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周连春：走进1978年的南京大学

周连春新三届

作者简历

作者大学时期

周连春，笔名舟莲村，江苏东台人。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一辈子的教书匠。

原题

我的大学梦

作者：周连春

高中毕业时，我的数学老师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你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谁上大学！”我心里琢磨“大学”这个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当年，电影《决裂》的一个画面，曾看得我热血沸腾——电影里那个反派人物刁难要上学的农民子弟江大年，问他有什么资格上大学？电影里那位正面人物一把扯起他的手，高举着吼道：这满手的老茧，就是资格！

就凭满手老茧？这让我心花怒放。多好的时代啊，它给了我希望：只要努力劳动，吃苦勤奋，大学梦想，就会实现！

只是后来才整明白，梦想，原来是那么遥不可及！

一、混过了小学中学

我是5岁上学的，不是因为聪明，只是因为大人都要参加大跃进，把我放在家里不放心，找个地方寄存罢了。而从最初的“寄存，到后来一年一年读下来，我居然小学要毕业了！当时六年级，班上坚持下来的有26个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比我大10岁，倒数第二的也比我大两岁——是我侄儿。我才11岁，年龄最小，成绩却最好。

我盼望能到公社所在的镇上上“完中”（全日制中学）。我的成绩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宣读；算术也不错，有一次，新来一个算术老师，摸底考试，题目有点难，全班就我一人及格。为此，校长批评那位老师出题为难学生，把学生考得灰溜溜的。

可没想到，我接到的是上“农中”（半耕半读农业中学）的入学通知。原来，想上“完中”难度很大，全班能上完中的只有俩人，一是大队长之子，一是班主任亲戚。我这才意识到，社会不像书上写的、老师说的那么美好，我这样的穷孩子，指望靠学习成绩优异走上自己期望的道路，实在是异想天开。

上农中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此后的上学就纯粹瞎扯蛋了，一阵上，一阵不上；课堂上上，又农田劳作。不知不觉间，便晃过去了初中四年（明明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的初中却由三年拉长到四年），后来又回自己大队上了两年高中。整个中学，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不过是背下了无数的政治语录。某学期读到唯一的一篇古文，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节选，其中一句是喝了酒的武松上景阳岗，“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硬生生被老师读成“武松正走，看看酒桶上来”。听得我们目瞪口呆。而上高中后，第一节数学课，那个凶巴巴的老师一开讲，说是解方程，“方程的第一步：分解因式！”我悄悄问同桌：“什么是分解因式？”

稀里糊涂中学就毕业了，还拿了个高中毕业证，在农村，那就是知识青年了。

毕业了，新生活开始了，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始了正统农民的劳动生活。不过，那时我心中还揣着一个美丽梦想——上大学。电影里不说了嘛，凭一手老茧就能上。我知道农民人人有一手老茧，光靠这个肯定不行，于是我还努力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来。

我从小个子不矮，有一身力气；虽然算不上心灵手巧，至少在我们那个生产队，不管是老少爷们，还是大姑娘小媳妇，轻活重活技术活，没有几个人敢和我叫板。栽秧割麦，撒种拾棉花，行船扬场，挑粪挖河……无一落人褒贬；田头批判会，出个黑板报，唱段样板戏，写个三句半，事事可以露个脸。按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大学，似乎并不遥远。

大队里，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是一个代课教师，去面试了一下，就被“退货”了。据他自己说，那个面试的老师问：棉花有哪三桃？他立马给出答案：大桃、中桃和小桃。我知道他错了，应该是：伏前桃、伏桃和秋桃。我想，多简单的题目，要是我能去，多好！

第二年，第三年……推荐去的，都被打了回来。

尽管乡亲们每一回都感叹：要是你能去，肯定就走了。可是，从来没有人推荐过我。

其实，这种弯弯绕我在小学毕业后，接到上中学的通知时，就已经懂了。只是还有一些痴心、一些妄想而已，用我们那儿的俗话说，就是：“私伢儿（私生子）想奶吃！”

二、逼婚

按理我也是有“门路”的人。大队书记就是我本家的叔叔。如果能得到叔叔的照应，那么被推荐上学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却得罪了书记叔叔！因为叔叔要给我做大媒，介绍对象，而我坚决不同意！

