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丨郝荃汪建熙：财金侠侣

四大老友会新三届

原编者按：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是如何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当代会计法规、证券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背景是怎样的？夫妻俩截然不同的职业经历在生活中引起过什么趣事？1月26日年廿九，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四大老友会的三十位老友相聚京城俱乐部，听Sherry和Jesse这对财金侠侣分享他们三十多年来见证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故事……

四大老友会的访谈海报。

本期嘉宾

汪建熙 Jesse

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会计师”，是会计泰斗杨纪琬的第一个博士生；从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到在英国伦敦参与筹建中银国际、先后担任中金董事长、中投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董事长。他为中国民间审计从无到有作出过贡献，也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初期的发展。

郝荃 Sherry

从人大毕业后留任会计系任教，到毕马威全球首位成为合伙人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她走过了毕马威培养员工“金字塔结构”的每一个层级；从纽约、洛杉矶、伦敦到北京，她也跟着毕马威绕了半个地球。如今，她作为蒲公英项目发起人之一，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出贡献。

郝荃与汪建熙。

访谈记录：

Q：谈谈你们所了解的中国会计师行业、跟那时候的“八大”的渊源、经历？

汪建熙：我想，个人的经历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里面展开的，所以我给大家讲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其实中国在解放前是有会计师事务所来做审计的，但是到了解放的时候，由于我们全盘向苏联学习，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了：企业都收归了国有，厂长、经理都是政府委派的干部，也就是说所有者和经营者来自同一方；作为国有企业，资金是国家财政部门提供的，为监督资金使用有财政驻场员和银行信贷员的存在，于是就没有了民间会计师行业。

在停滞了将近三十年后，1978年改革开放时，在咱们会计领域里，当时的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杨老先生（“杨老”）提出了“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改革开放之后很快需要引进外资。中外合资企业总不能由财政驻场员或银行信贷员去做财务会计的鉴证，作为外方投资者也不会接受这种安排。杨老是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进程提出来的一个思路，其实后来回头看，这对于我们会计师行业来说是很富有远见的、很有前瞻性的重要举措，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都是受惠者。

1979年，杨老开始在财科所下招收会计研究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人民银行有一个著名的五道口研究生院，是从1981年才开始办的，但是杨老在1979年就开始办学了。他办了两个班，一个班是“文革”前学会计的老大学生，他们大多学了一两年就“文革”了，没有学到太多东西，在这个班里就可以进一步深造；另外一个班招的是外语专业，因为杨老认为“解放前的注册会计师基本上年纪也都很大了，而且解放前的审计技术和1980年代的审计技术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说：“我要是招学会计的，在这儿突击一年英语就派到‘八大’去，比较困难；要是招学外语出身的，到这儿突击一年会计，我就可以把他们派到‘八大’去。”

“八大”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他们的服务客户理念促使他们纷纷到中国抢滩、开立代表处。我记得头一家大概是Ernst & Whinney，它后来与Arthur Young合并为Ernst & Young。

这时，由财政部出面跟“八大”达成协议，希望他们接受中国的培训生。记得最开始派出去的一批有十几位，除了当时财科所英语班的学生以外，还有上海财大等其他院校的年轻教师，比如说后来担任过上海财大校长的汤云为先生。Sherry和我其实也都受惠于这个项目，有机会去了国外的“八大”实习，我是1983年去了澳大利亚的ToucheRoss & Co., TR（“杜罗斯会计公司”），这家事务所今天已经是德勤 DTT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我们在当时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今天仅“四大”的离职老友就有好几万人。大家有机会进到“四大”，有了非常专业的培训，成为很优秀的专业人士，也对咱们国家的发展建设有非常大的作用。这一切其实缘起于当时在会计领域里，像杨老等一批前辈做出的这个重要决定和努力。

1982年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78级毕业照。

Q：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两位又是怎么踏入会计这个行业的？

郝荃：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78级财政系会计专业毕业的，毕业以后我留校在财政系会计专业当老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工作是统一分配的。1980年代初，国际“八大”会计事务所因为改革开放纷纷进入中国，当年中国还没有注册会计师协会，他们同财政部下属的会计学会有了一些协议，帮助中国培养会计师。因此，“八大”会计事务所分别从中国的各个院校、研究所和会计事务所里选聘了一些人到它们海外的办公室去实习。

