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丨李零：我劝天公重抖擞

李零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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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1948年生于河北省邢台市，从小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作殷周铜器研究。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2-1983年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沣系西队从事考古发掘。1983-1985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调入北京大学，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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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

“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

我劝天公重抖擞

（2016年）10月12号，我从美国回来，刚刚知道，咱们这门课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跟韩老师说，我不是党员，这个题目，我讲不了。他说，咱们这门课主要是带同学读经典，你就讲讲《我们的中国》得了。我说，我的书不是经典，书已经印出来，再讲就没劲了。我还是讲讲我身边的事儿，特别是跟教育和启蒙有关的事儿吧，随便聊聊，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

我是群众

首先，请允许我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汉族，男，68岁。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我喜欢这个身份，非常喜欢。不过，我要解释一下，群众是复数，我是单数，我只是群众一分子，我属于群众，但跟群众有距离，联系并不密切。

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过有组织的生活。党没入过，军没参过，工人也没当过。我只当过农民和老师，这两种工作，比较自由散漫，更适合我。

有一件事，过去不明白。我没参加任何党派，但不能叫无党派人士；我真心拥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不能叫民主人士。后來我才明白，人士二字可不是随便叫的。我国，凡叫什么什么人士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不是这种人。

现在，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中国学问。教书好，书不会跑。我可以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地读，安安静静地写，慢工细活，反复修改，一切弄好了，我才和盘托出，与学生分享，与读者分享。

我的老朋友郭路生打小就爱写诗。他说，除了写诗，什么都干不了。我说，我也是，除了做学问，一无所长。我在北大教书，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多年，好像一眨眼。2011年从中文系退休，田余庆教授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诗经》有个说法，叫“蟋蟀在堂”。

我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我在北大没有任何头衔。韩老师介绍，现在有了一个，是我批评最多的那个国家有个学术机关给的。土包子戴洋帽子，有点不习惯。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这门课，有点像政治课。政治学系，过去在人大叫马列主义基础系，主要研究国际共运史，后來改称国际关系系。早先的国际政治，第一是国际共运，第二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这两种，后來告别革命，才以欧美为主。北大也如此。

我听说，现在的政治课跟从前不一样，什么都讲，不光讲马列，很好。尽管有人，生瓜强扭，硬推，但马列已经边缘化，这是事实。

马列，我是读过的，没人强迫我读。我读过，一点都不后悔。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中国有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吗？好像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來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中国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有些跟西方几乎同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好跟非马、反共的书一块儿读，特别是跟CIA推出的洗脑书一块儿读。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典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最薄，《资本论》最厚，如果加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或说四大手稿），更厚，一般读不下去，大家读过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也不对。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解救苦难众生。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往往与造反有关，统治者平息造反，必须利用宗教。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替穷人说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是反共分子。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

美国电影，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一脸凶神恶煞。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英若诚就是这幅扮相。

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住一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说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于是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咱们中国，满地都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

我说，共产党真那么可怕吗？你太太的好朋友某某某，你知道吗，他就是共产党。更何况，现在顶着共产党的名，干尽坏事，而又骂得最欢的，很多正是共产党员。同一个词可能不是同一个意思。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你们见过的，大概只是“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吧？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干革命，你就等着杀头吧，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人杀，没任何好处，请你入你都不敢入。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站稳脚跟，喘过气来，入党的人才多起来。过去，我在人大附中读书，团干部让我读《论共产党员修养》，我想，我是落后分子，反正也入不了团，坚决不读。“文革”后拿出来看，头一段话让我大吃一惊。刘少奇说，共产党可以随便出，但不能随便进，因为什么人都闹着要入，有找不着工作的，有逃婚的，不能让他们随便进。

现在，除了当官，党员已经不太吃香，很多人还觉得挺丢脸，但退他又不退，干脆躲在党内反党。反党是党内的事，社会上应叫反共。刚才我说了，我不是反共分子，我对当下的世界有批评，包括共产党的错误，但绝不会跟着右翼潮流起哄嫁秧子。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最近，赵俪生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录，特意寄给我。他父亲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既是老左派，也打成过右派（很多右派，原来都是左派）。赵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乐观，很幽默。我喜欢读赵先生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西方概念，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脑瓜。

虽然，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之一。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人都活不长，顶多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除俄罗斯横跨欧亚，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地盘很大，一般都不太大。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就连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所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

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

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

谁知园中另有人，

偷洒珠泪葬落花。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