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高王凌：投身农村改革的另一个人生更精彩

原编者按：本文系谢志浩老师参加高王凌教授追悼仪式的记闻，由谢老师授权首发。

2018年8月26日，第一次乘坐高铁从石家庄前往北京八宝山，近十一点，与先期到来的李云飞、杨云龙学友在八宝山地铁站会齐，顺着上庄东街进入八宝山殡仪馆西四门，还有一个小时，在二楼的文德厅将与高王凌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大约十一点半，杨云龙学友看见有人手捧着高王凌先生的遗像，走到近处，命李云飞学友索要高王凌先生的生平，这让我想起2003~2004年，在北大游学期间，两次来到八宝山，参加张岱年、李赋宁两位老辈的告别仪式，两位老辈的后事分别由北大哲学系和外国语学院操持，生平所用的纸张很厚实，令人难忘。

高王凌先生生平所用纸张有些单薄，看得出来，后事也不是由单位主导。高先生之前，2018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凌力老师去世，组成了由老辈戴逸先生领衔的治丧委员会。令人宽慰的是，高先生的亲人，懂得先生的心思。

高先生一辈子，深受“单位主义”的伤害，这一点，志浩在与先生的接触中，感受颇深。高先生离世，身后事假如由单位主导，首当其冲，高先生的讣告，肯定充斥着官话和套话，要不就是隔靴搔痒、不疼不痒，离真实的高先生相去甚远。真是那样的话，对秉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高王凌先生无异于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羞辱。

其实，来北京之前，高先生组建的微信群中，已经发了讣告。志浩判断，高先生的讣告，是由高先生的门人所写，平实，公正，一如先生之为人。为了保存史料，全文引用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因病于2018年8月24日11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高王凌教授，1950年8月27日出生，北京人，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其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10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高先生生平下方，乃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著述书影，后面有高先生的五张中年以后的照片，照片左下角的两行字，十分亲切——从当身经历研究历史，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十七个字可以说凝练了高先生一生的治学要旨。

高先生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瘦。谢茂松君在群里说：犹记前两年与高老师、刘北城老师、侯旭东兄一次聚会聊天。五道口地铁站离开时，高老师先走，北成老师和我看着高老师如此清瘦的背影，北成老师说了一句——你看他这么瘦弱。

十一点四十，电子屏幕上显示——永远怀念亲人高王凌；要是由单位主导，电子屏幕上显示的会是——高王凌教授千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没有主导高先生的后事，稍稍感到一点慰藉。

高先生退休之前，清史研究所的人生，依照高先生所言：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只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1印，第18页）在高先生看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以称为自己的“另一个人生”。

高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另一个人生”，一言以蔽之——受苦受难受辱，“三受主义”的际遇，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高先生退休之前的十年，清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黄兴涛、杨念群开始执掌所务，但高先生的际遇没有根本的改变，身处边缘，属于弱势群体。因为，高先生走得太远太偏了，逾越了奉行土八股和洋教条人士的理解能力。

萧功秦先生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些人群里：他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他独具慧眼地洞悉历史中的真义，他是严密的学术体制外的边缘人，这种自我边缘化状态，固然使他无法获得体制内的丰厚稀缺资源：声誉、地位、崇高的学衔、金钱、鲜花与掌声，但却无须为职称与年终评议，而牺牲他的学术兴趣与最珍贵的思想自由，不必为能否在核心刊物上发上几篇可以量化为考核指标的文章而伤神，也不必为争取丰厚课题经费而在表格上违心地夸大其词。在同事们面前，他可能会有些孤独，而在内心，他却是充实的。中国未来历史学的巨匠，正是在这样一些能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人们中诞生。

中国未来历史学的巨匠何从产生，吾人不得而知。不必等到未来，未来太遥远。笔者想说的是，当代中国学界，虽然声誉不佳，但，这个时代依然有卓越的历史学家，高王凌先生正是这个时代一位真正堪称不朽的历史学家。

志浩在高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遇到先生，得到先生的点拨，可谓殊胜因缘。钱钟书先生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与高王凌先生，先是通过邮箱，中间是短信，后来是微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因得遇“明师”而欣慰，一边为先生的际遇而感慨。

高先生研究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触目皆是真知灼见，但在清史研究所，不仅搞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瞒”“偷”“拿”，也见不得别人搞这种东西。知世故而不世故，历世事而存天真，高先生是也。不抄近路，不走邪路，高先生自嘲说自己是“老傻哥”，一点都没错。受苦受难受辱，高先生没有什么受不了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单位主义”盛行的中国，按理说，“户口单位”的主事者应该知道每一位员工到底吃几碗干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高王凌先生这位清史研究所的大师兄，偏偏不当“乖宝宝”，跨越学术的篱笆墙，以至于单位主事者，很难知道高王凌先生到底吃几碗干饭。