我有幸被毕马威选聘了，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到纽约去实习，做审计工作。回国以后，我又继续回到了人民大学教书，一直到1989年从人民大学辞职，决定去美国留学。1990年，我去了美国费城天普大学读了MBA。

读完MBA以后找工作时，我又回到了毕马威，在洛杉矶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了1997年。那时欧洲的很多公司寻求到美国上市，比如像汇丰、德意志银行、西门子等，需要大批比较了解美国会计准则的人。而同时，因为他（Jesse）当时也在英国工作，我就报名外派到毕马威英国伦敦办公室。

在英国两年外派期结束时，公司允许我选择：一，继续留在英国一段时间；二，回到原来的美国公司；三，选择第三地的其他国家地区。那时我觉得，父母年纪大了，想回到中国陪陪他们，所以我选择了回国。我在1999年末回国，一直到2015年3月份从毕马威退休。

但是，在这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受当时IT蓬勃发展的影响，或者也是被猎头说服吧，想做点不同的事，我曾加入tom.com公司担任中国区财务总监。后来，还是觉得毕马威比较适合我，又回到了毕马威。

汪建熙：我和Sherry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的时候我考取了财政部财科所的西方会计专业研究生部，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里边有一年是在国外实习，所以在1983年我就去了杜罗斯会计公司悉尼办公室实习。1983年年底回国后，当时全国已陆陆续续成立了若干的会计事务所，最早的应该是1980年成立的上海会计事务所和北京会计事务所。

但当时的会计师来源，主要是企业退休的老会计。有的老会计会说：“我就是做账的，我还不会查账吗？”他们到客户那去，兜里揣个小本，跟客户的财务主管或者会计科科长、财务部负责人聊一聊，拿来财务报表看一看，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出报告。所以当时引进现代的审计技术非常重要，于是在财政部财科所下成立了一家“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后来也叫“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因为《注册会计师法》出来后要求如果是事务所就必须挂事务所的名字。

不幸的是，在琼民源事件（1998年，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琼民源公布的1996年公司业绩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之后，公布其虚构利润、虚增资本，构成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犯罪行为，是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件）发生以后，这家事务所随之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很悲惨的事情。

但在1983年，我们从财科所派出国实习回来的，都安排在这个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我一直在此工作到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我就到证监会担任了首席会计师。也是从那以后，虽然一直和会计工作有着很多的关系，但已不在注册会计师这个行业了，到2013年我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退休。

Q：两位在会计师行业这30多年来最难忘的事情、最值得回顾的经历是什么？

郝荃：对我来讲，虽然这么多年来进进出出毕马威，但加起来也在K记有23年了。我相信我可能是在毕马威最多办公室工作过的人之一，从纽约、洛杉矶，到伦敦，最后回到北京；我在美国时，还在费城、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做短期项目。我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毕马威里度过的。所以我觉得，毕马威给我影响很深的一是它的公司文化，二是同事间的情谊。

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发展到今天，有时候回头看，我会很容易发现，我的行事作风有很多对我有影响的前辈和同事的痕迹。所以我觉得，毕马威的文化、毕马威的这些前辈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在我生命中的不同阶段，给我的一些指导、劝告和关怀，每一个细节我都能记得，很多成为我为人处事的原则和理念，毕马威的朋友许多是我一生的朋友。

要说特别深刻难忘的事情，我觉得在我的毕马威生涯里最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作为助教参与了财政部牵头的第一期注册会计师培训班。1988年，财政部从世界银行取得了一笔贷款，用于帮助中国培训注册会计师。当时财政部选定由毕马威来完成这个培训项目，项目叫做“财政部会计查账培训班”，培训为期半年。

当时的广州干部管理学院为我们提供了校舍，然后由广东省财政厅的同事帮忙提供一些后援支持。Johnny Chen（陈志宏）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来到中国担任授课老师，那时我在人民大学任教，被财政部“借”到这个项目。参加培训的人员是从全国各地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抽调的年轻会计师，当时班里有108个学生，半年的时间里一周上5天半的课，讲的几乎都是西方会计和西方审计。

