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容国团活到今天就80岁了，可惜他已去世49年

苏枫、宗和新三届

老编的话：8月10日，是共和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诞辰80周年，老编选编两篇旧文，以志缅怀。

1959年，荣国团载誉归来，在首都机场留影。

1959年4月5日，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男子单打决赛中击败匈牙利选手西多，从此改写了中国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

为新中国夺取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容国团成了英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国庆并列为这一年的两件大喜事。并将首个国产乒乓球品牌命名为红双喜，容国团开启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民族情感爆发的阀门。

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在事业登上世界顶峰的同时，容国团还收获了爱情，在一次联欢舞会上，容国团邂逅了广东老乡、田径运动员黄秀珍。两人一见倾心，随后在北京的幸福大街，两人结为连理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中国乒乓球拿了数百个冠军，但是第一个冠军是最伟大也是最艰难的冠军。容国团是一个贡献非凡、聪明绝顶的人，他不仅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用智慧和心血为中国女子乒乓球夺得第一个团体冠军。要知道，那时中国女队实力要逊于日本队。

但是，这位世界冠军在“文革”中却遭遇了不幸。容国团被怀疑是香港派来的特务。1968年6月，容国团不甘受辱，自杀身亡。

年轻的容国团。

一

容国团：困难年代的体育惊喜

新中国“全民体育”从容国团夺冠开始，周恩来把容国团夺冠和建国十周年一起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是他让中国人从此爱上乒乓球。

他喜欢弹着吉他唱猫王的歌，酷爱毛泽东诗词。

容国团的一生短暂而绚烂，从1958年到1967年，他先后作为运动员和教练，为中国乒乓球拿了三个“第一”——第一个男单冠军、第一个男团冠军和第一个女团冠军。

2009年，距离他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正好50年。

1959年的两件喜事

1952年，容国团15岁，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崭露头角。

1957年9月，容国团到北京参加省港澳乒乓球运动员友谊赛。当时他又高又瘦，还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用“野路子”打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

容国团与父母。

这匹黑马被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看中。应贺龙邀请，19岁的香港人容国团走过深圳罗湖桥，进入广州体育学院，他用日记记录下当时的心情：“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当年，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加了全国九城市乒乓球赛，第二年5月加入国家队，为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备战。这期间，他喊出后来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同为第一代乒乓球国手的庄家富对《新世纪周刊》说：“1958年，赶上大跃进的年代。他写毛笔字特别好，曾用毛笔字写过一个大标语，从四楼到一楼的长条幅，十个大字：‘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后来在备战会上，他又跟大家讲‘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25届世乒赛上，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当时很多队员，包括我，都觉得这小子在吹牛。后来熟悉了，发现他既有雄心壮志，训练也十分刻苦，技术又非常全面。”

一年之后，容国团的豪言壮语实现了，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周恩来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周年国庆并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

50多年前在多特蒙德发生的一切，庄家富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前八名里，中国运动员有四个，我、王传耀、杨瑞华、容国团。后来我们三个都被淘汰了，就剩容国团孤军奋战。他在半决赛遇到了美国老将迈尔斯。五局三胜制，他零比二落后，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觉得可能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改变战术，跟迈尔斯比搓功。最后比分21分都还没到，迈尔斯主动找容国团握手认输，不打了。”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容国团(左2)和亚军、匈牙利选手西多(左)等合影。

“接着决赛，对打匈牙利的老将西多。当时男队教练傅其芳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国，由我任代理教练，跟容国团算是亦师亦友。决赛前夜的战术会上，我提出要改变打法，对方削球时不给他反攻机会，加强进攻时球的旋转能力。比赛开始前，我发现匈牙利已经买好花放在旁边，就等西多赢了上去献花。”

最后一个球打过去，容国团攥紧拳头跳了起来。这一天，象征世界乒乓球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永久刻上了“RongGuoTuanChina(中国容国团)。”

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炫耀，几次去中南海，回来还是平常心。黄国珍问他为什么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报纸上都讲平常心对夺冠有好处。去多特蒙德前，容国团就对妻子说过，“我这是糙瓷碰玉器，没有包袱，我不怕！”

1959年4月6日，容国团夺冠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此后，各种庆功活动接踵而至，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乒乓球代表团吃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容国团等乒乓球运动员。1959年5月1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容国团和兵乓球友一起组成方队，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天安门。

