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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蒋国辉：大山肚子里，没有一个矿工不被死神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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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的矿工生涯之——
大山肚子里，
没有一个矿工不被死神窥视
作者：蒋国辉
01
我到打通煤矿报道后，分配在采煤一队。
那时，采煤一队集中居住于金鸡岩半山腰的坝子上，全队工人都住工棚。我们这批新招进的工人有知青和转业军人，总共五六十人只有一个大工棚。那个年代的工棚，和现在建筑工地提供给工人临时居住的板房相比，都有天壤之别。工棚是用极其粗糙的篾席把一块野地围起来，上边盖上油毛毡勉强能遮挡风雨。棚子里放上几十张上下铺的铁床，就是我们的住所。
像这样的居住条件，投资成本几乎为零，住在棚子里，除了能免去下雨时被淋成落汤鸡外，跟在野地里没有两样。冬天睡在床上，大半夜才能把身体捂热，被窝里面勉强暖和了，被子外面却像是冰冷的铁块。若遇到外边有霜冻，早上起来被面上鼻孔出气的地方也结着一层霜。
夏天，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油毛毡屋顶，油毛毡表面温度高到几乎可以烙饼，油毛毡没有任何隔热功能，致使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大烤箱。棚子里的上铺，直接承受着通过油毛毡辐射下来的太阳热能，床也就不是床了，烫得根本无法往上躺。工人们只有等到太阳下山，才能回到工棚里勉强待着。
上夜班的工人更加煎熬，下班回来火炉一样的工棚里完全不能睡觉。建矿十余年，煤矿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几乎没什么变化，他们仍然卑微如草芥尘埃，白天蜷缩在大山肚子里工作，晚上蜷缩在篾席棚子里睡觉，只要没有反革命行为、不旷工、不死，好像就没有人管。还是工人们自己想了办法，下夜班后卷上凉席到附近的涵洞里去睡觉，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过上了穴居状态的生活。
照片的背景，就是我们居住的篾席墙油毛毡顶工棚
采煤一队的集体大棚外面，有一条简易公路通过。简易公路的一头经过一矿子弟校和掘进队、运输队的宿舍——“干打垒”筒子楼，连接从金鸡岩到打通山上（矿机关各部门所在地）的公路；另一头还没完工，但已经没有再修下去的迹象。这条简易公路，是采煤一队的矿工们每天晚饭后休闲散步的去处。每每看到矿工们三三两两散落在路上，我都会想起当年躲避武斗期间，在遂宁县偏远的拦江中学晚饭后和五叔一起散步的情形，一样的偏僻，一样的简陋，一样的清冷，不过眼前这条公路四周都是大山，显得更加苍凉，更加寂寥，路面也更加凌乱不堪。
虽然我生长于无神论的环境，不信教也不信鬼神，但我有过一些真实、无法解释且看似荒诞的历经，这样的经历让我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可以操纵人一生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还会以一些隐喻的方式来昭示人生进程中的某些秘密。那时，工作之余我在这条路上孤独地漫步，把目光投向怪石嶙峋的荒山野岭，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念头：“将来有一天，我会走在欧洲城市的大街上，四周耸立着的是古典欧式建筑”。我不知道那个白日梦一般的幻象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还总是指向欧洲，而不是亚洲其他国家或美洲、澳洲。然而，这个看起来确实荒诞无稽的念头，多年后真的变成了事实。现在，每当我路过法兰克福市政厅所在的Römer 广场，环顾周围典型的欧式建筑，遥远的金鸡岩那条简易公路和公路两旁苍凉的山岭就梦一般地浮现出来。当年，那个谶语似的念头中呈现的景象，如今就耸立在我的眼前，伸延在我的脚下。