我们这个班所有的学员、老师一起在广州那些简陋的校舍里努力了半年。大家都学到了很多知识，每个人都觉得从这个班里很有收获。在最初恢复注册会计师考试时，班里若干同学都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再有就是这个班的凝聚力，我们到现在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每五年要有一次大聚会，时不时地也会来一些小聚，大家依然彼此关照。

汪建熙：就着Sherry前面讲的毕马威同事们对她的关怀，我讲一个具体例子。2011年时，我需要做一个大手术。Sherry意识到，如果要全力照顾我的话就会影响工作，而她觉得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份责任感、要有一种忠诚，如果不能够尽心尽职尽责时，她想：“那还是辞职吧，这样会安心些。”

于是，她去跟公司的主席说，希望能辞职回家照顾我。当时毕马威的主席姚建华先生对她说：“这正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让你辞职呢？如果Jesse需要你，你以他为重，安排好时间，暂时不必担心公司的工作。” 他的话令我们非常感动。日常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为了客户、为了技术问题、为了分工安排等等有分歧和摩擦，但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在很需要帮助的时候，从像毕马威这样周正严谨的公司体现的人情味是很感人的。

我再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经历。在1990年，开始实行注册会计师考试，我担任过第一届和第二届考试委员会的委员。那个时候考试的题目应该说也确实很难，当时我记得审计的题目考出来以后，按60分及格来算的话大概只有5%左右的及格率。

我们刚才讲，1980年左右国内就成立了会计事务所，但那时实际上是没有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当时是“考核”，看你的资历、在会计方面的职级等等。1985年前后提出来要考试，但是筹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是不具备举行考试的条件，所以在1987年又开始恢复考核制度。我记得我的注册会计师证是1987年001号；一直到1990年，才真正首次举办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考试，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逐渐走上正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再有一个是1992年前后，允许“八大”开始在中国建立合作所，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件。当时中国的主管部门认为，合资企业是没问题的、独资企业也没问题，但是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是不能搞合资和外资的。为什么？因为这是鉴证业务，是要根据中国的准则、法律的，怎么能让外国人来做这个事呢。所以“八大”从1980年代初建立中国代表处以后就一直努力争取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但一直都无所进展。

到了1990年初，各个部委、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吸引外资的压力，财政部也不例外。那个时候毕马威有幸成为首个获批的中外合作事务所，接下来是安达信。之后，财政部认为只有两家不合适，会垄断这个市场，所以最后基本是一起进；但是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不允许外资独资，所以就成了合作所。当时的中华所是3家的合作伙伴：安永华明、安达信华强、毕马威华振；永道是和中信合作的，当时的普华和德勤在上海，分别为德勤沪江、普华大华，这时已经从“八大”变成“六大”了。

在1992、1993年，我还参与主导了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认证。在西方国家，像英国，最早开始审计是为公司法要求所做的，因为是公司就有所谓委托代理责任；1933年、1934年，美国因1929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而制定了联邦的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1933”）和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s Act of 1934”），要求上市公司必须经过审计。而,1980年代初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以后还没有很强的法律依据，我们当时既没有公司法也没有证券法。

前面也讲过，合资企业进来后就出现了不是完全国有的所有制形式，必须是要有第三方来做鉴证的。而那时，鉴证业务结果的主要使用人是税务局，因为原来的国有企业是不纳税的，它们有利润就全额上交、亏损就由国家弥补。但是税务部门那时其实并不熟悉西方的财务报表，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当时我们国有企业编制的叫资金平衡表，右边全是资金来源、左边是资金占用。

但过了几年，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税务局对合资企业报表了解多了，那企业就想“为什么我还非要花钱请会计师做鉴证？”这时就出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危机。但接下来很快，中国资本市场就出现了，1990年12月深圳和上海交易所先后成立，在这之前也已经开始有企业发债、发股了。因此当时作为证监会首席会计师的我和财政部、中注协就开始做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认证。

Q：刚才两位老师分享的事情让我们听到了很多之前不了解的、过往时代背景的演变，也看出两位老师的职业之路不太一样：Sherry多数时间都在会计师事务所里，而汪老师更多是在监管机构、央企和金融机构工作。截然不同的企业文化经历会不会让两位形成了不一样的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有因此而发生的趣事吗？

