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丨张宝林：大保，永远的学长和老兄

原创张宝林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曾受聘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000年后，从事残疾人事业研究，参与中国残联重要法律法规、文件、讲话起草，业余撰写大量论文、杂文、散文、诗歌及其他作品。著有杂文随笔集、人物传记、诗集多种。

2005年春节拜访钱李仁老社长。前排左起余焕春、陆超祺、钱李仁、保育钧。后左2作者。

大保，保育钧，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16年5月31日猝然去世，享年74岁。6月4日上午10:30，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数百人参加，有的不到9点就来了，在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不少人走出告别厅泪流满面。

这些天，许多人，特别是新闻界、工商界人士，在各种媒体上写悼念文章，我看过一些，都很感人。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截止6月4日下午7时，已有网络新闻475篇，论坛帖文63篇，博客博文52篇，微博743条，微信文章352篇，客户端文章57篇，传统媒体报道27篇。

大保并非明星巨贾，大哲大德，也不是显宦高官，官不过副部，年才过古稀，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这么多人真心怀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人，好话似乎生前都被人说尽了，死后除了官样文章，几乎一片沉寂。而另有一些人，活着的时候，人们没觉得他多么了不起，甚至还看他满身毛病，但一旦离去，人们却突然发现，这个人原来这么杰出，浑身闪光点！大保就是这么一个人。

大道与细行

我和大保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不过不同级。文革前，他66届五年级，我70届一年级。由于文革中断学业，不再招生，所以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各大学出现了很奇特的届别称谓。同学多少年以后见面，还是“一年级” “二年级”“五年级”地乱叫。我和这位“五年级”学长，在学校时并不熟悉，但也不陌生。因为他无论身材还是脾性，都很独特。一米八的个头，80分贝的嗓门，脾气还有点暴，在新闻系的雅号就是“大保”，这个雅号一直被人叫到去世。

大保毕业时，尚有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再无新闻系毕业生踏进这个报社大门一步。1967年进人民日报社后，他在编辑、记者的岗位上历练了几年。后来升任科教部主任、编委、秘书长，直至副总编辑。

十年文革，他在人民日报社经历了九年，对这场空前浩劫，他耳闻目睹，深恶痛绝。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他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

在人民日报工作的30年里，他参与了不少大事，写了许多文章，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有三。

一是派遣记者采访教育领域的老同志，组织撰写了内参《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引起中央重视，最终彻底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教育领域所谓“两个估计”，促成了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二是1978年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撰写了7000字长文《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为知识分子正名的大讨论，改善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社会地位。

三是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自发打出横幅“小平你好”通过天安门。对于这种超乎常规的举动是否报道，编辑部有不同意见。作为值班编委和部门领导，有三种处理办法，一是压住不发，最为稳妥，合乎规矩，政治正确，没有毛病；二是请示上级，尽管被“毙”的机率不小，但可以显示作风民主，不打击下级积极性，把责任推给上司；最冒风险的是第三种，独自拍板决定。不出问题，皆大欢喜，出了问题，责任自担。

结果大家知道，照片次日刊出，不仅没挨批评，还成全一段佳话。这就是担当，就是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层面的大领导，人民日报的老编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可惜，现在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胆小怕事的人越来越多，而大保这样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人越来越少了。

大保会干大事，也不忽略小事，有时候甚至心细如发。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淮北的一个小县城当宣传报道员。由于我爱人家在北京，我岳父是人民日报的老干部，所以我到北京探亲，有时会顺便去拜望这位学长。

有一次，我跟他说起在底下当 “土记者”，心情很郁闷，他并没有讲什么“扎根基层”的大道理，而是说，你可以写点农村和基层的稿子嘛。小小县城，能有什么好写，还登人民日报？所以我并未领受他的好意。

但有一次，已忘记什么由头，无非碰到了好人好事之类，一时心血来潮，就写了篇稿子寄给他，没过多久，居然就给登了。这是我在县城工作时，唯一一篇稿子上人民日报，所以记得很清楚。他那么忙，每天处理那么多事情，还记得这么小的一个承诺，不仅说明他心细，还说明他很念旧情，没忘掉我这个小学弟。

