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刘建章：从香山慈幼院走出来的革命家

1910年，刘建章出生在家乡河北省景县大刘庄，他还没到满月时祖母就不幸因病离开了人间。几天之后，刘建章也染上了重病，哭得奄奄一息，断了气。祖父只好忍痛让人把他送到野坟地里埋了。但是刘建章命大，埋婴的土坑还没有挖好，竟然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大家不忍心扔掉这个婴孩，又把他抱了回来。

刘建章的辈份大，排行老四，人们就叫他四爷爷。邻里亲族们慷慨地向祖父伸出了援助之手：“四爷爷我们包喂！”就这样，刘建章饥一顿饱一顿地靠着吃“百家奶”，喝“百家糊” 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他过得毕竟是没有母爱的生活，即便后来有了继母也是苦遭冷落。

刘建章虽然从小缺少亲人的温暖，却很少受到大人的严厉管束，任由自己随意活动，终日同村里的小伙伴们玩耍，做各种具有体育比赛因素的村俗游戏。在游戏中他常能获胜，这就培养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和对体育的浓厚兴趣。刘建章曾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给我们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大家围在一起比看谁勇敢，其中一个伙伴提出：“谁敢用镰刀砍自己的腿?”刘建章说：“我敢！”于是一刀下去，把大家都吓跑了。刘建章就是这样，从不服输。那时，他还常常跑到较远的野外草地，帮家里放牛牧羊，拾粪割草，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周围村里更多的伙伴，并且开始有了爱好交朋结友，容易与人亲近的性格。

刘建章说过：“自己的命大，命苦，命硬……” 这种命运伴随了他的一生。孤苦的童年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变得坚强，执着，乐于结交朋友，为他后来能够经受住艰苦人生的各种考验，打下了根基。

刘建章在村南九神庙小学读过两三年书，由于继母的冷淡歧视，祖父和大伯父一直想给他在外找条出路。1920年，经大伯父在北京的朋友帮忙，刘建章被香慈录取。祖父便委托一位远房亲戚把刚满10岁的刘建章送到香慈。

民国6年（1917年），现在的河北，北京地区发生大水灾，淹没了103个县。有近两万个村庄，600多万民众受灾，刘建章的家乡河北景县也是连年遭灾，民不聊生。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和爱国主义者熊希龄先生，民国初期曾任总理兼财政部长，后奉命督办水灾事宜。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教育落后的旧中国，他见到灾害惨重，灾民儿童流离失所，非常痛心，决定建一所面向贫困儿童使其也能接受教育的慈善学校。

1920年，熊希龄先生在北京西郊的香山——前清皇室行宫“静宜园”，创办了香山慈幼院（香慈）。直至1948年，静宜园的全部设施及园地专门供香慈这所学校使用。

香慈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所新型慈善教育机构。它不仅规模大，设施齐全，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管理机构。熊希龄先生被董事会推选为院长。他又聘请了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为副院长，负责为学童治病。1920年10月，香慈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不少达官名人到会祝了贺词。熊希龄院长向社会各界表明了香慈办院的目的是要使孤苦儿童能享受教育幸福，培养孤苦儿童能够自食其力和成为健全的国民。刘建章作为第一批学童有幸参加了这个隆重的仪式，尽管当时年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香慈既不同于一般的孤儿院，也不同于普通的学校。熊希龄院长定下的办院宗旨是：“教育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生于社会。”确定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指导思想。并且推行了一套将学校，家庭，社会连为一体的“三合一”体制。为了培养有一定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香慈是当时慈善教育的一支独秀。

熊希龄院长还亲自为香慈的院歌填词：“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少年须爱惜。”这首歌词体现了办院的宗旨，也是入院孤儿学习和生活的座右铭。

刘建章回忆，他从1920年入院到1928年离院的8年生活经历，基本上体现了这种办院的宗旨。香慈不仅让他能够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生长和学习文化知识，还让他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对他从早年就有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刘建章一生中都深深地怀念着它。

