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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丨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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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吴国盛
吴国盛，1964年生于湖北广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1997年晋升研究员；19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2016年获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17年担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原题
中国人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演讲者：吴国盛
2018年4月25-28日，高山大学（GASA）2017级北京站，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分享“什么是科学？”
一、国人对科学的3大误解及由来
今天，我们谈论科学，我认为，国人对科学还有着3大误解：
第一个误解：科、技不分；
国人汉语里面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
所以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往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是科技。当问什么是科技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常常是什么是技术，科学这个概念就被忽略了。这是我们国人的汉语里潜在的一个用法。
第二个误解：对科学赋予过强的功利色彩；
由于我们科、技不分，所以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还是救国救民、治国安邦。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认知中，科学是作为工具出现的，而不是作为目标。
第三个误解：过分强调字面的“分科”意思。
我们常常说，科学乃分科之学，比较强调“分科”。所以，我们的科学教育里，就特别注重分科教育。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文科、理科之分。而且通常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会说：这个孩子将来学理科合适，那个孩子将来学文科更合适。
这三种误解从何而来？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因素。
自古以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套对知识的看法。古代对知识的看法是什么？就是：知识要有用。我们叫“学以致用”，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以致用。
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升官发财，是学而优则仕。
所以，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把知识当做手段，而不是目标。如果你问一个孩子：读书干什么？他若是说我就喜欢读书，我们会称他“死读书，读死书”。
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因为他只是附在一个一个“皮”上的“毛”，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这个意思。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地位，知识也没有独立地位，只具有功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国文化本身并不鼓励对知识持有一种超功利的立场。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技术传统，但是却没有科学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只能把科学理解成技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象空间。
所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原因：首先是对知识的态度是实用，其次是有技无科。
二是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科学的路径和历史遭遇很特别。
中国近代有两次机会了解西方的科学，被称为两波“西学东渐”。
第一波“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
第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这是西方科学第一次到中国来，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对宗教没有兴趣，对科学也没有兴趣。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混了大概100年，用了很多手段，最后被乾隆皇帝全部赶走了。
乾隆皇帝当时的看法是：我中华帝国地广人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的丰富，自己可以管自己，用不着你们，你们回去吧。
所以第一次“西学东渐”就无疾而终了，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冲突。
本质上，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当然也没有痛恨的意思，就是谈不拢而已。
第二波“西学东渐”是1840年以后。
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不再是由传教士来中国，而是商人，背后跟着的是坚船利炮。中国不想跟对方建立平等贸易关系，对方就拿枪炮打开国门，逼迫你做。
鸦片战争
这一次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过程。
所以，中国人这一次学习西方的科学，首先是不情愿的，但又无可奈何；其次，我们看上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
所以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了解的一个主要态度。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很多人批判这个口号不对，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潜意识里或者文化心理层面，这是我们对待西方科技的一个基本态度。学习洋人的技术来反制他们，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是真心喜欢这些外来的东西。
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喜欢过外来的东西？有！唯一的一次就是佛教，而且佛教在中国被彻底的中国化了。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宗教民族，但是一个人要活着，得有宗教的情感满足，所以中国人既然没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外来佛教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佛教在中国，基本上是在和平的年代传入，国人自己慢慢消化，最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汉传佛教。
佛教虽然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但佛教的故乡印度，已经逐渐没有了佛教的地盘。
所以，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路径有问题，中国在帝国末期自高自大，但实际上已经不行了，洋人一打进来，立马就土崩瓦解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被迫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缺什么就学什么，而不是说从根本上学起。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中国近代又被迫学科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终上所述，有这三大误解，是难以避免的。
