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黄为忻：当年逃离你，如今思念你

黄为忻新三届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黄为忻，银行家及金融学者，上海财大MA、日本国际大学MA、荷兰Erasmus PHD。1969年赴云南，后转安徽插队落户，1975年进厂，1978年考入大学。1986年负笈荷兰，攻读博士，毕业后任职荷兰银行, 任新兴市场主管、贸易和大宗商品金融主管。著有《全球银行学》，为国内许多院校使用。美国韦伯斯特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马斯特里赫管理学院兼任教授。与钱慧杰共同翻译过《口译技艺》一书。

原题

在那希望的田野上

作者：黄为忻

在安徽江南，有一个芜湖市。离芜湖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有一个叫黄塘的水乡。

2000年的第二天，世纪交替，我趁年底的假期，从海外赶去那里。我怕那里的一所中学的房子要拆，希望来得及拍几张照片留念。

我原先想好，哪怕带片瓦回去也行。但，我已经迟了一步，黄塘中学的房子早就荡然无存。不是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而是在商业大潮中，被一所平地建起游乐场代替。

现代文明摧枯拉朽，那个鱼米之乡的黄塘是挡不住的。原来的四合院以及在它后面的后建的新屋已经无影无踪。

你在新建的游乐场上，听到的是小孩的欢歌笑语。在我耳朵里听来，却像当年黄塘中学的学生在操场上的嬉笑。可今天，游乐场上那些孩子，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仿佛在问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想找什么。

游乐场里走出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操着我久违了的当地口音，告诉了我黄塘中学的新地址。“已经搬走好几年了，” 他还加了一句，并从头到尾打量起我，使我不好意思起来。他也许在想，这个异乡的不速之客，对一所中学的搬迁这么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莫非在那里留下了一张什么旧船票，今天还想登上那艘客船？

我确实不甘心，驱车赶到黄塘中学的新址。但人一到，心里涌起无限惆怅和失望：除了名字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与我记忆直接有关联的。在我眼里, 那已经是另一所中学了。整齐，宽敞，可以叫黄塘，但也可以叫其他任何中学。

我心里那个叫黄塘中学的地方，曾经留下了我六年的青春岁月。那六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我记得当时离开的心情，分明是兴高采烈的，义无反顾。还记得走的时候哼的小调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是的，清清楚楚，我是万分高兴地离开的。多少次我想告别我的插队落户，离开，不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吗？

我以后的人生发生许多事情, 就是到了外国，接受博士学位的那一刻，也比不上离开黄塘时的兴高采烈。岂但是兴高采烈，而且是迫不急待——我接到通知恨不得当天就走，怕得是夜长梦多，陡生枝节！

然而，为什么我几十年还惦记着这里，不远万里的来寻找它呢？为什么我在黄塘中学的旧址上寻寻觅觅，那怕是枯滕，老树，片瓦，总想找到什么，可以勾起我对那段青春岁月的回忆？

算起来，在这个叫黄塘中学的地方，我度过了两千多个的日日夜夜，那段日子，我的身份又是知青又是教师。我留下一些惆怅，许多困顿，和走投无路的焦燥不安，但同样多的是难忘：因为正是在那些年月里，在那块土地上，曾经有过我想象不到的痛和无助。

黄塘中学，我生命里曾经的港湾！

那晴朗的月夜田里的一片蛙声，那星星当空，远远望去的闪亮的房间灯火，那寒冬腊月煤油炉上翻滚的青菜蛋汤，深夜小村的狗叫，夏日池塘里绽放的荷花，妇女用木槌击打洗衣的声响……

最难忘的是清晨操场上来上课的农村孩子的嬉闹，和上课时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

我是在黄塘中学走上讲台，作为一个知青。我是在黄塘中学第一次领到我的工资，作为一个“民办代课老师”。那里是我的教师生涯的一个起点，从那里也许会延伸到我生命的尽头。

也是在黄塘中学，我学到了很多人生的东西，见证过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最难忘的，是我在那里经历了人生中最无奈和挫折的夜晚：那一晚，广播里播放当年张铁生的大字报，把我回城的念想打得粉碎，我认定不能离开这片土地了。

就是几天以前，我在县城小小旅店里见到了上海华师大的老师，他坐在床头，戴着眼镜，靠着墙的样子，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闪光。尽管他什么也没有承诺，我却一厢情愿地看到了一线曙光，而现在，连这一厢情愿的曙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做了一夜的噩梦。

半夜醒来，再也不能入睡。打开中学宿舍的房门，满天星斗，一弯冷月，一颗流星在远处堕落，人世间又有一个人离去。“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里呢？” 我问苍天，苍天不答，我问上帝，上帝无语。只有远处村庄里传来时断时续的狗叫。

第二天，我特意步行几十里地去镇上理发店理发，视作一次再生。岁月造化，命运弄人，那位张铁生果然是个人物，后来坐牢，后来变成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在那些困顿无奈的岁月里，我有过两位农村朋友——根宝和金荣。他们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农闲或夜晚，他们会来我的小屋做客，或者我任何时候去他们家里, 他们都会为我敞开家门，我们一起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旁畅谈。已经记不清谈的什么题目，在漫漫黑夜里，每每与他们告别，我会感到人世间的丝丝温暖。