汪建熙：我们两个人开玩笑地说过，“我们这是一个最佳组合：一家两制，有在政府机构、国企这种体制内的，也有在体制外的；有在国内机构的，有在国际机构的。”我觉得，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文化上有很多的不同，这个不同可能造成矛盾，但也可以造成互补。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互补。

举个例子，比如说项目投标，我的工作决定了我会常常处于甲方的地位、而她总在乙方。说实在的，如果老是当甲方，大概不大容易体会乙方的感受，胜标失标时的喜和悲；但是对我们俩来说，我能对乙方非常地感同身受。所以当时有投标、招标的时候，从我来说，都会对来述标的、来应标的乙方表示尊重。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中标，但都要给人以足够的专业上的尊重。

郝荃：然后讲到价值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才能在一起的，不管在哪里工作，价值观是自己的操守准则和信仰。注册会计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规矩和约束，因此遵守执业操守也是一种价值观。比如客户信息的保密性，我们两人虽不在一个行业，但所做的工作难免会发生碰撞、交集。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就是从来不谈客户的事情，比如我会向他抱怨客户难应付，但从来不会告诉他客户的名字和具体的事由。特别是当职位做得越来越高、在公司里看到的客户的情况和信息越来越多的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们两个人约定俗成的。当然，有一些技术问题的讨论，就像他说的，我们会互补。

汪建熙：确实，在价值观方面我不敢说从来都是完全一致，但我们会不断地交流从而渐渐形成更一致的看法。就像刚才她讲的这个例子，其实从我这来说是一样的，我在证监会时研究很多东西其实也是高度机密，比如发审委员是谁、现在哪家在申请上市、要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了等等，这些她从来不会问、我也不会说。

Q：两位老师从大学“班对”、毕业结婚后恩爱至今，令人羡慕。可以分享一下那些年的校园爱情故事和夫妻恩爱之道吗？

郝荃：我们两人是1978年10月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学习的。上大学前，他是早期离开北京的知青，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了11年；我则算是历史上最后一批知青，在北京郊区插队1年半。

78级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入校大学生。当时十多年来没有机会问津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录取率很低的情况下进入大学校门，兴奋是无法言喻的，大家也都极为珍惜这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学习机会。那时，不仅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有些班最大的同最小的之间相差有16岁，而且大家的阅历也都非常不同，几乎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

对我来讲，我除了珍惜这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自己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外，我还对班里许多同学和他们的经历学识佩服有加，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快乐。那时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学习、做作业、准备考试。只是慢慢下来，本来20多个同学经常在一起复习、讲题和讨论的，不知不觉间就变得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也许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笑）

汪建熙：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今天真的不太一样。我在临近中苏边境的小镇工作了11年，大学入学时我27岁。现在27岁在“四大”都能做到经理了。那时对我来说，上大学真的是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出路，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很努力刻苦地学习，所以当时即使在一起，我们在学业上的交流也还是挺多的。我们是大学毕业后结婚的，结婚时我31岁、她24岁，也不算太早婚吧。（笑）

我们结婚后的前十五年里是聚少离多。我们1982年夏天结婚，1983年初我就去澳大利亚实习了；我1983年底回国，她1985年去的纽约毕马威、回来不久又到广州去做培训；然后她1990年去美国上学，我1991年去美国学习证券市场监管，1992年证监会成立就把我从美国叫了回来；直到1996年我去英国参与筹办中银国际，她在1997年也调到毕马威英国后，我们才算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Q：两人不能同步生活在一个城市，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怎么去维系感情？

汪建熙：那个年代的条件不像现在，在国外可以每天通电话、随时微信、还可以视频，到节假日就飞回来。那时候我们无法常打电话，于是就天天写信，攒下了厚厚的“两地书”。不过在书信里我们不谈记账查账的，主要是交流很多日常的感受：在国内的看着家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在国外的则是新鲜的体会、自己的成长等。

郝荃：1992年末，我刚被毕马威洛杉矶分所录用，他就接到了通知，希望他回来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我记得那天我下课回家后，就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要说，但几次又都转了话题。又过了两天，我觉得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对我说有这样一件事，并问我的意见如何。他说：“你要是不愿意我回去，我可以继续留下陪你；或者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去洛杉矶，等你安置好我们再商量。”