是我如今生活在当年的想入非非之中，还是当年的想入非非存在于我现在的生活之中？是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生？实在无法给予常规的解释。应该说，我在打通煤矿当工人的时候，这个荒谬的念头是最没有可能变成现实时候，而这个念头却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抑制不住地往外冒。后来，我上大学，读硕士博士，到俄罗斯、乌克兰，一步一步离这个幻境越来越近，可是，当年在煤矿时常常出现的那个神秘的念头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想，一定是人在最潦倒最困惑处于人生最低谷因而最无望的时候，神会在冥冥之中给予他某种暗示，给予他某种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采煤一队在金鸡岩住了大概有一年多，矿里终于在打通山上为四个采煤队修建了干打垒的简易筒子楼，我们搬进了新宿舍。住宿条件比起金鸡岩的大工棚算是鸟枪换炮了吧，四个人一间寝室，床也换成了单人木床。厕所也正规了，不再是以前那种工棚附近搭建的四面透风臭气熏天的小板棚。洗澡堂有了专门的更衣室，各人的衣服都可以放在单独的衣箱里，不像在金鸡岩，衣服换下来只能堆在一处，由澡堂的管理员照看。除此以外，就再找不出更多的欣喜。
住了新宿舍，上班的负担却比在金鸡岩加重了许多，每天下井要多走好几倍的路程。住在金鸡岩的时候，上下班从回风巷进出。虽然煤矿安全制度明文规定了回风巷禁止通行，那个地方潜在的危险因素极大，万一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回风巷里的人一个也不能逃出生天。但是，人们往往宁可在危险到来时悔青肠子，也不会把潜在的危险放在心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全矿的井下工人上下班都大大咧咧地走回风巷这个捷径，没有一个人按规定从主井口进出。
煤矿的主井口（摄于2006年）
回风巷长一百多米，我们采煤一队的工作面六号煤层在整个煤矿开采区的最上层，从回风巷走进去再下一个小小的斜坡就到了。宿舍搬到打通山后，去上班就要先走差不多一公里路到风井，从那里坐“罐笼”下到四百米深的井底，出罐笼后，沿主巷道走近一公里路，然后爬三百多级的阶梯上山，再爬约两三层楼高的坡，才能到达工作面。每天上班还没有正式开始干活，光是走路衣服就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矿工那一身工作服也别有一番滋味，现在回想起来，身上鸡皮疙瘩还一层一层地泛起。在井下干活，身上的毛孔就跟泉眼一般，每天下工后，衣服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只穿一件单衣和一条单裤。到了工作面，不少人还把衣服脱掉，只穿一条裤子。挖煤工人干活只穿一条短裤，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量大、出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常常要趴在地上爬来爬去，棉布衣服不耐磨，刚上身不久的新衣服也会在短时间内就被磨出大洞小眼。解放前，井下的煤黑子都是穷苦人，不可能经常买新衣服，因此，宁可皮肉在地上摩擦。四川人把短裤叫“窑裤”，我到煤矿以后才悟到了这个词源。
我从小就不喜欢打赤膊，在井下虽不是公众场合，除了矿灯没有别的光源谁也看不见谁，而且劳动任务繁重没人还有心思观察别人的着装，但我依然觉得不穿衣服不习惯，撞来撞去又容易擦伤皮肤，所以干活的时候我都是“全副武装”，每天，工作服都被汗水浸得水淋淋的。下了班洗完澡换好衣服，人已经累得快要趴下，换下来的湿漉漉的工作服，就懒得洗了，往衣箱里一塞了事。
可是，汗水毕竟不同于普通水，汗水携带着身体里的许多垃圾废物，成分十分复杂。经过衣箱一晚上的捂沤，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打开衣箱，一股熏人的氨水味扑鼻而来，还夹杂着其它臭味。湿漉漉的工作服上裹着厚厚的煤尘，提在手上有好几斤重。脱下干净衣服，咬紧牙关把又湿又臭又重的工作服贴身穿上，那种难受的滋味难以形容。日复一日，旧的汗水还没干，新的汗水又泡了起来，汗水中的盐分、身上的污垢和矿井中的煤尘结在一起，时间一长，劳动布衣服就变成了厚重的盔甲。
冬天，澡堂里有两个汽油桶做成的火炉，工人们换衣服之前，把酸臭的工作服拿到火炉旁烘烤，冰冷的盔甲被烤出点热度穿上身才不那么难受。矿工的工作服没有人洗过，无数件积满汗渍污垢的衣服在火炉的烘烤下，蒸发出的异样气体弥漫于整个澡堂，人一走进去便被特殊的味道紧紧缠绕。数十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股怪异的气味似乎还滞留在鼻腔中。
由于烘烤衣服的人太多，大家都着急上班，所以每个人在火炉旁的时间不能太久，衣服只是稍稍烤得有些热度，蒸汽腾腾的就穿上走人，一个个像刚刚出笼的馒头包子，不过带着的味道不是麦香而是酸臭。估计长期穿这样衣服，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到老年时就会显现出来。至于工作服本身，经过这样的汗水浸、煤灰裹和炭火烤，一般折腾半年左右，原本当时最耐磨的劳动布工作服，就变得像纸一般脆，轻轻一扯，就脱落一大片，不能穿了。
