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我的康德缘

      老编按：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举行大会，庆祝60华诞。本号推送哲学系78级毕业生李秋零教授的一篇文章，以示祝贺。

2016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60华诞。

        人生在世，有许多事情，并非出自生命的必然，而是由一次或者一连串偶然机遇造就的。这种偶然机遇，既无法预见，亦无法控制。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把它们称之为“命”，但我却更喜欢把它们称之为“缘”。而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者、西方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缘，则贯穿了我自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至今的学术生涯。

        1978这个数字，已经成了我的口头禅，它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缘”。在此之前，我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幼时的理想早已被我扔到了爪哇国里。但在1977年，中国却意想不到地恢复了高考。于是，在1978年，我虽然既未读过完整的小学，也未读过完整的初中，更未进过高中的校门，却斗胆报考，居然考中。

        是年秋天，我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哲学系的一名新生。当然，与我同样有此机遇的，共53人。哲学系在人大各系的排行榜上总是占居首位，而我又是全班的孙山，所以我的学号是100053。最先认识的同学是同样来自河南的姚新中，他的学号是100052。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河南省在中国的位置是副班长。

2016年11月3日，人大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右2）、张志伟教授（左2）成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

        人学前，从不知道哲学为何物。高考复习材料中那些诸如“物质第一性”之类的原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必须背下来以便挣分的绕口令。高考志愿也没有报哲学系，但巧的是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到河南招生的是哲学系的老师。据这位老师后来说，他看中了两个分数较高年纪又较小的考生，就划进了哲学专业。反正，我就是稀里糊涂进的哲学系。

        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有学上了，有书读了（也有白馒头吃了）。上了几遭课，读了几本书，我就纳闷了：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居然也叫学问？而且，讲课老师似乎有意无意地暗示：这是最高的学问！

        真正把我带进哲学殿堂的，是“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那一个个深邃的思想体系，宛如一座座兀立的山峰，令我目不暇接，令我瞠目结舌，令我神游，令我深思。曾几何时，昔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有了交谈的对象。

        那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为一学年。按照习惯的做法，第二学期是从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讲起。哲学78的学生至今引以为幸的是，给我们讲这个部分的老师是苗力田先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

人民大学哲学系78级全家福，后排右4本文作者。

        苗力田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西方哲学史”讲义的参与编纂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的开创者。是时已年过花甲的他，手扶拐杖，虽有腰疾而不掩其魁梧的身材，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手中拿几张台历片，信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字符，即便是那些在“文革”中堪称是“饱读”了哲学书的学长们，面对他的讲课也不禁如醉如痴，遑论我这初入门的小字辈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苗力田先生一上来就宣布：法国哲学浅显易懂，学生应当自己读书就能够弄明白。因此，他一开始就给我们讲的是康德，而且讲了整整一个学期，宣布后面的靠自学。这真可以说是一次康德哲学的盛宴。此后，他又给我们开了一门康德的原著课。

        由于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外语就是德语，这门原著课对我来说自然又是得天独厚。也许，我对一些术语和词句的翻译意见，给这位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留下了些微的印象。

        本科期间，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与康德结缘。除此之外，利用课余时间，我囫囵吞枣地通读了当时已译为汉语的全部康德著作。

德语班的同学们。后排左1本文作者。

        大学毕业，我考取公费出国进修，来到德国。在康德的故乡，我不仅深切地体会到德国学界对康德的“偏爱”，而且开始学会抛弃唯物唯心两大阵营斗争的标签，无偏见地理解康德和其他哲学家的思想。

        两年里，我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有关康德的课程，并用德文通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而在回国前夕，我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的邀请。

        当时国内的西方哲学界，在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之后，已经开始向研究的深度进军。当然，德国古典哲学依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康德那个时代，书信依然是学者们交流思想、探讨学问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书信是思想家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此之前，苗力田先生编译了《黑格尔书信百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扩大规模，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五位哲学家都编译一部《书信百封》。

        本来，编译《康德书信百封》的稿约是发给苗力田先生的。但苗先生却推荐了当时默默无闻的我（须知，我那时还没有哪怕一个字变成铅字），并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