那时的我，虽不能说心高气傲，但正是充满幻想，满脑子风景的年岁。书记介绍的那一位，和我想象中的对象实在相差悬殊，不敢恭维。

那时，书记花了差不多近一年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三天两头找我，或让我写个发言稿，出个大批判专栏，或陪他一起到公社去汇报工作，帮他整理材料……而每一次的谈话，最终都会绕到婚姻问题上来。其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伎俩，无所不用。

书记是个有本事的人，有能力，有口才，是全县的先进模范人物，本来是棵可以依傍的“大树”，而我却没有去依傍。

书记是个执着的人，不惜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给我洗脑，希望我按他的路数去走。而我，乳臭未干，却也是个撞了南墙仍不回头的毛头小子。

两人态度同样坚决，力量对比却差了不是一两个等级。

他年富力强，是手握两三千人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的一队之首。因为我不顺从他，时间不长，我就能感到了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仅仅来做我思想工作的，几乎就囊括了全大队所有有实权的新老干部、德高望重的老农民、我的邻居亲友。一开始，我还一个人扛着，不告诉任何人，但事实上，事情在全大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也有许多支持者，我的朋友，我的老师，生产队的知青……他们都主动地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和他斗到底，不能要那个女的！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我发现，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也开始有意疏远我，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一天，小学的宫奇之老师约我吃晚饭。宫老师不仅是我老师，也是我姐姐的老师，语文课讲得好，自己能写登报的文章（后来还出版了几本小说）。当时，他本来是我的两个最铁杆的支持者之一，还有一位是知青杨宏。宫老师请我吃饭，我当然高兴。傍晚收工，匆匆回家洗脸换装，然后蹬上自行车前往。

一进宫老师家门，意外看到杨宏也在那儿。

“今天晚上就我们三个人，喝个痛快。老婆孩子都被我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宫老师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说。

酒过三杯，话入正题。宫老师说：“小老弟啊，你这个事情我和杨宏商量过，很难办。我们也不瞒你，书记知道我们两个和你关系好，把我们两个找过去，摊牌了。简单说，答应他的要求，什么都好说，要是还推三阻四，就不能怪他了，他就让你死在他脚丫子里！”

逼婚到这个程度，还通过他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书记在和我的上百次谈话中，早已把各种意思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棵参天大树，笔直笔直，粗粗壮壮，把它放倒了，可以做一根大梁，或者顶梁柱；也可以把它放在阴山背后，风吹雨淋，霜打虫蛀，最后，朽掉，烂掉，连烧火都没火力。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折回来，修修削削，放在火上烤烤，就能做泥络儿（一种劳动工具）……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一股寒气从脊梁直透脑门，前心后背都发凉。

现在倒好，变本加厉，比喻例证都不用了，直接恐吓，可见，也是真急了。

杨宏说，与宫老师商量过多次，认为没有好办法。这样硬顶也不是个事。顶下去，你就真的一辈子落在他手心里了。想来想去，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先答应下来，有个回旋的余地。然后，等推荐你上了大学，或者当兵走了，到了外面，就不怕他了。翅膀骨儿硬起来以后，回过头来再和他翻脸，再和他斗……

说实话，这是当时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了。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我的梦想——上大学的可能性。

可惜，我不是那个玩心计的人。这一顿饭，其实意味着，我最好的朋友，最铁杆的支持者，也都妥协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了，从此以后，只能孤军奋战——战什么是说得好听，其实是苦苦挣扎罢了。

那一届，我们大队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有39人。一年之间，有人做了代课教师，有的进了社直单位，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做了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技术员……真正什么也没有，一天到晚干农活的，只有我一个。而且，由于书记的“关照”，什么活儿最苦，什么地方最脏最累，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安排我去！

好在农民是善良的，朴实的，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打压被欺负的，对我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性格，还是非常尊重，非常赏识的。有他们的安慰，我虽然苦，虽然累，但没有颓废，也没有哀怨，还能苦中作乐度过每一天。

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人。

我的生产队地处交通要道，东西、南北两条大路从中间把生产队一分为四，这样，我下地干农活，很多时候都在大路两边。这样的好处是，大路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也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遇上，有许多西洋景儿可看，不寂寞。糟糕的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是“踏板底下的吊吊儿灰——尘下之尘”，穷困落寞，寒酸窘迫，即使我不怕见人，人家见到我也难受，也尴尬。

