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潘鹭：父亲潘景寅是林彪专机飞行员

潘鹭、舒云新三届

原题

回忆我的父亲潘景寅

口述：潘鹭，整理：舒云

潘景寅和自己驾驶的飞机合影

2012年7月，父亲潘景寅冤死41年后，我专门到蒙古温都尔汗祭奠父亲，为父亲扫墓。这是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们姐弟三人的心愿。

我的父亲潘景寅是空军34师副政委、林彪专机飞行员。

1971年9月13日驾驶载有林彪的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41年来，关于坠机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没有结论。

父亲热爱飞行。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姐姐叫潘鸶，我叫潘鹭，弟弟叫潘鹏，都与飞行有关。因为父亲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提升很快，从大队长、副团长升到团长、副师长，仍继续飞行。

直到父亲离开我们很久后，我们才慢慢知道，父亲是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员，给宋庆龄等开过专机。

多年来，父亲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没有出过任何飞行事故。

父亲最后一次飞行是给林彪当飞行员，他只给林彪开过这一次三叉戟，不幸以身殉职。

1970年六七月，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四架三叉戟，这是中国首次拥有大型运输机。

本来已下达调令，调父亲到空军机关工作，因为接了这批三叉戟，要培养飞行员，又把父亲留在西郊机场。

父亲带队到广州改装，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

父亲飞出来以后再教其他飞行员。

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为中央规定，M不再坐飞机，所以这个一号专机就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亲任机长。

父亲常常说走就走，母亲担惊受怕，总怕他有个三长两短。父亲飞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对母亲说：“这回你该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几个发动机，不会那么巧都坏了，只要有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就能降落。”

此后母亲放心多了。

我们家住在西郊机场家属区，以往小飞机声音小，三叉戟是大飞机，声音比较大。

每逢三叉戟降落，母亲都能听到，就对我们说：“你父亲回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弟弟去接父亲。

三叉戟改装好后，需要多次试飞。姐姐潘鸶因小儿麻痹在长春治疗，母亲几次催促父亲把她接回来。正好父亲申请到长春航线，“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星期，父亲去长春试航，顺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曾追查父亲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根本扯不到一起。

三叉戟刚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曾爬上去看过。我有幸看到过三叉戟的全貌：整个飞机都是通着的，当时还没有装修。我姐姐是第一个坐256三叉戟的客人，据她说：这架三叉戟改装后，机舱中间加装了门，里面还有供首长休息的床。

256号三叉戟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的路上，我的头一直在痛，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1929年1月出生，他从小没有母亲，跟着姑妈长大，是个苦孩子，14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编为四野的部队路过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他一走不要紧，地主找我爷爷要牛，交不出牛来就灌辣椒水，爷爷差点儿死去。所以后来父亲对我爷爷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爷爷接到北京。母亲专门请了保姆，最后为我爷爷送了终。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聪明好学，年纪又轻，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飞行，毕业分配到空军34师任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一直没有谈对象。航校同学尚登峨的岳父是老红军，在南口驻训。得知房东有个女儿孙祥凝正在北京大学护校上学，就当红娘把她介绍给父亲。一见面，双方都满意。父亲长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爷很满意。母亲长相也很出众，脾气又好，父亲更满意，一拍即合。这时父亲已经30岁了，大母亲8岁。北京大学护校也很支持，特批结婚，但要求在校期间不许生孩子。

母亲后来说：“谈什么恋爱呀，就没怎么见面。老潘老出差，我那时又经常上夜班，结婚后也一样。”

父亲老不在家。母亲是海淀医院的护士，老要上夜班，所以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南口的姥姥家长大的。我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少。父亲很少来看望我们，偶尔在家也从不多说一句话。姐姐潘鸶小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她进城看病。经过治疗本来已经好转，因为父亲走了，治疗没有能继续下去，至今姐姐仍站不起来。