高先生告别仪式准备之时，杨念群签到之后，与一位老师聊起高王凌先生，听出来，那位老师来自清华。杨念群上来第一句：高王凌后来成为你们单位的人了。高先生六十岁正点退休之后，被刘北成先生请到清华上课。这样，“户口单位”退下来的高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启了“退”而不“休”的“另一个人生”。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曾经的“掌门人”——杨念群所说那句话，大有深意。高先生的“户口单位”，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先生退休之后前往清华园讲课，还给了一个特聘教授的名分。这种情形，学术界越来越多，高王凌先生的好友秦晖先生前一阵子不是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吗！

杨念群接着问清华老师，高先生是否讲清史？那位老师回答：当代史，主要讲土地问题。杨念群1964年生人，年纪很轻就有了名声。遥想当年，志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之时，萧延中先生曾经请还是历史系硕士生的杨念群，聊近代名士杨度。萧师曾经谈及，杨度的曾孙杨念群，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念群点校过《杨度日记》，毛新宇研究爷爷的军事思想，这在古代属于家学渊源。

高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是什么人就可以研究历史。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杨念群的文章，慢慢就疏离了。业余绘制学术地图，杨念群的三本代表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并不陌生。无可否认，杨念群的文章有那么一股子灵气。杨念群一直主张新史学，但，客观地说，杨氏三本代表作，斧痕太重，充斥着高王凌先生所说的——洋片汤。也就是说，杨念群的著作确实在写中国，但不接地气，字里行间流淌的，颇有海外汉学家的风格。

杨念群之父是杨度的孙子，杨念群之母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杨度和梁启超那种深厚的历史感，没有“遗传”到杨念群身上。杨念群少年才俊，搞自然科学研究，再好不过了；进行历史学研究，年轻不仅不是什么优势，反倒极有可能是一种劣势。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缺乏历史学的想象力，此类职业历史学家充斥学界，也有存在的道理，但，无法在作品里面看到一位历史学家的人格。

上山下乡运动，把高王凌这样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学生塑造成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实乃历史的悲怆，没什么值得欢呼的。可贵的是，高先生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态，体察了农民的心态，高先生认为这些不可能全是负面的东西，也可以对此进行正面观察。高先生难以忘怀那些鲜活的“当身历史”，并进一步从当身经历研究历史，打通了历史与现实，因此，高先生的著述才具有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的通感。

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恩师萧延中先生就主张，历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互动和交流，带有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勿忘我”。萧师的教导与高先生贯通古今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起来，怪有意思的，萧延中先生从青年毛润之出发，逆流而上，走上了探索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路；高王凌先生从清代四川的农村集市出发，顺流而下，三百年一个单元，坐在同一条船上。《统购统销之谜》《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皆为探索当代中国史“可超而不可越”的经典。

“户口单位”作为管控型社会的一个细胞，所有研究人员的课题不得越雷池一步，要求员工争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乖宝宝”，这是“户口单位”超期服役的一种的生态。

长此以往，学术单位与“劳动营”又有何异！高先生回顾所来径，说自己充分享受到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王元化先生深有感慨地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高王凌先生不当“乖宝宝”，勇敢地逃脱“户口单位”设置的藩篱，真诚地面对历史和现实，获得了宝贵的自由。

但，高王凌先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试想，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除了服劳役的责任，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吗？“户口单位”的主事者对清史所的大师兄寄予厚望，这位大师兄不仅不上套，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高王凌不属于“坏分子”，清史所就没有“坏分子”了！一直以来，高王凌先生在清史所的存在，可以说是“气若游丝”。

这不是高王凌先生一人的悲怆，类似高王凌先生际遇的学人，大陆“户口单位”，不止一位。这样的学人在不少“户口单位”，自生自灭，也许都是相对不错的结局了。更为可悲的是，学界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学界败坏不堪，其中一个原因——内行整内行，两眼泪汪汪。特别是那些“一朝权在手”的“乖宝宝”，无须发动群众，利用教授职称评定、博导资格认定、课题申报的机会，就可以将眼中的“坏分子”消灭于无形。萧延中先生的教授职称，得益于张鸣的仗义执言；高王凌先生评定教授职称，清史所却没有张鸣那样的人。

高先生据说创造了担任副教授最长的一个记录。大伙儿已经不把教授当回事了，“老顽童”总算解决了职称问题。旁人的底线是博士生导师，看重的是长江学者，喜欢的各种课题。清史所的初心，不就是为了修撰清史吗！主事者听信了“盛世修史”的谏言，新修清史可是2000年以来花很多银子的大项目啊！

高王凌先生依然不肯从俗，其实，高先生一直缺银子。《我的门派》辗转多家出版社，有一回高先生跟我说，人民日报出版社说可以出，但向高先生要17000元。高先生出书，遇到出版人王毅之前，一直不顺。最早的书，还是由友人沈志华接济。高先生研究经济史，就是不变通，一根筋，君子固穷。这些年，很多教授都阔了。不说天边，只说眼前，清史所的人，通过新修清史，一跃成为包工头，透着一股子市侩气。一阔脸就变，倒也有这么个说法。