刘建章在香慈度过了8年的少年时光。8年的香慈生活，给了他健康、快乐和知识，更给了他为追求理想而顽强拼搏的精神。

刘建章入院上学后，完全过上了集体生活，改变了他在农村那种懒散顽皮，无人管束的生活方式。他从小学进入中学后，学习课程增加了，有国语，数学，英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工艺等。另外还有修身，公民训练，美术，音乐，体育，武术，童子军等等。刘建章喜爱体育，他是足球队的后卫，排球队的二传手。比赛时，还是赢球的主力，同学们都愿为他喝彩，助威。每次爬“鬼见愁”，他总是一口气第一个跑到山顶。

刘建章还喜爱武术，打拳，耍刀，舞剑等运动。在武术老师赵国祥（著名“大刀李”李存义的徒弟）的教练下，他习练大刀着迷，每当院里开运动会，总少不了他的春秋大刀表演。同学们送他一个外号，就叫“春秋刀”。刘建章也喜爱各种文艺活动，能演话剧，跳舞，表演双簧。他在小歌剧“葡萄仙子”里男扮女装，演“雨点仙姑”，博得了观众的掌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香慈组织了救护队，当时刘建章年龄虽小，但他已经懂得了香慈的精神：“对战争，不但不要害怕，还要牺牲性命去救别人”。在冯玉祥的国军与张作霖的奉军激烈交战中，他积极参加了救护工作，在救护医院看护伤员，包扎伤口，送水喂饭……刘建章亲眼目睹了在残酷战争中的流血与牺牲。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寻找和追求人生的真谛，他变得更勇敢，进一步理解了“牺牲救人”的深意。

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生活能力，香慈在学生中组织了“童子军”。在香山“森玉笏”处，有一处石刻，是当年熊希龄院长题写的七绝：“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为念众生无量苦，万山深处一维摩。”诗中“群儿”指的就是香慈的童子军。对这首诗，刘建章到晚年仍记忆犹新。

当时，童子军组织有二三百人，分为大队，中队和小队。熊院长对童子军组织要求很严格，专挑身体强健，守纪爱院的同学参加，以“智，仁，勇” 三个字规范童子军的行为。选配了童子军教练，还专门练了“童子军追踪术”，并常常进行军事训练。刘建章被选为童子军中队长，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他总是要把全队组织好，带领好。

1925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中山公园移至香山碧云寺，刘建章带领自己的童子军中队，有幸参加了为孙中山先生护灵的追悼仪式。他依然记得当时自己和全体队员穿着整齐威严的童子军服，手中握着红光透亮的木军棍，腰间别着一卷救护用的粗绳索，威风凛凛地站在碧云寺外的情景。

他还记得自己站在学生行列，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看到了孙夫人端丽哀戚的容貌。就在那次会上，刘建章第一次读到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刘建章从小就很崇拜孙中山先生，在熊希龄院长和香慈老师们的宣传教育下，他了解到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创建民国的丰功伟绩，懂得了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努力学习，关心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

1987年刘建章（左）与香慈同学郭清文（离休前任湖南省整党办顾问）在香慈母校门口

由于刘建章喜欢参加各项活动，结交同学广泛，是香慈的“活跃分子”，很快就成为香慈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他开始阅读《新青年》，《中国青年》，《新潮》和《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杂志。十分关注并且参与了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上海的“五卅惨案”，北京的“国民反日进军大会”和“3.18惨案”。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责任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26年8月的一天，刚满16岁的刘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的情景，他终生难忘。入党仪式是在介绍人党支部书记夏基鸿和党员鲍双印的主持参加下，在香慈师范中二班教员预备室内秘密进行的。从此，刘建章开始了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生涯。

不久，刘建章担任了香慈党支部书记（年仅16岁），在中共西郊区委的领导下，配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拥护北伐的革命形势开展对外宣传，参加院内外的各种集会，组织业余文化戏剧团体，把演进步戏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活跃在香慈图书馆，香山碧云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遍全校园。在夜深人静时他们从院围墙下面的水沟里钻出去贴标语，送传单。

从1926年冬至1928年初，在刘建章任党支部书记期间，支部党员由原来的30多人发展到70多人，除汉族外，还有朝鲜族学生。其中有些同志后来成为党的中高级干部。

1987年刘建章（左）与郭清文夫妇在香慈，身后就是儿时一起嬉戏游泳的“眼镜湖”