其实，真心话，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心里坦然得很。多年以后，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周老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一部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它残缺不全，是我从一个做教师的堂叔那儿借来的。书中的那些文人豪杰，英雄志士忠诚坦荡、正气凛然、宁折不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当然也可能是误尽终生）！

那个夏天的下午，骄阳如火，我戴着一顶破草帽，穿着短裤，光着脊梁，挑着一副空粪桶，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走上岸，沿着大路前往养猪场的大粪池。就见对面来一辆自行车，车主人一身光鲜，白衬衫，咖啡色的西装短裤，白色短袜外面是时下最时髦的塑胶凉鞋，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锃光瓦亮……原来，是小学同学，后来上“完中”的两位中的一位，现在听说在某处做代课教师！

那时候的农民，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没有生产队的允许，你就不能出门。所以，能见到老同学还是很稀罕的。加上我这个人天生命贱，喜欢和人打招呼。

“某某，你好啊，上哪儿去忙？”车，继续往前走，车上的人没有回音，我以为他没有听见，又喊一声：“老同学，去哪儿啊？”车丝毫没有减速，呼的一声从我身边一捺而过。留给我的，是一阵短暂的迷惑。随后就释然了，苦笑一声，继续挑我的大粪。

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小学、农中、高中的几百同学中，我知道的，明确表露出来的，只有两位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被嘲笑，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年冬天，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去“挑河”——官方叫法是“兴修农田水利”。过来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营生。

那一天，我们和相邻生产队之间因为“界口”发生争执。挑过河的都知道，界口是条敏感线，虽然无形，但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往谁那边偏一点，歪一点都不行，那意味着要帮别人多挖土，多挑土。在那个饭都难吃饱的年代，出着牛一样的力气，干着猪狗不如的活，本身就已经是高强度，超负荷了，再要帮别人多干，尤其是吃力不讨好的闷亏，当然谁也不愿意。戇嗓吵架是不可避免的，打架斗殴也是常见的。我们生产队那个带队的有点儿笨嘴笨舌，明明理由在我们这一边，他却眼看着就要背锅。我终于忍不住，就上去“帮腔”。对方那个带队的一看是我，马上来一句：“啊呀，你不就是个破高中生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人家高中毕业都去做老师，当医生了，你不就和我们一样，在这儿撘泥担儿嘛！”果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虽然，即使是他们生产队也马上有人责怪他不该说这样伤人的话：“人家还是个伢儿，又不是他没本事，还不是被人做禄住啊的，你说这话没意思！”但那烙印，是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灵魂里了。

那些日子，为了改变命运，也做过努力，也有过挣扎。不过，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在无形的大网和坚硬的铁幕面前，最后都是一败涂地，无疾而终。

如果有值得一说的，那就是我盖起了三间瓦房，那是全大队上千栋房子里最好的房子。

为了和书记叔叔争一口气，我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割了半年草。那时的海边，空旷辽阔，荒无人烟，半年时间，除了海鸥和野兔，几乎看不到人影。割草的日子有多苦，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我从海边回家，离家不远处遇到中学女同学，提前下车打招呼。女同学一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惊叫：连春啊！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跟50多岁的人似的啊！

海风吹人，容易变黑。谚云：“有钱不娶海的妻，海风吹得黑滋滋。”而对女同学的话我没有往心里去，女孩子也都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是不是？

草割好了，要用船把草运到窑厂换砖头。那一次，头天晚上把船装好，睡了几个小时后，下半夜开船。冬天的夜里，当然很冷，我穿着一件破大衣，在船上掌舵。天亮了，岸边有了行人。这时，就听有人喊：“老爷爷，请问你到某某地还有多远？”“老爷爷！”我觉得没我什么事儿，就没有搭理！“哎，船上拿舵的那位老爷爷，请问……”我四面一打量，河面上只有我这一条船，这肯定就是喊我的了。“老爷爷！”我还没有20岁，怎么成老爷爷了，心里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答复了对方。回答完了再看看自己，胡子、眉毛都是霜，衣服也是一片白，估计头发也是一层霜……通常，掌舵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家喊“老爷爷”，也是情理之中啊。人生的艰辛，在此刻深深地搅动着我依然青春的心。

吃最差的饭，穿最破的衣，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看最丑的脸。不知道路在何方，前途有没有，希望在哪里……17岁的人生是不是承受了太多太多？也许，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这些，平常而又平淡，只是，落在我身上，感觉就像山一样沉重吧！

