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丨杨莉莉：风从四方来

原创杨莉莉新三届

作者简介：

杨莉莉，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电视台新闻部。1987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日本大学教书至今。

毕业前夕在北海公园，左一为作者。

春天的感动

　　跟日本家家户户的母亲们一样，我不仅有几套专门出席孩子们学校仪式的正装，同时还有平时不用，专门到参加仪式时才用的手绢。这种手绢四边镶着宽宽的花边，非常漂亮，参加仪式时配正装恰到好处，不过把它放到手提包里去参加仪式却并非总是为了显示体面优雅，它还有一个重要用途，那就在这种场合擦眼泪——母亲的眼泪。

也许不少人会发出嘲笑和嘘声，说不信，但如果真正参加过一次日本学校的毕业典礼，你就会相信，在日本学生毕业之际就是对园丁的谢恩之时，母亲们流不尽的是感动的泪、感谢的泪。

十多年前，我参加的第一个毕业典礼是大女儿保育园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后并不是马上就分手告别，还有家长们自行举办的谢恩会。谢恩会上，我跟其他日本母亲们一起表演了一些节目，向保育园表示谢恩。

节目演得比较精彩，引得欢声笑语满堂。我以为我这次会是个例外，不会像闻说的那样见到流泪的场面，自己也不会流泪，手绢派不上用场了。没想到就在孩子们向毕业班的老师献花时，老师哭了，母亲们哭了，我当然也哭了。

老师手捧献花，边哭边频频鞠躬，走过由我们家长排成的队列，我跟其他母亲一样，一边目送老师一边擦泪。想到几年来孩子从小小班到大班，一直得到老师们的精心照料和教导，健康快乐地度过保育生活，使我能安心学业顺利拿到学位；想到一切都多亏这家保育园，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真哭成了泪人一般；最后跟园长及其他老师告别时，也泣不成声。

这以后我参加仪式时虽然没有哭成这样，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动和泪水。自幼受到这种毕业典礼氛围熏陶的学生们，也非常懂得谢恩，毕业时会自发地感谢学校老师辛勤栽培之恩。

大女儿的初中毕业典礼上，学校正规的进程结束后，突然学生的一个代表站起来对全场说“请等一等”，令人十分意外。接着学生们便按他们自己悄悄准备的项目进行：向老师们赠送礼物，致答谢词。

他们一声接一声真诚地高喊“老师，谢谢你！”男老师女老师、男学生女学生都纷纷落下泪来，在座的家长们发出唏嘘，我也不禁掏出手绢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很多这样感人的场面都像电影镜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最近的一次毕业典礼是前几年我参加的小女儿的小学毕业典礼。典礼的一个项目是前所未有的，即每个毕业生轮流上台发言，自由谈自己的感想收获和理想抱负。很多毕业生都表示今后要当幼儿园老师和学校老师。

我是第一次在毕业典礼上直接听到毕业生憧憬献身于教育的心声，感动不已。还有很多毕业生在发言时都首当其冲强调朋友和友情的珍贵。小女儿最要好的朋友也在台上大声述说朋友的重要，“难过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有些话不能跟父母说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跟朋友什么都能说。”我听了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小女儿的好友如此重视友情，正说明小女儿在外的待人为人，这比什么都让我舒心满意，我由衷地感谢学校和老师创造了自由轻松的氛围，使学生们身心健全地茁壮成长。

当典礼结束，毕业生们在掌声中退场时，我看到小女儿笑盈盈走在队列中，我猛然意识到，又一个六年的光阴飞逝而去，总让我觉得还很小、需我悉心照顾的她竟也长大了不再是小学生了。高兴夹杂着一丝伤感，作母亲的我又一次热泪盈眶。

毕业典礼后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回到教室，老师最后感人肺腑地对毕业生们说：“今后人生漫长，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时请想起小学想起我，请回到操场，请到秋千上坐坐，记住小学的门是永远对你们敞开的。”