当时由于熊希龄的特殊背景，中共北平地委极为重视香慈的共产党组织。早在1925年，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派人到此建立共产党组织。1926年，香慈党支部正式建立，刘建章是该支部的第一批党员，第二任党支部书记。他的入党介绍人夏基鸿被组织派往南京参加地下工作，不幸被捕下落不明。鲍双印1927年在北平牺牲。

1927年10月，中共北方局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团员被拘捕或残遭杀害，经常与刘建章直接联系的中共北平地委负责人吴可也被捕牺牲。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亲密战友们的牺牲，刘建章从没退缩过，而是更勇敢，更坚强，更坚定革命信念。

香慈，是刘建章革命生涯的源头，它留给了刘建章太多的回忆和眷恋……多少年来，刘建章无数次故地重游，给孩子们讲述那些难忘的故事。每当讲述起在香慈的经历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起：“打倒列强，除军阀……”他那洪亮的声音至今都回响在孩子们的耳边。

刘建章是香慈成立后进院的第一批学童，后来很多香慈的校友都亲切地称他“老学长”。从1990年开始，熊希龄院长夫人毛彦文女士在台湾和刘建章有了书信往来。1993年，玉民作为国家体委代表出访台湾时，刘建章委托她拜访了毛彦文女士和在台湾的香慈校友。

熊希龄院长逝世后，半个多世纪一直暂厝香港华人永远墓地。能将熊先生的灵骨迁移回入葬香山熊氏家族墓地既是熊氏家族后人的夙愿，也是众多香慈校友们的愿望。刘建章作为香慈校友的代表，从1988年至1992年5月，非常圆满地主导了熊先生遗骨归葬北京香山墓园的工作。

1990年为纪念熊希龄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香慈成立80周年，刘建章又作为香慈校友会名誉会长亲自题了词。

春秋刀练就钢筋铁骨的

刘建章

作者：万伯翱

新中国成立61年以来，尤其是开国的将军部长们，能称龙似虎者不胜枚举，我有幸认识的一位百岁老人刘建章就是其中之一。

　　刘伯伯长我父亲六岁，粉碎“四人帮”之前，也就是1976年10月之前，“四人帮”强行批判以“邓小平为首的右倾翻案风”，其中被“四人帮”称之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上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胡耀邦、教育部长周荣鑫、铁道部部长万里，都是“文革”期间赋闲多年的老同志，是周恩来总理赏识又经毛主席圈阅定下来的“解放”干部，他们都是经过革命战火考验出来的优秀干部。

　　此时的父亲顶着压力，奉中央“九号令”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团糟的中国铁路。他在铁道部的得力助手就是1926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家，铁道部常务副部长刘建章。他们昼夜奔忙在千里铁路线上，在他们的治理下，跑出了“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多装快跑”的火车。难怪从不爱题字的父亲，在新中国60华诞时，应刘伯伯的爱女、昔日的中国女篮健将刘玉民再三之邀，特别题写了“刘建章同志为中国铁路事业鞠躬尽瘁”的题词，以表彰这位第六任铁道部部长对中国铁路的献身精神。

　　刘老1910年出生于河北景县的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跑、跳、投这些基础运动，使他在后来的足、篮、排上又大显身手。值得着重一书的是中学时代，刘老还特别喜欢上了中国国粹运动——武术。

自古名师出高徒，教他武术课的老师赵国祥就是北京当时大名鼎鼎的“大刀李”的高徒。行家们都知道，长短冷兵器好手都需要以拳脚为基础，否则格斗中怎会有“徒手夺刀”的高手呢？所以刘老很用心学会了“形意拳”后，开始学习关云长手握的这种“春秋大刀”。中国武术博大精深，讲究的是武德，如少林武术学习的目的不是去“杀人越货”，而是强身健体、防身自重，实在被敌手逼得无路可退才只好破杀戒呢！