中国乒乓球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接见，毛左边为容国团。

困难年代的三项冠军

1960年，中国差点被严重的经济困难击倒，整个国家的建设几乎停顿。贫困并没有挡住新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体育比赛的热情。为了迎接第26届世乒赛，圆形的工人体育馆在北京东郊建成。

“一定要办得像个样子！”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一字一顿地说，他决心用第26届世乒赛展示中国的形象，全国精挑细选了108名运动员精英，集合封闭训练，容国团和庄家富都是其中。

庄家富说当时日本队有一个秘密武器弧圈球。日本队在本国的乒乓球杂志上说已经用弧圈球已经打败了欧洲，马上要用弧圈球打败中国。“什么叫弧圈球，我们都不太清楚，只能想象。就在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听说了日本队马上要访问香港，我就被派到香港，装扮成一个学生去看日本队的现场。”

“我戴一副大墨镜，拿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因为以前我跟日本的好几位队员都打过球，怕他们认出来。日本队拉弧圈球最好的队员是星野，他那天对香港冠军吴国豪。星野一拉弧圈球，吴国豪就削不到。观众看不明白，就骂吴，‘你回家捡大粪吧！球那么高、那么慢，你还削出界！’我想笑又不敢笑，把弧圈球的技术特点和破解规律，都偷偷记在报纸的白边上，把情报带回到北京。”

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梁友能(指导)、王传耀、容国团、傅其芳(教练)、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姜永宁(教练)(从左至右)在捧得“斯韦思林”杯和中国乒乓球协会赠送的纪念杯后合影。

1961年4月9日晚，中日团体决战。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体育绕不过政治，这场决赛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深意。

女子团体决赛先行开战，邱钟惠和孙梅英迎战日本的上届世界冠军松崎和伊藤，最后屈居亚军。

接着，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开始。一共八盘。第一盘庄则栋猛扣星野的弧圈球，先胜一盘。第二盘徐寅生输给了日本的一个新手，第三盘容国团也失利了。就在中国一比二落后日本的形势下，徐寅生再次上场，连扣星野十二大板。直至今日，“徐寅生十二大板”在乒乓球爱好者中仍然被津津乐道。第五盘庄则栋又拿下一分，第六盘容国团输给木村，第七盘徐寅生胜荻村。此时总比分四比三，第八盘比赛，此前丢掉两盘的容国团再次出场，关键时刻战胜星野，锁定胜局。

中国男队五比三战胜日本首次夺得男团冠军，这个新闻迅速轰动中国。第二天，邱钟惠在女子单打决赛中首次夺冠，中国再次沸腾了。

1963年，第27届世乒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中国男队蝉联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并获得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冠军，但女队一个金牌都没拿到，国家体委要求女队在下届比赛上打一场翻身仗。容国团临危受命，担当中国女队教练，终于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上带领梁丽珍、郑敏之、林惠卿等乒乓女将捧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团体冠军考比伦杯。

周恩来贺龙与容国团等运动员握手。

政治漩涡中的一次抉择

1966年，中国乒乓球队被卷入政治漩涡，世界冠军成了“修正主义尖子”，每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容国团也不例外。

“当时国家体委分成两派，一派是掌权的，叫造反大队；一派是保守派，叫毛泽东思想兵团。我是国家田径队的，和容国团一起，都属于保守派。当时情况特别混乱，好多以前的队员和朋友，几乎一夜之间突然就跟我们翻了脸。很多人不和我们来往了，见了面也不打招呼。”黄国珍说当时容国团的精神压力很大，面对当时“谁在世界上成绩越好，就越反动”的批斗口号，容国团沮丧地说“干这一行没有什么奔头了！我不能为国争光，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了。”

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都是从香港来的球员，三个人都被怀疑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傅其芳、姜永宁与很多昔日世界冠军一起被革命委员会关了起来，容国团因为家庭出身好（是贫农），没有被软禁。

1968年4月、5月、6月，连着三个月，一个月走一位，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先后自杀，跟三位运动员从香港回到大陆的顺序相同。

前排左起：容国团、傅其芳、王传耀。

1968年6月20日，容国团在北京劲松养鸭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上吊。他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红皮小本，留了两页纸。一页写着“爸爸、秀珍、小秋（容国团唯一的女儿，当时两岁）：我要连累你们，真是罪恶，我很对不起你们，请永远忘记我吧！”另一页是写给体委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是清白的。我站错队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向毛主席请罪！”