煤矿里不堪回首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洗澡。
洗澡对于矿工是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环节，从井下出来不洗澡，日常生活的其它程序就没法往下进行。但当时煤矿的澡堂却特别另类，既不是我们小时候在学院澡堂洗的那种单人盆浴，也不是淋浴，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澡堂就是两个游泳池一般的大池子，感觉很糟。更难接受的，是池子里的水每天只换三次，早中晚班各一次。全矿每个班上班的人数大概在三百左右，三百人只有两池水，一个池子要洗一百五十个人。
演艺明星袁立感受煤矿和矿工（网络选图）
谁都知道从井下出来的工人，除了牙齿和白眼仁看得见之外，浑身黢黑，是夜晚里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的那个人。这样的一群黑人往池子里一站，满池完全不流动的水当然迅速被污染，下班晚一点的来到澡堂，池子里的水就已经不再是水，而是一池温吞粘稠的黑汤，跟下水道里流的污水不相上下，人站在水里，已经看不见自己浸在水里的大半个身体了。整个煤矿除了这两池子水，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洗澡，工人们只能咬紧牙关往里跳。黑汤捧起来还没往身上淋，一股恶臭味先窜进鼻孔，那个年代卫生条件差，人们的卫生习惯和教养也差，先下池子的有些人在里面不但洗，还排泄，后来的人只好把他们的屎尿带水一并往身上淋。我在黑汤里洗了几年澡，所幸，除了一次跟全矿的工人一起被染上红眼病外，还没有被传染上诸如牛皮癣疥疮之类的比较可怕的皮肤疾病。
02
山沟沟里，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图书馆自然是没有的，估计领导们都认为，挖煤的人懂得看什么书？或许还认为，挖煤的每天上班已经累得半死，除了吃饭睡觉这些本能需求以外，哪还有精神和心思看书？他们自己当然也不看书。没有图书馆，也没有正规的娱乐活动室，矿工们的业余时间，基本都耗在了打牌、下棋、喝酒上，或者聚在一起粗俗地议论女人。高雅一点的集体娱乐活动，是煤矿工会每周放映一次露天电影。
经过轰轰烈烈仍在继续进行的文化革命，中国银屏上有故事情节的战争题材电影只剩下了《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又叫三战，还有一部《平原游击队》。那时，但凡有露天电影的地方，孩子们基本都会背这几部影片，要么自己编些歌词随着电影的音乐节拍放声齐唱，要么编些台词集体诵读。比如《平原游击队》中，日本鬼子松井领着队伍进村扫荡，音乐一起，全场的孩子就集体扯开喉咙和着旋律节拍吼：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来了！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来了……再比如，《地雷战》中日本鬼子的工兵挖八路军的地雷，挖到一个伪造的假雷——一堆屎，这时全场的小孩就配合着电影上人物的表情，齐声高喊：“啊！粑粑！”引得观众们哄笑不止。人们用这种方式把早已味同嚼蜡的影片变成了娱乐自己的影片，所以，尽管看了数十遍，放电影的时候，观众还是黑压压的一片。只是，那些原本用于思想教育的严肃战争影片，被银幕上下一起演绎成了搞笑的滑稽影片。
除了几个战争片和几部革命样板戏外，其余的都是宣传文化革命大好形势的新闻纪录片和少量科教片。如果轮到上中班下班迟了或上夜班，这样的电影也看不成。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我感觉科教片还值得一看。不过，那时的科教片也是紧紧扣着政治宣传这个主题拍摄的，有时候就显得比较滑稽。
记得有一部纪录片，叙述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们历尽艰辛测量珠穆朗玛峰高度。影片结尾时，解说员用庄严而自豪的语气说：地质工作者们经过××天的艰苦努力，终于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还以为接下来会宣布科学家们精确测量的结果，可解说员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突然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地朗诵：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影片到此戛然而止。我们几个一起看电影的朋友都感到非常纳闷：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山峰高度，莫非也要保密？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测量出来的数据，其它国家的科学家就测量不了吗？这个数据又有什么重大的战略意义呢？这部科教影片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悬念和猜测。