刘建章在老年体协成立大会上表演了精彩的春秋大刀（1983年洛阳）

刘老青少年时对武术可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无论地方大小，他都能将老师所传授的各种拳法演练一遍又一遍。如形意拳，1928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和1968年“文革”时期在秦城监狱时，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没有大刀和任何器械，只能苦练形意拳。当然，自古说“艺多不压身”。

1929年他出牢房后，回到了当年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发配的武术之乡河北沧州西南的景县，在寻找党组织的同时，他以自己任教武术的学校为联系地点，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32年终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组建了景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

　　1939年冬，刘建章所带的部队被日军包围，在他的带领下，全体战士英勇奋战，激战中刘老不幸被敌人机枪子弹打穿了右肺。刘老坚定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你们赶紧突围！”但战友们绝不放弃他，冒着枪林弹雨硬是把浑身血染的冀南五分区专员刘老抬着杀出了重围，好不容易转移到肖张镇教会医院以后，不幸再次被敌人包围。

情急之下，老乡们把他抬到漫天大雪的院中，用一快白布盖在他的身上。冲进来的敌人用刺刀指着担架：“这是什么的干活？”扮装成老百姓的警卫员机警地回答：“一个快断气的传染病人。”日本鬼子听说是传染病人，马上掩鼻悻悻而去，这真如影片中出现的死里逃生，虎口脱险的惊险镜头一样。

　　建国以来的刘老一直在铁道部辛勤工作，浩繁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放弃刀枪、剑棍和拳术等运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跟我父亲万里同志一起打网球，父亲还特别送给他一对好球拍。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6年内蒙古区府呼市举行的全国业余老年人网球比赛主席团聚餐的餐桌上。那时他还担任中国老年体协的名誉主席。自1983年刘老担任首届主席并连任两届后，又担任名誉主席总共长达20多年。这真是众望所归了。算上国家体委各届主任、中央各部委首长，还没有一个比他掌握的运动项目多呢！

当时他精神矍铄，还略带点红润，可能是刚运动过，又喝了点葡萄酒，看上去真是古人常说的鹤发童颜！他没有一点晚年老人的倦怠、迟暮。席间还眯着颇带狡黠的眼睛，头一斜问：“你真能拿五十五岁以上的双打冠军吗？搭档是哪一位？”我回答完他的提问后，看着这位不屈不挠，屡次逃过鬼门关的老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战场受伤他长期只用一个肺呼吸，晚年又动过胃切除手术，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可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始终如一，永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

这位在敌人面前永不弯腰的舞春秋大刀老人，在建国以来最为残酷无情的十年浩劫的第二年（1968年），就被扣上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问题”的大帽子，被投入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当然，他的耿直和不时带有讽刺的态度大大不合造反派的口味，竟把近六旬的老人吊起来毒打，常常不给吃喝，实在不行就让喝自来水，甚至还惨无人道地逼供。

他的老伴刘淑清探监时了解了这些情况，这位无论是春风润雨还是暴风骤雨总是和他相敬如宾、坚定贤达的妻子，看着窗外来回走动的狱警，忙用手指沾水在桌子上写道：“1.坚决不自杀；2.绝不害别人；3.实在熬不过去就说些不关紧要的事吧！”回去后她想方设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能常见到毛主席的女外交官把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使“龙颜大怒”：“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经总理严厉过问，刘老这一次又逃离了地狱樊笼。

　　1976年总理病故后，早春时节还是“悬崖百丈冰”时，在“四人帮”指挥下，掀起第二次打倒我父亲万里的高潮，父亲满脸阴云地对刘老说：“你就在铁道部里揭发批判我吧！否则你过不了关呀！”久经战火洗礼的刘老坚定地答道：“揭什么，批什么？如揭批你不就是揭批我自己吗？！”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家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手握得更紧，“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在父亲病重住进医院的日子，造反派无论怎样对刘老进行“攻坚”，始终掀不开他的铁口钢牙！

　　刘老的春秋大刀为革命也为自己铸造起钢铁体魄，他手中大刀和拳术挥舞到九十八岁的最后一刻啊！

　　2009年深秋完稿于北京苹花书屋

（两文均选自《思念无限大爱永恒——永远怀念父亲刘建章母亲刘淑清》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