黄秀珍一直记不起当时的全部情形（或者潜意识里根本不想记起）。她只记得当时连路都走不了，是被别人拖着去的现场。“然后是造反派的人给处理的后事。我后来回家，家被抄了。所有的照片、信件什么的，都被抄走了，想继续调查容国团。”

幸运的是，容国团年轻时写给黄秀珍的情书还在。“我很坦然，一直相信他是清白的。他是个心地单纯的人，从小没受过大的挫折。别人说你以后再也不能参加世界比赛了，再也不能打球了，运动员要当服务员，服务员要打球，他就真的相信，对事业感到绝望了。”

如今的黄秀珍替丈夫原谅了当年对他们冷脸相向的人：“时代就是这样的。当时最难、最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说话。现在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不理。毕竟，这不是一个人的错误。”

毛泽东接见容国团等运动员。

因为文革，中国乒乓球代表队没有参加第29和第30届世乒赛。

1971年3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国自文革以来派出国外的第一个大规模体育团体，中国男队再夺男团冠军，重现辉煌。中美关系是第31届世乒赛上的最大政治新闻，中方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自此开启了70年代的“乒乓外交”大幕。

1978年6月23日，容国团去世十年后，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傅其芳和姜永宁平反。为纪念三位运动员，中国乒乓球协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行“三英杯”乒乓球邀请赛，每年分别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五地轮流主办，比赛的宗旨是缅怀英杰、发扬传统、增进友谊。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4日的消息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容国团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又红又专的运动员、教练员，为攀登乒乓球运动技术世界高峰，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立了功绩，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的接见，曾荣立特等功。体委的决定宣布，过去强加给容国团、傅其芳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一律推倒，过去所作的错误决定予以撤销。”

容式打法：

容国团擅长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广，变化多，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在比赛中运用战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中国乒乓球近台快攻的技术风格，就是在总结了他的技术经验之后，由“快、准、狠”发展为“快、准、狠、变”。

原载《新世纪周刊》2009年08月28日　　　

二

容国团之死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侯，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周恩来接见容国团。

他，拖着象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

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毛泽东接见容国团。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懑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

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憾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位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像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诛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象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

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1950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十三岁便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喝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庆祝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了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给多少钱也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刘少奇接见容国团。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三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壮实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三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

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九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在落后一局的劣势下却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

容国团这位叱咤风云，受人钦佩的人物突然被推入污泥浊水中，这使他极端苦闷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消除苦闷。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在1959年的冠军争夺战上，当他与西多激战三局拿下最后一分，斯德哥尔摩的威斯法伦大厅里掌声四起时，容国团却异常平静。他仿佛在向轻视中国的外国人宣告：为世界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文明的民族，也能拿世界冠军！

两年后中国男队与日本队相逢，容国团在第8盘中迫使星野把最后一个球击出界外，从而结束中日决赛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扔掉了手中的球拍，像孩子似的在球场内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而欢跳。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把集体的荣誉看得比个人的荣誉重要得多。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中国女队1960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他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乒乓球女队第一次赢得团体世界冠军。

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

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原来，他在学习马克斯、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时，曾做过详细的笔记。

他喜欢音乐，常常陶醉其中，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见他如醉如痴地听唱片的样子，曾感到奇怪。他会详细地讲述作品的内涵：《英雄》的激奋、《命运》的壮丽、《田园》的辽阔，逐渐使一些年轻运动员也跟他一样入了迷。

周恩来接见容国团。

他还爱踢足球、游泳、跳舞、书法、剪报，尤其喜欢看电影，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他有坚定的信念，有奋斗的目标，有充实的生活……而一旦这些东西全部破碎的时侯，他的心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爱之越深，苦之越大。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深信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是不会把中国引向歧路的。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死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

从感情上去接受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这有多痛苦！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

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曾为他的领导，他的战友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

贺龙与陈毅接见容国团。

是男子汉就要抗争，“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这是他以往为人的信条，如今，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他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他希冀着党中央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和战友们一起盼着、盼着……

1968年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有《5.12通知》指航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像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的决定大概是万古不会更改的真理了！他更无法平衡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忧愁，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

196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前，容国团（左）和王传耀（右)帮助庄则栋制定战术。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阴的柳树象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九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十一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