全班家长都向老师鞠躬道谢，并在送给老师的赠言纪念卡上寄语签名，我提笔用中文繁体字写下“谢谢”二字，来表达对栽培之恩说不尽的感激之意。

时隔不久我又去参加大女儿的大学入学典礼，大女儿考上了她梦寐以求的著名大学，能参加名校的入学典礼，真是无比荣幸，会场上那威严的气势使我倍受震撼与鼓舞。

这次似乎该与眼泪无缘了。归途下了电车走在春天灿烂的阳光下，街边樱花盛开，家家户户的院落、花坛、墙边都开满色彩缤纷的鲜花，我想起大女儿出生后第一个春天我抱她在花前树下拍照，第二个春天她自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第一天上保育园、第一天上小学的情景，老师们一张张和蔼的脸庞都历历在目。

我到底还是被泪水模糊了视线，满目鲜花看上去也成了五颜六色的水彩，就像孩子小时候画的图画……

日本学校的毕业和入学都在春季，算来从保育园到大学，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一共参加10次入学典礼10次毕业典礼的宝贵机会。今后还有4个毕业典礼两个入学典礼等着我去参加，到时我还会体验到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感动。

2008年10月返校参加78级入学30周年庆典，前排左三为作者。

常做狮子头

大学时代的同学加食堂饭友从北京来电子邮件，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上海人开的菜馆卖狮子头，要10块钱一份，狮子头还不赶不上鸡蛋大。我一算，比我在日本家中煨的贵很多，便开玩笑说：敢情我在日本煨一锅上北京去卖，都能赚钱。

大学毕业20多年，北京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从狮子头的单价就能看出一斑。10块钱，几乎等于当年我在大学吃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如今把它交出去只能换份小肉圆了。

　　在日本，我常做狮子头之类的传统菜，家人甚至日本客人还特别稀罕吃。国内的亲朋好友们听说后很惊诧，因为中国国内的一些孩子现在大多热衷于吃麦当劳、肯德鸡等洋餐，对传统的中国菜已不屑一顾。

时代的发展进步，固然可歌可喜，有时却又令人若有所失，感到几分寂寞几分迷惘。也许在哪儿都是物以稀为贵，中国菜在日本的人气反而经久不衰。

我订阅的日本一份大报的晚刊，曾连载了资深编委兼电视新闻评论员亲笔采写的中国饮食系列的夏季篇《以食读中国·民以食为天》，从北京的丝瓜写到乌江的鲇鱼，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令人叹服，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令人感动。

我爱读的一份料理杂志，前几年的秋季号曾刊载了专访中国杭州的照片集。那些传统料理、名茶名酒及景致，都别有情调和魅力。在出版物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也随时可以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来的饮食和文化，不仅怀有极大兴趣和好感，而且还积极体验感知，这又使我非常欣慰。

　　记得10多年前，大女儿小学低年级时一次郊游，我并没给她做日本盒饭，让她带去的是我自己做的中国烧麦。没想到，午饭时老师见了，稀罕得硬拿自己的日本饭菜把中国烧麦给换走了。

有一年，我在家给孩子开生日派对时，炸了一盘中国的虾片，这些吃惯了炸薯片的日本孩子都说好吃，有的孩子还向我要了原料带回家。

小女儿上小学那年，班主任特意请我去学校给一年级介绍中国水饺，还叫来了五六个家长帮忙打下手，我带她们忙了一上午，包的水饺数量有限，除了给校长和其他老师品尝的以外，一年级全体小朋友每人只能尝到四只，孩子们直嚷嚷好吃好吃，要添要添，可惜没法满足他们，给人人留下一肚子遗憾。

还有一次小女儿要带水壶去学校，我临到泡茶才发现日本茶用完了，只好拿中国花茶泡了一壶，结果她回来告诉我，周围同学们一听是中国茶，就一人一杯要去喝，喝了都说太香，太好喝了。

