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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凡
1979年10月，中共第一代领导成员陈云因病住院手术。
此时的他已是年逾74岁高龄，这样的高龄做手术总有些风险，然而，在他术前写给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的信中提到的，却是关于一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信中说：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此人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做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此人作证了。当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到医院看望陈云，询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时，他说的还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说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人的问题得到解决。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信中谈的依然是这个人的冤案平反问题。他说他专门调阅了公安部有关此人的材料，没发现有此人投敌的确证，正式建议中共中央复查此人的案子。3月3日，负责平反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批示，按陈云的建议复查该案。
这个让陈云如此挂记，反复提出要为之平反的人，究竟是谁呢？凡是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或中共党史的人，都会依稀记得，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的故事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常会瞥见“潘汉年”这个名字。1929年，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批判。蜚声遐迩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召集筹办的。1931年，中共特科主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白区工作环境更趋凶险严峻，几乎所有打入敌特机构的中共情报人员被迫撤离原岗位之际，他成为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继陈赓、李克农之后，担起情报部门重组和工作恢复的重任。1933年，19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常驻在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的19路军中，直至反蒋政权被蒋介石瓦解。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他与何长工受命同不满蒋介石的粤军将领谈判，和粤军达成消除对立，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的协议，使处境困难的红军，顺利通过本为西部军事屏障的粤军防区。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作为陈云的副手，潜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与那里处于瘫痪状态的地下组织联络，以设法尽快打通中共和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汇报遵义会议的结果及红军的近况。之后他又与陈云前后脚奔赴莫斯科。1936年，他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秘密往返于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之间，频繁会见宋庆龄、沈钧儒及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张学良、陈立夫等人，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奔走铺垫。1937年，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角色之一，又以周恩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就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进行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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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在延安
抗战八年，他是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常出没在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敌占区域主持情报工作。他周旋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政权和国民党势力之间，甚至多次深入虎穴，同策划了汪精卫叛国的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汪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面对面地角力。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建树了勋绩。解放战争期间，他坚持在国统区从事他熟悉的情报和统战工作。特别是在香港，他成功地领导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两航在港机构的起义；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他亲自组织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三百余名民主人士从香港到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秘密输送，无一失误。新中国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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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为上海市长、潘汉年等为副市长的布告
然而，不过五年，他就在中共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之际，以“内奸”罪名被捕。
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和陈毅、柯庆施一道，作为中共上海市的代表参加在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可转瞬之间，他就从中共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英杰，一个在一线独当数面的最高情报负责人，一个受到诸多民主党派领袖和社会贤达敬重的统战高手，一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变成了隐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两者的转换是如此的遥若霄壤，从此，除了“内奸”“特务”的封条之外，一切有关潘汉年的文字和传闻，都被锁进了历史的“黑匣子”，潘汉年其人亦从此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氤氲。让人生出诸如他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功臣抑或罪人的一系列疑问。![]()
陈毅与潘汉年在上海市内视察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总结了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斗争的经验教训。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对一些曾受高、饶影响，及与高、饶有过某种牵连的人在会上交代问题和自我批评，给予了肯定；同时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仔细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党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当时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使有些人感到不安，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不安，并非在于他参与了高、饶的活动，不！他与高、饶的活动实在没有丝毫瓜葛。但他毕竟与饶漱石共事多年，分管过同样的工作，列在饶漱石名下的错误，有些他是要分担一些责任的。作为长期在复杂的环境中从事特殊工作的潘汉年，他的工作特质，决定了他的行为，不能以通常的规则伦理来约束规范。他纷繁的个人经历，错与罪相混淆的可能性太大了。当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时，可能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然而在特定的气候下，一旦细细推敲自己经历的每一片段，便会猛然惊出一身冷汗。听了毛泽东讲话后的潘汉年，对自己的经历再度一幕幕回溯时，自然又触动了他内心那每一思及便不安和隐痛的角落：1943年在南京，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曾挟持他与汪精卫会面。倘若不是一个对获取高层机密充满执著，且有着虎穴龙潭从容进退、履险如夷胆识的情报高手，他也许会做别样选择。偏偏他是，他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见了汪精卫，形势的发展随即就证实了他的抉择是个要命的失误。可他紧跟着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即没有将自己失误的行动向组织汇报。尽管在当时的氛围下，汇报可能会受到过重的咎责，但也许还来得及补救，还可能经过考察还他一个清白。但潘汉年在游移踯躅间错过了机会。写到此处，笔者油然想起写过许多风云人物的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世界史往往被描述成人类英勇卓绝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它同时还是人类怯懦的历史。我想他的这番感慨，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对一个个风云人物心路历程的审视而发自内心的。同样具备过人智勇的潘汉年，也未能超越这一逻辑的含盖，他把自己的失误隐瞒了12年，才向组织交代。毛泽东看到交代材料显然大出意外，因为据知情者说，这位曾经几度对潘汉年嘉许备至的领袖，阅毕大笔一挥，做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1955年4月，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罪而遭逮捕审查。后被判刑并开除出党，从此蒙受20多年的冤屈。这是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潘汉年曾被羁押在这里人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因为这种错误让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是具有毁灭性的：半世的英名，无量的前程，欢愉的生活，宝贵的生命，乃至最让一个政治活动家珍视的政治生命。而潘汉年偏偏犯的，就是这类不能犯的错误。有些语涉潘汉年生平的文字，将之归结为他性格上的弱点。倘若下断语真这么简单容易，我们如何解释他在对敌斗争时的大智大勇？置身险象环生中的果决与刚毅？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而实际上时势还经常演悲剧，在潘汉年身上，英雄和悲剧重叠了。如果我们不能还原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氛围，潘汉年的英雄与悲剧角色的转换不过是个非常偶然的个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正式获得平反白驹过隙，“黑匣子”到了可以拂去尘封的时日，我们终于可以浏览潘汉年真实的生平，并在对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氛围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忖后，发现烙在他个人悲剧上的历史印迹。一个政党走向成熟必须付出代价，因此作为英雄和悲剧角色，潘汉年一身体现了两重的价值。他的人生由于过多的复杂和波折更显得丰富多彩；他的奉献由此要多于那些一帆风顺的同志们；他的历史必然要作为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载入政党的完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