1971年8月，潘景寅在山海关留下最后一张照片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父亲刚出差回来。他难得在家里过个星期日，母亲、老舅、姐姐和我包饺子。邻居给了半个瓜，父亲最爱吃瓜馅，母亲拌了两种馅，瓜馅舍不得给我们吃，专留给父亲。父亲是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听母亲说，就是三年灾害时期，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感到困难，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说他在空勤灶吃惯了。每个月配发的二两肉母亲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她和我们吃大萝卜条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给父亲吃。

父亲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没有飞行，他就在办公室看书练字，随时待命。这时来了三个电话，都是找父亲的，有紧急任务，可是潘副政委没在办公室。父亲此时在理发室理发，以后听100团政委安治梁叔叔说，父亲这时吃了三片安眠药，准备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要立即执行任务。父亲回到家里，瓜馅饺子还正在煮。来不及吃了，父亲二话不说提着旅行袋就出了门。专机飞行员都有个旅行袋，装着牙具、毛巾和拖鞋什么的，以备随时出发。

结婚的时候，组织上就告诉母亲，父亲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经常出差，你什么都不要问，也什么都不要知道。母亲一直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平时在家里，母亲很自觉，觉得部队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党员，还是躲远一点。父亲拿回来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亲看也不看。甚至作为飞行员待遇发给父亲的巧克力和水果，母亲也自觉不吃。父亲说走就走，母亲也习惯了，从来不问，既不问父亲上哪里去，也不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这一次母亲也不知道父亲上哪儿去，以后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领着儿子在我家串门，以后追查，他们正好当了证人，说父亲临走确实什么也没说。

父亲知道此行是去北戴河，临出门，他说“今晚可能回来”。北戴河离北京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晚上7点40分，256专机飞往北戴河，随即降落在海军所属的山海关机场。后来母亲才知道，在父亲最后一次上飞机的那个夜里，父亲一直没睡，坐在机场调度室，烟灰缸里装满了烟灰。自从1950年代周恩来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了飞机后，父亲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宁肯自己不睡，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潘景寅和妻子孙祥凝合影（潘景寅，东北人，生于1929年，享年42岁。**妻子孙祥凝，北京人，1937年出生，2004年病故，享年67岁）*

在母亲眼中，父亲不爱出风头，话也极少，从不跟什么人跑来跑去，有时间就钻研飞行技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父亲的性格，父亲有个侄子修沙河机场，想当兵。正好父亲那时在沙河机场当团长，办个男兵应该问题不大。但父亲说，你结婚我可以给你点钱，但你当兵我办不了。侄子只好回家种地。以后侄子在老家盖房子，母亲给他一些钱，算还了父亲的心愿。

“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查来查去，没查出父亲有什么问题。10月5日，母亲到海淀医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办了学习班。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其实就是拘留了，不让与家里联系。

母亲被一关四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在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没人管她了，换饭票也没人管。母亲很想看望我们三个孩子，乘机溜回家。因为没钱买车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淀卫生局发现母亲失踪了，请示北京市委吴德，说“政治保护”，南口派出所把刚到家的母亲弄走，升了格，关到海淀公安局拘留所。临走，母亲对姥爷、姥姥说：“爸妈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之后母亲“失踪”了，姥姥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母亲的消息。

母亲被关进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白菜汤窝窝头，睡地铺。这些母亲不在乎，她性格很开朗。但在那种压力下，母亲不敢言声，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再扣上什么罪名。反正已经说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这样前后关了一年，母亲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时间长了，也揭发不出什么新材料，几经请示，母亲才被放回家。

母亲从拘留所出来时，虽然才30多岁，但面黄肌瘦，头发特别长，我们都不认识她了。母亲在南口姥姥家又闲了三四年，就这样八年过去了。母亲要求上班，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还是在家休息吧。这时，母亲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来，怕她找来找去，再被关进去。姥姥说：“让上班就上班，不让上，家里也能过，就带着孩子过日子吧。”