　　孩子们是这样，大人们也不例外。我先生（人大工经系78级）的一个日本朋友，本职是国家公务员，业余特别擅长烹饪，潜心研究各国料理。他专门向我们要去了一瓶中国的海米，他说他别的都不要，就这个海米的风味太独特了，非要不可。

我先生曾把自己唯一会做的、自封为男子汉料理的“榨菜肉丝面”教给了他的一个领导，有一年这位领导调动工作前又向我先生要我家馄饨的配方，他家按照我写的我家配方和作法一做，说果然味道好极了，截然不同于日本店家卖的馄饨。

还有一位曾跟我邻居好几年的太太，搬走时跟我说：“你家厨房传出的味道总是那么香，我先生老叫我跟你学中国菜，可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跟你提。”我就把她请进家门教了包水饺，馅拌好，刚用微波炉加热了一小块让她尝，她就叫起来：“光吃馅就是很好的菜了，太好吃了。”记得当晚我跟先生如是说，我先生很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们是五千年的风味啊。”从此我们家多了个关键词：五千年的风味。

　　是啊，日本人这么看重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我们中国人就更没有要轻视它的理由了。这也是我常做狮子头等老掉牙的中国传统菜的原因，希望亲朋好友慢慢回味，孩子们好好品尝，别忘了它从哪里来，它的历史有多悠久，它的背景有多广阔，它的风味有多深长。

　　我傍晚烧菜时间，大多是孩子们回家的时间，差不多每天孩子一进门就嚷嚷：“妈妈又烧什么好吃的啦，在外边就闻到‘五千年的风味’了。”

假期里，一般到傍晚会有一个孩子来灶台打探晚饭的主菜，然后去向另一个卖关子。有时孩子们凭厨房里的味道就能猜出是什么菜。有次红烧狮子头时，大女儿一回家就直奔灶台，看到满砂锅狮子头，激动得她直叫好。

看到孩子们的反响，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要知道，很多年以前孩子尚小，第一次听说我要做狮子头还闹了个大误会，只见姐妹俩吓得瞠目结舌，半天才有一个战战兢兢地问：“妈妈你去过动物园了？Lion的头也买回来了？”

天啊，我这才明白，她们虽然能听懂汉语“狮子”和“头”的意思，但根本不懂菜肴的“狮子头”是怎么回事，以为我残酷无情地要把狮子的头煮下锅。由此我觉得有必要给生长在日本的下一代补课，“老菜狮子头”就是我家的一课。

看来很奏效，从小在保育园爱吃西式包菜肉卷的小女儿早已被狮子头征服，跟我说，中国狮子头完全可以跟西洋包菜肉卷媲美。

2008年10月78级入学30周年北京相聚，左起依次为万晓光、李风、杨莉莉、顾晓阳、吴思。

风从四方来

有段日子，我大学教完课要顺路去一个公司，给公司的职员们上培训课。因为时间富裕，我就到公司附近的商业中心，找个咖啡厅去坐坐，要份甜点再要杯饮料慢慢品味，连休息带备课泡个把小时再去公司。我每次找不同格调的咖啡厅，这天看到一家咖啡厅摆的甜点样品很诱人食欲，我就推门进去了。

这个店不算太大，我在禁烟席挑了个没人的双人坐的小桌坐下，把包放好就告诉服务员我要甜点和橙汁。我左边的桌子坐着两位正在聊天的老妇人，她们停下来笑着看看我，我也略微点了点头，算致意了一下。接着她们又回到她们俩的天地里去聊天。

我起初并不在意，可是她们的声音自然而然传进我的耳朵，原来她们在谈论各自的儿媳和儿子。一个在述说儿媳到底不是自家女儿，是他人，不知她在想什么，有些话还是得跟儿子说；另一个应和说那可不，你能跟儿子说话还不错，我跟儿子话都说不上，儿子尽向着媳妇，给媳妇帮腔，我只好忍着。