露天电影之外，矿工们能集体享受到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有煤矿直属的文艺宣传队，每到年节登台为矿工们表演的一些自编自排的文娱节目。这样的业余宣传队，差不多每个煤矿都有一支。逢年过节，宣传队就纷纷出动，在各个矿区巡回演出，直到所有的宣传队轮换着走遍重庆所有的煤矿。而各个煤矿的工人们，就经常有幸观赏到不同的宣传队主题一致换汤不换药的演出。那几年，这样的宣传队倒也的确为丰富矿工的业余生活作出了贡献。
我在打通煤矿六年，除了自学外语和数学，便没有更多的阅读。那时，也确实找不到什么书看。文革十年，荡涤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国家处在“一贫如洗”的精神状态中，全国人民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文革期间的八部样板戏，翻来覆去观看人人都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了。电影开禁后，只拍摄上映了几部革命主题先行，反映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电影，如像《火红的年代》《红雨》《春苗》《决裂》等；报刊、杂志、小说更是寥寥可数。那几年除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叫做“两报一刊”）外，再没有其它的报刊杂志。有一种《参考消息》，但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看到的。小说之类的书籍，除了被领袖肯定的《红楼梦》外，当时只有一个叫浩然的作家在文革前写了一部《艳阳天》没被批判，文革中他又写了一部《金光大道》。到文革后期，有几本手抄小说《第二次握手》《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和几部苏联现代小说《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在社会上流传。不过这些书籍我在打通煤矿这个文化荒漠里未曾见到。
这样贫困的文化生活对于我却也不算坏事，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我请母亲从西师图书馆借来一些俄语书籍，和当时能够找到的一些数学书籍，在我从井下出来以后一直到离开煤矿，下班、工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最初我的想法，不过是让自己的业余时间更充实更有意义，学到后来就成了跟别人打牌下棋一样的嗜好，每天不摸摸书心里就不踏实。未曾料到几年以后，我靠这些自学获得的知识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大学期间我学习很轻松，本科毕业后进一步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打通煤矿这段时间的自学经历。
那几年，我读完了俄文版的《契科夫短篇小说集》《高尔基短篇小说集》两部小说集，长篇小说《罪与罚》《悲惨世界》和《战争与和平》，除《战后与和平》以外，我将其它几部全文译成了汉语。我妹妹还把这些翻译小说带到她的单位去，跟要好的朋友们传看，也为她们单调乏味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和亮点。
