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世良，1949年出生，南昌二中1968年高中毕业，同年插队进贤县衙前公社贯坑大队枫树下生产队。1970年6月招工进抚州墨岗山煤矿，后进抚州煤炭公司，在抚州老干部休养所工作至退休。
作者：宗世良
1968年11月4日是我们南昌二中六八届毕业生赴进贤下放插队的日子。分在一起的是五个男生，高中的是我和饶浩明，初中的是沈铭、姚卿满和杨书虎，没有女生，这让我们有些窃喜，因为对散漫惯了的男生来说，没女生自由度更大了，比如平日随地小个便，夏天赤膊短裤，都不必忌讳女生了。于是，在今后几年里，衙前乡贯坑大队一个叫枫树下的小村子便有了我们这个知青点，我是知青点的组长。五个知青互帮互助，亲如兄弟，共同进退，过起了一段别样的插队生活，还有了个“南昌鬼子”的名头，以致50年后我们旧地重游时，当地村民还记得“南昌鬼子”的故事。
我们五个人个头都在一米七以上，最高的是我，一米八。为省理发钱，我们干脆都剃成平头，平日同进同出，南昌脏话说起来不拘场合，走在路上便给人老虎不吃人，凶相难看的感觉。但这还不至于被人称为“鬼子”，南昌鬼子的名头源于三次打架。下放第一天，我们就同“五·七大军”中的社会青年打了一架。下放人员统称五·七大军，源于领袖发出上山下乡指示的那天是五月七日。社会青年是指不在学校读书的社会闲散青年。他们也被“五·七指示”一网打尽，属于下放对象。这些人把小混混的不良习气也带到了下放地。那天，一个社会青年无端欺负我们知青点的杨书虎，饶浩明上前论理不成，就教训了那个人一顿。谁知那个人旋即搬来了外号叫“八戒”“雷公”的两个头目，那几个头目像黑社会老大似的耀武扬威，要为他们的小弟“讨回公道”。我们岂能被这阵势吓倒？饶浩明挺身上前就要单挑，我们几个站在他身后，齐刷刷地一字排开，面作狰狞状。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几个老大一看这阵势，不知是江湖闯荡惯了深谙盗亦有道，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俗谚起了作用，很快他们便将兴师问罪改口为上门拜访，还按江湖那一套，又是递烟，又是拍肩，一个劲地套近乎。结果本当一触即发的开打却化干戈为玉帛。哈哈！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真出人意料！这种事总是传得很快，加上好事者的“演义”，我们在“五·七大军”中算是有了名气了。第二次打架是在下放近一月了。那天我们去大队机米，人很多，机米的机器只有一台，所以得排队。我们正排着，就见排在最前面一个老农刚要把自己的谷子倒进机米机，一个年轻后生抢上前去，一把推开了老农，老农猝不及防没站稳，跌倒在地，谷篓也打翻了。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饶浩明哪里见得这个？立刻上前质问那个后生，为什么插队，为什么欺负人！那人很强横：“我就这样了你又怎样？”说罢就要把自己的谷子往机器的口子里倒。饶浩明怒从心头起，一巴掌将那人掀翻，谁知那人有些身手，一骨碌起身就朝饶浩明扑来。俩人扭作一团。到底饶浩明劲大，把那个后生按在了地上，同来的姚卿满、杨书虎也冲上去，三个人的拳头雨点般砸在这个蛮横后生的身上。这时边上有人大声劝阻：“打不得啊，他的爸是打师呐！”事后，我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料中的那样遭到打师的报复，那个打师父亲托人递过来的话是：打得好，这畜生强妄（蛮不讲理之意）惯了，知青是帮我教育他哩！那天我们五人推着独轮车去离我们村十五里的下埠集粮站交公粮。交粮处队伍排得很长，我们耐着性子等候着。这时就见一队十几人的交粮队伍由远及近，进了大门直奔交粮口，不由分说就要先交粮。排了半天队的我们忿忿不平，上前就制止他们过秤并且与粮站办事员理论。办事员一副与他无关的表情。见粮站办事员对我们不予理睬，那些人更是凶神恶煞，更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先动了手。于是一场五人与十几人的恶斗就在粮站前上演。那场以少胜多的战果影响深远，以后村里人交公粮时，只要自报枫树下村这个名号，粮站办事人员那板着的面孔立马堆起的灿烂的笑容，反倒让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不知所措……要声明的是，南昌鬼子的名称并没有贬义，人们对我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还是赞赏有嘉的，打那以后人们对我们的亲切友好便是证明。估计他们一定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安放在我们这些嫉恶如仇的好人头上，不知该怎么来形容我们惩办恶人的凶劲儿狠劲儿，所以来了个戏谑式的套用，但此鬼子非彼鬼子，千万别误会！不过这个名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实惠，这是后话。十一月下放，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九年春节，我们被要求和贫下中农一同过年，又叫“过革命化春节”。