我的童年，是在宠爱中度过的。我有两位母亲，她们都一样的疼我。父亲47岁才有我，当然也是格外宠爱，还有爷爷奶奶的关爱，无需赘述。可谁知道，到青春年代，我经历的苦难，遭遇的挫折，承受的打击，却是如此的深重。多年后，一位邻居告诉我：那时候，你妈妈背着你，偷偷哭过多少回，说：这么好的个伢儿，遇到这么个境况，一世的出路都没有了啊！

三、居然上了讲台

1976年，对国家，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对我个人，也是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一年。

春天，我把房子盖好了，在全大队引起轰动：青砖青瓦，石灰小缝，十寸墙——这么好的材料，这种讲究的盖法，那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才有的，1949年以后已经基本绝迹，不要说本大队，就是方圆几十里，也独一无二。

夏天，公社要选拔一批民办代课教师，我也接到了考试通知。

说起来，我们公社管文教的马副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了，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普及高中教育”。具体办法是：每个大队都办一个“半耕半读高中班”，校址就在每个大队的“农科队”。教师从哪儿来？老书记大腿一拍：我们不是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吗，就从他们中间挑！

无法评价老书记的办学决策，也无法评价他的选才标准。对我本人而言，他让我脱离了田地中劳作的苦海，我必须感激他！

那一天下午两点，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小镇上。考试就在我呆了一年的中学里进行。

考试，完全是那个年代的风格。一二十个年轻人连房间都没进，在校园的树荫下，长条板凳围成一圈，大家伙坐定后，马书记说了几句重要性、伟大意义之类的开场白，随即宣布考试开始。只见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报纸，说：“这是‘两报一刊’社论，大家每个人读一小节，挨座位次序读下去。”说完，把报纸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考生。报纸在每个人手里轮了一圈，很快读完了，回到马书记手里。书记拿到报纸，随即宣布，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结束了？”大家面面相觑，满脸的问号，觉得这么隆重的事情不该这么简单，纷纷围过去问：“马书记，笔考什么时候考？”“什么笔考？没有了，所有的考试都在这，考完了！”

于是所有人都懊悔，早知道这么简单，刚才就该表现得认真一点！

幸运的是，两天后，我收到了到农科队报到的通知，开始了当民办教师的行当。

1977年，恢复高考，我也报了名。考虑到中学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对自己反复掂量后，觉得还是首先要跳出“农门”，中专只要考语文、数学两门，大学要考五门。为求十拿九稳，就报考了师范类的中专。真是目光短浅！

12年没有高考，一下子闸门打开，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报名考试的人是如此之多，有关部门不得不将考试分为两拨：第一次预考，刷掉一大批考生。第二次才是正式考试。

预考顺利通过，统考是在县城进行。

公社通知，所有参加统考的考生集体行动，到镇上集中坐汽车到县城。去县城，给我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第一次坐汽车啦！——我家离县城有六七十里路，以前当然去过多次，不过，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汽车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挤满了人。车子开得飞快，那时，路上很少有车，也几乎没有行人。看着路两边的景物飞快的向后倒去，估计车上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因而，充满了新奇感。突然，大家的身体都像悬空了一样，所有人吓得一齐惊叫——原来，车过了一座桥，下坡了，有失重感，大家没有经历过，先是一阵恐慌，随后是惊奇与放松。到第二座桥下坡时，大家先是一份期待，然后，就是一片满足后的欢呼。

统考也是考两门，一天考一门。

第一天考语文，作文写得比较顺手，其余的内容非常简单，考场第一个交卷。

第二天考数学，丢人就丢大了。拿到卷子，第一题，分解因式：（a+b）2= ？这一题是五分，三下五除二，很快做完。做完之后，再往下，我就无事可做了。因为，后面的题目我看都看不懂，只能坐在那儿发愣。

记得我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子，那时候，监考不严，监考老师没事做，我在最前面，老师就一直看着我，大概是昨天看我语文考得好，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今天看我坐在那儿发呆，就为我着急。

