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回莎莉：我心中的女神万梅清老师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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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莎莉，女，回族，1949年生人。1968年南昌二中高中毕业，同年插队在瑞金县云石山公社超田大队下罗生产队。下放8年后的1976年参加工作，在江西铜业公司武山铜矿子弟学校任中学语文教师。1998年单位退休后定居上海继续从教，2018年正式“解甲归田”。
1965年我从南昌二中初三（5）班考入本校高中，分配在高一（4）班。高一一共有六个班，一至四班是普通班，学制三年；五班和六班是实验班，学制两年。五班和六班的学生是从本校65届初中生里选拔出来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的佼佼者。我未能入选便有些沮丧。第一天报到，看到我们的教室在工字楼，心里更难过了：初中三年我都在正对校门的新大楼里上课，对那栋外表民族风内部现代化的教学楼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今搬出新楼偏安一隅，似有被冷落之感，再看看周围的同学，除了几个初中同班升上来的同学，其余都不认识，加上心中对陌生环境的忐忑，总而言之，全无考上重点高中的兴奋。但是时间不长，我心头的阴云就渐渐散去了。
我得知高一（4）班的同学都是二中的老生，而其它三个班是由来自南昌市各个学校的学生和少数二中的学生组成的。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平整了一点——好歹我们还算是校长王庚秀的嫡系。再看看葱茏樟树半遮面的工字楼，像一个阅历很深的老人超然坐落在新派教学楼的北侧，让我联想到隐者的茅庐、古代的书院、北海公园里乾隆帝读书的静心斋，我的心情好多了。但让我兴奋起来的是——万梅清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
说起万老师，我对她不是一般的尊敬与喜爱。她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老师。万老师当我们班的班主任可谓是临危受命。在万老师之前带我们（5）班的是教历史的曹老师，男的，四五十岁？（那时的人都挺显老的，也许曹老师没那么大年纪）我们班可能是同年级里最难管理的班了，举两个小例子就可见一斑。曹老师大号叫曹世荣，这个名字的读音与南昌话“吵死人”发音很靠近。只要曹老师一进班，班上的男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帮——就用南昌话大叫“不要吵哦！吵死人喏！”“吵死人喏！”这是男生。女生呢？也不是省油的灯，有的性格十分叛逆。有一次课间在教室里，曹老师与一个女生谈话，这个女生坐在座位上，别说礼貌地起身了，就连看也不看老师一眼。那时候我们的课桌凳都是双人的，凳子是长条板凳，坐两个人。曹老师弯下腰跟她说话，边说边顺势坐在这个女生的旁边。就在曹老师坐下去的那一刻，这个女生腾地一下弹了起来，大声说：“谁要和你坐在一起!”我看到曹老师一脸的尴尬。
这个班曹老师算是带不下去了，学校就派刚大学毕业的教我们语文的万梅清老师来接手我们班。万老师上任没几天就把班级摁住了，虽然还有暗流涌动，但起码有老师在的时候学生不敢造次了。
万老师身材不高不矮很匀称，梳着两条齐腰的辫子。容貌清秀，神情娴静，两只大眼睛很清澈很有神。我们见到她时她总是微笑的样子，即使生气板着脸也不会让学生害怕，那些没心没肺的男生看见万老师这副表情甚至都意识不到老师生气了。
万老师的嗓音特别好听，如果清脆嘹亮的声音用水光潋滟来形容的话，那么万老师的音色就要用山色空濛来比喻了。万老师的发音带气声，加上音量不大，就觉得特别柔和特别动听。我喜欢听万老师朗读课文。高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万老师朗读起来，她的音色与文中描写的朦胧的月色非常统一协调。“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一句，那语音语调现在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耳际。很多年后我教这篇课文的时候念到这里，就是照着万老师的语调语气来处理的。有一次我们到万老师家里去玩，我偶然听到万老师对她妹妹说了一句南昌话，就这一句南昌话让我大为惊讶，我印象中掉到地上能砸出坑来的南昌话从万老师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竟成了呢哝软语！是如此有南方春风春雨的味道！
万老师的穿着是那么得体，脱俗，衬托出她的不凡气质。夏天，两分钟预备铃响过，她穿一袭淡颜色的碎花儿长裙出现在教室门口，是那么清雅；冬天，她穿着一件米色的呢子短大衣站在讲台上，是那么端庄；春天，我们去农场劳动，她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背带裤走在队伍的前面，是那么干练，那么飒！
万老师有一方手帕，它比我们女生常用的手绢小一圈，花色也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花朵的图案。这块手绢的图案是个十六宫格。每个宫格里是五毫米见方的小米格。深咖啡的颜色由四周向中心逐渐变淡，直到中心的那一个小格变成白色。整块手绢看上去就像十六颗星星在泛着光。这样一件很私人的用品我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那要提到一次演出。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在二中小礼堂演出我们自己排的歌剧《江姐》片断，万老师也到现场观看。舞台不是正规的那种，只是高出地面五十来公分，万老师坐在靠边的第一排，离舞台非常近。我们在台上表演，礼堂里很热，加上紧张，一个个满头大汗。万老师见了，趁主唱演员在台中央表演我等龙套演员在台边的时候，悄悄地向我们扔过来一块手绢。我不露声色地捡起来，擦了擦汗，又传给别的同学。第二天我把洗干净的手绢还给万老师的时候，真想对她说：“把这块手绢送给我吧！”但我肯定不会说出口——哪有问老师要东西的！