人的一生中会遭遇很多人，有人陪你走一段，有人陪你走一生，但到头来所有人都将老去，所有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只有你给过的温暖和得到的温暖将永恒。哪怕是一个点头，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宽慰的话。而有些人世间的真善美，只有身在卑微处才会看到。

根宝家境较差，每年春天来我这里借我拾元，每年秋天卖粮后很准时地把钱还我，加上一大堆黄豆芝麻之类。

我那时有个很奇特的想法：谁是我的真正朋友，我的标准是，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沿街乞讨，那些能够给我吃饭的一定是真正的朋友，我认定根宝和金荣是这样的朋友。

几十年后我再访那里，已经找不到根宝了，金荣仍在。我跟根宝已经天人永隔：他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而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快乐。

我做了半辈子银行，教了一辈子书，学生自然不少。但冥冥之中，我在黄塘的学生似乎是我最难忘的，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的交集。

今天追想当年的黄塘中学，那其实只是一个被水稻田围绕的几间房间，加上一个小院子。中学前面有一个小村落，只有几户人家。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小村落。我劳作以外，也是小村队里的会计，月牙初上，煤油灯下，我每天为每个人记工分。

那几间房子原来是给一所小学用的。因为黄塘中学刚开始办时，学生不多，小学升级为中学，其实也相宜。课堂，教师宿舍，食堂都在一个四合院里。大门是用木栓的，夜深人静，蛙声一片，人从学校进进出出，开门和关门，木栓会发出有很大的声响。

住在里面，春天，早晚会听到青蛙的咕咕叫声。天气好的时候，放牛娃会吆喝着牛，从田埂走来，在教室的窗口驻足停留，听老师讲课。傍晚，奔跑嬉笑的学生离去，乡村学校又复归无比宁靜。夕阳下望着他们在田野里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会带着一种无名的惆怅，重新走入我寂寞的人生。

但我的代课老师一职，当年很使我兴奋不已。免去了田间劳作，还住在学校，有了个“窝”，可以让我大大地减少了日晒雨淋的辛苦，又让我有时间阅读书籍，先是在油灯旁，后来是电灯下，虽然当时可以看的书很少。

有时候，雨天，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冥想，听到雨点打在屋顶的淅淅沥沥，如泣如诉，心里会激起淡淡的渺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只是我心中的问题不变：我什么时候走。

1971年的师生合影

前两年，我还做梦，又回到那里。醒来惊叹，什么地方搞错了，时光怎么会倒错。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即便他做了爷爷，即便他已身在大洋彼岸，居然会被相似的梦吓得一身冷汗。可见，许多人对这段生活的刻骨铭心。

对黄塘中学最末次的告别，至今已经隔了四十几年。想起来也难怪，其中似乎确凿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于我而言，那里却是我第一次走上课堂的地方。

那第一堂课是语文，我清清楚楚记得，上的是“愚公移山”。

我怀着忐忑走进课堂，瞪着我的是一屋子的农村孩子，许多的还光着脚丫，带着泥土，稚气的红脸膛，闪亮的眼睛盯着我，期待着我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去看一眼这大千世界。

许多年后，见到了他们中的几个，说起他们从农村到城市如何愚公般地移山，愚公移山似乎是他们的宿命。其实，我自己又何曾不是。

我的第一堂课平静而且顺畅。当我领着他们朗读“ ……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时，他们两手捧着书本，得意地摇头晃脑，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三味书屋》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愚公移山是否算一篇极好的文章，但我明白，诵读的那一刻，对我和我的学生都是极愉快的记忆。

当年学生和我相聚

几十年后，我在大江南北，打听这些农村的孩子，黄塘中学我的学生们的踪迹，想听听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一篇故事啊，我到了可以静静地听故事的年龄。我想，当年播下的种子，一定有些发芽，有些结果，有些茁壮成长，结下沉甸甸稻穗。或者，稻米酿成世间美酒。

我知道，这人生中最值得拥有的知识，是不会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到的。我想问，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读书改变命运，是家庭，是毅力，是机遇，或者，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做“命”？我也想问，当年我的“乡漂”，与他们今天的“城漂”，又有什么相似和不同？

现在的科技有了虚拟世界，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虚拟”一下我的青春我的黄塘: 高老师在操场上吹哨子，为篮球比赛做裁判；章老师在小屋里讲述他东北饥寒交迫的教书生涯；洪师母天黑后，在屋前屋后叫着她小女儿海丽的名字, 唤她回家；曾老师在教室的走廊里，飘来一句 “人世间有几分清风和明月”；孔老师则是前后走动，通知七奌半开会；刘老师在他房间里传达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朱老师则和我们一起深夜打狗，享受一顿美味佳肴。或者，我们在洪老师房里饮酒猜拳，洪老师输拳以后，连喊着，“虚度四十八！虛度四十八！” 那时候，他是老师中最年长的，可今天，四十八岁，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年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