矿工的精神生活贫瘠，物质生活虽然算不得丰富，但在当时各种物资非常匮乏的条件下，与一般居民和其他行业相比，国家给与矿工的各种物资供应还算相当不错。我们那时的供应有：粮食每月五十三斤(一般的城市居民只有二十六斤)，猪肉每月一斤半(居民每人每月半斤)，黄豆一斤半，白酒一斤，白糖一斤，菜油六两。不过，这些供应，除了粮食以粮票的形式发给个人，以及酒票和糖票发给个人外，其它的东西都在食堂里。黄豆由专门的保健食堂做成豆腐供应，猪肉则在各人搭伙的食堂里。这些东西最后有多少能够让矿工们吃到嘴里，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有人说那个年代没有腐败，我曾经在保健食堂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亲眼见到腐败其实存在于任何可能的角落。在全国民众都非常贫困，矿工的定量供应也非常有限的状态下，保健食堂的员工们却敞开了肚皮吃，他们顿顿有肉，大勺大勺地舀猪油炒鸡蛋饭，还免费往自己的家里拿饭菜。矿上的各级领导和车队的司机，隔三岔五地到保健食堂来“公款消费”，大吃大喝完毕还要打包携带回家。他们吃的拿的都是食堂管理员和厨工从矿工们的保健品里抠出来的。矿工们在井下流汗流血掉脑袋丢性命，国家按工作的危险程度配给了稍稍比普通居民多一点的食品，却被这些大大小小的蛀虫们从中盘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都被收刮来的民脂民膏撑得脑满肠肥。
03
当年，打通煤矿技安科工作的朋友曾告知，他们每年都会得到一份内部统计消息：在中国每采万吨煤的“正常”死亡率是0.6人。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打通煤矿两个矿井年产一百万吨煤，“正常”死亡的人数就应该是每年六十人。国家在七十年代初对外公布的原煤年产量是两亿吨，这就意味着在这两亿吨煤炭下边，埋葬着一万二千名矿工的尸骨！统计资料上这些没有生命的数字，对于我们——每天沉没于黑暗中艰苦劳作的矿工，就是一具具熟悉或不熟悉的工友的尸体。打通山上，好几座山头都被遇难矿工的坟茔覆盖着，称之为“英雄山”。尽管国家早已明令禁止土葬，但煤矿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矿工因工死亡从来不火化。他们都按照传统的方法被安葬在英雄山上。他们年轻的魂灵默默无言地永远守候着夺去他们生命的幽深矿山。
打通煤矿的“英雄山”，年复一年地扩大，我离开后不知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不过听留在煤矿的朋友说，90 年代以后，打通煤矿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我们以前的工作条件比较起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事故发生，终于从矿工们的最大愿望变成了现实，每一个人关于“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那种担忧，被采煤的现代化进程终结了。
“英雄山”上留影，周围都是坟茔
我在煤矿的时候，井下最常见的死亡是被垮塌的岩石砸死。这个事实不难想象，人在矿井里，矿井夹在亿万吨厚重冰冷坚硬的岩石当中，岩层稍稍扭动一下，中间的血肉之躯还能完好无损吗？虽然矿井有支架支撑，矿井支架的材料有十多公分见方的木头支柱、钢筋水泥拱架或钢铁支架等，这些支架给部分矿工造成了一个看似安全的工作空间，但这个工作空间顶上压着数以万亿吨计的岩石，支架的承重量该要有多大才能真正安全？“安全空间”的可靠性又有多少呢？
事实上，被这些支柱支架撑起来的空间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所以，采煤的工作面有一个工种叫“回柱工”，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已经采空的工作面那些支柱取掉，减少人工支撑的空间，让岩石垮下来恢复山体本貌。我没做过回柱工，但我知道那是所有工种中危险性最大的工种。在高度不过一米左右的工作面里，人只能蹲着或跪着操作，煤层采空的地方，岩石自然往下挤压，有的地方空间被挤压得如此狭小，人必须躺在地上操作。回柱工躲在一排支架后边，需要把手里握着铁镐远远地伸进采空的工作面，用力将已经被岩石压紧了的支柱敲倒和取出来。体力消耗有多大不言而喻，而他们工作的危险性，更远远超越了体力的消耗。
回柱工的工作空间里只有几根支柱，在面前轰然垮塌的岩石冲击下，支柱若连带被压断，人就瞬间被埋了，呼救的机会都没有。通常的情况是，回柱工人将支柱敲倒，岩层压下来只在眨眼之间，反应快的来得及扔掉铁镐缩回手；反应稍微慢一点的，手就会被岩石砸断。比较起来，砸断手还算幸运的，有些人因为胆子稍稍大了一点；或者过于集中精力敲支架忘掉了危险，多往前移动了那么一米半米，就再也没能退回来。
在采煤工作面上，伤亡最多的是回柱工。我所在的采煤队，三年之中就有六七个回柱工丧生于岩石垮塌。最惊悚的一次，是一块约一张乒乓球台那么大的岩石突然砸落，直接把在一起干活的三个工人头部压在了下边，救护队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这三个人刨出来，他们的头没了，只有一团血肉模糊的碎骨渣，惨不忍睹。救护人员用大团的纱布将粉碎的头颅包裹起来，抬到井口，守候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的家属们，只看见血迹斑斑的纱布，再也没有见到几个小时以前离开家下矿井的亲人的容颜。一直到下葬，他们头上裹着的一大团纱布没有、也无法解开。