二、片面的科学观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这要说到国人对科学的通常看法。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有两个主流的看法：
第一：科学就是生产力。
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深入人心的，基本上没有人反对，也是我们中国人普遍同意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成就。
意思是：科学是脑子聪明的人搞的。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一个看法。所以，很多文科出身的人，总有自卑感，和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此之外，什么是科学？我们基本说不出来了。
我们对科学的看法，第一它是有力量的，第二它是聪明人搞的。基于此，所以我们都认为学科学是很好的，我们也往往祝福小宝宝，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这两个看法对不对？对！但是不全面。
第一，说科学就是生产力，这是一种误解。
①把科学看作生产力，从起源来看是不对的。
19世纪以前，科学并不是生产力，也没有产生任何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比如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时代，更不要说在阿基米德的时代，科学都不是生产力。
说科学从未推动生产力，这当然是有点极端了，但它基本上没有扮演生产力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节点。我们想问题，不能大而化之，形成一个抽象的看法，好像一说科学，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就是生产力。这其实是19世纪以后的事，19世纪以后科学才成为生产力，但是之前不是的。
②科学里的学科很多，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暂时不是。
有些科学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不可能是。比方说纯数学，它就不是。但纯数学是不是科学，当然是科学。
那么请问，它又不是生产力，将来也变成不了生产力，那怎么叫科学呢？
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科学家是谁？
比如钱学森，两弹一星，增强国防实力，可以保卫国家。民间流传，一个钱学森抵五个师，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形象。
钱学森
还有袁隆平，他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民以食为天，他也是典型的科学家形象。
袁隆平
那有人问：陈景润是不是科学家呢？他一辈子在研究1+1的问题，后来我们听说陈景润为国争光，有一个定理以他命名，为国争光也算。
陈景润
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要么要为国争光，要不然就解决吃饭，要么可以保家卫国。既不能保家卫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又不能为国争光，那是不是科学？我们不清楚。
所以，把科学当作是生产力，这是一个误解。但是，这个误解是有道理的，因为国人是19世纪才开始学西方科学的。
第二，科学是一种智力或智商行为，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是片面的。
人类的智力水平，全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是平均的。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多人口，产出的诺贝尔科学奖却那么少？
如果说科学仅仅是智力水平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资源是不少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诺贝尔科学奖就很少？
这个说法是讲不通的。
中国人智力水平不差，总智力资源是全世界第一位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很少？
对科学的种种误解和不全面的理解，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科学观。
三、科学的人文起源
我想从科学精神的起源，做一个比较新颖的阐释。更准确的应该是科学的人文起源。
很多人会有一个偏见，认为科学和人文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说，当代的科学和人文相分裂的，既然分裂，那这两个就是二元的，我们要二元并举。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一个派生的观点，其实在根本意义上，人文比科学更重要，人文是根本。
我们探讨科学的起缘，不能光从生产力和智力的角度出发，而应该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人文传统应该作为理解科学的一个基本的入门？这是因人本身的独特性使然。
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人是哺乳动物，也是灵长类高级动物，但是人和所有一切动物的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一种先天缺失的动物。
人是没有规定性的，需要通过外在的文化来规定自己。我们知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直立行走，一是脑容量变大。
这两种进化特征，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直立行走必然导致骨盆变窄，骨盆太窄，会影响妇女的生育，而人类的脑子却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人类有难产现象。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难产是人类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我们通常都见过周边的亲人、朋友有难产现象发生，原因是什么？就是直立行走和脑子变大之间的一个冲突。生物学上有一个关系：脑容量和人类胎儿的孕育期呈现的是线性关系。
脑容量越大，胎儿的孕育期越长，按照成年人的脑量，所对应的婴儿的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21个月的婴儿脑袋太大了，根本生不出来。所以逐渐进化出一个非常独特的手段，就是让人类总体早产。
婴儿还有一特点，生下来什么都不能干，基本上不具备人类的基本特征。比如直立行走、语言，婴儿是做不到的。
但是动物的胎儿生下来，很快就拥有了成体所拥有的几乎所有秉性和能力。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先天的不足，也就是本能的缺失！
人类本能的缺失，除了生物学根据，同时也有哲学上的根据。
人类可以变成任何东西，比如把自己变成好人、从坏人变成高尚的人，从好人变成缺德的人。甚至可以使自己不是人。
在哲学意义上，人是一个“无”的存在，这种“无”的存在，就要求一种外在的东西来赋予，在成人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文化交换的过程。
所以“人”和“文”之间，是一种相互构造的过程，我们常常把人文二字并称。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人是一种有死亡意识的动物。
什么叫死亡意识？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终有一死。有些动物是在快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死了。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生活那么不容易，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怎么能够让自己继续活着呢？
为什么我们要坚韧不拔地活着？这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研究科学、宗教、艺术，研究人类一些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时，都要从人文结构来理解。
不从人文结构出发，是很难理解的。
那么，科学的起源以及科学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人都要吃饭，所以要搞科学，这是很肤浅的想法。
研究科学的起源，要有一个基础，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结构开始。
四、没有文化依赖的科学是不存在的
反观西方的人文结构，我们能比较好的看清楚，为什么科学只出现在古代的希腊，而没有出现在古代的中国？
中国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化，虽然农业革命是全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公元12000年以前，全人类就普遍发生着农业革命，后果有两个：