本文作者在校园。

        1985年我回国后，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编译工作。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迟至1992年才正式出版，但它却是我真正的处女作。也可以说，它是我与康德的第二次结缘。

        1987年，我成为苗力田先生首次招收的博士生。我的本意，是借这个机会与康德再次结缘，但这个愿望却落空了。入学不久，我向苗力田先生提交了个人研究计划，准备把自己将来的毕业论文确定为“康德的自由观”。

        “自由”概念，被康德称之为他的批判哲学的“拱顶石”。从这个概念入手，不仅可以真正把握康德哲学的本质，而且从方法上也可以收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之效。

        苗力田先生对我的计划给予了首肯和赞赏，并要我再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但当我兴致勃勃地拿着具体化了的计划再找苗先生时，却被他一口拒绝了，而且使用的理由根本不是学术的理由。

        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饱受历届政治运动磨难的苗先生，深恐我的论文为我招来无妄之灾。

本文作者（左3）在学术活动中。

        于是，苗先生的社会经验与我这个初生牛犊的勇气之间，爆发了冲突。我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计划，最终招惹得先生一拍桌子，厉声说道：“在你毕业之前，休想写这样的文章！”在苗先生的弟子中间，我大概是第一个吃了豹子胆的。

        我之前的师兄师姐们，对先生历来是毕恭毕敬，在先生面前大气不敢多出的。而我却敢不坐在先生对面、而是坐在他侧面的小沙发上与先生讨论问题，若机缘巧合，也敢带着一帮师弟敲先生的竹杠，让先生请酒喝。为此没少遭师兄师姐批评，我却从来是接受批评、永不改正。

        此时的我，不知道是哪根筋转错了，居然也拍了一下桌子，同样厉声说道：“我从你这里一毕业，就马上写这个题目！”苗先生惊愕了足足有一分钟之久，突然笑道：“你居然敢跟我拍桌子？”我顿时醒悟到自己的失态，赶快认错，并获得了先生的原谅。但是，先生最终不肯让步，我也只好放弃了与康德再次结缘的计划。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苗先生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译工作。课题组的成员都是苗先生此前几年招收的硕士生，跟随他学习了古希腊语。我虽然未曾学习古希腊语，也被苗先生列入课题组，主要是我在他身边，年龄又稍长于其他成员，便于帮他做组织工作。

本文作者（中）传习康德哲学。

        历时10年，《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终于竣工，轰动了中西学界。而我，也就此迎来了再次与康德结缘的时机。

        早在《亚里士多德全集》尚未竣工的时间里，苗力田先生已经与我谈起紧接着开始《康德著作全集》的汉译问题，并且明确提出，由于他年事已高，这次由我担任主编，他仅任顾问。有先生撑腰，我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当《亚里士多德全集》完成后，苗先生要求《康德著作全集》开工时，我却顾虑重重。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此之前已经有学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做《康德选集》的项目，而我也被这位前辈邀约为课题组成员。但这位前辈以慢工出细活著称，数年之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即便如此，若我此时另立炉灶，岂非拆这位前辈的台？故任凭苗先生催促，我总是用各种理由推托。直到有一天，苗先生又对我发火了。

        苗力田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亲自给自己的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原著。年老体迈时，这门课就移至他家中进行。1999年，有一天我接到苗先生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去。据我对先生的了解，我知道这是他给学生上课的时间，但我到后却惊讶地没有发现学生，而是看到了先生的一脸愠色。

        一看到我，苗先生就把手中的一本书摔在沙发上，不顾师母的劝阻，怒斥我说：“这本书你还要让我用到什么时候？”看到书，我明白了。这是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是任何修习西方哲学的学生的必读书。

        苗先生使用的版本由著名学者蓝公武翻译，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于上世纪30年代翻译，50年代出版，使用了大量半文半白的语言，且转译自英文，精准度自然要打折扣。

        看到我发窘，苗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为什么推托了，但无法向学界交待，要比无法向某个前辈交待重要得多。”就这样，我与苗先生约定，2000年正式启动《康德著作全集》的编译工作。