煤矿里但凡井下的工作，任何工种的每一个矿工都时时刻刻置身于死神冷冰冰的注视之下，比如攉煤工。煤炮班把原先和岩石长在一起的煤层用炸药剥离，炸下来的煤层送出坑道就是攉煤工的任务。在刚炸下来的浮煤上，没办法打支柱，一百来米长、两三米宽的空间里没有任何支撑，每分每秒都有垮塌的可能。攉煤工在这样的工作面里干活，只能听天由命，在攉煤工将各自分到的一段浮煤铲上溜子送走，并打上支柱之前，头上的山体没往下坍塌就算命大。
对于攉煤工，除了山体或岩石垮塌造成死伤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在普通场所不可能成为危险的危险。
攉煤工完成了攉煤任务后，还要把铲空了煤的坑道支撑起来，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支柱和棚板。棚板长两米、厚十公分、宽二十公分，棚板用作工作面的顶棚，下边打上支柱，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空间就建成了。支柱和棚板，都由传送煤炭的刮板输送机（“溜子”）从工作面尾部传送进来。
本来，两米长的一块木板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太可能成为夺人性命的杀手。但是，在大山的肚子里，在矿工们危机四伏的工作面上，原本不是凶器的木板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凶器，而且还是特别残忍的凶器。
往溜子上放送木料的工人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翼翼顺着溜子把棚板放直，稍有偏离的话，歪斜在溜槽上的棚板就可能顶着正跪或蹲在溜子旁边攉煤的工人。地面上，这是完全可以及时逃离的危险，即便躲闪不及，被撞一下摔一跤，不过是受点皮肉外伤而已。可是在几百米的深井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攉煤的坑道里空间极其狭小，四周都是坚硬的岩石，行动最敏捷的人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让他闪避。结局是，木板的一头顶在工人的背上，另一头仍然被溜子的刮板推着往前送，对于被顶撞上的攉煤工，前面是坚硬的煤壁，后面是溜子刮板带着每秒钟移动半米的棚板，前后挤压，连哼也来不及哼一声就活生生被压扁在煤壁上。我所在的采煤队，就发生过一次这样血淋淋的悲剧。
采煤队里攉煤班的工作苦和累是大家公认的，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工作时间长，每个工作日要蹲着或跪着甚至趴着将大约十一二吨浮煤铲进溜子里，之后将自己铲空的这一地段用棚板支架搭建好。正常情况下完成全部任务需五六个小时，遇到井下停电，或是电溜子出了故障，在井下待多久就没准了。刚到采煤队的时候我不在攉煤班，由于无意间得罪了班长和书记，很快就被发配到了攉煤班。
我个子比较高，在狭小的工作面里施展不开，不能灵活地操作，干起活来比别人慢，一般在井下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有一次上早班，我们六点半下井，没多久溜子就出了故障。按照攉煤工的习惯，遇到一时半会儿排除不了故障，工人就在浮煤上刨一个坑，蜷缩在坑里睡觉。
那天我睡在浮煤坑里被冷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狭小的工作面里无法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但也不敢爬到外面去，如果溜子故障解除突然运转起来，所有人都开始攉煤的时候，坑道里没有多余的地方供外面的人爬回自己的位置。我只能睁着眼睛浑浑噩噩地躺在如墨的黑暗之中，等待……期间，地面上送过一次馒头，一人一个，到溜子终于开始转动的时候，送来的馒头早已不知运动到肠胃的什么位置去了，我只感到浑身无力，勉强挣扎着把自己的工作量干完，出了矿井。
回到地面，一仰头，夜空如洗，满天繁星争先恐后地眨着晶亮的眼睛，把它们好奇的目光投向大地。多么美丽的景致啊！可是，对于只剩下饥饿和困倦的挖煤工人，这样浩瀚而炫目的美丽，引不起太多的感慨，心里更多的惦记是填肚子饭菜和睡觉的床。那些宝石一样镶嵌在蓝黑色天空上闪烁着神秘光亮的星星，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告示——这个班上得真够长啊！