年怎么过？如何革命化？这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我们对此不以为意，但公社五·七大军领导反复劝说，江西工学院下放干部、公社五·七大军副指导员喻尊华老师专程来我们知青点做工作，说服我们留下来过年。我们大队“五·七大军”的带队干部谭排长对我们说：“别担心，一定让你们过个好年！” 果真，谭排长真够意思，除夕夜，他和一起下放的妻子方大姐自己掏钱，在家里办了四桌酒席，把大队所有下放人员以及大队干部约三四十人都请到他家。方大姐是南昌某饮食业的经理，人家还真不是浪得虚名，那天的酒菜让我们记忆深刻，回味无穷。酒足饭饱之后，饶浩明仍盯着那盘扣肉发呆，我知道他是在盘算着能否把这盘剩菜带回去明天享用。这时大队贫协主席老吴半开玩笑地对饶浩明说：“南昌鬼子还没吃够哟！”饶浩明回答：“是哟，扣肉做得真好吃！”“你还吃得下？”老吴惊讶地问。“当然！”饶浩明回答。吴老借着酒劲同我们打赌说：“你们几个南昌鬼子能把这四桌剩下的扣肉吃了，明天就到我家里吃一天！”另外三个大队干部也起哄：“不要光到你一家，我们四个人，刚好一家一顿，吃到初二哩！”我们几人一听，正中下怀，按上级要求，“革命化春节”要坚持三天，即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便可以回家，正愁初一初二怎么混过去呢！于是我们抢着要把扣肉吃光，为防大队干部反悔，我们还加大“赌注”：四人不但吃完剩下的扣肉，每人还喝一大杯生水！贫协主席老吴瞪大眼看着我们硬生生把一大盘扣肉塞进肚里，又要喝生水时，吓得忙摆手：“罢了罢了！我是说着玩的，就是不打赌我也打算请你们来我家过年的。”老吴四五十岁，是个忠厚长者，我们相信他的话发自真心，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四杯凉水分别到了我们四个人的肚子里。还好，生水在我们肚子里没闹事，而明后两天的“革命化春节”有着落了。贯坑大队枫树下村是个小村，全村才11户人家，贫穷是我们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可以想象，一个工分值本就不高的村子突然加进五个壮丁，委实是个不小的负担。我们同一户富裕中农住一屋，与他们家各住一边，能勉强住人的房间只有一间，五个人却只能安下四张床。我便把我的一副铺板半爿安在墙上当桌子，另半爿与饶浩明的床并在一起，两人合睡。土坯屋的上半部没有遮挡，冬天，寒风呼呼往屋里灌。锅台是和房主合用的，大家轮流做饭。一九六九年大雪天，南昌二中体育老师王玉奎来知青点探望我们，看过我们的生活场景，唏嘘不已，曾即兴吟诗一首，我们虽没太听明白，但王老师吟诗时的怜悯之情让人能感觉到。不过很快我们就有模有样干起了农活，每人挑个百多斤的担子行走如飞，犁田、耙田、插秧、割禾样样精通；能推着装有三百斤谷的独轮车，翻山越岭十五里去交公粮，每天两趟，往返六十里，比农民还快；双抢时每人全身上下就一条短裤，与农民一同抢收抢种，一个夏天下来，个个像尊黑铁塔，真的叫脱胎换骨。除了农忙，每月我们可以回南昌去过上一段时间，可不是我们懒散，不愿干活，而是不得已为之。这里有个插曲，说出来有点尴尬：下放后，我们天天出工干活，再说不干活吃什么？不久，队干部开始和我们“聊天”：你们有家小吧？来这么久也不回家看看，放心老婆一个人在家？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明白了回答说，我们还没结婚，哪来的家小？见他们面有失望之色，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忙补充：不过我们在南昌都有女朋友。这下队干部转忧为喜：那就回去多陪陪她们，哪有把女人搁在一边的事，不怕被别个撬了去吗？我们心中有数了——这是怕我们从他们碗里扒饭呢！于是回答：我们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要舍小家顾大家哦。这下队干部们急了，不得不直说：队里底子太薄，总共才十一户，十三个男劳力，其中六个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按说做事也是最过劲的，但队里还是借他们的身份为由压低他们的底分，可见全队人盘算这点工分有多吝惜。你们五个壮劳力加进来，影响队里的分配，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天天出工，当然农忙可以除外。人家都这么说了，那就照办吧，这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啊。所以我们便每月都乘火车去南昌，免得在村里闲逛，给人好吃懒做的印象。至于回家的火车票嘛，列车员都知道，知青没钱，所以对我们视若无睹。回到南昌，五人中有三家是全家下放而在南昌没有家的，那么就东家住到西家，大家就像一家人。有一次几个在南昌没有家的全在王玉奎老师家打地铺，一住半个月，那年月的友情真让人难忘。烧饭要用柴，但我们会干农活，却不会砍柴。再说那也不叫柴，是山上的茅草，它们在山上稀稀拉拉地长着，要用当地专用的柴刀把它们收拢到一起是件很麻烦的事。刚下放时队里拨给我们作为过度期的茅草，我们两个月就烧完了，接下来拿什么做饭便让我们犯了难。