这时我右边的桌子来了两个中年妇女，像是一起逛完街的好朋友，她们把大包小包放好坐下就开始说话，听上去她们也是好久才相聚。年纪稍大的一位新买了一套商品房，这套房子是在板楼的一端，这样阳台就环绕一圈，且各个房子都有窗户，没有黑屋子了。她是把以前的独院小楼卖掉然后买的大楼房里的一套，兴致勃勃地比较二者的优劣，结论是年纪大了住独院小楼弊多于利，住大楼房舒适方便，一百个满意。

年纪稍轻的一位是一直住在商品房大楼里的，她家刚重新装修了一下，她告诉对方她家哪儿换了地板哪儿换了墙布，旧貌如何变了新颜。她抱怨说她家因为不在一端而在中间，所以有黑屋子，浴室也没有窗户，要一直开换气扇才行，她非常羡慕对方家浴室只要开窗就可以通风换气。她还说她这次装修完后很犹豫是否把窗帘换新，窗帘已经用了十多年，旧是旧，可还好好的，要换新又得一笔可观的开支。

她俩走后，又来了几个西服革履拎着公文包的公司职员模样的人。他们西服左襟上别着同样的社徽，表明他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他们三四十多岁，看上去少壮有为，应该是春风得意的精英员工。

他们把两张小桌合并成一张围着坐下，神情严肃地开始议论公司的事情，一个说，怎么搞的，我们在第一线拼命干活儿的人像傻瓜，干得越多反而越不讨好。另一个说，我真没想到总公司现在也是这样，我原来以为只是分公司的问题。一个看上去是中心人物的人若有所思地说，公司整体上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生机，都腐朽生锈了。

说的人义愤填膺，听的人点头称是。接着他们说起公司最近的人事变动，谁背时倒霉被发配到哪儿，谁鸡犬升天荣升要职云云。我曾听说有个别企业的个别基层领导在公司小轿车的座位下面里安装自动测定位置的仪器，试图抓到部下的把柄以杀鸡给猴看。

在这个无人知晓的咖啡厅里，他们敢这么发泄平日积累在心头的郁愤和不满，也许因为不用担心所在位置被上司查获，更不用担心咖啡桌下有窃听器吧。

“少装糊涂”，我的斜背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大喝声，我不禁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冲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在怒吼。他俩并排坐在靠墙的长座位上，女人穿着与这繁华街市不相吻合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居家的服装，不施粉黛，头发也随随便便一把扎在脑后，一看就是从不进美发厅在节俭度日，男人穿着满街都是的灰色西服，像是公司职员。

两人从年龄差距看像是父女，可又缺少父女在一起的氛围；说是夫妻，可哪有天天见面的夫妻非要跑到咖啡厅约会，而且几乎是在吵架。男人的声音很小，听得出来他是在推托敷衍，女人的声音很大，是在责问追究。连我的心情都随着他们的对话一紧一松地波动。

女人要男人明确回答哪天可以兑现诺言，哪天付钱。边出击还边拍桌子，男人总是咬定太忙了，哎呀，有点儿，用暧昧不清的词来防守。女人又拍了一下桌子，“你这还算是父亲！”我不知男人是女人的父亲还是女人的小孩的父亲，不管是那种情况，这都是让人痛心疾首的声讨。终于他们面无表情的离开座位走了。

我一直目送他们走出咖啡厅的花玻璃门，转眼再看两旁，右边已经人去桌空，左边的两个老妇人还在絮絮叨叨述说满腹苦水。

我想起在报上读到过关于外语水平的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在电车上你可以随便听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那么你的外语就算过关了。

我当然早就可以听懂电车上人们的对话，在一个咖啡厅一次能听到这么多精彩而又普通的对话，还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日语过关了的缘故，我丝毫不觉得是在听外语听外国人说话，我觉得就跟听母语听我们中国人说话一样。

小小咖啡馆四方吹进我耳朵的风，在告诉我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一样，在一样的人生舞台说一样的台词，演出一样的喜怒哀乐。

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