“写啊，你写啊，你赶快写啊，你怎么不动笔啊？”老师几次提醒我。

是的，是的，要写啊，写啊，我又何尝不想写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啊！

什么叫如坐针毡，什么叫度日如年，我想也不过如此了。

大概坚持了有半小时，终于坐不住，交卷了！

监考老师拿着我几乎空白的卷子，惋惜地摇了摇头！

走出考场，如释重负。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妾心古井水波澜誓不起”。我自己都奇怪，怎么会这么没心没肺，虚无如老僧入定的！

后来听说，那分解因式的五分，是出题老师送的。因为，预考的时候，大部分考生的数学是零蛋，搞得大家很没有面子。统考的时候，有关方面就告诉出卷老师，笔下超生，让大家好看点！于是，就有了第一题的人情题。

那一年，盐城地区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110分。我的数学是5分，语文据说是第一名，90分，两门加起来，也只有95分。

做定了孙山，也很好，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后来庆幸当时没有考上。

上大学后与同学在乡村骑摩托车

四、圆梦大学

1978年高考的消息很快就有了，周围的同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走到哪儿，也都是高考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熟人遇到我，不是问我报不报名，而是问：“你报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我就必须报考、肯定报考似的。说实话，我连一点点报考的想法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有一天，姐姐来了。

姐姐比我大七岁，是正儿八经的公办教师，吃定量商品粮的。经常听说，姐姐是九岁才上学的，所以到九岁，是因为要在家带我。不过，好歹她赶上了最后一班车，1965年初中毕业，考上了盐城师范，要是再晚一年，就“文革”，高考就取消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去了。那个年代，在乡下，一个女孩子能“吃公家粮”，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轰动四邻的事。

姐姐离我们家五六十里路，是骑自行车来的，还带了她能找到的两本油印复习资料。

姐姐就对我说了两句话：“你还真让那个书记说现成话吗？”“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报名？”

姐姐的话，我无言以对。

那就考吧。数学考5分的打击太大了，那就考文科吧。

回过头来看，1977年考中专是个战略错误。因为，中专只考两门，我的数学瘸腿了，没有拐杖，想靠一条腿迈进大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要是考大学，除了数学，还有四门课的分数可以相互支撑，以我的基础知识而言，完全有取胜的把握。可是，那时候，谁知道呢，事后诸葛亮罢了。

决定考文科了，文科也要考数学哦。吸取1977年的教训，我就把复习的重点全部放在恶补数学上。后来数学我得了46分，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

一边教书，一边复习，是件很挠头的事。我带着语文课，还兼着班主任。校长是个刻板的人，每天早晨的晨读，班主任都必须到教室陪着学生。学校开会、学习，一次也不能少。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这些折磨人的活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活动是放在晚上。再忙，你也必须参加。

农村，到三月底就开始忙了。学校经常有各种支农活动，这个时候，班主任就必须带着学生一起去生产队参加各种支农活动。每个星期天，教师还要到各生产队去刷标语。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真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天下午放学以后，教师的各种活动也告一段落。我好不容易坐下来看点书。刚坐下不一会儿，就听外面有人喊话：各位老师，一个女生放学后没有回家，现在找不到人了，大家赶快分头去找！我想，反正也不是我们班的，没我什么事儿，就赖在办公室没出门。时间不久，老师们都回来了，说是学生已经回家了。校长也回来了，见到我，沉下脸就是一顿痛批，无非是不知道轻重缓急，人命关天之类。我被骂得狗血喷头，自知理亏，只能一声不吭。

作者（左）与同宿舍好友

没有办法，只有夜里的时间是我的。夜里，也有困难，那时的农村，虽然通了电，但停电是正常的。即使有电，也是一个星期只有两个晚上有电，有电也只有两小时。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煤油是计划供应的，农闲季节，每户一个月二两，农忙季节，半斤。不管是二两还是半斤，都用不了几天。没有办法，父亲私下去找拖拉机手，给他一点粮票，他就给我们几斤柴油。

柴油点灯，一是亮度不够，二是油烟大。亮度不够，只有把灯捻子尽量搞大。灯芯大的结果是油烟更大。每天早上起床，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

父母看我每天复习到深夜，每天早上会给我蒸一个鸡蛋，补充营养。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命运。有一次，靠在床上看复习题，看累了，想换换脑子。正好床头有一本《毛选》四卷合订本，64开的那种，就随手拿过来翻翻，正好翻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看了几行，居然觉得很有趣，就认真地看完了。等到考历史，一道20分的思考题几乎就是毛著的原文照搬，不由得感叹，天意啊！