事实上我知道，他在来美国之前一直积极参与联办的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和研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主题就是与资本市场、股份制和会计有关。他和他的朋友是有志向和使命感的，想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作为。我想了很多，尽管千般万般的不舍，我还是跟他说“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梦想，要让一个男人放弃自己想做的事业和理想，是很不公平的。

他尊重我的选择，我也要尊重他的选择。他因为我而留在这里的话，他不会快乐的；而我每天面对一个不快乐的人，我觉得我不但快乐不起来，心里还会愧疚的。不过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一次分别，因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要分开多久。直到1997年我到了伦敦后，我们才开始聚多离少的生活。不在一个地方的5年里，我们都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他出国出差的时候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去看我，我也尽量把假期与他的时间配合。那时没有条件在中国美国之间飞来飞去，电话也不是经常能打的，所以我们就写信。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任，一个是沟通。我们不能由于距离而对彼此的生活变得陌生，因此我们真的写了好多信，描述我们彼此的生活、介绍周围遇到的人，还有感情、感觉和感受。他回北京一年后到洛杉矶看我时，尽管我的同事和朋友他多数都没有见过，但大家在一起聚会，他对他们仿佛早就认识和了解似的。沟通使他没从我的生活中被隔离，即使分隔两地，他还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Q：现在正是大学应届生的求职季，在求职处处碰壁的应届生看来，国家当年的毕业“包分配”真的是非常好。而作为文革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在两位看来，当时的专业选择、大学生活、就业选择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有什么不同？

郝荃：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没有选择、也经历过可以自主选择的时代。在没有选择时，不用去想，想了也没用，还会更痛苦，有一种“命运完全是在别人手里”的感觉。有了选择，才会觉得命运是在自己的手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高考是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没有高考的话，我们的一切就要服从包办：继续做“知青”、有招工名额时争取返城工作、或者个人家庭有变故时申请病退困退等等。而“包分配”，实际上是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来分配你的工作，对个人意愿和志向、喜好、特长等因素是忽略不计的，还有那时分配的一份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了。我个人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愿追求的人，尽管这个过程有困难和挑战。

现在许多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是面临的选择太多，什么都想要，患得患失，加之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和生活经历，因此反而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是二十岁出头，没有人生阅历的孩子，让他在众多选择中择一份职业是很难的一件事。因此很多孩子会考虑父母的意愿、看同学朋友的走向、追随社会热点及考虑现实问题，比如户口、待遇、社会地位等。过去这三十年，曾经“四大”很火热、外企很火热，然后又是投行、PE，还有国企、公务员，现在又是互联网和万众创业。所以在这么多的选择面前，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时，也心里会慌慌然的。以我个人经验看来，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不要跟风；第二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第三要懂得取舍。

郝荃（右）参加蒲公英公益组织活动。

Q：两位现在都在做公益项目的，其中蒲公英项目是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中学，它的日常运营模式是怎样的？运营这些资金从哪来？

郝荃：开始考虑做公益是2003年非典之后。2004年，我们一群女性朋友聚在一起商量除了我们本职工作之外，似乎应该再为社会做些事情。当时也做过些了解和调研，看到北京城乡结合部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面临接受教育难的问题。于是有朋友提出办学校的建议。大家讨论通过后就开始往这条路走。

好像当时北京已经有若干为这些农民工子弟而办的小学，但没有中学，于是我们就决定办一所中学。我们选的校址在大兴，在那儿找到一个废弃的厂房，经过改建成为校舍。我们给学校起名蒲公英，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像蒲公英一样，有强盛的生命力，无论飘散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开花。至于运作资金，这12年来学校所有的资金都是通过社会募集的爱心捐款。学校有理事会，负责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学校的校长是我们蒲公英的一员，是志愿者，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大姐。