还有一次是1990年代初，我和爱人都已离开报社，我去了一家行业报，爱人下海办公司。一天，我们想请朋友们聚聚，就选了平安大道旁边新开的“沪江香满楼”。朋友们到齐了，大保说，我来点菜。我是吃主，你们不懂。他点了一桌子菜，十多个人才花了500多元。印象最深的一道好像是油条和什么菜一起炒，他还说是上海名菜。我们心里明白，他想给我们省点钱，点的都是便宜菜。

铁骨与柔肠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人民日报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左倾思潮还十分顽固，每前行一步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编委会带领全社同仁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作为编委会最年轻的成员，大保和老同志密切配合，团结一心，使人民日报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报纸，发行量一度达到600多万份。

我1978年考取社科院的研究生，1981毕业后也进了人民日报工作，成了这个集体的一名新兵。我深深感到，这个集体，上有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范荣康、李庄、陆超祺等老同志把舵，中有大保、余焕春等中年新秀，下有一大批以周修强为代表的中年精英，和社科院新闻系毕业的研究生青年才俊，我们的战斗力是最强悍的。

但是，新旧交替时期，鱼龙混杂，拨乱反正谈何容易！特别是大潮涌起，泥沙俱下，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掌门人，有时还真会左右为难。在这种形势下，报社在工作中，有时会与上级主管领导，或是其他部门，发生一些矛盾和分歧。每当这个时候，胡绩伟等老同志，都会运用他们高超的政治智慧予以化解。但有时候，大保也被老同志当作壮劳力，受托去折冲樽俎，甚至“顶雷”。

有一次，一位喜欢骂人、动辄把人“枪毙”的老同志对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大不满意，指名让报社总编辑秦川去谈话。总编辑叫大保去。他去了，狠狠挨了一顿批。等领导发完火，他还得小心翼翼、软磨硬泡地做解释，说明报社的观点，消除他的误解。尽管领导还是不满意，总算暂时度过了这个难关。

实际上，大保1996年离开报社到全国工商联任职，也与这种“抗上”有关。有一段时间，主管宣传的一位领导不仅宏观指导，还常微观干预，突然要求上什么稿。大保据理力争，有一次，实在安排不了，就说头版的八栏都排满了。这位领导说，那就再加一栏嘛。大保觉得领导如此“外行”，还怎么工作，私下发了牢骚，说不如请这位领导来报社当头算了。如此大不敬的话，不知怎么让领导知道了，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抗上”的大保。对下级却很体贴。甚至让人想到“铁汉柔情”这四个字。他当秘书长那阵子，为改善年轻职工的住房、食堂吃饭等生活问题，做了不少事情。

大保性格也有缺陷，那就是个性粗犷，脾气急躁，爱发无名火，这一点，报社的人几乎都有共识。他发脾气，当然主要是为了工作，但其他人何尝不是？所以有时也会伤人。

记者孟晓云回忆过一件事。有一回为了一篇稿子，她去办公室找大保，当时大保正为什么事发火，她一去，就把气撒到她身上了。孟晓云感到很委屈，倔脾气也上来了，把门一摔走了。等过了一阵她回办公室，看到桌上有一张字条，原来是大保写的，对刚才的事表示道歉。小云的气一下就消了。

我刚到人民日报社时，是在市场报工作。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专门报道市场的经济类报纸，是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成立，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领导创办的。我和一批研究生在实习的时候，就参与了创办。

毕业分配时，我的导师、市场报总编辑林里就把我硬要到他那里当差。大约是1986或1987年，大保当秘书长的时候，市场报由他分管。那时报社搞改革，他找我让我们搞试点。所谓试点，主要就是承包广告，为报社分担经营责任。他口气很硬，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从报社广告部调两个人给我们，一个是大胡子李守群，一个谷一虹。

我和同事们确定了年承包额，还调了两个社外能人宋体金和崔秀芝，当经营部副经理。我们策划了一些商业活动，有时需要大保出席捧场，他都欣然同意。有一次，我们在徐州搞“为淮海战役英雄送彩电”活动，他担任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得参加开幕仪式和颁奖典礼，他都准时到场。

在他的支持下，一年下来，我们大大超出经营指标，还有余钱给采编人员增加一点福利。大保很高兴，几次表扬我们，亲自接见搞经营的两位副经理，还说没想到你这个书生也能搞经营。这话让人觉得温暖。