签名册上陆续发现刘北成、唐晓峰、王海光、韩刚、许成钢、谢扬、宋国青诸位先生的名字，印证了高王凌先生，除了清史所的人生之外，还有若干个丰富的“人生”。

唐晓峰是高先生多年老友。高先生当年写出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受到陈一咨的激赏，老陈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交中央书记处。唐晓峰看到如此老辣的文章，最初还以为作者是一位老头子呢！

刘北成长期研究史学思想史，真正明了高王凌的价值。跟杨念群聊天的那位清华老师，单刀直入：刘北成老师与高王凌老师关系铁。当然，“关系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依我看，刘北成先生办了一件好事。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高先生在清华开启了“退”而不“休”的“另一个人生”，清华园1990年代出生的一代学友，听到带有高先生体温的如此鲜活，如此生猛的陈年旧事，高先生可不希望，听课的学友只是为了获得很好的成绩。高先生的讲稿，后来整理成了两本书——《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和《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2016年由香江出版社出版。

王海光和韩钢两位先生，都是一流的当代中国史学者。两位当代史学者送别高先生，高先生的《统购统销之谜》《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等当代史研究，高先生直面时代大问题的胆识，两位先生引为同道。

没有出现在签名册上的一位先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是周其仁先生吗！于是，紧走两步，向周其仁先生致意。想当年还在母校读书时，周其仁先生的一场讲座，思想上引发了一场八级地震。周先生说，解放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是建立在盘剥农民的基础之上。

周其仁、宋国青和高先生的弟弟高小蒙，乃杜润生先生所器重的发展组“种子选手”。高王凌先生将弟弟高小蒙送进发展组，不仅写出了清代农业的好文章，还为发展组的组织建设出谋划策。更加可贵的是，发展组落潮时，围绕在杜润生先生身边，参与撰写《杜润生自述》，发展组也不能无视高王凌的存在了。

高先生对发展组有着深厚的情感，这从高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超越史料学派》，就可以看得出来。《超越史料学派》一书开篇就是《忆发展组》。发展组的两位“老人”周其仁和宋国青，送别高王凌先生，特别令人动容。高先生珍视发展组的美好时光，认为那是自己的“一个人生”；至于清史所，高先生则说，那是“另一个人生”。

正午十二点，高先生送别仪式准时开始。2013年12月21日之后，笔者终于再一次见到了先生，只是玉树临风的先生，已经轰然倒下，有大树凋零之感。我与杨云龙、李云飞学友，师生三人面向高先生的遗体，庄重地行鞠躬礼，心里默念着：高先生，志浩过来看您了。

送别高王凌先生之后，回到石家庄，当晚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我去北京看望高先生，先生知道是我，慢慢坐起来，报以微笑，拱拱手，声音嘶哑而低沉：老弟呀，不敢当，不敢当！

禀赋不够，资质愚钝，讲课、席明纳、绘制学术地图，三件事把日常时间占满了。只是临渊羡鱼，不愿退而结网。盼着有那么一天，工作告一段落，与高先生合作研究八十年代的中国，比方说“发展组”。“发展组”这一段的历史，尽管不属于本人的“当身历史”，但笔者作为八十年代之子，熟悉八十年代的味道。

高先生《忆发展组》一文，娓娓而谈，诵读之后，感慨不已：走笔至此，小组有几名骨干，维凌、小蒙、南生、英淘，包括老陈，以及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都已去世，令人唏嘘。其余大多数人也已年过六旬……谁知他们还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每当有著名学者逝世，总会有“带走一个时代”的说法见诸报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时代之子，对于历史的全元素而言，每一个逝者都会带走时代真正属于自己的气息。

高王凌先生走得太急，“太年轻了”（《南方周末》刘小磊君语）。高先生送别会上挂有老辈学人戴逸的挽联，一位九十二岁老人对一位六十八岁晚辈的哀悼，令人倍感神伤。

高先生这代人，大多阅历丰富，经历了多个人生，比如上山下乡就属于高先生那一代人空前绝后的历史际遇。高先生不像同时代的许许多多人，总觉得上山下乡那段历史使得自己的人生不够纯粹，必欲除之而后快。高先生正视这一段“当身历史”，不仅没有想着将这段历史“格式化”，还进一步从当身经历出发研究历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特殊独一人”，度过了有意义的“多个人生”。

高先生因为具有高度的自觉，及时进行回顾和反省，出版了《超越史料学派》，撰写了《学术生涯四十年》，这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体温，此乃不幸之中的万幸。高先生作为“燃灯者”，薪尽火传。作为肉身的高王凌先生，已经于2018年8月26日中午在八宝山火化。

生命是一个轮回，周而复始，无始无终。离开尘世的高先生，从亲友的视线遽然消失，内心深处，高先生何曾一刻离开过。8月27日，高先生的生日，听着高先生8月23日发来的音频，准备写作《送别高王凌先生》，不自觉地接通了高先生，想跟高先生倾诉，只是再也不能听到高先生嘶哑而低沉的声音了。高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开启了“另一个人生”。我坚信，高先生必达彼岸。

（志浩，2018年8月27日，高王凌先生生日，书菜楼，感念杨云龙学友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