乡下的考生，没有辅导老师，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辅导材料，甚至教科书也没有。

印象中，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没有见过历史书、地理书，当然也没有上过这两门课。小学倒是正儿八经学过语文课，初中高中都变成了政语课。数学前面已经说过，都是实用主义的内容。我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姐姐带来的两本油印资料，和一本复习大纲。

复习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无知者无畏。不知道外面的考生怎样复习，也就免除了后来考场上的恐惧心理。

偶尔，会和学校里另外两位报考的同事在一起相互切磋一下，还有一位热心的老教师帮我们指点指点。

高考时间是7月20号到22号。中小学是7月15号放暑假，学生放假了，教师还有各种表格和学期总结，大概从17号开始我才有了两三天完整的复习时间。

有人说，为什么不请几天假，集中时间复习。对我们农家子弟而言，有个不晒太阳的工作不容易，请假复习，要是能考上，走掉，当然好，要是考不上呢，工作态度就成了问题。而且，那时候的农村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一个学校又同时有几个人参加高考，你不上课了，谁来代班？请假的事，免开尊口！

考试设在隔壁公社的安丰镇上，离家三四十里地。19号的上午收拾好行李，下午，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就到了安丰轧花厂。

这个时节，棉花没有上市，轧花厂的仓库都是空的，又高又大的房间正好给我们做临时宿舍，也不要住宿费。记得，晚上的蚊子奇多，虽然我们都带了蚊帐，但是，那个年代，有好蚊帐的家庭不多，蚊帐上的破洞足以让蚊子畅通无阻。蚊虫叮咬，加上考试的压力，陌生场景的不适应，还有熟人之间临阵磨刀，说题目，对答案……夜里，真正能睡好觉的考生估计不多。

与同学游南京紫金山（前排右一为作者）

前面几门考试基本上都达到了原来预期的效果，数学虽然留白比较多，但也是在预先的构想之中。最后一个上午考语文。对于语文放在最后考，私心觉得比较满意。因为我自认为对语文比较有把握，这样，最后一门考完，有个好心情回家。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等拿到语文试卷一看，懵了。作文居然是缩写，3千字的文章缩写成800字。什么鬼缩写，闻所未闻，最拿手的，瞬间变成最棘手的。一下子，方寸大乱。

7月中旬，正是酷热天气。姐姐关心我，特意给我买了一瓶桔子粉冲茶喝，前两天没有舍得喝，现在，心烦意乱，频频举杯，水喝多了，就要上厕所。前面四门考试没有去一次厕所，语文考试居然去了三次厕所。幸亏那时候监考不那么较真，跟老师打个招呼，自己就可以去了。俗话说：“懒牛上场，尿屎全堂。”这回算是应在自己身上了。

监考老师也看出了弯弯绕——这次，我居然又是第一排最前面的位子。那时的高考，管理比现在学生的随堂考试还要松懈。我们那个小教室，考生的位子就是小学生上课的座位，一个挨着一个，前后很挤。做好的卷子不遮不掩，赤条条的就摆在那儿。我周围的几个考生，只要眼睛不近视，若看着我的卷子抄，考个本科也是十拿九稳的。因为在前排，监考老师几乎是一直陪着我考试，看我的试卷。前面几门，我考得比较顺利。到考语文了，他也觉察到我有问题了，频频安慰我：别急，别急，还早！

不急，哪能不急哦。不过，急也没有用，最后一门考试就在慌乱无序、不知所以然的状态下，交卷了。留下的，是一辈子的遗憾和笑谈。

到家歇了一天，第二天去姐姐家，告诉她考试的情况，顺便也放松一下心情。

姐姐让我估计考分，之前我没想过，姐问起来，我掂量着说，大概330到350吧！其实觉得360分没问题，350分留了点小余地。

不记得多久了，分数通知到了，我拿到信的时候，手不由得有点发抖，不知道那个信封装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399.5分，居然。每一科，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知道了自己的分数，然后填志愿，据说是吸取了1977年高考的教训。因为，多年不考试，大家对自己的学习和考试能力早已失去了判断标准，考前填志愿，多了很多盲目性，给录取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这样，1978年的填志愿就改在拿到了分数之后。