有一天，猛然想起衙前火车站有煤，而且常年露天堆放着，何不去那买点回来烧呢？说干就干，那天五个人推着独轮车去火车站。到那一问，车站说煤不是他们的，是供销社的。于是我们又去找供销社，供销社说得凭证购买。“证？什么证？”“有资格用煤的单位的供应证！”我们说：“我们是知青，哪来的什么单位？有单位要还下放做什么？你们再不卖总有一天雨水就把那堆煤冲没了。”说罢不管三七二十一，返身去火车站装了两箩筐的煤，绑定在独轮车上，估计二百多斤吧。我们推着煤去火车站交钱，他们不收，又去供销社交钱，供销社说：“说了要证，没有证交钱也没用！”我们火了，说：“老子们吃不上饭了，你们还给我们打官腔，有种你们到我们那儿过几天！”我们再三催促：“收不收钱？不收我们走了！”见他们不理不睬，我们把心一横，推起煤就走。有人想起身阻拦，就听边上有人轻声劝说：“不要惹他们，这就是那几个出了名的南昌鬼子！”回来后，我们把煤掺上黄泥做成煤块，又从县城买来煤炉，南昌带回铝锅，开始生火做饭。一切如我们所愿，高兴！以后做饭不用发愁了，开水也有得喝了。从此，煤用完了就去火车站拉。我们是讲理的人，供销社不收钱还不通人情就怪不得我们了。这世上就有这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知识青年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来到农村，按说农村就是知青安身的江湖，是江湖就得有规矩，我们五个人到了贯坑大队枫树下村后，也来了个“约法四章”。法则一：那时知青中偷鸡摸狗之事已有耳闻，我们共同约定：凡对村民不利的事绝对不做，人家接纳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祸害村民的事。这是我们知青点的最重要的一条家规。法则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第一年队里给我们评的工分很低，尽管我们样样农活都拿得下来，我和饶浩明两个高中生才定六分，三个初中生定四分。第二年上面有政策，说不能让知青工分太低，所以第二年给我们重定了工分，我和饶浩明是八分，三个初中生六分。不过，我们既然是兄弟，就没有谁多谁少之分，年终同队里结算，知青点五个人工分合在一起总算。如第一年，五人工分值打拢后扣除五人的口粮钱，队里还应返找我们二三十元，我们就把它作为集体伙食钱，其乐融融。法则三：诚信支票不乱开。第二年春插后，我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同年下半年还被评为公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要去公社参会“讲用”的，讲你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公社的“五·七大军”领导叮嘱我要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我当时就拒绝这样的表态。因为我没有打算在农村一辈子，人不能说违心的话。知青代表中也有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于是被推荐为县里的积极分子代表。不过事实是这人半年后就招工走了，比谁都走得早，言行不一，惹人嘲笑，何必呢？法则四：知恩图报，人情世故要有一点。村里人对我们都很好，我们也就不假客气。比如我们的衣服该洗了，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在河边洗衣服，脱下衣服就往她们面前一放，人家笑着就帮我们洗了；平日吃饭没菜，端着饭碗就上农民家夹菜吃；有时村里谁家来了客，主人会喊上我们去作陪，并向客人自豪地介绍我们：这就是那几个“南昌鬼子”……所以，我们从南昌回来，常会买一些肥皂、白糖和灯芯绒布等，送给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他们的惊喜是写在脸上的，这就更加加深了我们和农民之间的感情。一九七零年五月，我招工进了工矿，是知青点里第一个离开枫树下的。走的前几天，几户农民请我去家里吃饭，很多家送来了鸡蛋，装了满满一脸盆。我很怜惜农民来钱不易，把鸡蛋一家家的退回去了，但他们的情义我记下了。我给村里每户分发了一包点心，两支香烟，全村人喜笑颜开。我的工分和生活用品也留在知青点上，供大家用，这都作为知青点的规矩沿袭下来。我们知青点那些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随着我以后知青一个个招工离开，枫树下的知青点算是消失了，但它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对我来说，一生这么长，下放时间才一两年，有点短，但为什么我愿用一生去珍藏它呢？一个大学者的话解开了我的困惑，她说：一个人的青春在哪儿度过，哪儿就是他永远的青春原乡。这话一点没错！就是这个理！
（作者注：本文与饶浩明共同回忆完成，感谢浩明的辛勤付出。）
（本文选自南昌二中68届高一4班集体回忆录《岁月的河》，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