        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苗先生任顾问，我任主编，就这样在2000年正式启动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设想顺利进行的时候，苗力田先生突然地、没有任何预兆地与世长辞。悲痛之余，我也同时认识到《康德著作全集》的编译遇到了强大的挑战。

        通常，一个失去了领袖的群体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是进，还是退？进，则何以进？退，则何以堪？然而，先师的遗愿，岂可付诸东流？在惨淡经营了第一卷的编译之后，我做出了独自承担剩余八卷的编译的决定。

《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

        到了2009年底，我终于提交了最后一卷的译稿。2010年春，350万字左右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全部出版，旋即召开了出版发布会。10年，与《亚里士多德全集》一样，《康德著作全集》也用了10年。

        以近乎一己之力穷10年时间来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完成后不断有人问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先师的遗愿和对康德哲学的喜爱。然而，真正把它落实到10年的生活中去，却也有一些一言难尽的酸甜苦辣。

        首先，翻译普遍不被人重视。不少人认为，写作是在出思想，而翻译只是重复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许多地方不把翻译视为创造，不算科研成果，至今如此。其实，翻译不仅要求对原作有深刻和准确的理解，而且要求用准确的汉语把原作的思想再现出来，等于是教原作者用汉语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外语与汉语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等换算关系，尤其是强调概念的严格性的哲学，有时微小的词意差别就会导致思想的走样。

        苗力田先生曾说：有时为了一个术语的翻译，苦苦思索，终有一得，其感觉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在这种意义上，用汉语准确地表述原作的思想，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创造，而且是一种更为艰难的创造，难就难在翻译者不能像写作者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必须忠实于原作。

本文作者（右）出席座谈会。

        其次，翻译是一件苦差事。与教原作者说汉语相比，更难的是适应原作者的思想和知识。写作者可以扬长避短，对自己不懂的东西避而不谈，而选择自己擅长的东西尽情发挥。翻译者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不能绕开任何自己不懂的东西。原作者说到哪里，翻译者就必须跟到哪里。原作者懂什么、知道什么，翻译者就也要懂什么，知道什么。不懂、不知道的，就必须学习。弄懂了，知道了，才能再回来翻译。

        有人曾问我，在翻译康德著作时最难的是什么。我说不是他的深邃的思想，因为我在此之前就已经相对熟悉了。难就难在康德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渊博学者，熟悉他那个时代各门学科的知识。在翻译中，我必须跟随他回到十八世纪的知识水平，尤其是了解早已被现代自然科学扬弃了、仅仅会在自然科学史中简略提及的十八世纪自然科学。

        至于康德的自然地理学知识，有一些很可能是来自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个别东西根本无从查对，翻译时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最后，翻译是一件危险的事，翻译康德著作尤其如此。与写作者往往可以用“一家之言”为掩护不同，翻译有原作这个硬标准在那里。且不说有时候的一些拙译会受到指责，翻译者常常会被人拿出原作来指出误译，甚至会被斥之为“低级错误”。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

        尤其是康德，国人对其著作的喜爱和熟悉恐怕是超出了西方绝大多数思想家，许多并非哲学专业的爱好者也常常在读他的德文原著，至少是英文译著。翻译中有拙译误译，难免被人拿出来敲打。固然翻译者也可以从这些敲打中受益，但被敲打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

        因此，我在《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的后记中,就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天天如此。当然，即便如此我也还是犯了一些错误的，好在学界多是善意的指正、正常的商榷，倒使我于心稍安。

        《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既是我人生中种种“缘”的一个“果”，也是我主动与康德结的一个“缘”，这个“缘”是还要生“果”的。更何况，这个“缘”还远远没有尽，还要靠我用毕生的精力去继续“结”。大学毕业30年了，若说对生活有什么感悟，倒正是这个“缘”字。

         作者简介：

        李秋零，195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在康德故乡德国留学。师从苗力田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并集十年之精力，首次将西方大哲人康德全集译出，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举。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译有《康德著作全集》《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等1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

本文作者在给毕业生致辞。

（文稿选自《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部分照片由作者同学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