一是粮食生产。
过去人类是直接吃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食物，农业革命改变了这个局面，人类开始自己生产粮食。
二是人类开始定居。
过去人类漂泊不定，逐食物而居，所以人类早期是没有定居意识的。农耕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定居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农耕社会，遍观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以农为本、以农为上、重农抑商。
我们讲“士农工商”，士就是知识分子，第二就是农，最后才是工和商。
农耕社会与定居意识和文化有极强的关系。定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终生不搬家，终生住一个地方，所以很容易跟土地关联在一起。
中华文化有浓郁的乡土意识，甚至离乡不离土。
不搬家就促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籍贯，中国人户口本都有一个籍贯，籍贯就是你的祖籍。现在很多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只是长辈讲。
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乡土意识和定居文化带来了什么后果？——它极大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基因是什么？一句话：熟人社会。
所以文化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或者准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关系。
这种非常强大的血缘文化，必然会形成我们对“人”的理解。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主要在于能够给你提供一套人性理想和一套达成人性理想的方法。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什么是人？儒家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仁者，人也。
仁就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我们对人的根本理解，是仁爱。仁爱不是指两性之爱，也不是西方基督教倡导的人人平等。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也就是说，核心是亲子之爱。
所以中国式的“爱”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
第二，爱是有差等的。
但是，在西方社会里，农耕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不同于我们的农耕文明，西方文明是混杂的。
严格来讲，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一是希腊，一是希伯来。
希腊文明，提供的是一种科学文明。而希伯来文明提供的是一种信仰和宗教。这两个文明尽管有很大差异，但跟我们相比，它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希伯来人生来到处漂泊，所以商贸的气息比较浓。而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希腊人缺少粮食，也需要与别人交换。
爱琴海地区非常适合航海，所以希腊民族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跟我们比，迁徙是他们的常态。因此，他们有很多英雄的史诗，而中国没有。
我们的诗集里，写的都是家门口的事；而荷马史诗，写的往往是远征的故事。
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对立：我们是定居文化，他们是迁徙文化。迁徙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生人文化。我们知道，熟人之间可以根据血缘关系来构造，那么生人之间如何构造关系？——契约。
契约是西方文明一个很大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爱，那么请问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两个字——自由！对于他们而言，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能力订约，有没有能力守约？
订约和守约，成为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一个要订约的人，首先他必须是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自己负责，当然是一个自由人。在西方人看来自由，就相当于我们讲仁爱。
那什么是自由？我们通过自由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怎么样培养一个人的自由？
希腊人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回答，就是通过科学获得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由来是什么？科学最开始根本和发展生产力没有关系，甚至跟个人智商也没有关系，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对人性的培养方式，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发展一整套的自由人性，这是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起源。
所以，科学是高度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依赖，科学是不存在的。
希腊科学有一个根本的特点，我称之为：高调宣扬自己的无功利特征，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存在的一类知识。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科学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经验，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就是你会做，但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类知识叫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为技艺。
对于中国人来讲，知识的来源是经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我们通过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和归纳，形成一般化的理论，然后又反过来指导经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
可是，亚里士多德在此两类知识之外还提出第三类知识，即科学。作为科学的知识是什么？是没有用的知识，是那个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知识。能够为自己存在的知识，肯定是无用的知识。
任何知识，你强调它有用，那就是贬低它，把它变成了手段，所以希腊人说，真正的知识、最高的知识就称之为科学，它一定是无用的，所以希腊人高调宣扬知识的无用特征。
因为只有知识本身是无用的，才能够真正做到自由，才能真正做到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一个人要训练自己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就必须学习那些无用的知识，而有用的知识最好不要学。
那么，无用的科学是什么，什么东西能搞成无用的？
这就进入到希腊科学的第二大特征：它是一种内在性科学，一种自我推演、自我演绎的科学，它是论证的，证明的。
为什么只有希腊人才了搞出演绎科学，我们中国人却没有？
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和一切古文明国家一样，都有知识分子阶层掌管知识，但他们统统服务于皇室、服务于国家。
要帮皇帝记账，要帮皇帝写文书、写历史。总而言之，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统统都是有目的性的，只有希腊民族做了“无用的知识”这个类型。
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服务于自由的需要。
无用的知识怎么建构？我们都知道，有用的知识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但无用的知识，就不是从实践中来的。
无用的知识，是通过推理和演绎得来的。所以希腊的知识是一种关于永恒不变的真理推演的知识。