志愿也是要到公社去填。一大早，就骑着车到了公社文教办公室。

接待的同志一问我的姓名，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啊呀，你那个分数太高啦，考得太好啦！随后，拿着一些表格说明书之类，把我带到机关食堂，说，这儿安静，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慢慢填吧。有什么问题，你就看说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填！

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见到世面的半径，不超过自行车一天行驶的路程；听到的，不超过高音喇叭介绍的内容，对大学，对高考录取，填什么志愿，报什么专业……两眼一抹黑！

没办法，刚才那位同志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想找人问都没办法问。其实，我估计他还是知道一点点，懂得一点点的，只不过事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怕承担责任，不愿意多事罢了。

“填报高考志愿须知”上说得明明白白，350分以上的考生，必须要填5个重点大学。于是，在参考材料上先找出5所学校，记得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第五所就记不确切了。

填南京大学，不仅仅因为她是江苏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我曾经是她的学生——函授生。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之后，又是“评水浒，批宋江”。大概为了紧跟形势，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我们县搞了一个函授教育。那一次，我在水利工地上，正是一身臭汗，饥肠辘辘的时候，大队工程员笑咪咪地找到我说：明天上午到三仓中学去开会！具体内容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从工地直接去了三仓中学，一打听，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函授教学，喜出望外。两个公社的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教室，满满当当。

第一位讲课的是孙述圻老师。孙老师个头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斯文气。到南大以后知道，孙老师是研究“六朝思想史”的专家，后来，专门给来南大的留学生讲课。一开口，不疾不徐，抑扬顿挫，妙语连珠，文采飞扬！那一次，算是长见识了，大学教授真是太厉害了，从此，对南大，对南大历史系有了一份向往。

这一次，几门考试中，历史分数又是最高的，于是南大历史系成为“第一志愿”中的第一志愿。其实，天地良心，心中第一想去的是中文系。怎奈，语文临场发挥一塌糊涂，只考了83分半，在四门文科成绩中是垫底的。而且，伤自尊的是，我们附近一个学校的代课教师唐足成，总分300分出头，语文居然是90分。我想，这么少的总分，语文居然这么高，可见，语文题不算难，城市考生们的高分不知道有多少。于是，求稳起见，只好把报中文系的雄心收起。等到了学校才知道，南大中文系语文成绩的单科录取线是75分，我这个分数上中文系是绰绰有余。

第二志愿是北大，然后是山大，复旦……

这个顺序后来成为同学和朋友们多年的笑料。

志愿填好之后的日子，是轻松而惬意的。天上的云朵，从来没有这么飘逸浪漫，树上的鸟儿，从来没有这么多情动听，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人，都笑得一朵花儿似的……

可惜，好日子不长。

陆陆续续，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周围的人们比我自己还关心录取情况：“有没有接到通知书啊？”“哪一天走啊？”“考上那个学校啦？”开始，还能笑对，编出各种理由应付过去。后来，自己也怀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卡住了，没戏了？

没办法，只能尽量呆在家里不出门。万一要出门，也是避开大家出门的高峰期，然后，找荒凉偏僻的小路，哪怕多绕好远。

到了10月初，我所知道的参加体检的，填了志愿的，所有的人都走了，甚至本县的师范生，也都去报到了。没有走的，也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周围的人也已经不再关心、不再询问我的结果了。

那一份煎熬，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有时候就想，不录取就不录取吧，好歹有个通知啊，死个明白行不行？不行！那时候，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死了这份心吧！！！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社员们一起挖条沟。下午两三点的光景，就听到远处似乎有人在喊我，抬头一看，就见生产队会计骑着自行车朝我飞驰而来，一边走一边喊：“你的通知书到了，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到了……”

一位同学说，他当年也是在劳动的时候拿到通知书的。通知书一到手，随即把手中的扁担抡圆了，扔得无影无踪。而我竟然丝毫没有人家那样的兴奋，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人心，似乎是在听别人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是一种怎样的压抑将我彼时彼刻变得那样的麻木？

我平静地把铁锹和泥担托付给邻居带回去，坐着会计的自行车，随他一起到生产队办公室办理迁移户口的证明，称了100多斤粮食，准备到粮管所去卖——卖掉生产队的口粮以后，才能转成城市食品的定量供应。

两天以后，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妹妹和一位邻居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30多里外的安丰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

神奇的大学梦想，至此才算真的做成了。

作者（右一）与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合影

arcadia 洛杉矶

2020年4月29日改定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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