傲的矜持。

　　“这是老莫的传统，也是老莫骨子里的东西。”张春燕不想多为老莫的服务辩解。2001年，她带领母亲来老莫吃饭，享受的服务也是这样的，她所管理的服务员也没对她母亲表现出超出其他人的热情。

　　此前张春燕的母亲从来没在老莫吃过饭。“其实，老莫的定价一直是中档，并不贵。”张春燕说。

　　在某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59岁的贾先生当年算得上是高干子弟，7岁的时候，他就跟随姐姐到老莫吃饭。“文革”中后期，参加了工作的他又和一帮年纪相当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高干子弟厮混老莫。他也认为，1980年代之前，在老莫吃饭，其实并不贵。“文革”后期，在老莫吃一顿，最多也就花个一两块钱。到了1970年代末的时候，花十几二十块，好几个人就可以吃得很好。

　　“在这里，每个客人都是平等的。”贾先生感慨，即便在“文革”那样荒唐的年代，一些从穿着打扮看起来就是被批被整对象的人，在这里吃饭，老莫依然给其一个安静的、被尊重的服务氛围。贾先生回忆，那个时候，就经常碰到有清华北大的老教授们默默地坐着32路公车，专程来到老莫，逃避喧嚣，寻找内心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