这一切构成了希腊科学的前提，这些前提恰好也是希腊科学一个非常内在的特征。所以希腊的科学，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是无用；第二是内在推演。
它不是经验科学，而是超经验科学。希腊科学分成两大类，年轻人先学数学，年长一点了学哲学。
很多中国人觉得很奇怪，希腊人怎么对数学那么热爱，好像他们脑子不一样，其实这是个误解。
希腊人所谓的数学，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在希腊文里，它的本意是指能学能教的东西，相当于中国人的启蒙教育。
柏拉图说，我们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之所以还需要学，只是因为本来就懂的，后来忘了，所以学习就是回忆。
希腊的科学始终强调，知识是为自己所拥有，是人内在固有的。学习不过就是把内在固有的东西回忆起来而已。
所以希腊人学数学，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学计算，而是学习对事物内在理路的推理能力。
第一是学算术、第二是学几何、第三是学音乐、第四个是学天文，这是希腊数学的四科。
现代科学家或多或少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尤其IT行业的人，通常都信奉毕达哥拉斯主义。什么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就是“数即万物，万物即数”。
所以，研究了数的规律，才能懂得世界的规律。所以数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计算问题，而是关于世界内在逻辑的一个问题。
讲一个故事：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学生，叫希帕索斯。
一天，他研究了这样的问题：“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的长是多少呢？”
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这样一个观点：“宇宙的一切事物的度量都可用整数或整数的比来表示，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
他根据毕达戈拉斯定理，计算是根号2，并发现根号2即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他既高兴又感到迷惑，根据老师的观点，根号2是不应该存在的，但对角线又客观地存在，他无法解释，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了老师，并请求给予解释。
毕达戈拉斯思考了很久，都无法解释这种“怪”现象，他惊骇极了，又不敢承认根号2是一种新数，否则整个学派的理论体系将面临崩溃，他忐忑不安，最后，他决定：下令封锁消息，也不准西伯斯再研究和谈论此事。
西佰斯在毕达戈拉斯的高压下，心情非常痛苦，在事实面前，通过长时间的思考，他认为根号2是客观存在的，老师的理论体系无法解释它，这说明老师的观点有问题。
后来，他不顾一切的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传扬了出去，整个学派顿时轰动了，也使毕达戈拉斯恼羞成怒，无法容忍这个“叛逆”。决定对西伯斯严加惩罚。西伯斯听到风声后，连夜乘船逃走了。
然而，他没想到，就在他所乘坐的海船的后面追来了几艘小船，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打手已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脚被绑后，投入到了浩瀚无边的大海之中。
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根号2不是一个数，有什么稀奇的，为什么把他扔到海里去啊？我们对这种事情是不在乎的。
因为这不涉及到我们世界观中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当西方发生巨大的科学革命浪潮和重大的发明时，我们中国人都很心平气和地看待着，我们都能欣然接受！
比如哥白尼日心说来了，我们觉得有道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我们也都承认，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西方世界里，都是很麻烦的。
在西方人的世界中，世界观是最重要的，世界观变了就有问题了。而中国人并不是太注重，觉得世界观是可以改的。
相反，我们对人伦更加看重。比如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清明回家上坟，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在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根号二的发现，希腊古典时期的算术后来慢慢衰落，逐渐兴起了几何学。几何学是中西方文化之间差异的一个很大的标志。
中国古代算术是很发达的，但是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几何学，而几何学在西方，在希腊时期就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还留下了一本伟大的着作《几何原本》，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几何原本》成了西方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书。
几何学是典型的无用之学，中国人学几何学都觉得很迷茫，不知道有什么用。老师一般都会苦口婆心的给孩子们说，学习几何学以后，可以帮助你树立严密的思维逻辑，将来搞工程，不严密就会出大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功利的形式告诉孩子，让孩子明白学到之后有什么用。这个事情正好说明，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内在的有机部分。
学习几何学，我们是在向希腊人致敬。因为数学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也是科学文明的核心。
柏拉图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这句话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咀嚼、玩味。
注：“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学园，今天大学中“学院”就是从“阿加德米”这个词诞生来的。
柏拉图的意思是，几何学是一个训练自由人性的基本学科。一个没经受过几何训练的人，不可能真正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希腊人心目中，几何学和数学实际上是一门德育课程，一门政治课，学习几何的目标不是为了画图，而是要得到自由的灵魂；学习几何的目标不是使用，而是人性的涵养和训练。
终上所述，不学几何学，你就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不学几何学，你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不能理解现代世界的逻辑，没办法预见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向。
我简单总结一下，什么是科学？科学为什么出现在古代希腊，不是出现中国古代？
简单地说，科学是一种有高度文化依赖的人类现象，不是一个单纯为了生存目的而存在的事物。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人们其实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技术就够了。科学本身产生极大的意义和作用是近代的事情。而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的科学是从末端学起，不是从开端学起，所以会很难理解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因而常说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拥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如果有人不实事求是，他一定是为了达成别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实事求是人的本能，不是科学精神。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有很多层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我们只好说：
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如果一个民族或文化丧失或缺乏自由这个维度，这个民族或文化就不可能真正拥有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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