几经周折，直到1978年9月15日，母亲才重新回海淀医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关门诊部，那里没食堂，工资还不够她一人在外面吃饭。一两个月后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淀医院，被安排在挂号室。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11岁，姐姐12岁，弟弟才刚刚2岁。母亲被抓走了，专案组想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回父亲的老家河北迁安县农村。因为父亲老家没有亲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们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让他开飞机了，让他坐火车回北京。之后停飞，被转业到沈阳。姨和姨父把1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们姐弟三人，一共五个小孩。12岁姐姐潘鸶最大，但她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11岁的我成了家中的“壮劳力”。家里还有三个大人，姥爷70多岁，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被关了四年，放回家后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60多岁的姥姥撑着。每天我帮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满了。晚上姥姥把三个小孩子哄睡了，她还要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亲在时，家里经济不发愁。父亲不在了家里就塌了天，特别困难。母亲只有30元工资，姨舅们时不时帮点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爷的一点退休金。家里三个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养了一只羊，挤羊奶。还养鸡、种菜。

我们姐弟也因父亲受牵连，遭遇了很多痛苦。要是父亲在，姐姐潘鸶的腿就治好了。而我当时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没通过。弟弟潘鹏是甲级身体，却因为政治问题当不上兵。本来父亲对母亲说，将来孩子们的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我们姐弟三人都没有实现父亲的心愿。

母亲放出来后非常不服，到处写申诉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庆龄。宋庆龄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常坐父亲驾驶的飞机。有时宋庆龄指名要父亲担任机长，她在上海还请父亲吃过一顿饭。“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父亲送她去上海。所以母亲第一个想到了她。宋庆龄接到母亲的信后，很快派秘书到海淀医院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母亲。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

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你们是怎样对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飞行员的？”

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林彪）飞行员是个好人。”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鼓起了上访的勇气。

我陪着母亲上访了整整一年，终于拿到父亲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空军34师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时，母亲提出三条，一是大女儿潘鸶是残疾，安排工作，减轻负担；二是二女儿潘鹭在南口上班，调回城里工作；三是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都答应了。但母亲提出房子问题没有解决。“九一三事件”后，原来分配给父亲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要给母亲西郊机场的房子，母亲不要，她对父亲的死伤透了心，不想再听到飞机声了。

父亲自1971年9月13日牺牲后，母亲和我们三个儿女都很想为父亲扫墓，无奈母亲因政治以及身体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父亲最后这次飞行是从北戴河起飞的，于是北戴河就成了母亲的祭拜地。拿到父亲病故通知书以后的每个夏天，我和弟弟潘鹏都要带母亲去北戴河海滨，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2004年8月2日，我们陪母亲从北戴河海滨回来，全家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表面上看不出母亲有什么异常，饭后母亲洗了澡，也洗干净了衣服。她最后望了一眼孙子，走到房门前，顺势滑到地上，永远闭上了双眼。我们这时才知道，母亲每次从北戴河回来，表面上心情很好，但心里悲痛万分。

要说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鹏的儿子健康活泼，已经上幼儿园了。弟弟潘鹏是母亲唯一的儿子，因为长期无房，结婚多年却不敢要孩子。直到几年前，我和弟弟同时买了相邻的经济适用房，母亲才盼到孙子。要是父亲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宝贝孙子，真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

我们姐弟三人在母亲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只有母亲的骨灰，而代表父亲的，只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以及朋友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捡回的一小块熔化的飞机铝片。

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父亲冤死41年了，我终于来到埋葬父亲遗骨的蒙古温都尔汗的荒原上。我们在蒙古乌兰巴托见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学者达西达瓦教授，他认为林彪专机是驻蒙古的苏军打下来的。我们在温都尔汗现场附近

见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诉我们，中国飞机失事后他到现场看过。听目击者说飞机是先着火，后掉下来的。

父亲飞机的坠毁至今还是一个谜。

坠机地点是一片荒漠，机上九人的合墓已经毫无踪影，只能估摸着是在半山坡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装满鲜花的花篮放在墓前，把酒洒在干燥的土地上，然后我深深地向父亲鞠了三个躬。我在父亲的墓前站了很久。我告诉父亲：您安息吧，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姐弟三家人互相照顾，都生活得很好。不远的将来，我们姐弟还会一起再来看您，并争取把您带回北京南口，和母亲永远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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