郝荃接任荷风艺术基金会理事。

Q：那这种类型学校跟现行体制下的公办、民办教育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郝荃：蒲公英中学是民办非盈利的学校，也就是说资金自筹，政府不提供教育经费，同时又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学校最初的困难就是教师待遇低、学生基础差。记得2005年学校第一次招收的102个学生，按说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小学六年教育，但当入学给他们测试时，有一道题是让他们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这么一句话，只有两个人写对了。这些孩子跟着外出务工的父母到处流动，他们很多人的小学几乎没有完整地上过。即使有一些孩子进入了当地的学校，也多由于无法融入、水平不一、经济等原因而中途辍学。同样这批孩子，在他们初三毕业时，成绩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更有近1/3的孩子升入职高。

现在我们蒲公英中学的中考总平均分数在大兴区名列前茅，而且这些孩子的中考通过率过去6年都在97%左右。这里真正特别不容易的是老师们！学校现在有70位老师，他们几乎跟这些孩子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跟学生一起吃饭堂、一起住宿舍，给孩子们补课到很晚是非常经常的事。在学校听到见到老师和学生的故事也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

汪建熙：现在的政策用意很好，希望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在普通公立学校接受平等的教育，但实践中还是有诸多的问题使这个很好的愿望不能有效实现。而孩子一旦辍学，就会被社会边缘化，形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郝荃：我们有注意到，这些孩子的父母现在有很多都是“80后”了，这些家长带着孩子们来报名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连孩子的名字都不会写。看到这些，我们议论过：如果按年龄算，“80后”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里还有这么多文盲，挺触目惊心的。所以当时我们深切感到，要是这些孩子继续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缺失教育的环境中长大，真是会贫穷遗传的。因此能够使这些孩子在蒲公英学到知识、掌握技能，我们越来越感到是一件必要和有意义的事业。

十多年下来，最初蒲公英中学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孩子能毕业，孩子毕业以后也多是跟着家里继续外出务工。而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会考虑继续升读高中、然后参加高考，还有一些学生已经考到国外的大学去了。

记得好多年前讨论过感恩要不要说出来、写出来的话题，所以我特别留意到，蒲公英的孩子们大部分都充满了感激之情。学校每年都有夏令营，夏令营的目的是通过十天的活动，帮助九月份要入读的新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我们去年办的夏令营，70个志愿者中有二十多位是从蒲公英中学过往毕业的学生。从历届蒲公英毕业的学生中可以看到，这些孩子的命运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了积极的改变。这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了。

汪建熙捐赠海外淘邮珍品。

Q：两位在职业上有过这么多不同身份的、不同经历的转变，有机遇的同时肯定也有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或许还会遇到一些瓶颈，请问两位前辈在遇到瓶颈的时候是如何坚持下来、一步一步地往好的方向走下去？是什么样的性格或者品质，能让你们卓尔不群？

郝荃：工作上会有瓶颈，人生也会有很多的瓶颈，总会碰到一些困难让你觉得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周围的朋友很重要。把我带入毕马威这个大家庭的何潮晖先生，很早年间跟我说过一番话，他说：“你在这里做久了会发现，等你退休的时候，很多的同事都会像家人一样。”后来随着在毕马威的成长，我越来越对这番话感同身受。

我曾经琢磨过，因为事务所不是竞争性的文化，公司里任何一个岗位都不是唯一的，同事间是一起成长的、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相对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就简单了。很多时候，人是需要互相帮扶的，尤其是做审计项目时，需要的是团队精神和同事之间紧密的依存度和互助。久而久之，大家经历过同甘苦、共患难的日子，就成为互相支持的朋友了。在企业或者是其它机构就很难有这种文化的。

其实人在路上总会遇到很多坎，但只要你有懂你的人可以去诉说，有时候对方未必给你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有时候可能是你自己在把问题说出的同时已经找到了出路。所以我相信要有朋友！

汪建熙：每一个人的一生，不管是在职场的发展还是在生活中，沟沟坎坎都是难免的、都是非常正常的。不过观察现在的社会，很多的年轻人太急躁，他们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能达到某个层级、能挣到很多钱。

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再耐心一些，不要太急功近利，其次也要想清楚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常常建议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实力、努力地使自己在专业上优秀。那即使你觉得在一个职场走到尽头、某个老板不再赏识你、你在某个地方工作得不快乐，但实际上市场上还有的是其他公司愿意请你。

（原载微信号四大老友会，本号获许可转载。图片部分由大学同学提供，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