还以为是当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都耗在了井下，殊不知，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去到澡堂，听旁边的矿工扯闲淡，才知道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九点多钟了。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班在井下待了将近四十个小时，这期间，井上只送过一次馒头。没有人想起我们也是一天要吃三顿饭的活人；没有人告知我们电溜子什么时候可以修好，让我们至少找个适当的地方休息；更没有什么领导因为我们在井下待的时间太长，下来看望、慰问一下被困的工人们。我们成了一群埋在地下被遗忘的活死人。煤黑子——埋了没有死的人，在那一刻突显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还好，苍天有眼，四十个小时里，没有任何支撑的坑道没有垮塌过一点东西。
刚到采煤队的时候，我被分配在煤炮班。煤炮班的工作就是在工作面的煤壁上钻孔，装上雷管炸药，把煤炸松，垮下来，然后由攉煤工将炸下来的浮煤铲上溜子运送出去。
看起来煤炮班的工作是比较安全的。攉煤工攉完煤并打好支柱棚板，回柱工又打好了后排的支架，坑道形成一个四面有支撑的空间，房子一样的空间会让人感觉头顶上的威胁小了，这时煤炮班才开始打孔放炮。
煤炮工的威胁，来自留在煤壁上没有爆炸的“哑炮”。打煤钻的工人并不知道“哑炮”的具体位置，如果煤钻正好打在插进炸药条里的雷管上，就会引起惊天动地的爆炸。炸药横在工人鼻子面前跟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没什么两样，一旦炸响，就是粉身碎骨。
我所在的采煤队有一个老工人，面部和上半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老工人告诉我，他以前就是打煤炮的。有一次煤钻打在了哑炮上，和他一起打钻的另一个工人正对着哑炮，头部和前胸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身亡；他所在的位置稍微偏了一点，侥幸没送命，但脸和前胸被飞溅的碎煤击成了筛子，伤好后，留下了无法去除的黑斑，成了伴随他一生的标记。
煤炮工最大的危险是其它工种不见得能遇上的，那就是潜在的瓦斯爆炸，这是煤矿的天字第一号灾难。
我听说打通煤矿是一个超级瓦斯矿，任何一点火星，都有可能引起大爆炸。因此，井下的所有电器设备都加了防爆保护。一个普通的开关，经过层层防护，变成了好几十公斤的庞然大物，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可是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一个问题——既然一点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起瓦斯爆炸，放炮时炸药爆炸那么大的一团火，为何不出事故？
煤炮班打完孔，装好炸药和雷管后，专门有几个工人负责放炮。跟他们一起作业的，还有一个矿通风队的瓦斯检测员，若测到瓦斯浓度超限，就会要求停止放炮，等待采取措施降低瓦斯浓度后再干。等待的结果是延长工时，而矿工们的心态却是一旦下了井，就巴不得早一点把工作干完，然后逃离那个险恶的环境。为此，通风队的瓦斯检测员和采煤队放炮的工人经常发生矛盾。通常的情况是瓦斯检测员不让放炮，采煤队的工人却急不可耐，待瓦斯的浓度稍稍下降一点，他们的炮就炸响了。瓦斯检测员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奇迹就在于由此导致的瓦斯爆炸事件从未发生过，如果引起了瓦斯爆炸，井下煤炮班所有工人包括瓦斯检测员，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我在打通煤矿六年，并未见过瓦斯爆炸。有一次不知什么起因，一矿井下燃起了大火，整整烧了近一百个小时。当时，全川所有煤矿的救护队都赶来了，帮助灭火。熊熊大火在这个超级瓦斯矿的井下燃烧，也没发生什么大爆炸。大火燃烧的时候，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厌倦煤矿工作的城市青年工人，差不多都居心叵测地揣着一个共同愿望：刻骨铭心地企盼着瓦斯爆炸。一旦瓦斯爆炸，矿井就报废了，到那时，或许有可能让我们这些多余的人各自回家！可是，人人都认为几乎已成事实的大爆炸却没有如愿发生，真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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