万老师对我们的悉心培养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全部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万老师批阅作文，评语从来不是标签式，而是言之有物的中肯之言，而且评语本身就是语言表达的典范。记得万老师在我的一篇游记后面写道：“……（语言活泼）像一支清泉叮咚作响。”后来在高中课堂上万老师讲“通感”的时候，我马上想起了这个评语。我每次写作文都绞尽脑汁十分痛苦，然而一旦交了上去，便高兴地盼着了，盼着早点发下来，盼着看到万老师的评语。这里面固然有对表扬的期待，但更多的还是想看到万老师的“作文”，万老师的文笔，万老师的才情。
高一的时候有一篇报告文学焦裕禄，学这篇课文的时候，万老师把全班分成四个组，让我们讨论、写教案，最后上讲台讲课。这种让学生自己讲课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自主学习的热情，无论课间还是午休，都能看到同学们热烈讨论万老师俯身指导的身影。
万老师很有文学艺术修养，志趣很高雅，这与她的班主任工作结合起来，学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的兴趣爱好，我的审美观念，无疑是那个时候受到了万老师的启蒙、熏陶和影响。万老师爱看小说，她经常向我们推荐好看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这两部苏联当代长篇小说我就是在万老师的推荐下找来看的。万老师还把好听的歌篇儿给我们女生，让我们课间学唱。我的识谱学唱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有一回万老师拿来一首歌，“小篷船（咯）装粪来，惊飞水鸟（喂）一大片（咯）。摇碎（那）满河（格）星（那喂），……”我们一看那个“粪”字，互相看了几眼，心照不宣嘻嘻地笑了，一副排斥的样子。万老师微笑着说：“你们唱唱看，会喜欢的。”果然，后来我喜欢上了它，至今还记得它优美的旋律。
我们女生和万老师的关系很亲密。气候宜人的季节，我们中午在学校食堂打饭吃，有很长的午休时间，万老师就让我们几个女生去她的宿舍，而她却在办公室批作业。我们在那唱歌，排节目，可能也帮老师干点什么，但翻书看肯定是重头戏。（想想我们那时候多不懂事啊！）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同学说她在万老师宿舍里看见了一张万老师与一个很帅的男人的合影，并断言这人是万老师的男朋友。这都没什么，关键是照片背面写着：“向逝去的自由致敬！”我听说了之后心里非常纠结：万老师是愿意跟这个男人结婚呢还是不情愿呢？就担心万老师受委屈。现在想起来觉得半大女孩的思想真可笑。后来万老师真的结婚了，我们女生心里酸溜溜的，好像被人夺了所爱，男生呢？更其反常，总是故意找万老师的茬儿，我们女生气得跟什么似的。
但就是对这么一位我非常崇拜非常喜爱的老师，就是对这么一位深爱着我们的老师，我却做了一件忘恩负义的事！那是文革时期，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校的老师。万老师也被猛烈冲击，“罪名”是帮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写翻案材料。有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看见几个外校红卫兵押着万老师向校门走去，校门外停着一辆大卡车。我远远地看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担心。他们要把万老师押到哪去？是她父亲的单位中医学院，还是游街？接下来没几天校园里就出现了批判万老师的大字报。
一天，有人拿着一张大字报让我签名，我一看，是批判万老师的，心里很不情愿，假装看内容，其实是在犹豫：签？真不愿意，不签？父亲已经被揪，你还想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吗？再一看不少人都签了，我只好在边上小小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报贴出来了，进出校门经过那一溜宣传栏的时候，我的眼睛都不敢往那边瞧，做了亏心事啊！
打那以后我就被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折磨着，总想当面向万老师忏悔，取得万老师的原谅。但那时我们还处在文革风暴的漩涡中，我们还在认真地胡闹：步行串联去井冈山，去北京上访，到铁路去支左，在红卫兵展览馆讲解文革“硕果”……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我们马上就要下放农村去插队了，就要永远离开二中了，就要给这段人生画句号了，以后我们和万老师可能就是茫茫两不知了——直到这时，才意识到我们必须要行动了，我们要在走之前挽回我们的师生情！我们几个女生忐忑不安地敲开了万老师的门……万老师那张和蔼的微笑着的脸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如释重负地走出万老师的家，迈着轻松的脚步的时候，心里回荡着的只有万老师的那一句：不怪你们。
过了两天，10月26日，我们去瑞金插队的同学要出发了。在二中校门口我一眼就看见了在凉风中站立的万老师，她是来送我们的！我们立刻围了过去，我还拉着我的母亲……
这就是我们的万老师，这就是教了我六年的老师！当我们犯了连自己都不能原谅的错误时，万老师原谅了我们。她懂我们，理解我们，包容我们，因为，我们是她的学生！
如今回望过去，我不能想象在我的生命中没有遇见万老师，不能想象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没有万老师的陪伴……
作者与万老师合影，左边为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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