他对家人的感情也很深。老母年过九旬，住在南通老家。每次回家探亲，他总要推着轮椅，带老母在周边散步，他说70老翁推着90老母，这是南通一道风景线。

2015年11月，他的老伴张瑞霞去世。他哀痛欲绝。我打电话慰问，他详细诉说经过，声音呜咽低哑，几不能自持。过来一会儿，又主动打电话来。我不忍心打断，静静地听他又说一遍。我想，他一定过于哀伤，忘了我们已经通过话。

在张瑞霞遗体告别式上，他本应在告别厅左侧的家属区站立，等吊唁的人群走过、握手，我见他突然不管不顾地走向老伴遗体旁边，喃喃自语：你看她像睡着了一样，像睡着了一样。那一刻，想想他以后孤寂的晚景，心里一阵悲凉。

欢愉与忧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爱人高宁，以及余焕春、罗荣兴、刘允洲、李克夫等几位同事陆续离开人民日报。大保、杨良化、张平力等还在报社，但当时都被边缘化。我们这些人在报社工作期间结成亲密友谊，保持着联络。于是商议，以这个圈子为主，每年阴历大年初一，去给胡绩伟、钱李仁、秦川、李庄、谭文瑞、范荣康、王若水、陆超祺等几位老领导拜年，然后小聚一次，我们戏称为“金台团拜”。

后来和这几位老领导商量，能否出来一起吃顿饭，他们都赞成。后来的规程是，年轻些的，那天下午三点，先到我家茶叙。六点再接老领导前往预定的酒店包间。大保是社级领导，又有车接送，按说直接去酒店就行了，但他每次都提前到我家，和我们这些“小字辈”一起聊上两三个小时再去。我感觉，他还是觉得和这些患难兄弟交情最好。

茶叙，主要是聊天。大保仍在高位，信息量大，经常通报一些情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大保的特点是记忆力极好，回忆1980年代的往事，谁坐哪里，说了什么话，如放录像，如听录音，现场一一再现。他后来搞民营经济研究，记各种数字，细微到小数点后几位，而且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他对国家的每一点进步，经常给予很高评价。如他参与推动的私产保护入宪，他就认为是现阶段宪政建设的重大进展。又如，对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他寄予很大期望，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希望所在，没有民营经济，或民营经济弱小贫瘠，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不起来。

2013年春节，与报社老领导餐聚。前左起，保育钧、余焕春。后排中作者。

但是，我们也明显感到，他的忧患意识非常强烈。他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文革思潮泛起，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尖锐十分担忧。常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家前途堪忧。还说我们这些人位卑言轻，说话未必有用，但有机会还得说，不说永远没人知道，说了也许有人会听到。他还有个外号，叫“大炮”，就是因为敢说。事实证明，他放的一些炮，还真起作用了。

大保很少缺席初一聚会。只要他在，饭桌上一定是主讲之一。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说话滔滔不绝，声若洪钟，毫无顾忌。有时说到动情处，会声色俱厉，甚至咬牙切齿。也有几次，他不能来，必事先告假，比如，有一次回南通老家陪老妈妈过年，又一次是弟弟生病。2015年底，他老伴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一度身体不好。腊月二十五六，我打电话问他能否参加聚会，他说气喘得厉害，到时候看，尽量争取来。但三十下午告诉我，实在来不了，让让代问大家好。

这些年，老领导一个个去世。最早是范荣康，后来是王若水，秦川，这几年是胡绩伟、谭文瑞。参加春节“团拜”的老人越来越少，原以为最年轻的大保至少还可以陪伴我们一二十年。是啊，如果活到老胡的年纪，他还有22年；活到老谭的年纪，还有18年，谁知他竟这么早就走了。但是，我们还有93岁的陆超祺，92岁的钱李仁，还有陆续加入进来的90出头的季音、林晰。我们依然可以“团拜”！

昨天向大保遗体告别回来，我写了一首七律，现把它的前六句抄在下面作为结束语（后面两句不合时宜，腰斩了）。

送别保育钧学长兼兄长

南人北相伟奇男，

壮志未酬难盖棺。

值夜无名曾骇世，

隔墙有耳莫闲言。

尝闻提案一而再，

最恨吹牛去复还。

……

写于2016年6月5日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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